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与社会公共安全(一
摘要：本文从经济体制转型、落实综合治理、强调防控功能、发展社区警务、引进市场化防控等方面，论述了构建防控体系是维护公共安全的必然选择；指出防控体系的基本特征，并探讨了防控体系建设的目标，即由静态防控转变为动态防控、由阶段性防控转变为规范性防控、由粗放型防控转变为集约型防控、由封闭式防控转变为开放式防控、由被动防控转变为主动防控。关键词：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公共安全；综合治理；市场化防控
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维护社会的公共安全，不仅是重要的社会需求。更是重大的政治责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治国理政目标，而促进社会和谐，必须以公共安全为必要的前提。因此，深入研究建设治安防控体系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新世纪社会公共安全的必然选择 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公共安全限定于维护治安稳定的狭义范围，是指严密防控违法犯罪，有效应对并解决各种社会治安问题。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构建并完善行政管理与公众参与相结合、社会化与市场化相结合、整合各种社会防控资源的治安防控体系，可谓治本之策，也是必然选择。
(一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转型推进公共安全体制的转型
从新中国建立到“文革”前的一段时期里，党和政府沿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同行政化、政治化高度耦合，封闭型与大一统式的公共安全体制；其特点是同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层级型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主要依靠政策和行政手段来保证其运行，同时淡化法律Ⅲ。这一时期的公共安全体制属于单纯的国家行政体制，政府将公共安全的所有事务均纳入行政管理中，保障公共安全的工作也主要依靠公安政法机关以及各级保卫部门等来完成。这种体制由于能够适应当时的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从而得以发挥其职能与效率，基本上实现了社会由乱到治、人民安居乐业的稳定局面。 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生活已由原来的封闭半封闭状态转变为对内对外的开放状态，传统的公共安全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治安防控的盲区与漏洞，从而为违法犯罪提供了机会和条件，犯罪率居高不下，也正是防控功能缺位或减损的集中反映。可见，传统的公共安全体制显然已经难以为继；因为传统体制所依托的高度统一且封闭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制结构是同质和单一的，并且必须纳入国家行政管理序列；利益主体的行为过程也比较单纯，劳动者被牢牢束缚在经济组织内。而发展市场经济以来，城乡经济实体和市场利益主体呈现为多元化格局，劳动者也得以在市场中自由流动，致使以往行政层级型的治安防控职能严重缺失。另一方面，公众在经济生活多样化的同时，也对公共安全产生了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必然要求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总之，经济体制与社会结构的转型呼唤着公共安全体制的创新，推动着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体现为公共安全的体制创新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严重刑事犯罪急剧增长的态势。面对犯罪的恶性膨胀，公安机关强调通过“严打”来遏制犯罪激增的势头。而实践证明，“严打”是特殊时期维护公共安全的特殊手段，其边际威慑效应也会呈曲线型递减，因而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在“严打”中形成的集中打击、统一行动的执法也是一种被动型警务模式。通过对现阶段犯罪问题的深入研究与实践经验的总结，国家的政法决策层清醒地认识到：犯罪原因具有长期性、复杂性与综合性，必然要求对犯罪进行综合治理。因而公共安全开始寻求体制上的创新，逐渐产生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并发展为治安工作的总方针，为公共安全体制的转型提供了划时代的创新思路。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有最大的广泛性、开放性，其难点在于落实；而落实的关键在于建立起
治安防控体系，并使之有效运行，形成良性循环的工作机制，从而将综合治理的制度、规划等“激活”，推动其落实。可见，治安防控体系是在贯彻综合治理方针的过程中产生并为之服务的。体系的构建是在总结以往治安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管理科学来设计治安防控网络和警务模式，具有鲜明的指导性与操作性。
(三维护公共安全必须强调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的防控功能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原则之一是“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这一原则要求将打击和防控有机地结合、协调起来；既要严厉惩处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更要注重减少犯罪赖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从根本上控制和减少社会致罪因素。强调“重在治本”，即注重从“病因”、“源头”入手治理犯罪，因此应强调系统的防控功能，尤其是事前的防控。西方有关学者早已在注重防控上形成了共识，以美国学者纽曼的著作《防卫空间》为代表而开创的环境犯罪学，经过不断发展，对治安防控的实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一理论认为，无法判断茫茫人海中谁存有犯罪企图，并且即便知晓谁萌生了犯罪动机，而在其付诸实施之前也不能限制其行动。那么，则应当从犯罪的目标与条件上去限制犯罪，设置犯罪的障碍，制造犯罪“得不偿失”的条件，使其想犯罪却无法实现，或者即便一时得逞，也难以得到非法利益以及难于逃脱法律的制裁，从而提高犯罪的成本。已然萌发歹念的主体则可能因为犯罪的难度与风险过大，机会与风险成本过高，而不得不放弃犯罪的企图，由此则大幅度减少罪案的发生。
因此，治安防控主体特别是公安机关，必须正确处理“打击”与“防控”的关系，扭转忽视防控的倾向。因为这是公安实践中极易产生的一种倾向，即防控说起来很重要，然而由于成绩不突出，且难以量化，常被视为“软任务”，而没有真正投入精力来抓。因此，必须强调将治安防控业务摆在重要的优先的位置，制定工作规范，纳入绩效考核，切实抓出成效。而构建治安防控体系使得注重治安防控的理念具有实际操作性与绩效检验性，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四发展社区警务成为公共安全体制创新的支撑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改变。相当比例的公众由过去的单位所属过渡到社区所属。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各种“社会人”活跃在社区里，社区成为公众聚居的生活共同体；以往通过企事业单位实施的管理措施，必须变换方式转移至社区。因此，发展社区警务成为公共安全体制创新的支撑点，成为治安防控体系的基础。 所谓社区警务，是指警方与社区公众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与互动机制，共同开发社区治安资源，强化自治互助，形成主动反应型警务模式。发展社区警务是公安工作与时俱进，并同国际接轨的实践。应当看到，欧美国家的社区警务，一是产生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