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子的故事：金子不是好惹的

金子的故事：金子不是好惹的

巳现有一新“国名”，叫“金砖四国”。说起来惭愧，我们50后的人在80年代前看见过金砖的人不多。我平生只亲眼见过一次金砖，还有赖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一直以为金砖就是金子做的“板砖”，否则为什么叫“金砖”呢？我问过我的同龄人，他们也都不好意思地说，庸人所见略同。他们也都以为金砖就是一块像盖房用的砖，不同的是那块砖是金子铸成的。有人嘲笑我们说，真土帽，金砖就像麻将牌似的，我们又难过了，那时候我们都没见过麻将牌，从我们出生的1949或1950年始到1976年，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极少见过打麻将牌的，打麻将牌被列入“四旧”，是罪不容赦的，哪像现在，七八岁的孩子摸起麻将牌来不用看就知道是几条几万。我见到金砖是在“首都红卫兵破四旧展览”上看到了，方知金砖就那么一“抠抠”，比豆腐干还小得多，比牛眼珠子大不了多少。后来据我考证，金砖这个词要末是泊来语，要是自创的也到了清末民国初年。因为金子在中国最早从金饼、金钣、马蹄金，到了明清时有金锭、马鞍金、金条、金币，但从未出现过金砖。 在中国近代黄金作为流通的硬通货，叫“黄鱼”，“黄鱼”又分大黄鱼，小黄鱼，叫得活灵灵的，其实就是金条。小黄鱼一般为10克，大黄鱼一般是50克一条。也有特殊的。当年山西晋中太谷的曹家买卖做得大，山西省的第一条自家的公路是曹家修的，第一辆汽车是曹家进口的，据说当年阎锡山也是向曹家“借”的汽车。曹家的买卖一直做到黑海边上，每年买卖结算都是驼队驮着银子回来，正月里不分白天黑夜驼铃不断。后来为了运输方便，曹家便使用金子，铸金条结算，据见过的老人们回忆，那金条每十根镶嵌在铺了红绒的大铁箱里，每根都像丰收的老玉米棒子，内行人说5000克，换算成市斤就是每根金条10斤重。后来侵华战争爆发，日本鬼子占领了太谷，日本兵把曹家大院围住，连工兵都调来了，就是为了寻找曹家的银窖金库。我去曹家大院采访时，有两种说法，一是让日本人的“探磁针”探着了，用汽车拉了三天三夜；另一种说法是日本鬼子用汽车拉了三天是实，但只找到了曹家的银窖，曹家的金库至今也未曾发现。我到祁县的曹家大院时，看到的那辆金火车头，是慈禧为还曹家在她逃难时为她花的银子还的债。慈禧说，曹家家大业大，存点金子好，就送给曹家这辆金火车头，当然也不是白送，抵顶了40万两白银。 那金火车头卖得够贵的，但据说曹家还不愿要，曹家不缺这点金子，曹家想要老佛爷写两个字就行。当年曹家修大院时，有镇宅之宝，那可是一块金砖，是四个大后生喘着粗气用抬杠抬进来的，埋在哪儿了就没人知道了。古人描写金子的诗写得好的不多，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浪淘沙》有了两句：“美人首饰侯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李白曾有诗：“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肯定又喝高了，他用不起也不敢用金樽喝酒，僭越有重罪。他根本不知道千金是多少钱？李白顶多见过十金，百金都未必见过。 在唐朝1斤黄金足够购买3000个人一年口粮的，到了民国初年8两金子就可以购买北京城内，指城墙内的四九城中的一处宅子，30两金子就能买带跨院带花园的三进院的四合院。李白说千金散尽就像他说的白发三千尺一样，诗人的话认真不得，尤其说到真金白银。午1970年10月5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南郊的何家村建筑工地上，谁也没想到一个干活的民工很不经意的一镐，竟然掘出了中国考古行业中惊天动地的大唐王朝的金宝银器的重现——何家村唐代窖藏。那一千多件文物满满地藏在一个陶瓷和一个银罐中，几乎全是大唐时期精美的金银器皿，其中不乏国家一级文物。有金子打造的杯、盘、碗、盆、壶等等，我细细地观看良久，被我们的先人的精湛的黄金制造技术所折服。 我突然记起，1999年11月，还是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北郊某砖厂在挖土作业时，一不留神竟然一锹挖出了一大堆金灿灿的金子，是219枚西汉王朝时期的金饼，经专家鉴宝，每枚金饼重247克左右，大约相当于西汉时期的一斤，却未发现有精美的黄金制品。到目前为止，已出土的西汉时期的金子，几乎都是金饼、金块、马蹄金、麟趾金。由此可见，西汉时期的黄金多，还不像后世那么珍贵。在西汉灭亡四五百年以后的一本书《孙子算经》中，记载着当时一斤黄金的价值大约值钱十万。已经相当于西汉时期的十倍，金子的价格腾涨，说明金子的贵重。以至于到了唐朝，人们把金子不再简单地铸成金饼、金块、而是精心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饰品、奢侈品，不再是作为单纯的馈赠品。即便是贞观之治时期的唐太宗也不会，不可能像汉武帝那样动辄奖励臣下数万斤、十数万斤黄金。而是把黄金打造成高贵得近乎高尚的饰品或用品。有许多黄金制品不再是纯金制品，而是镀金、包金、鎏金的，似乎对金子的使用格外珍惜。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的发现就是一力证。 大唐王朝的西域贸易要比西汉时期繁荣得多，赚取的金子也要比西汉时期要多得多，但仅从出土的文物看，恰恰相反，好像少得多，从历史记载和被滥掘的皇陵古墓看，唐王朝时期再未发现过类似西汉王朝一个封王墓中竟然随葬黄金数万斤的事情。难道金子真的少了？那时候金子确实不多。唐宋没有具体记录。清末的1901，中国的黄金产量为4.51吨，1949年中国的黄金产量是4.5吨，比大清王朝时期还少。还不够2000多年前西汉梁孝王埋到他墓中黄金的一半。197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黄金产量也仅为14吨。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世界黄金生产的第一大国，年产量为313万吨，中国人每年消费黄金饰品就达300吨，据说世界排行第二。黄金在中国国内市场每克已经飙升至360多元，金子的故事越来越多。在离我住的不远的菜百，有一位老板，一次买走95公斤的金子。付款3000多万元。比得上西汉汉武帝了。据说，一次花百万、数百万购买金子的肯定比当年站在西汉长安宫殿两廊的文臣武将要多得多。一位服务员“心惊胆战”地事后说，看着不怎么起眼的一位“主儿”，排到跟前轻声细语，慢条斯理地说，买100斤金子。我觉得他那张脸一点不激动，不起波澜，特像外面街口早上卖炸油条的那“主儿”，但人家拿的不是黄澄澄的炸油条，是金灿灿的大金条……未买金子惊心动魄，卖金子也心惊肉跳。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我陪我们一块插队的哥们去卖了一次金子，卖得刻骨铭心的。和我一块去山西插队的小许挺倒霉的，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父母离异。他妈一手拉扯着他们姐弟三人，日子过得很苦。他姥姥又病重，急需要钱。他妈妈就拿出一件金首饰让他姐姐去变卖换钱，没想到他姐姐心惊肉跳地“逃”回来，说卖金首饰的商店比公安局查的还严，没敢卖，又拿回来了。但病不等人，钱不等人，这卖金子的任务就历史性地落到了小许身上。他拉着我们哥几个就去了王府井八面槽那家门脸不大但名声不小的金银商店。果不其然，柜台里站着几个人，皆如泥胎，一丁点表情全没有。看我们几个“窜”进去，并没人愿意开口，只拿眼皮撩了撩。终于一位穿工作服的中年人很有“派”地问：干什么来了？“尖嘴刘”个高嘴快，随口应着：看病来了。那人一惊讶一挑眉毛，刚要说什么，“尖嘴刘”一张嘴堵住他：看病也不来您这儿了，您瞧不了病，卖金子！说着把首饰连盒放在柜台上。那位并不看金首饰，继续说，有证明吗？要什么证明？是真是假您得自个验！那位撇撇嘴，说你们卖金首饰有单位的证明吗？什么单位？我们就没单位！没单位？街道总有吧？家属委员会的证明也行。我们都是山西农民，想加入街道委员会，特想到街道工厂当工人老大哥。领导一切，人家不要。柜台里的两个人小声商量一下，说你们回去让父母单位开一张证明来。为什么卖金子还要证明？这还用问吗？阶级斗争正尖锐激烈，防止地主资产阶级变卖贵重资产，脱避群众监督。开证明是个难事，小许家肯定不行，他爸是右派，他妈是右派老婆，虽然离婚了，又是资本家的女儿，到单位一开证明，不是招惹着让抄家吗？这项任务又责无旁贷地落到“尖嘴刘”身上。他爸是工宣队，又是厂里革委会成员。他妈一辈子只戴过不到一分钟的“金货”，就是金戒指。原因是家中太穷，根本见不着“黄”。1951年全社会都掀起为“抗美援朝”捐款捐物的运动，常香玉为“抗美援朝”捐了一架飞机。他们厂的老板娘当众把手上的戒指褪下来，捐给“抗美援朝”前线，厂里的姐妹们都争着戴一下，沾沾金子的光。他妈说，后面排着一队姐妹们，她只戴了半分钟。“尖嘴刘”他们家是铁板的无产阶级，领导阶级，开一证明应该没问题。 当我们拿着盖着鲜红鲜红革命委员会的证明信再进那家黄金首饰店时，腰杆硬多了，底气也壮了。但人家又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是干什么的？谁能证明你们的身份？这真难为我们了，那时又没有身份证，农民又没有工作证，插队又没有户口本。这卖个金子怎么这么难？幸亏小许带着一张生产队开的证明信，是写给北京市棉麻公司的，是兹证明我们是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回北京探亲，需要兑换北京市布票。好说歹说，总算把金子卖了。小许他妈的金首饰真卖亏了，记得当年好像一克才56块钱，正好相当于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现在一克黄金已经涨到360多元了，但一想，现在一个大学生一个月至少得挣4000多块，一克黄金还卖不到一个大学毕业生工资的十分之一，心里又觉的踏实了。金子这东西真奇怪，金子的身价不知道该怎么去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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