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上民族政策及民族关系认识

中国史上民族政策及民族关系认识

　　1、汉族的来源辩：

　　在距今5000多年到4000多年的一千年间，地球上出现了多个文明中心，他们向周边扩展或者和周边的中心互相影响，我国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先民大都进入了部落、部落联盟的“英雄时代”，这段历史有很强的神话色彩，但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向国家阶段过渡的社会变革情况。当时在黄河中游、关中平原、河东盆地和河南沿河的广大地区，有姬、姜为主的部落群；在东方的海岱地区和淮泗，以及长江下游的三角地带，有风、嬴、偃诸姓为主的夷族部落群，在豫西南山地和丹水、汉水、长江中游一带有三苗，或称苗蛮部落群，三大部落群各由若干部落和更多氏族组成，他们大都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饲养、采集的生活，在文化上各有特色，彼此交往和影响，共同创造了古代文化。此外，还有“诸戎”、“群翟”、古越族等部落群，他们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传说中：炎帝号神农氏，以神农为号，说明他们是以农业为主的氏族部落。黄帝号有熊氏，又号轩辕氏，黄帝和炎帝部落发展成中原最有实力的军事集团，在和东夷的斗争中结合成部落联盟，东夷以伏羲氏为代表，传说为雷神后代，以龙为图腾，相关的是少昊凤姓部落，相传“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国语•楚语》下）九黎就是九夷，首领蚩尤，东夷组成部落联盟，和炎黄为首的华夏部落联盟发生激烈冲突。三苗部落联盟可能有三个部落，只知道其中一个部落首领叫驩兜，后来战败被放逐到崇山，三苗一度发达，发明了“五虐之刑”，并要北上争夺更大的活动领域。在走向文明社会的突击中，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角逐和融合的中心，中心不断扩大，最终形成炎黄部落联盟为中心，包括东夷，苗蛮大部分先民的共同体，这就是华夏族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民族融合时期，春秋时代，居住在周边的蛮、夷、戎、狄不断袭扰中原，中原霸主也以攘夷为号召，与之斗争，于是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华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彼此犬牙交错，杂居共处，打破了各族间固有的地域界限，为各族的交往，融合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前提，从而密切了华夏族和其他各族经济文化的联系。正由于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互通有无，相互通婚，相互影响，有力地促进了各族的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到战国时期，秦国强大，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在秦朝，BC218年北征匈奴，收复河套，不少匈奴人迁移到中原，逐渐和中原其他各族融合，在我国南部和东南当时是越族居住地区，秦在灭楚后，接着在BC221年征服东瓯和闽越，又开通灵渠，南征南越，秦朝的统一和设置郡县，为多民族的融合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条件。

　　公元前206年，汉朝继秦而兴，汉朝的主体民族称为汉族。汉武帝时代北征匈奴，西通西域，南征西南夷，呈现“万里一统。海内顿安”的局面。汉人和其他民族，相互交流，接近，融合与杂处，也有对峙、摩擦、隔阂乃至兵戎相向，汉朝是中国多元民族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汉族形成于汉朝，汉族不是一个单一血统的种族，而是包含了许多民族血脉的民族。此后，两晋的五胡乱华，南北朝对峙，隋唐大一统，宋辽金夏分立，元明清一统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汉族和周边的少数民族的融合过程，也从历史上证明了汉族是包含了多个民族血脉的民族。

　　2、如何正确认识所谓的汉文化：

　　首先，汉文化不是汉族一个民族创造的文化，也不是仅仅指汉朝时期的文化。而是汉族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其他各族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文化，是今天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汉文化发展的特点是：儒家的思想由于历史的原因逐渐成为汉文化的指导思想，汉文化对周边的各族的同化和封建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汉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受到周边民族的影响，比如：秦汉时期匈奴和百越文化的影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周边各族的影响，隋唐时期甚至吸收了来自世界多地区的文化传统等等。这也证明了汉文化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文化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封闭保守的。

　　对于汉文化，我们今天所持的态度应该是：“吸取精华，弃其糟粕”。用发展的眼光和开放的眼光看待汉文化，积极吸收世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来丰富我们的文化内容。这个道理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提出来了：“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之为备。”今天我们说的继承汉文化，并不是要我们回到衣则宽袍大袖，言则之乎者也，而是继承汉文化的品质和精神，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兼收并蓄，与时俱进的精神。

　　3、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民族政权和民族政策：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无论是哪个少数民族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不曾断绝的国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主流文化——汉文化有很强的包容性，对于周边的民族文化而言也有相对的先进性，这就是中华文明史没有出现文化断绝的根本原因。其次：上层的民族政策不等于民间的民族状况，上层奉行民族压迫和分离政策并不意味着民间也以民族压迫和分离为主，恰恰相反，在中国的民族史上，民族融合和交流是民族关系的主流。

　　那么应该怎么正确认识中国古代的民族政权呢，我们以两个有代表性的民族政权——元朝和清朝来谈这个问题。

　　首先是民族政权的性质问题，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融合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少数民族的汉化和封建化的过程，因此，少数民族要在中原建立统治，就必须吸收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统治方式，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古代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往往不是仅仅依靠本民族的上层进行统治的，而是要结合汉族和统治区域内其他民族的上层进行统治，我们以元朝为例：中统元年到三年，中书执政官共16人，其中，汉族7人，蒙古5人，回回1人，畏兀儿1人，契丹1人，女真1人，从中看出，元朝对汉族地主阶级上层很重视，他们在最高行政机构中占重要地位，再据元朝中吏部的统计：中央政府官员共2089人，其中蒙古，色目有938人，汉人，南人占1151人，占59、6%；京都地方官员506人，蒙古色目155人，汉人南人351人，占69、4%；外任地方官员19895员，其中蒙古色目5689人，汉人南人14236人，占71、5%。可以看出，虽然蒙古贵族控制着主要官职，但汉族官员数量占优，说明元朝在统治时很重视发挥汉族官员的作用，汉族地主是元朝的重要阶级基础。元朝政权的性质：是以蒙古贵族为首，包括各族上层分子在内的封建统治阶级对各族人民的联合专政。同样：在清朝的政权中，满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地主阶级也是联合专政。那种认为元朝或清朝是蒙古族或者说满族对汉族的压迫专政政权的理解是错误的，那样理解只能导致大汉族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思想。

　　诚然，各少数民族政权为了维护本民族上层的统治利益，必然要实行一定的民族压迫和分离的政策，这是少数民族对文化和经济相对先进汉族聚居区进行统治的客观需要。但是民族压迫和分离政策并不能阻碍民族融合和交流的过程，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往往更进一步地促进该民族和汉族的融合和交流。

　　另外，并不是只有少数民族政权存在民族压迫和分离政策，汉族地主阶级政权也有：比如西晋时期，西晋政府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残酷压迫，歧视和奴役，强迫各族人民纳租调，服劳役，或编为军队，或进入地主庄园充当佃客沦为奴婢，这也是西晋政权短期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民族政策的错误往往就是一个王朝衰败的一个原因，元朝的短期灭亡，民族分离和压迫也是一大原因，清朝之所以维持较长时间，其民族政策的相对成功也是一大原因。

　　当然，许多少数民族政权都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元朝的行省制度的建立，对西藏和台湾第一次建立直接统治等等。清朝的很多制度甚至今天还在沿用，比如蒙古的盟旗制度，西藏活佛的金瓶挚签制度等等。

　　4、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的认识问题：

　　前段时间在史学界曾经有岳飞和文天祥是不是民族英雄的争论，我个人认为：岳飞和文天祥是民族英雄，他们不但是汉族的民族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首先要认识清楚：岳飞和文天祥的斗争是反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民族侵略政策，岳飞没有叫嚣过杀光所有女真人，他的岳家军是反抗女真贵族的侵略和掠夺，，当然，他们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不可避免地有阶级原因造成的缺陷：岳飞就曾经镇压过杨么起义。我们今天说他们是民族英雄，就是要学习他们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那种为本民族的利益不懈奋斗的精神，这种精神值得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大地上每个民族的人民学习和继承发扬。当然，我们不能用大汉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去看待他们，今天，我们56个民族都是中华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当然不可以借所谓的继承岳飞文天祥精神去叫嚣什么反满兴汉，反蒙兴汉，这是对民族英雄精神的错误理解甚至玷污。

　　所以：历史学是一门严肃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这样的全局性的问题，更应该用理性和全面的观点去看问题，不能单纯地以个人的感情和喜好去看待问题。今天，我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问题，有利于我们抵制大汉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我们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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