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历史上的改革和革命

浅谈历史上的改革和革命

摘要：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对于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产生的这种桎梏，可以有改革和革命两种情况出现。改革和革命是实现社会变革的两种基本手段。

关键词：改革，革命，阶级

引言

改革和革命这两个词，从我们接触历史的时候开始，就基本开始陪伴着我们了。在这门近现代史课程中，老师也多次提到了辛亥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以及课本的最后一个章节讲的改革开放，所以这次的论文主要以改革和革命展开进行反思。

以史为鉴

古人云：“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纵观中国近代史，这一金玉良言更显得尤为重要。中国近现代史这一阶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足以让每一个国人深刻反思并总结。

我们了解历史，并不是为了应付教育和考试，也不是为了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我们了解历史，是因为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我们了解历史，是因为是以史为鉴，我们可以吸取历史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历史，是时间留给人类的一笔宝贵财富。

改革与革命的对比

而从我们接触近代历史开始，改革和革命就一直伴随在我们的课本上、记忆里。那改革和革命产生的原因分别是什么呢？它们各自有什么作用？改革和革命又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呢？这就是我现在需要分析的问题。

其实，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其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改革和革命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对于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产生的这种桎梏，可以有改革和革命两种情况出现。

通过社会改革，可以巩固新生的社会制度或使原有的社会制度持续存在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形态中， 社会改革为新社会制度的诞生做了量变和部分质变的准备。其次社会改革可以破除旧思想、旧观念、旧风俗、旧习惯，树立新思想、新观念、新风俗、新习惯，提高精神文明水平。

而通过社会革命，可以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才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最终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社会革命可以广泛地发动了人民群众，极大地发挥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主动性、积极性。社会革命可以让革命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受到锻炼和改造，成为建设新社会的基础性力量。

但两者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改革是通过统治阶级做出一定的让步，使得被统治阶级受压迫的程度得到减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种矛盾。而革命则是通过被统治阶级的力量，从根本上推翻统治阶级原有的压迫制度，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性质的转变和发展。社会改革是对同一社会制度的社会体制做某种程度的调整，是同一社会制度的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社会革命则是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落后的社会制度， 是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变。社会改革是由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内部的某种社会势力、社会集团发动的，目的在于维护、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社会革命则是由被统治阶级发动的，目的在于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因此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由于革命是对原有社会制度进行的根本变革，对原有社会形态中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会造成根本上的损害，所以这就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给革命带来巨大的阻力，因而革命一般必须通过暴力的方式进行。

初中的时候历史老师就很形象地跟我们说过：“改革是什么呢？除了改革开放（这点我们在下文再讨论），改革就是修修补补，小打小闹。那什么是革命呢？革命革命，就是要革了你的命，这个过程注定是要流血的。”

革命之所以采用暴力方式进行，并非是革命者自己愿意使用暴力或革命必须使用暴力，而是在面对顽固势力的拼死阻挠的情况下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现在我们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

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

维新运动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无奈支持新政的光绪推行速度过快，因此变法被相对保守势力反对，最后演变成为政变，维新派人物被杀，慈禧太后因此获得实权。维新运动失败得这么快，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革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促使一部分人放弃改良主张，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孙中山说过：“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也就是说，革命本身正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是革命的两个方面。

但最后，辛亥革命还是失败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从客观上说，是由于帝国主义用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中外反动势力强大。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有能够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

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资产阶级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文化大革命是变质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止于1976年，历时十年。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于是，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可是在这期间，科学技术还是取得了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郭永怀、邓稼先等许多科学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籼型杂交水稻，为我国的粮食生产作出重大贡献。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比这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这次变质的革命是一个反面教材，它将会一直警示着我们，然后在正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然后，现在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为什么说除了改革开放，其他的改革跟革命相比都算是修修补补，小打小闹呢？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友人的话题。很明显，这句话就论证了我要说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改革”与“革命”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环节。“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自我调整和完善的举措，是对社会具体体制与机制的变革，体现了社会发展中的量变或部分质变；“革命”则是社会基本矛盾根本冲突的反映，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变革，体现了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质变。因此，在本质意义上，“革命”可解读为“根本改革”。邓小平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而是革命的转义。即通过对社会体制与机制的变革，给人类社会面貌与人民生活带来的进步或变化。在1985年5月21日，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中国的改革是第一次革命的继续。所谓“第一次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邓小平说过：“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那 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但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论断的教条主义理解，由于照搬别国的经验，由于对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某些做法的盲目沿用，结果形成了僵化的体制，越来越束缚基本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不对它进行改革，就不能解放生产力。

为此，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一重大历史课题，革旧体制的命，建立能够充分体现基本制度优越性和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新体制。可见，在中国第一次革命的基础上，进行一场新的解放生产力的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第一次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第一步，第二次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第二步。第一步是革旧制度的命，第二步是革旧体制的命，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

结语

改革和革命是实现社会变革的两种基本手段，它们有着历时必然性。改革与革命同人类的其他历时活动一样，都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众所周知，历史过程自然过程的外部表现是迥然不同的。自然过程无人参与而自发运演，而历史过程与人的活动则臾不可或离，历史就是人的活动的总计和总结果。而人的活动无不具有目的性、意识性、能动性和选择性,因此在社会矛盾面前,人们究竟采取革命、改革或改良哪种形式来解决矛盾,就势必渗透着主体的目的性并具有人为选择的因素。但是,人的历史活动毕竟不是超越客观性的纯粹精神的遨游,归根结底它是具有能动性的感性物质活动,因此就必然受到客观必然性的制约。

人类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方法尽管渗透着历史选择性,体现着主观能动性,但是这种选择性和能动性并不能摆脱客观制约性,不能超越历史必然性。因此,历史上的革命、改革和改良并不是人类随意进行的历史活动,它们都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其产生及其历史作用归根结底是由历史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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