昨天上课谈到电影理论中能指与所
指的问题，引发了我深入研究索绪尔原文的兴趣，结果发现电影理论中麦茨谈到的能指与所指，其实已经跟索绪尔原本发明这两个词的本意相去甚远，倒是跟后来的罗兰·巴尔特的第二语言系统关系密切，于是想聊聊这个话题。
首先要指出一个误区，在索绪尔的理论中，“所指”的意思绝不是指向一个“实体”，而仅仅只是一个“概念”。很多中国学者在这方面说错了，比如我看了一篇《汉语中的能指与所指》，作者说，我们写下“桌子”两个字，手指指着一张实际的桌子，“桌子”这两个字就是能指，那张实际的桌子就是所指。很多人（包括我）第一次接触能指所指这两个概念时，也是这样来理解的。但实际上这不是索绪尔的本意。索绪尔认为，语言系统是一种不指向外物的内在系统，它是人与人交流的工具，而不是人与物的媒介。能指是语言的音响形象，所指是语言的概念形象，能指与所指都是源于人的能力，而与外物没有关系。
这种能指与所指的划分，其实又是跟西方语言的特征相联系的。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谈过，英语（以及法语德语等）是从口语衍生出的文字，这种文字是表音而不表意的。学习英语的时候，老师常常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就是，英语会读就会写，会写就会读，对于学生来说，学习英语最难的恰恰是记住每个单词的意思，而不是记住这个单词。西方文字其实就是一个音响形象，而这个字所表示的意思，是约定俗成的。当我们说出一个单词或听到一个单词，脑中自然而然产生一个形象（概念），这其实就是能指和所指。
但放在中国汉字这里来，显然就不是这样了。象形文字与西方文字完全相反，它是表意形象而不是表音形象。中国的文字不是从口语中自然衍生出来的，而更
像是一种精英阶层记载重大事件的符号工具。所以我说中国古代，“语言”与“文字”其实是两个东西，而在西方二者则是一个东西（都是音响形象）。
学习汉字的人会有印象，在没有拼音之前，父母是一边读一个字，一边把那个字写出来给小孩看。我们一边说“zhuozi”，一边指着“桌子”这两个汉字给小孩看，通过这个过程，小孩学会了这两个字。
这个学习过程是很诡异的，教小孩说话和教小孩认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工作。我们要一边说“zhuozi”，一边指着一张真桌子，让小孩建立起“zhuozi”与真实桌子之间的联系；我们还要一边说“zhuozi”，一边指着“桌子”这两个汉字，让小孩建立起“zhuozi”与汉字“桌子”之间的联系；我们也要一边指着“桌子”的汉字，一边指着一张真实的桌子，让小孩建立起汉字“桌子”与真实桌子之间的联系。
如果一定要套用索绪尔的能指所指概念，中国汉字其实是有三层结构的。口语（zhuozi）与文字的关系中，我们的口语是能指，而文字是所指；而文字与概念的关系中，文字是能指，而概念是所指。而这其实已经脱离了索绪尔所讨论的能指与所指的范畴，而进入罗兰·巴尔特的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的范畴里了。
实际上麦茨的电影符号学是直接来自于巴尔特而不是索绪尔，因为索绪尔的能指仅仅是音响形象，而电影的画面显然是视觉形象而不是音响形象。巴尔特发展了索绪尔的理论，认为能指不仅仅是音响形象，任何通过我们感官可以把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都可以成为能指；而所指则依然采取索绪尔的定义，是符号使用主体内心的概念形象。
这里所谓“我们感官可以把握的符号的物质形式”，就包括声音，颜色，触觉，味道，气味，形状等等。巴尔特举例说，一个男人抱着一束玫瑰花走向一个女人，这里的“一束玫瑰花”事实上就成了一个“能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