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内容梗概

内容梗概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海报

1948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为了配合工人运动，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云峰命甫志高建立沙坪书店，作为地下党的备用联络站。甫志高为了表现自己，不顾联络站的保密性质，擅自扩大书店规模，销售进步书刊。

一天，区委书记江姐要去华蓥山根据地，甫志高到码头为江姐送行，江姐嘱咐他要注意隐蔽，他嘴上答应，心里却不以为然。江姐到离根据地不远的一座县城时，发现自己的丈夫、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的人头被高挂城头。见到纵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后，她忍住悲痛，坚决要求到丈夫生前战斗的地方工作。

甫志高又自作主张吸收一名叫郑克昌的青年入店工作，许云峰知道情况后大吃一惊，几经分析发现郑克昌行迹可疑，便让甫志高通知所有人员迅速转移。甫志高却根本不听劝告，反认为许云峰嫉妒自己的工作成绩，结果被捕并成了可耻的叛徒。由于他的告密，许云峰、成岗、余新江和刘思扬等人很快相继被捕。特务头子徐鹏飞得意忘形，妄图借此将重庆地下党一网打尽。然而，他使尽各种伎俩，都没能从许云峰等人身上得到任何所需的东西。凶残的敌人为了得到口供，疯狂地折磨政治犯。他们给犯人食用霉烂的食物，而且在炎热的夏天限制饮水数量，妄图用炎热、蚊虫、饥饿和干渴动摇革命者的意志。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狱中难友趁放风时在墙角挖出一眼泉水，在保护泉水的斗争中，龙光华英勇牺牲，全狱难友绝食抗议敌人的暴行，敌人不得不妥协让步。

叛徒甫志高带领特务窜到乡下，江姐不幸被捕，关押在渣滓洞里。在狱中，她受尽了折磨，凶残的敌人把竹签钉进了她的十指。面对毒刑，她傲然宣告：“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秋去冬来，转眼到了年底。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国民党当局在受到沉重打击后开始放出和谈空气。阴历年三十，渣滓洞全体难友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联欢会。更令人高兴的是，地下党派人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敌人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假意释放了一些政治犯，来自资本家家庭的共产党员刘思扬是其中之一。在他被送回刘公馆的第二天夜里，一个自称姓朱的人潜入刘家，说他受区委书记李敬原的委派，前来了解刘思扬在狱中的表现，并要他详细汇报狱中地下党的情况。正当刘思扬对此人怀疑时，李敬原派人送来情报，揭穿了这个伪装特务郑克昌的真面目。刘思扬来不及转移，又被抓起来关进另一所监狱“白公馆”。郑克昌在诱骗刘思扬失败后，又伪装成同情革命的记者高邦晋打入渣滓洞，他妄图通过苦肉计刺探狱中地下党的秘密。余新江等人识破了他的伪装，并借敌人之手除掉了这个阴险的特务。

解放军日益逼近重庆，地下党准备组织狱中暴动。在白公馆装疯多年的共产党员华子良与狱中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同时，关在地窖中的许云峰用手指和铁镣挖出了一条秘密通道。当解放军攻入四川，即将解放重庆的时候，徐鹏飞等狗急跳墙，提前秘密杀害了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人。就在许云峰等人被害的当天晚上，渣滓洞和白公馆同时举行了暴动。刘思扬等一些同志牺牲了，但更多的同志终于冲出了魔窟，伴随着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去迎接黎明时分灿烂的曙光！

精彩导读：抗战胜利纪功碑，隐没在灰蒙蒙的雾海里，长江、嘉陵江汇合处的山城，被浓云迷雾笼罩着。这个阴沉沉的早晨，把人们带进了动荡年代里的又一个年头。
　　在这变态繁荣的市区里，尽管天色是如此晦暗，元旦的街头，还是照例挤满了行人。
　　“卖报，卖报！《中央日报》！《和平日报》……”
　　赤脚的报童，在雾气里边跑边喊：“看1948年中国往何处去？……看美国原子弹军事演习，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卖报声里，忽然喊出这么一句：“看警备司令部命令！新年期间，禁止放爆竹，禁止放焰火，严防火警！”
　　在川流不息的人海里，一个匆忙走着的青年，忽然听到“火警！”的叫喊声，当他转过头来看时，报童已经不见了，只是在人丛中传来渐远渐弱的喊声：
　　“快看本市新闻，公教人员困年关，全家服毒，留下万言绝命书……”
　　这个匆忙走着的青年，便是余新江。今天，他没有穿工人服，茁壮的身上，换了一套干干净净的蓝布中山装，浓黑的眉下，深嵌着一对直视一切的眼睛。他不过二十几岁，可是神情分外庄重，比同样年纪的小伙子，显得精干而沉着。听了报童的喊声，他的眉头微微聚缩了一下，更加放快脚步，两条颇长的胳臂，急促地前后摆动着，衣袖擦着衣襟，有节奏地索索发响。不知是走热了，还是为了方便，他把稍长一点的袖口，挽在胳臂上，露出了一长截黝黑的手腕和长满茧巴的大手。
　　穿过这乱哄哄的街头，他一再让过喷着黑烟尾巴的公共汽车。这种破旧的柴油车，轧轧地颠簸着，发出刺耳的噪音，加上兜售美国剩余物资的小贩和地摊上的叫卖声，仓仓皇皇的人力车夫的喊叫声和满街行人的喧嚣声，使节日的街头，变成了上下翻滚的一锅粥。
　　余新江心里有事，急促地走着。可是，满街光怪陆离的景色，不断地闯进他的眼帘。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商场、银行、餐馆、舞厅、职业介绍所和生意畸形的兴隆的拍卖行，全都张灯结彩，高悬着“庆祝元旦”“恭贺新禧”之类的大字装饰。不知是哪一家别出心裁的商行带头，今年又出现了往年未曾有过的新花样：一条条用崭新的万元大钞接连成的长长彩带，居然代替了红绿彩绸，从雾气弥漫的一座座高楼顶上垂悬下来。有些地方甚至用才出笼的十万元大钞，来代替万元钞票，仿佛有意欢迎即将问世的百万元钞票的出台。也许商人算过账，钞票比红绿彩绸更便宜些？可惜十万元钞票的纸张和印刷，并不比万元的更大、更好，反而因为它的色彩模糊，倒不如万元的那样引人注目。微风过处，这些用“法币”做成的彩带满空飞舞，哗哗作响。这种奇特景象似乎并不犯忌，所以不像燃放爆竹和焰火那样，被官方明令禁止。
　　余新江不屑去看更多的花样，任那些“新年大贱卖，不顾血本！”“买一送一，忍痛牺牲！”的大字招贴，在凛冽的寒风中抖索。谁都知道，那些招贴贴出之前，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标签上都增加了个“0”；而且，那些招贴的后面，谁知道隐藏着多少垂死挣扎、濒于破产的苦脸？
　　几声拖长的汽车喇叭，惊动了满街行人，也惊散了一群抢夺烟蒂的流浪儿童。这时，纪功碑顶上的广播喇叭里，一个女人的颤音，正在播唱：“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余新江不经意地回头，只见一辆白色的警备车，飞快地驶过街心，后面紧跟着几辆同样飞驰的流线型轿车。轿车上插着星条旗，涂有显眼的中国字：“美国新闻处”。这些轿车，由全副武装的军警用警备车开路，驶向胜利大厦，去参加市政当局为“盟邦”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余新江冷眼望着一辆辆快速驶过身边的汽车，仿佛从车窗里看见了那些常到兵工厂去的美国人。这时，他忽然发现，最后一辆汽车高翘着的屁股上，被贴上了一张大字标语：“美国佬滚出中国去！”
　　“呸！”余新江向那汽车碾过的地方，狠狠地吐了一口痰，然后穿过闹市，继续朝前走。
　　他沉着地转过几条街，确信身后没有盯梢的“尾巴”，便向大川银行5号宿舍径直走去。这里是邻近市中心的住宅区，路边栽满树木，十分幽静，新年里街道上也很少行人。他伸手按按电铃，等了不久，黑漆大门缓缓地开了。一个穿藏青色哔叽西服的中年人，披了件大衣出现在门口。见了余新江，微微点头，让进去。关门以前，又习惯地望了望街头的动静。看得出来，这是个在复杂环境里生活惯了的人。
　　小小的客厅，经过细心布置，显得很整洁。小圆桌铺上了台布，添了瓶盛开的腊梅，吐着幽香；一些彩色贺年片和几碟糖果，点缀着新年气氛。壁上挂的单条，除原来的几幅外，又加了一轴徐悲鸿画的骏马。火盆里通红的炭火，驱走了寒气，整个房间暖融融的。这地方，不如工人简陋的棚户那样，叫余新江感到舒畅自由，但他也没有过多的反感。斗争是复杂的，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者，必须保护组织和自己，工作的需要，寓所的主人甫志高当然可以用这种生活方式来做掩护。余新江走向靠近窗口的一张半新的沙发，同时告诉主人说：
　　“老许叫我来找你。”
　　“是啊，昨晚上看见对岸工厂区起了火，我就在想……”甫志高挂好了大衣，一边说话，一边殷勤地泡茶。“你喜欢龙井还是香片？”
　　“都一样。”余新江不在意地回答着：“我喝惯了冷水。”
　　“不！同志们到了我这里，要实行共产主义，有福同享！”
　　甫志高笑着，把茶碗递到茶几上。他注视着对方深陷的眼眶，轻轻地拍拍他的肩头：“小余，一夜未睡吧？到底是怎样起火的？”
　　甫志高是地下党沙磁区委委员，负责经济工作。他关心和急切地询问工厂的情况，却使余新江心里分外难受。小余仿佛又看见了那场炽热的大火，在眼前哔哔剥剥地燃烧，成片的茅棚，被火焰吞没，熊熊的烈焰，映红了半边天。他一时没有回答，激动地端起茶碗，大口地呷着，像是十分口渴似的。
　　“别着急！”甫志高流露出一种早就胸有成竹的神情，宽解地说：“工人生活上的困难，总可以设法解决的。老许的意思，需要多少钱？”
　　甫志高停了一下，又关切地问：“你看报了吗？说是工人不慎失火！”他顺手拿起一张《中央日报》，指了指一条小标题，又把报纸丢开，“我看这里边另有文章！你说呢？小余。”

编辑本段人物介绍

人物原型（部分）

江雪琴——江竹筠（即江姐）

孙明霞——曾紫霞（1949年8月被营救出狱）

李青竹——李青林

许云峰——许建业

齐晓轩——许晓轩

余新江——余祖胜

彭松涛——彭咏梧

刘思扬——刘国鋕

龙光华——龙光章

黄以声——黄显声

陈松林——陈柏林

蓝胡子——蓝蒂裕

老大哥——唐虚谷

丁长发——丁地平

华子良——韩子栋（1947年8月18日成功越狱，唯一越狱成功的革命志士）

老石同志——王璞

成岗——陈然

胡浩——宣灏

小萝卜头—宋振中（1949年9月6日与父亲宋绮云烈士、母亲徐林侠烈士一起在重庆松林坡遇难）

双枪老太婆--刘隆华、陈联诗、邓惠中（烈士，1949年11月27日和次子邓诚烈士同时牺牲于渣滓洞监狱）

“监狱之花”的原型：第一个是王璞烈士（1948年9月在组织华蒙山武装起义时牺牲）的妻子左绍英烈士，被捕后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狱中生下“监狱之花”卓娅； 第二个是中共龙市妇女支部书记彭灿碧烈士，被捕后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狱中生下“监狱之花”苏菲娅。左绍英、彭灿碧及其她们的“监狱之花”在重庆“11.27”大屠杀中同时殉难于渣滓洞。

叛徒甫志高原型人物：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涂孝文等

大特务徐鹏飞原型人物：徐远举

渣滓洞看守长“猩猩”原型人物：李岩

白公馆看守长“猫头鹰”原型人物：杨进兴

特务黎纪纲----曾纪纲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在重庆秘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

渣滓洞仅有15人脱险成功：肖钟鼎、刘德彬、孙重、傅伯雍、周洪礼、张泽厚、杨纯亮、陈化纯、杨培基、刘翰钦、周仁极、杨同生、钟林、李泽海、盛国玉（女）。

白公馆仅有19人脱险成功（谭模被提出枪杀，身中三枪未死，他从尸坑中挣扎出来顺利脱险，加上他一共是20人）：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风、段文明、贺奉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王国源、李荫枫、郭德贤（女）、郭小波、郭小可、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

编辑本段点评鉴赏

  电影《烈火中永生》剧照(许云峰与江姐)

红岩，这一史诗般的称号，是重庆的光荣象征。

《红岩》这一神品般的小说，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品质最高度的概括。红岩精神，是革命先烈坚持真理、改造社会的人生伟大实践；是革命先辈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是我们改革开放发展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红岩》小说中的很多素材都是取自真人真事。我们不能否认，艺术的东西有些可能要比生活的真实更完美一些，但当真实地接触白公馆、渣滓洞革命先烈斗争史实材料时，不能不承认没有夸大的真实很多时候要比加工过的艺术更具冲击力量。

小说《红岩》中那个形象高大完美的共产党人许云峰，主要是根据许建业的原型塑造出来的。许建业的社会职业是志诚公司的会计，代名杨清，1921年生，四川邻水人。真实身份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小说中和许建业碰头的那个人叫李敬原，这个人物是虚构的，究竟是谁和许建业碰头，已无从查考。

出卖许建业的人，不是甫志高，而是任达哉。许建业被捕之后，他关心在志诚公司宿舍床下的那个皮箱，里边放着党的机密文件。看守许建业的特务叫陈远德，他以同情心骗取了许建业对他的信任。许建业给地下党员刘德惠写了一封信，叮嘱他把皮箱中的秘密文件销毁。此信许建业让陈远德送去。他万没想到，口蜜腹剑的陈远德把信交到了徐远举手里。特务根据许建业的信，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那个皮箱，里边装有十八名党员的入党申请书和自传材料。于是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捕。事情被许建业知道后，愤怒、悲痛、懊悔一齐向他袭来，他知道自己为党造成了巨大损失，曾三次撞墙自杀未遂。

陈远德因诱骗有功，由上士提升为少尉。后到军统广安县华蓥山组任少尉文书。解放后参加西南人民救国军川东北军总指挥部，1950年被人民政府镇压。

许建业虽是许云峰的原型，但又不等于是许云峰。许建业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的确是非常突出的，但考虑到许建业的过失，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较大程度的虚构，把其他烈士的一些事迹也移植到他的身上。

如《红岩》中，徐鹏飞宴请许云峰一节，出席作陪的有朱介、沈养斋（即《红岩》中的周养浩等人），实际上徐远举没请过许建业，但周养浩却宴请过另外两位革命烈士——罗世文和车耀先。上边的情节就是由这次宴请演化而来。罗世文和车耀先是1940年3月18日被捕的，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1946年8月18日在歌乐山松林坡被特务用绳索勒死，然后焚尸灭迹。在许云峰这个形象身上，可以找到罗世文、车耀先两位烈士的影子。

小说《红岩》中，许云峰曾在地牢里创造了一个奇迹：把地牢挖穿了。许云峰牺牲后，白公馆的难友们就顺着他生前挖的秘密通道，逃出了虎口。

  根据小说改编的连环画

事实上，许建业没有挖穿地牢，挖穿地牢的人则是韦德福。韦德福原来是国民党员、军统特务，他的任务是检查《新华日报》。检查信件时，一些向往革命、向往延安的热血青年的信使他深受感动，遂萌生了参加共产党的念头。1947年，他参加重庆市大、中学校成立的“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后来被捕。在牢房里，他发现一处石头松动，便搬开石头，发现下面是绝壁深涧。一天夜里，韦德福从地牢里爬了出去，跑过第二道警戒线，就被抓了回来。1948年7月29日，在许建业牺牲后的第七天，在松林坡韦德福被特务杨进兴杀死。

为塑造好许云峰的形象，把韦德福挖地牢的情节也移植了过去。

在《红岩》中，许云峰就义时，重庆即将解放，已经能够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实际上，许建业牺牲的时间是1948年7月22日，距重庆解放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但许建业当时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小说中许云峰却是一样壮烈的。

和许建业一起就义的还有李大荣。李大荣是1921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敌人把他们押在大卡车上，在市区转一圈，用意是抖一抖反革命的威风，煞煞革命者的志气。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许建业和李大荣高唱起《国际歌》，高呼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

许建业和李大荣被敌人枪杀在大坪刑场，那一年许建业二十八岁。

许建业遇难的消息传到狱中，难友们非常悲痛，被关押在白公馆的许晓轩，为小说中的许云峰，写下了祭奠英烈的七律一首：“噩耗传来入禁宫，悲伤切齿众心同。文山大节垂青史，叶挺孤忠有古风。十次苦刑犹骂贼，从容就义气如虹。临危慷慨高歌日，争睹英雄万巷空。”

众所周知，《红岩》中华子良，就是现实中的韩子栋。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保存的历史档案资料中，我们发现从1939年到1949年这十年间，他是唯一一个从被关押期间逃走的传奇式人物。

韩子栋，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人，1908年出生，1932年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1933年1月入党。韩子栋入党后，根据党的指示，打入敌人内部做情报工作。1934年，因叛徒的出卖他不幸被捕。经过多次交锋后，他发现特务机关没有抓到他的任何证据，更加坚定了不暴露真实身份的信念。他在北平、南京、汉口、益阳、息烽、重庆等地坐过牢。1940年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军委书记车耀先被捕后，在狱中韩子栋认识了他俩，并在罗、车的领导下，进行狱中斗争。小说中，罗世文、车耀先牺牲那天，让华子良陪斩。枪声一响，华子良一下子吓疯了。实际上，韩子栋并不是利用假枪毙的机会装疯的，罗、车二人是被秘密杀害的，并没有让韩子栋去陪斩。

韩子栋在狱中不认识许建业、江竹筠，那时他们还没有被捕。韩子栋倒是和许晓轩、小萝卜头和小萝卜头的母亲徐林侠有联系。他出逃前，徐林侠怕他路上带东西不方便，就以缝枕头的名义给他缝个口袋，让小萝卜头悄悄送给他。

韩子栋那时还不是“疯老头”，他只有三十八岁。1947年8月18日，他和特务出白公馆，来到磁器口。特务在派出所所长胡为祥家打麻将，乘他们大意之机，韩子栋渡过嘉陵江逃走了。

过河钱本是八千元，他付了一万元。过江后，他走小路奔万县，奔宜昌，后来到了许昌，找到一个叫郑大发子的人，他当年狱中的难友。在那里干了一段杂工。从许昌他北上过郑州、过黄河，到了解放区，一共走了四十五天。

韩子栋在解放军的护送下到了中央组织部。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中组部递交了关于自己入狱及脱险经过的报告，经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解放后，他历任中央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1958年调贵州，任贵阳市委副书记、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终年84岁。

小说中双枪老太婆是虚构的，但当时华蓥山游击队中确实有一位枪法如神的中年妇女叫邓惠中。《红岩》的作者之一杨益言曾列举了三位女同志的名字，作为双枪老太婆这个形象的原型，其中有一位是邓惠中，另两位是刘隆华和陈联诗。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都参加和指挥了农村武装斗争，但邓惠中后来不幸牺牲了，刘、陈二人都坚持到了革命胜利。

邓惠中的丈夫不是那位叫华子良的韩子栋，而是叫邓福谦，1934年入党，1937年他去了延安。邓福谦走后，邓惠中与邓福谦介绍的几个地下党员认识，于1938年入党，并担任岳池县妇女特支书记。邓惠中有二子一女，二儿子邓诚，即小说中的华为，入党后成为党内交通员，大儿子和女儿也锻炼得非常坚强。1948年，邓惠中主持建立了中共西南民主联军华蓥山济南纵队，有武装队员四百余名，她成了名副其实的纵队司令。

不幸武装起义失利，1948年8月2日，邓惠中潜回家中，被追踪而至的清乡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二儿子邓诚、女儿及未婚儿媳。她在狱中经受了残酷的刑罚折磨，吊打、竹筷子夹手指、猪毛穿乳头、灌辣椒水等，但她始终严守党的秘密。1949年11月27日夜里，邓惠中和邓诚母子同时牺牲在渣滓洞。

小说《红岩》中，多次提到老石同志，他是重庆地下党方面的最高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川东临委书记兼上川东地委书记，他领导着上川东地委、下川东地委和重庆市委的党的工作。他有一个化名叫石果，党内的同志认为他姓石，敌人也认为他姓石，但他的真实姓名却是叫王璞。王璞是湖南韶山人，和毛泽东是同乡，他前进的路上是否与毛泽东个人有联系，无资料可查考。1938年10月，他出任湘乡县委委员兼韶山区委书记，1942年初，王璞担任重庆市委领导，多在北碚、合川、铜梁、邻水等地活动。不久，经组织批准，他和共产党员左绍英组成一个商人家庭，左绍英对外是老板娘兼总管，党内是王璞的交通联络员。王璞在韶山有个妻子叫贺建修，生有一女。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1939年他们分别后，夫妻从此永别。

王璞和左绍英结婚时生活很困难，连被子都是彭咏梧和江竹筠送去的。左绍英原来是一名纱厂的女工，由王介绍入党。左绍英原先住重庆，拉扯两个孩子，身上又怀了孕。《挺进报》事件发生后，王璞成了特务的重点追捕对象，于是左撤离重庆，到合川乡下堂兄家隐蔽起来。

王璞是被他的副手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出卖的，他供出了王璞在广安县城的住址。1948年7月4日，敌人赶到广安，没抓住王璞，却抓住了他的主要助手——上川东地委委员兼广安县县委书记骆安靖。骆安靖经不住肉体的折磨，当了叛徒。

而此时，王璞正在渠河两岸，华蓥山西侧、嘉陵江以北地区发动五省联合大起义，组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曾霖任纵队司令，王璞兼任纵队政委。

1948年9月初，王璞随第四支队活动，在岳池县石盘乡木瓜寨，被敌人包围，他负伤了。在转移途中，因流血过多，不幸牺牲。同志们把他的遗体安放在一个山洞里，被敌人发现，敌人割下王璞的头，悬在树上“示众”三天。三天后，烈士的头颅不翼而飞。原来是有人冒着生命危险把它取下来，安葬在一棵槐树下。

王璞的妻子左绍英转移到乡下，因为他堂兄酒后失言，暴露了左绍英的身份，1948年9月9日被捕。这时她已怀孕七个多月了，敌人把她关进重庆的渣滓洞。在狱中左绍英生下一个女儿，同志们给这个小女孩取名为“监狱之花”。所以，在《红岩》小说中写道：“监狱之花”这个名字是许云峰给起的，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大雷雨之夜，她的父亲被敌人枪杀了。

在《红岩》小说的第二章，因为幼稚的陈松林受骗上当，为特务郑克昌、黎纪纲留下破绽，导致甫志高被捕、叛变。而在真实的生活中，陈松林叫陈柏林，1948年他仅有十七岁，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开的书店，在民生路上，书店名叫文城出版社。

特务郑克昌的真实姓名叫李克昌，是保密局重庆站的一个组长；黎纪纲的真实姓名叫曾纪纲，他是李克昌手下的一个特务。小说中的甫志高，是众多叛徒的典型形象，是众多叛徒的集中体现，不能简单地说是哪一个人。

由于陈柏林的大意，被捕的那个“甫志高”叫任达哉，他是在1948年4月1日下午3点，在红球坝和陈柏林一起被捕的。陈柏林虽然年轻，但他经受住了酷刑的考验，用意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而任达哉却当了叛徒，他供出了重庆市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杨清”，即许建业。任达哉背景复杂，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当工人，参加过我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后来又认识了特务李克昌，做了军统的通信员，因无甚成绩，军统又抛弃了他。1947年，任达哉隐瞒历史，加入地下党组织，在许建业的领导下工作。

他背叛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他原来就是李克昌的部下，就是特务。李克昌抓住了他，他不背叛革命那是不可能的。由于任达哉的叛变，1948年4月4日，许建业被捕。

4月6日上午，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从南岸牛奶场住地来到临江路宽仁医院，看望住院生儿子的妻子严炯涛后，和江津县委的涂绪勋来找许建业。刘一进门，便遭到特务扣押。随后的涂绪勋见势不对，主动问特务：“我有几只轮胎，是否可以在这里抵押。”特务误认他是生意人，叫他“滚开”了。

刘国定又名刘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人，1938年入党。刘国定向敌人交代出达县大竹武装起义失败后疏散来重庆的李忠良。4月8日李忠良被捕，他向敌人供出地下党员刘国定，指认一起被捕的余天即是达县大竹起义后被通缉的邓兴丰和与邓兴丰有关的重庆银行的余永安。余永安叛变后，又交代和指认出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冉益智也背叛了革命，确认了没有暴露全部身份的刘国定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交代了一大批地下党员名单。

冉益智，本名冉启熙，1910年生，四川酉阳人，1936年参加国民党，1938年参加共产党，历任合川县委、北碚、万县中心县委宣传、组织部长、县委书记，1947年10月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分管学运工作。

刘国定被捕后，冉益智和市委常委肖泽宽、李维嘉曾多次碰头，分析刘国定、许建业被捕后的态势和应急措施。约定在17日上午三人在中山路北碚图书馆、北碚公园门口接头。但是冉益智没有想到在去接头途中被捕。

12点过去了，冉益智还没有出现，警惕性极高的肖泽宽和李维嘉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立刻分散转移了。

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革命后，肖泽宽和李维嘉成为川东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上级党组织任命肖泽宽为川东特委书记，继续领导对敌斗争。1949年4月，考虑到安全问题，党组织又将肖泽宽调离重庆，经香港转解放区。

刘国定向敌人交代的有：一、四川省委、川东临委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名单；二、川西工委负责人华健在重庆的联系接头地点；三、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后人员转移情况；四、《挺进报》特支的刘镕铸、陈然、蒋一苇、王诗维及“电台”支部的程途、成善谋、张永昌；五、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和妻子熊咏晖及罗广斌、沙汀、彭咏梧、江竹筠、黄绍辉、刘国定；六、丰都、石柱、云阳、宜昌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情况；等等。

刘国定和冉益智为邀功请赏，竟然争相向敌人出卖同志，亲自带领特务去抓捕地下党员。冉益智带领特务到万县，抓捕了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涂孝文又叛变出卖了包括江竹筠在内的几十名共产党员。

同时，冉益智还向特务交代了川西地下党组织的情况，他参加“川西特侦组”配合特务在成都将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和委员华健抓捕。蒲华辅叛变出卖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秘密党员韩子重和他自己的妻子郭德贤。

郭德贤1924年生，四川云阳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蒲华辅出卖她后，敌人到家逮捕她，趁敌人未进屋时，她烧掉了自己保管的党的文件，并及时托人给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同志送了信，使马识途得以脱离，保卫了党的机密，保护了组织和同志。

郭德贤被捕后，被囚在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中，她与后来《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等人一起突围。在突围中，她丢了女儿，后来在《大公报》上作广告，方才把女儿找回，女儿小波很有出息，现任天津市冶金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解放后，马识途多次证明郭德贤是位好同志，立场坚定，掩护了组织，保护了同志。但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组织对郭德贤仍然不公，因为她的丈夫是四川地下党的最大叛徒，迟迟没有恢复她的党籍，直到1983年，中共重庆市委才恢复了郭德贤的党籍，党龄从1939年8月算起。

当冉益智进一步出卖地下党组织时，刘国定也不甘示弱，他向特务机关交代了比冉益智更有分量的情况：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人钱瑛的地址。当时四川地下党组织属于上海局领导，钱瑛具体负责四川、湖北地下党的工作。刘国定亲自带领特务到上海抓捕钱瑛，因钱瑛已经转移到香港而扑空。在南京，逮捕了未转移的华德芳、陆自诚、刘寒松、傅罗、李家桢、陈丽金等人。

根据刘国定提供的情况，特务在广安逮捕了下川东第五工委书记骆安靖。骆安靖在刘国定的劝诱下，背叛了革命，他向特务交代了第五工委的委员和下属的两个特支及七名党员。

李文祥是重庆城区区委书记，1939年入党，他也是被刘国定出卖的，由于意志不坚定，在狱中他成了革命的叛徒。当李文祥背叛革命时，他的妻子熊咏辉还和江姐一起关在渣滓洞的女牢里，她在狱中表现得非常坚强。当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成了叛徒，她痛苦极了。思来想去，她给难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他是他，我是我，既然他已叛变，我就和他一刀两断，是真是假今后难友们看我的表现。”

她的态度赢得了难友们的同情、支持和鼓励。

叛徒终归是没有好下场的。重庆解放前夕冉益智回北碚黄桷镇82号匿居。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到江北一位朋友家住下，以便进城活动。1949年12月18日，冉益智在大同路德胜戏院门口，碰上了向人民政府自首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前区长李修凯，李将冉扭送魁星楼警备部队执勤战士处。12月27日，红岩烈士牺牲一个月后，他被正式逮捕。1951年1月19日，重庆市人民法院对冉益智判处死刑。刑前，冉要求将其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

1950年1月16日，刘国定向成都军管会公安处自首，1月28日逮捕，1951年1月被判处死刑。

第一个背叛革命的任达哉和出卖江姐的涂孝文，以及出卖了自己妻子的蒲华辅也没有好下场。任达哉是在1949年“11·27”大惨案中，被特务杀死了。1949年10月28日，和陈然一道被特务杀死的十人中，有三个是叛徒，他们是涂孝文、蒲华辅、袁儒杰。在押上卡车的时候，陈然对涂孝文说：“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可以用死来赎罪了。你要表现得英勇一点，也算你曾经加入过共产党。”

涂孝文动了动嘴唇，没有说话，但他还是重重地点了两下头。在向刑场驶去的路上，陈然带头唱起了《国际歌》，在这歌声中也有叛徒涂孝文微弱的声音。

《红岩》中出卖刘思扬的叛徒李忠良，解放后混入巴县惠明乡辅仁中学当老师，1950年4月被逮捕，1951年2月被判处死刑。叛徒骆安靖是被刘国定出卖的。解放后，骆混进南开中学当了政治教员，195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53年改判无期徒刑，后改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在江北区一家蔬菜商店工作。叛徒李文祥被特务机关授予上尉军衔，参加特务工作，1951年2月，被重庆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由于叛徒的出卖，川东地下党组织遭到空前的大破坏。因《挺进报》被敌人破获而受到的重创中，有一百三十三人被捕，其中：重庆被捕六十七人、上下川东四十一人，川康十七人，上海、南京八人。一百三十三人中，被杀害的五十三人，被秘密杀害的三十五人，释放和“11·27”大屠杀中脱险的二十五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杀害的四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的八人。

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因为出了一群大大小小的“甫志高”，出了一个“甫志高小集团”，如果按小说《红岩》所说，仅有一个叛徒甫志高的话，川东地下党组织不可能受到这样空前的破坏。如果叛徒不是地下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而是基层的普通党员干部，损失也会相应减少。狱中的同志，面对地下党领导人的变节、投降，以及地下党组织所遭受的大破坏，他们既震惊、又愤恨和无比悲痛。

革命者梦寐以求的新中国，自己没有看到，在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候，却饮弹身亡，走向黄泉。他们每一个人都按捺不住悲愤的心情，有多少话要向党说出来。在狱中，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以真诚的态度，开始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方面进行回顾和总结。

“11·27”惨案越狱之后，罗广斌这个从大屠杀中脱险的生者，拿起笔，把那些死者生前强烈的要求，真诚的希望，带血的嘱托写成了一份二万多字的报告，交给了党组织。

在这份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罗广斌含着泪水，代表狱中那些死去的难友，向党组织提出了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八条意见：一、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这是革命烈士血和泪的嘱托，这是革命烈士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体现，这是革命烈士在生命最后一刻所发出的强烈呼喊，这是我们在发展建设中不能忘记的警示。

革命胜利了，不可能再出现屠刀、皮鞭下的叛徒，但是和平时期，一些党员会不会在金钱面前，在美女面前，在权力面前背叛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呢？尤其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如果在这方面做了党的叛徒，他的破坏性丝毫不亚于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之流叛党所带来的损失——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这样做了，他将多少原是共产党员的领导干部带进了监狱？原襄樊市委书记这样做了，他不是也将七十四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带进了牢房吗？

这一点值得执政党深思！值得每一位党员深思！

编辑本段成就与影响

作品一经面世，立即引起轰动，先后被改编成电影《烈火中永生》和豫剧《江姐》等，从1961年出版至今51次再版，发行800多万册，是发行量最大的小说；同时，被译成多国文字发行。该书被中宣部、文化部、团中央命名为百部爱国主义教科书。[1]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罗广斌同志

作者车承友，笔名罗广斌、杨益言。作者既不姓罗，也不姓杨。罗广斌和杨益言是小说素材提供者之一。

罗广斌（1924—1967年），重庆忠县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运工作，并利用其家庭关系进行统战和策反工作。1948年9月因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囚于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狱中坚持斗争，拒绝其兄罗广文（蒋介石嫡系，国民党第15兵团司令）的保释，宁愿坐牢，也不写悔过书，和难友一起秘密制作五星红旗，迎接解放。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策反看守杨钦典，带领难友集体越狱成功。解放后历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市统战部长、市文联作协会员等职，积极从事宣传烈士革命事迹的工作，是《红岩》小说主创人之一。1967年被诬为叛徒，迫害致死。

杨益言（1925—?），四川武胜县人；1940年在同济大学读书，后因在上海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48年8月被捕，囚禁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重庆解放前夕被营救出狱。解放后在重庆市委工作，先后 任科长、办公室主任、常委等职。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四川省重庆文联专业作家。1979年出席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1980年曾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看望杨益言(中)

主席。

小说《红岩》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并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内外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巨大声誉，“文革”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作者亦备受摧残，“文革”结束后小说重新出版发行。

编辑本段其他

历史背景

解放战争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前推进，反革命的最后堡垒重庆正处于全面包围之中，盘踞在这里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垂死的挣扎，而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的共产党员则同他们展开了一场胜利前光明与黑暗的殊死搏斗。

为了表现这种在全局上我们处于绝对优势而在局部处于暂时劣势的局面，作者将笔触从渣滓洞、白公馆伸展开去，把震撼人心的狱中斗争、城市地下党的活动和学生运动以及农村的武装斗争这三条线索交织成一个整体，描绘了重庆解放前夕革命者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最后一幕，从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的斗争形势和时代风貌。

名称由来

中美技术合作所就是在红岩，离那里不远的地方是抗日战争时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要投奔延安的青年如果不熟悉红岩的话，很容易被特务引到监狱里面。后来办事处撤走了，监狱还是用来关押政治犯人。

当然，作家用红岩来形容还是有自己的寓意的——红是革命的颜色，岩石又是非常坚硬的物质；而革命者在狱中也坚持斗争，坚韧不拔。所以理解成红色的岩石也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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