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sson 1 Brief Introduction of Translation Standard in China and Abroad 1 Translation history in China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规模的外来文化的传八：第一次是公元一世纪到九世纪印度佛教的传入，第二次是明中叶到清初西方自然科学的传入（开始主要是以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传入的西方文明），第三次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全面传播，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八。这三次外来文化的传入中国，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时代背景的差异以及传入的方式和性质的不同，而在中国发生了不同的作用。 1．1佛经翻译家
（1） 娄迦谶
娄迦谶，简称支谶西域大月支国人。生卒不详。东汉桓帝末年（公元167年），从月支国东渡洛阳。在灵帝光和、中平（公元178——189年）间，住洛阳翻译讲经。他比安世高稍晚些。
支谶的操行淳厚深沉，性格开朗敏捷，出家后，在学佛过程中，严禀法度戒律，以精勤着于世。他博闻强记，讽诵群经，志在宣扬佛法，不辞万里来到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洛阳。
支谶在洛阳译经十分勤奋，前后共译经十四部、二十七卷。这些佛经中，最主要的有二部，《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都是在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年）一年中译出的。原本都是由竺朔佛从西域传来。这两部佛经由支谶口译，河南洛阳孟福（字元士）、张莲（字少安）笔受。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于佛寺中校定。
支谶通晓汉语，在译经中，他主张朴实中肯，不加修饰。但有些梵文不能用汉语对译时，他就用原音译起来。所以，诵读时，佛徒们深感难懂真意；而佛学者研究这些佛经时，认为文字的表达和内容的真实性，都有问题，错误严重，当时，从译经的发展眼光来说，不无正确，但在当时能够将经译出，并得以传播和学习，其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了。 支娄迦谶所译佛经，与安世高所译佛经恰恰相反，几乎全是属于大乘佛经。支谶是大乘佛经翻译、传播的先驱者。他的译经，反映了印度一个时期（龙树以前）大乘佛教流传的一些情况。按照佛教经典的分类，最早出现的大乘经类，分别都作出了翻译。在二十七卷译经中，“般若”类有：《道行品经》；“宝积”类有：《摩尼宝经》；“华严”类有《兜沙经》；“方等”类有《问署经》、《内藏百宝经》等。在支谶的全部译经中，对以后佛教发生重大影响的、值得特别注意的，就是这般若类经典。它对此后四百年间佛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并与魏晋玄学相互助长，风靡一时，以致后来跻足于最高统治阶层的理论思想中。对中国魏晋南北朝的哲学，宗教学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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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佛经内容，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了“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它从另一方面暗示出文殊菩萨对于大乘佛教传播的情况。
支娄迦谶在洛阳所译经典中，对以后义学发生重大影响的莫过于《般若道行经》。因大乘学说本来以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本无假有）为基础，由于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向于大乘的途径。同时，又因当时思想界早有了道家（道教）的“无名为天地始”等经文，恰好做了接受般若学思想的准备，通过它使般若学很快传播开来。我们根据文献知道，安世高在洛阳的译经，就己注意到用道家（道教）经典流行语来翻译，那幺支娄迦谶既通晓汉语，当然也用这个办法。在《道行经》中，支谶把“波罗密行”译为“道行”；把“如性”译为“本无”等。这样，汉人通过早己熟悉的道家经文，而对新近接受的“似曾相识”的经文，读起来，不感陌生，在阅读，持诵的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就是宣传家的功力与技巧，支娄迦谶也不离其外。
（2）释道安
道安（公元312—385年），俗姓卫，常山五柳（河水正定南）人，少孤，12岁出家，驱役田舍，劳务3年。道安年轻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曾在邺向佛图澄学律。中年以后，道安经历了石越的内部之乱，冉魏挑起的民族之战，慕容燕与冉魏、东晋之战，以至辗转逃亡，受尽艰辛。但他不论身在何处，总是研习佛理，教授学徒，聚集在他周围的僧众也日渐增多，声望达东晋领地。道安在北方避难时期（公元365年以前），研习的主要是小乘教义，即安世高的禅教之学。他将对这些教义的解释，与《老》《庄》和贵无派玄学结合起来，他最重要的命题是“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道安有极其强烈的民族感，时刻不忘夷夏之辨，他行文中时露悲壮之气，并以佛教“佐化”自任。他告诫门下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原则
道安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有如下方面。第一，确立了佛教唯依国主才能成立的原则，主动承担对社会施行“教化”的使命。第二，总结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促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他编纂了历史上第一个完备的佛教目录《缩理众经目录》，开始了中国佛教史料学和目录学。道安对古来译经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着名说法。“五失本”即在佛经翻译中失去原经本来表达方式的情形，“三不易”是指《般若经》等在翻译过程中有三种很不容易的情形，他认为当年阿罗汉结集佛经尚不容易，如今未得正果的译者表达佛经原意则更加困难。他还认为翻译始终有文质两派，“质派”近于原着，但文辞不雅；“文饰”适于今俗但难辨原义。故他主张译胡为汉应特别慎重。第三，由道安制定的“僧尼轨范”为开端，中国僧侣自身的日常宗教修习和活动仪轨开始照之施行，“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汉魏以来，僧尼名前多加异国或异族名称为姓氏，不少汉人也以胡音为姓。道安以为，佛徒莫不尊崇释迦，“乃以释命氏”，遂为永式。这在当时分裂的局势下，维系一种稳定的共同文化心理是十分有意义的。 道安影响深远，时人称其为“手印菩萨”，居于西域的鸠摩罗什则有“东方菩萨”的美称。
（3） 鸠摩罗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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鸠摩罗什，意译“童寿”，祖籍天竺，其父迁居龟兹。他7岁随母出家学毗昙，少年以后从师出身莎车的贵州名僧须利耶苏摩，遂由小乘杂学转向大乘中观派，受诵《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20岁受戒，更从卑摩罗义学《十诵律》。罗什回龟兹后，披读《放光》和其他大乘经论，一时声誉鹊起，名满西域。公元382年，苻坚遣骁骑将军吕光率军西伐，384年攻陷龟兹，获鸠摩罗什，并妻以龟兹王女。淝水之战后，吕光占领凉州，建后凉国，建者姑臧，罗什在此羁留16年，以说阴阳灾异等为吕氏充当军政咨询，于佛教宣化方面却无施展。公元401年，后秦姚兴出兵击破凉州，凉军大败，鸠摩罗什被邀进长安，受国师礼。姚兴请罗什住逍遥园西明阁，组织了庞大的译经集团和讲经活动，时有沙门僧契、僧达、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睿又}、僧肇等800余人聚于罗什麾下，汇集于长安的僧尼达5000余人，其影响远播于江南和西域。 罗什从公元401年（弘始三年）到413年（弘始十五年）去世，前后10余年，与弟子共译十小乘经、律、论，《祜录》列为35部、294卷，《开元录》勘定为74部、384卷。所译佛经可分两类：一类是应长安僧侣的要求，新译和重译的佛典，如自行编译的适应中土禅法的《坐禅三昧经》，重译的《妙法莲华经》《小品般若经》《维摩诘经》等；另一类是罗什着重弘扬的龙树、提婆的中观学派的代表论着，如《中》《百》《十二门》三论等和《大智度论》。此外，《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成实论》亦很有影响。
罗什的翻译，为中国翻译史树起了一块里程碑。他译文简练流畅，表达原着的思想清晰明朗，其中有的已达“信达雅”的境界。同时，在翻译的过程中，他把自己一套独立的哲学观念顽强地表达出来了。鸠摩罗什所译的佛教典籍，对中国佛教的宗教哲学和教义影响极大，后来中国佛教宗派所依据的重要经典，都是这一时期译成汉文的，他的门人后来分布于全国，对南北朝时期的中国佛教学派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如有阐发佛性论的道生，有主持建业译场的慧观，有的彭城讲学的道融；僧嵩的《成实学》，影响整个北魏一代；昙影“会通二谛”，慧仪擅长“实相”之说，都能影响一时。其中最有成就者，当数僧{睿又}和僧肇。
鸠摩罗什 ，龟兹国人（新疆疏勒），自幼聪敏，七岁跟随母亲一同出家，曾游学天竺诸国，遍访名师大德，深究妙义。他年少精进，又博闻强记，于是备受瞩目和赞叹。他在东晋时，来到我国，从事译经，成为我国一大译经家。由于译文非常简洁晓畅，妙义自然诠显无碍，所以深受众人的喜爱，而广为流传，对于佛教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 龟兹国智慧之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