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醒来 - 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述

噩梦醒来——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述

写在前面的话

　　本书，笔者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的，翻开本书的第一章，你将看到一个在生与死边缘上徘徊的悲哀心灵的震颤．．．．．．

　　世界是美好的，但不属于我的；死亡可使我得到解脱，但又不忍抛弃双亲和妻儿。活着很难，但自觉得死更难。

　　本书第一章向读者展示一个令人辛酸、生离死别的场景，凡是读过第一章的读者都是满含同情之泪不忍继续卒读，都会向我发问：是什么造成你那样痛苦，你为什么要逃避人生和责任？

　　是抑郁，是可怕而又神秘的抑郁。由抑郁而引发的自杀，对常人来说，又是人类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的过程。

　　为了不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为读者选购此书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笔者把此书的主要内容提纲挈领地作了摘要。

　　惊人的数字

　　自杀是世界各国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有资料表明：中国大陆每年死于自杀的总人数在14万－16万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天至少有400人采用各种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实际情况可能还要高于这个数字，有许多自杀者选择出走后自杀或伪装成意外事件，使自己活着的亲属不至于感到窘迫。再有，活着的人也想掩盖死者自杀的真相，因此，有关专家估计实际自杀人数大大高于这个数字。专家预测，有自杀心理的人要高于实施自杀行为的人至少在8倍以上。

　　双重的悲剧

　　自杀是所有死亡原因中悲剧色彩最浓的、最具刺激性的双重悲剧。其他引起死亡的原因都是死亡主体无法避免的，百自杀则是死亡主体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既毫无必要又令人惋惜。自杀不仅是死者的悲剧，也是生者的悲剧，自杀给亲属留下的痛苦，大大超过其他死亡给亲属留下的痛苦，使活着的人追悔、内疚、自责、沮丧和迷惑，甚至是愤怒。

　　抑郁症患者占自杀人数的52%

　　在自杀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精神病患者，特别是患抑症、精神分裂症、酒精中毒和人格障碍等精神病症的人自杀危险更高，专家统计自杀者中有一半以上是抑郁症患者。

　　你知道这些知名作家都是怎样死的吗

　　美国伟大的小说家海明威，法国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前苏联田园诗人叶赛宁，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毁灭》作者亚•法捷耶夫，我国近代学者王国维，现代作家王以仁，诗人朱湘，台湾女作家三毛和当代作家徐迟这些中外知名作家都系自杀而死，他们为什么自杀，书中将向你披露。

　　你了解抑郁症吗

　　抑郁症在情感上主要表现为“三低”，即情绪低落、言语减少和动作减少；在行为上的表现是“三自”，即自卑、自责、自杀。你如果想获得有关抑郁症的知识，如怎样发现和识别抑郁症？如何对抑郁症患者进行心理治疗？怎样与患抑郁症的亲友生活？请看本书。

　　抑郁症患者为什么想要自杀？

　　抑郁症患者果真到了非死不可的地步吗？为什么要自寻死路呢？自杀前的心态怎样？还留恋人生吗？怎样有效地预防抑郁症患者自杀？

　　怎样预防抑郁症

　　抑郁症是怎样形成的？抑郁症的形成和个人性格有哪些联系？你属于何种气质的人？社会环境对抑郁症能起到哪些作用？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心理？健康心理的标准是什么？您知道这些吗？

　　真实是本书的生命

　　本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抑郁症患者自己写的关于抑郁症的书，心理医生和精神病学家很难从这个角度探寻抑郁症患者患病时的内心世界的。我在这本书中真实的记录了我――一个抑郁症患者患病的全过程，它是用生命和泪水写成的。是社会和亲人的支持使我摆脱了困境，走出了抑郁这个神秘的怪圈，本书是我对社会予我以涌洋之恩的滴水回报。

第一章 山重水复疑无路

——抑郁症患者在生与死边缘的心态

　　古往今来，人前为了追求健康和生命，想尽办法锻炼身体，寻医问药，探索养生之道以延长寿命。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同各种疾病斗争并逐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历史。人和寿命在不断地延长。有些人得了“不治之症”，有些人身体致残了，却仍然与死神抗争，与命运抗争，顽强地生活。正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作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每个人只能得到一次。”他在双目失明，全身瘫痪，被牢牢地禁锢在病床上的情况下，用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克服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完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光辉著作。这部书自问世以来，曾鼓舞着一代又一代人在生活的海洋中，勇敢地生活、拼搏……。存在决定意识，人，一旦丧失了生命就意味着丧失了一切，尽管有些在别人看来得很艰难，但是大多数人都确认：“好死不如赖活着。”是啊，只要还活着，就会有希望，有幸福。人间正道，沧海桑田。可是，在这为健康和长寿而奋斗的主旋律外，不时地传来一些噪音，世界上每天几乎有上万人采用各种不同的手段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于一般人来说，“自杀”确实是个不解这谜，当人们每每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时，很多人会说：“真是想不开，为什么不好好地活着，干吗去找死呢？”

　　凡是自杀者，一般都有一个诱因，有些人听到某某是由于什么什么原因而自杀的，都不解地问：“怎么，因为这点上事就不想活了呢？”

　　在这里我引用一例自杀的案例。沈阳市某厂的一位青年工程师，他是“文革”期间的高中毕业生。通过自学，获得了工程师的职称，自尊心、上进心极强，工作积极肯干，多次被评为该厂的先进工作者。厂里又送出国学习。回国后，他急于求成，总想搞点发明创造，不辜负厂里的期望。同时，由于组织上送他出国学习，使他自己在心中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深感应当拿出点成果，给全厂职工看一看。由于心理压力太大，赞成精神抑郁，一时拿不出成果，就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终于投河自尽了。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那时我还没有患抑郁症），也认为他的自杀是个谜，并责怪他对生活的期望值过高。

　　高峰强、王本法的译蓍《自尽者之谜》的前言中写道：“自杀，断然也却自己的一生，往往是人在绝望时的惟一逃避方式。尽管死者一了百了，但自杀者的亲属心头却阴影重重，疑云密布，他们常常不明白死者为何要这样结束自己宝贵的生命。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自杀者面临的困难并不是走投无路，自杀者的心理状况对普通人来说是个猜不透的谜。”

　　当我患抑郁症病愈后，这个谜终于让我揭开了。我病愈后，找到了刚才提到的那位自杀的青年工程师的弟弟，告诉他，你哥哥所以自杀，是因为他患了抑郁症。我把抑郁症患者患病时的心理特点向他讲了，他如梦初醒。

　　凌怀本、马喜真二位先生在《从海明威之死谈起》这篇文章中指出：“有人对118名报过量药物恢复后的男女进行调查……52%是为了摆脱自己那可怕的精神抑郁。”也就是说因患抑郁症而自杀的人数占自杀总人数的一半以上。那么，是否患抑郁症的患者都想自杀呢？是的，一般较严惩的，急性抑郁症患者多数都有自杀意念，而且该的自杀率是比较高的。美国心理学家莫尔茨伯杰所著《自尽者之谜》中指出“15%有严重抑郁症的人因自杀而死亡。”重庆市第一精神病医院主任医师乐晓坡在《一例抑郁症患者的惨死》这篇文章中指出：“本病的自杀率很高，约占10%左右。”

　　我就是患了抑郁症而产生自杀意念的，也曾有过自杀预演，在实施自杀行为之前，是亲人及同志们把我从生与死的边缘拉了回来。一个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的产生可长达几天、几个月，在实施自杀行为之前，一般也要经过几个小时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前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容国团在自杀前，在树下徘徊了10个小时之久，树下扔满了烟头。可见他自杀前矛盾重重、犹豫不决的心理。我在实施自杀行为之前，也经过六七个小时的思考，此间所思所想，虽然不好说能概括所有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动机，但也颇能代表相当一部分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心态。

　　1991年4月8日，这一天将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准备（自杀意念的产生以后将有专章记述），终于狠下心来选择这一天结束我的生命。

　　早晨起床后，认真地洗一次脸（患病期间洗脸、刷牙从不认真），然后刷牙、刮脸。把家房门的钥匙及另一把自行车钥匙（这把自行车钥匙是4月7日新配的）放到写安台的台历下面，然后和儿子一起草草地吃了早饭（妻子是零点才下班故没有和匀们一起吃早饭），饭毕，儿子背上学。这时，我望着我天真、活泼、聪明、可爱的儿子，望着我即将要遭到少年丧父的儿子，虽然心已麻木，也如刀绞一般疼。儿子啊，你即将要承担这人生三大不幸之一――少年丧父的不幸。让我再多看一眼我的儿子吧，天真无邪的儿子啊，此时，你可知道你的爸爸即将离你而去吗？失去了爸爸你今后怎样生活啊。尽管这样悲哀和痛苦，但我没有眼泪，我的心啊，痛苦得已近麻木了，就在儿子背起书包就要走了的时候，我又喊一声儿子的名字，然后拿起梳子给儿子最后梳理一下头发。

　　我的反常举动让妻子看到了，因为我平时是不给孩子梳头的，同时，自患病以来，我也不亲近孩子。妻子生气地对我说：“你想寻短见怎么的？”父亲很生气地责怪我妻子说：你怎么还提这个呢？父亲的话大意是这样，我也没听肖，也记不清了。现在，回过头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我自患病起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死”，什么时间“死”，怎样的“死”，并不在于别人是否提醒。当时我的自我感觉是无路可走，好像只有“死路”一条了。别人说不说这样的话对自己影响不大，对于“死”，早已考虑多次了。自己虽很少提到“死”，但日常的言行早已表示出对生活的悲观绝望了。

　　穿好了风衣，拿起手提兜，我走出了家门，把装有暗锁的房门带上。我回头凝视一下房门，凝视了一下我的家。我不能再打开这个门了，因为我已经把钥匙留在屋里了；我再也不会了回到了这个生活40年的家了，因为我已下决心要离开这个一点也激不起我生活欲望的世界了。

　　爸爸、妈妈啊，您们养育了40年的儿子就要和您不辞而别了，不能给您们养老送终了。妻子啊，我们风雨同舟、甘苦与共、相濡以沫生活了13个春秋，你的丈夫就要离你而去了。儿子啊，才不满12周岁的儿子，你曾经给爸爸带来了多少欣慰，在你身上凝结了爸爸多少心血，爸爸又对你寄予多少希望啊，爸爸希望能把自己当初无比灿烂的“梦”在你身上成为现实啊！

　　儿子啊，是你把爸爸和妈妈的心连接起来，你是爸爸和妈妈在生活中的第一共同点，那就是对你的爱和希望。你的降生给我们这个三世同堂的家庭带来多少欢乐啊，你不知道，你的名字“锐”是爸爸没结婚之前就想好了的。“锐”的含义是：意志坚强，勇往直前，锐不可当。爸爸的怀疑有软弱的一面，爸爸多么希望你能成为一个刚强的男子汉啊。

　　记得在你降生百日那天，爸爸给你拍了一张“百日留念”，是在家里屋内给你拍照的，屋内光线较暗，因怕刺你的眼睛百没有用闪光灯，曝光速度较慢，你生来就活泼好动，又特别爱笑，给你拍的照片有点虚，爸爸把你的照片放大了好几张，爷爷在你的照片背面提了一首诗：“侯家新增一代人，锐意成材贵在勤，百炼千锤功业就，岁寒松柏喜逢春。”这是一首藏头诗，字头组成了“侯锐百岁”。爸爸曾认为你是幸运的。当你降生后，爸爸看着你那甜甜的脸，看着你那一双大眼睛――这明亮的心灵之窗，何等高兴！爸爸非常喜欢大眼睛的孩子，而你恰恰长着一双大眼睛，爷爷如愿以偿了。

　　爸爸非常喜欢口齿伶俐的孩子，为了锻炼你的口齿，在你呀呀学语时，爸爸教给你背的第一首歌谣是一首绕口令：“高高山上一条藤，藤条头上挂铜铃，风吹藤动铜铃动，风停藤停铜铃停。”你学走路早，刚满生日就会走路，你说话也早，刚满生日就能说比较完整的句子，18个月时，就能背诵几十篇唐诗宋词。两周岁时，像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这样的长诗你都能流利地背诵下来。至今还保存着你背这首诗时的录音带。爸爸教你背的第一散文是宋朝周敦颐的《爱莲说》，爸爸希望你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成为一株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懂权谋而不用。爸爸教你的第二散文是范仲淹的名篇《岳阳楼记》，希望你将来能做一个像范仲淹那样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种胸怀的人啊！

　　你出生后没有母乳，为了使你健康成长，尽量不喂你奶粉，而是尽力买鲜牛奶喂你。70年代末，市场上商品还很匮乏，爸爸就骑自行车到乡下给你买鲜牛奶。每天早晨，无论寒冬盛夏，风霜雨雪，从不间断。晚上，当你饿的时候，你的第一声啼哭就会把爸爸唤醒，妈妈哄着你，爸爸马上起床为你热牛奶，无论怎样辛苦，爸爸从不感到累，从不怕麻烦。爸爸曾深有体会地对朋友们说：“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一种感觉，幸福是在忙碌之中。”

　　“养不教，父之过。”为了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爸爸买了《让你的孩子更聪明》、《家庭育儿百科全书》等关于幼儿教育的书籍。你不到4周岁时，爸爸就送你进了幼儿园，在入园开学典礼上，爸爸代表新入园的儿童家长讲几句话。当时，爸爸引用了一位诗人为一幅儿童照片的题诗，在这里，请诗人原谅，我不记得是哪位诗人写的了。诗的大意是：

　　在我们过去的岁月里，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些损失；

　　追回损失的惟一办法，　　

　　就是把希望寄托给未来，　

　　未来，不是很抽象的，

　　那是非常的具体，

　　就是我们的兄妹、子女及所有的幼小者。

　　只要我们心里有他们，

　　我们就会失而复得，

　　我们就会有希望，有音乐，有花朵……

　　在你身上寄托着爸爸的希望和几乎是全部的爱。爸爸是多么爱你啊。爸爸不止一次对你说：“我们是平等的，我是你的父亲，同时也是你的朋友。”爸爸无论工作学习怎样忙，总是尽量抽时间教你背诗歌，讲故事，做游戏。爸爸从没有打骂过你，只有一次因为你考试成绩不好，爸爸生气地把你推倒在沙发上，但事后爸爸还向你承认了错误。你还没有长大成人，爸爸还没有尽完自己的责任啊。为什么爸爸这样地残忍地扔下你、你的妈妈、你的爷爷和奶奶，离开你们先走了呢？儿子啊，原来的爸爸是多么热爱学习、工作和生活啊！在患病的150个日日夜夜里（从患病时起到确定自杀日期这段时间），每天24小时不停地思考，我为什么一切欲望都没有了呢？为什么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激不起我的兴趣呢？原来的我是多么喜欢自己的孩子，一点也不爱他了呢？我收回了我那呆滞的目光，慢慢地推着自行车离开了家。

　　我到了工作单位后，环顾一下办公室，先打开了办公室的抽屉，把早已准备好的300片利眠宁装到一个药瓶里，揣进上衣口袋中，然后又打开仓库，取了一条捆绑办公用纸的绳子。在我患病之初，就感到特别厌世，没有能力和兴趣在世界上生活，十分希望患脑溢血、心肌梗塞之类的病突然死去，或突然飞来外来物把我击死。那时，认为只有“死”才是最好的归宿。当时，每天都吃不下饭。有时饿了一天，晚饭有时能勉强吃上几口，然而过了一会儿，也都一口一口吐了出来。后来，发展到严重程度，连喝的水，吃的药片都往外吐。晚上，整夜睡不洋觉，尽管这样，我也不想去治病。我时时在想，为什么要活着，死了多好啊。在亲人的“逼迫”下，我才同意去治病，初诊就确诊出是抑郁症。自患病以后，我就时时想自杀，在什么时间，采用什么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想到了“跳楼”，但万一摔不死致残怎么办？况且，凡是有高楼的地方人都多，这种死法影响太大，社会影响不好。也曾想到“撞车”，这样做也有撞不死致残的可能，况且也给司机及有关人员带来灾祸和麻烦，死了还要叫人骂，也不可取。“投河”的死亡率可以说是百分之百，但衣服弄得湿漉漉的，死后还得用人捞，也会产生很不良的社会影响。也曾想到“自缢”，又有些厌恶“吊死鬼”这个词，又想到死后会有人用“上吊”和“上调”这个谐音讽刺我。也许有的读者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当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会怕自己已经听不到的闲言碎语吗？是的，这就是相当一部分抑郁症患者想自杀时的心态。笔者在后面将要详细记叙抑郁症患者“自杀”之前的心理活动，最后，我选择了服“安眠药”自杀的方法，认为这个方法是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最佳方式。

　　为什么我选择了这种呢？我曾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记叙一名中年男医生与一名刚从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女医生婚外恋的悲剧。这名男医生因与这名女医生“相见恨晚”和“爱而不能结合”，人而对生活推动了热望，心情抑郁，最后他在宿舍中服了300片安眠药，永远地长眠了。我想，作为一名医生，他一定会知道服多少安眠药是使人致命的“最佳量”。

　　我是1990年11月初病情达到严重程度的。那时，自己时时刻刻想到死，但是，最好是主观以外的原因致死，不选择自杀这种方式，因为这是弱者的选择。当时，我认为“病”是好不了了，自己清醒地认识到患的是“心病”，没有能治疗“心病”的药，我一定会饿死或困死的。在家人的“逼迫”下，经过多方就医，吃了饭后不吐了，不服安眠药也能睡觉了。既然不能“病死”，那就自杀吧。自己要尽量把这种不幸减少到最低限度，然而，又清醒地告诫自己，即使是要死也要等到过完新年和春节，不能让家人在节日期间过于悲痛。

　　方法和时间确定下来了，又确定了“死”的地点。为了不让亲人和他人看到我的悲剧，地点确定在外地，准备长眠于荒山野岭中。我缺少这方面的医学常识，不知服安眠药自杀的人真像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样，“服了300片安眠药他永远地长眠了”，还是服安眠药后要有一番痛苦的折腾，我不了解。如果是后者，我可在荒山野岭中尽情地“折腾”，不至于有人来救，可以顺利地达到死的目的。在决定自杀的前几天，我认为没有必要留下的东西都销毁了，在单位把办公室的抽屉也整理好了。1991年4月7日是星期天，我又上街配了一把自行车钥匙，准备出走时把自行车钥匙留在家中一把。我每天是骑自行车上班的，如突然不骑自行车会引起家人的怀疑。既然选择了服安眠药自杀，为什么还要准备绳子呢？对于“死”，我作了充分准备，万一服安眠药不能速死，就用绳子自缢，以增加“保险系数”。

　　我静静地坐一会儿，想和科长说几句话，也想把办公桌抽屉的钥匙留下，由于屋里一直有人，再加之如果真这样做了，怕在这个非常的时间里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被科长看出来而影响我的“计划”实施。稍坐一会儿，拿起提兜，环顾一下办公室，便不辞而别了。为了保证300片利眠宁顺利服下去，又到商店买了两筒易拉罐饲料和两个面包。为什么要买面包，我接受了法国著名画家高更没有自杀成功的教训，高更服毒自杀时，胃里很空，胃受不了刺激，药都吐了出来。到火车站后，买了一张13时56分到石桥子的车票。我为什么要选择石桥子这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地方有山，如果“运气好”，能找到一个山洞，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服了药，也不会有人来救，便可以“顺利”地离开这个世界，不麻烦任何人。

　　买完车票后，离开车的时间还有两个多小时，我在生与死的边缘上一圈一圈地徘徊，思想在激烈地斗争。当时，我的心里正如美国心理学家莫尔茨伯杰著的《自尽者之谜》中说的那样，当时的我“主观的自我被一分为二。一方面有个渴望活下去的‘我’，另一方面则有一个‘嗜杀者’的我”（想自杀的我）。渴望活下去的‘我’说：“难道你就这样狠心扔下你年迈的父母，使他们随老年丧子的巨大不幸，你还没有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还没有为他们养老送终，在读西晋人李密的《陈情表》时，你不是十分钦佩他‘孝’的精神吗？李密的精神你学到哪里去了呢；你难道这样狠心扔下和你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啊；你又怎么能这样狠心扔下你那未成年的儿子啊，使他承受少年丧父的巨大痛苦的三大不幸都将降落到你家，你将是你们家的千古罪人。”

　　“你不是读过司马迁的《报行安书》吗？‘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和也。’在读《报任安书》时，你不是把这面话段背下来了吗？用古代先哲的事迹鼓舞你自己在生活的海洋中嬖波斩浪、扬帆远航吗？你不是曾在文稿中鼓励残疾人要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期特洛夫斯基、《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吴运铎、当代保尔张海迪为榜样，用他们的残疾之躯，勇敢地扬起生活的风帆，为社会作贡献吗？当你鼓励他人要具有这种精神时，为什么不能鼓励自己呢？”

　　另一个想要自杀的“我”说：“你不是想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中的话鼓励我活下去吗？我也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话鼓励我活下去吗？我也引用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话说明我此时的心态，以求得你的理解。‘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人之常情是贪生怕死，罹父母，顾念妻子儿女。至于那结被义理激发起来的人不这样，那是出于不得已的原因。现在‘活’对于我来说是最痛苦的事，我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哀募大于心死啊。虽然我现在还活着，但是我的心早已死了。我是一个最无能的人，不能工作，没有能力适应社会生活。对上不能尽赡养父母的义务；对下不能对子女尽抚养教育的责任。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在他的著作《天演论》中高度概括了自杀界的发展规律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生存的竞争中我是弱者，不适应社会生活，我本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与其活着慢慢地受罪，不如不惜阵痛离开这个世界。

　　“美国当代作家海明威在1961年7月2日凌晨，口含猎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生前，他在《丧钟为谁而鸣》中写道：‘死亡只有拖延时日，痛苦之至，令人难堪这点上才是坏事。’死亡，对于死者来说是一种解脱，记得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我这样地走了，是不是太自私了，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和女婿拉法格于1911年10月也是用自杀告别世界的。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亚曾这样说：‘他们死了，作为无神论者自杀了，因为年老失去了斗争所必需的力量。’我之所以要自杀，也是因为推动了生活的信心和力量，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在历史上，在现实的社会中，不同的阶段、不同信仰、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对‘死’有不同的理解。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对生与死的观点是：‘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本来都有一死，有的人死得重于泰山，有的人死得轻如鸿毛，这是因为死的目的不同。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对生与死的看法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元代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中写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戊戌变法的领袖谭嗣同面对生与死的选择，他却选择了后者。变法失败后，他本来有时间、有机会逃到国外，他却没有走。他要用自己的血教育后人。他说：各国变法都是从流血开始的，中国变法尚无流血的，有之，请自嗣同始。他在《狱中题壁》诗中反悔了他决心为变法而死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些仁人志士对‘死’的观点正如司马迁所说的‘重如泰山’。海明威、莫泊桑，他们自杀是不堪忍受疾病的折磨。劳拉、法拉格双双自杀身亡，因为他们觉得再活下去已元多大意义了。我们汉民族偏偏有句俗话‘好死不如赖活着’，而我却不这样看，记得我在患病前，一镒和他人讨论安乐死的时候，我是赞成安乐死的。我说：‘等到我病入膏肓不可药救的程度时，我不着受罪，我申请安乐死。’（抑郁症患者也认为自己不可救药，但这完全是主观感觉，在以一几章里将详细叙及。）一个人有生的权利，也应有死的权利，我作为一个平凡的人，生，不想作人杰；死，也不准备作鬼雄。我是没有能力活下去啊。”

　　在等火车的两个多小时中，我的大脑一刻也不有停止过思考，想“死”，这是我患病5个月不停地、反复思考的问题，然而今天，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我还是这样的矛盾，这样的迟疑。可见，‘生’，人们对它是多么贪恋啊！“死”又是多么不容易啊“此时，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我国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自杀前在树下徘徊10个小时之久的心情了。

　　开往本溪方向的车检票了。我随着人流，迟疑地、缓缓地步入站台。多亏那天旅客产少。我是最后一个上的火车。那节车厢的门正对着火车站候车室，望着火车站大厅，心如刀绞。此时，我的眼睛湿润了，再最后看一眼家乡吧。当乘务员即将关上车门的一瞬间，孩子失去父亲后悲伤的样子出现在我的眼前，姐夫揭露我有自杀心理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父母是大伙的，你可以不管，孩子可是你自己的，你可不能不管。”对孩子的责任感和渴望生存的动机和力量又驱使我跳下火车。

　　我缓慢地走出站台。此时，想自杀的‘我’对渴望活下来的“我”说：“下了几个月的决心，为什么到了关键时刻又改变了主意。现在，你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怎么能活下去呢？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人失去‘希望’和‘爱’时，他就无法生存在世界上。现在，在佻的生活中已经失去了爱和希望。正如臧克家在一首诗中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去；有的人死去，他还活着。’你现在虽然还活着，但你的心早已经死了。‘我’还要重复刚才说话，与其这样艰难地、苟且地活着，不如早些、快些死去。正如圣经中讲的那样，人在世上客旅，是寄居的。‘死’是每个人的必然归宿，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所以，基督教徒把‘死’叫做回归，回到了家乡，真正做到了视死如归，《赞美诗》是这样赞美死亡的：

　　月有圆缺明暗，常显主恩，

　　人有生离死别，情同古今；

　　生死皆有定期，由主带领，

　　寿满挽留不住，恩光指引；

　　何必见物思亲，与主更进！

　　何必触景伤情，幸福无垠……

　《赞美诗》还把‘死’看作睡主怀中：

　　睡主怀中，何等清福！

　　从未有人醒来哀哭，

　　清净、安宁、和平、快乐！

　　不受任何敌人束缚。

　　睡主怀中，何等甘美！

　　四周惟有温柔的爱，

　　醒来尽可放心歌唱，

　　死亡已失去旧日权威。

　　睡主怀中，何等平安！

　　醒来定能蒙福无边，

　　救主才能彰显之日，

　　再无忧愁、福患、艰难。

　　睡主怀中，虽离亲族，

　　醒后相逢更加欢乐，

　　睡主怀中，无穷清福，

　　从不有人醒来哀哭。

　　“你再想一想《苏格拉底的辩护词》，这记录了苏格拉底在临死之前的申辩，你就会坚定离开这个世界的决心。

　　‘我们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死亡，就会发觉有绝大理由相信死亡是件好事。死亡可能是以下两种情形之一：或者完全没有知觉的虚无状态，或是人们常说的一套，灵魂经历了变化，由这个世界移居到另一个世界。倘若你认为死后并无知觉，死亡犹如无梦的安眠，那么死忘真是无可形容的得益了。如果有人要把安恬无梦的一夜跟一生中其他日子相比，看有多少日子这一夜更美妙愉快，我想他说不出有多少天。不要说平民，就是显赫的帝王也是如此。如果这就是死亡的本质，永恒不过是一夜。倘死亡一如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是迁徙到另一个世界，那里寄居了所有死去的人，那么，我的诸位朋友、法官，还有什么比这样来得更美妙呢？假若这游历者到达地下世界时，摆脱了尘世的审判官，却在这里碰到真诚淳朴正直的法官迈诺、拉法门塞斯、阿克斯、特立普托马斯，以及一生公正的诸神儿子，那么这历程就确实有意义了。如果可以跟俄耳浦斯、廖萨尤斯、赫西亚德、荷马相互交谈，我愿意不断受死……’

　　‘法官们啊，不必为死亡而感到丧气，要知道善良的人无论生前死后都不会遭恶果，他和家人不会为诸神抛弃。快要降临到我身上的结局绝非偶然。我清楚知道现在对我来说，死亡比在世更佳。我可以摆脱一切烦恼。’”

　　想到这里，想要自杀的“我”决心更大了。这时两个“我”合二为一了。

　　我又看了一下车表，准备乘下一趟15时零5分沈阳――丹东的火车出走去寻找我的归宿。

　　下定必死的决心后，我痛苦到麻木的程度。我并没有《睡主怀中歌》描写得那样“睡主怀中，何等清福”的感觉，我也不像苏格拉底那样“相信死亡是件好事。”我之所以走这条路，诚如司马迁所说的那样是出于不得已而为之啊。

　　我在火车站周围徘徊着，大半天了，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此时，也不知道渴，也不知道饿。我看一下手表，14时30分了，再有35分钟我就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世界了。这时，一辆从我身后开过来在我身边停下了。科长和科里的同志把我拉上了车，从生与死的边缘上把我拉了回来。

　　尽管我内心世界的“两个我”还在格斗，我还是依从了同志们的安排。

　　一场悲剧避免了。

第二章　煎心日日复年年

――抑郁症患者的心境

　　读完第一章后，读者也许会问：“当时你主里这么明白，为什么自己还要往绝路上走呢？”

　　就一般的自杀安全来分析，有的人自杀是由于走投无路，没有办法，通常情况下是罪犯，有的人自杀是为了一种追求，一种道义或，壮志未酬，不愿苟活下去，通常多是英雄或殉道者。但一般人的自杀多半则是认为活着比死难，不愿意随或忍受生存的苦难。

　　而抑郁症患者自杀，则是主观上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活在世上，或是活着对自己一点意思也没有，唤不起一点生活的乐趣，时时刻刻处于抑郁之中，是对人生或人生责任的逃避。

　　在病中，一位爱好文学的朋友来看我，他对我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患的就是慢性抑郁症。”我多次读过《红楼梦》，林黛玉抒发她心境的《更香》一诗是比较熟悉的，而且还能背下来。这首诗恰切地反映了林黛玉的抑郁心境：

　　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两无缘。

　　晓筹不用鸡人报，五夜无烦侍女添。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

　　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其中“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这两句诗，十分形象地反映了林黛玉在贾府寄人篱下的忧郁心境。用这两句诗来概括抑郁症患者的心境，我认为是再恰当不过了。

　　但是，林黛玉写此诗时，还不能说是患了抑郁症，只能说是一种抑郁心理。因为从后两句诗中还能看到她还有振奋进取的一面。“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在这两句诗中，她还告诫自己，对流逝的光阴应珍重爱惜，风雨阴晴不定任它变化更迁。这种珍惜时间，无所畏惧的生活态度是忧郁症患者所不具备的。

　　然而《红楼梦》到了第八十三回时，林黛玉已由抑郁心理发展为抑顾症了。书中写道，王大夫诊完脉后说道：“六脉皆弦，因平日郁结所致。”“这病日常应得头晕，减饮食，多梦。每到五更，必醒几次；即日间听见不干自己的事，也必要动气，且多疑多惧。都是抑郁症的主要症状。

　　抑郁症患者几乎看不到一丝光明，人生的道路几乎是荆棘载途，仅看到困难，看到阴暗的一面，并无限夸大困难、阴暗的一面，并无限夸大困难、阴暗的一面，并任意设想困难，几乎每天都生活在诚惶诚恐之中，真可谓是“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在《山重水复疑无路》这章中，笔者谈了自杀前的心态。那么，抑郁症患者为什么要选择“自杀”这条路呢？一般的自杀者多半是无路可走，无法生活下去的时候选择自杀的。抑郁症患者的逻辑思维，认为自己也是无路可走了，而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心。抑郁症患者一般看上去是“明白”的，但是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一点是抑郁症患者的病因所在，就是自我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发生重大失误。尤其是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严重的自卑。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发现，自卑情绪是导致精神病的原因。

　　《老子》三十三章有段精辟的论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胜已者强。”这段话的意思是，能够正确认识他人才能和缺点的人叫做有智慧，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才能和缺点的人叫做聪明；能够战胜别人的人中做有力量，能够战胜自己的人叫做坚强。患抑郁症的人，既不能正确认识主观世界，也不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既没有战胜客观世界的力量，也没有战胜自我的勇气。自我感觉上可谓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所以，就要选择对生活的逃避。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心理咨询》一书是这样概括抑郁症的主要表现的：“精神萎靡，无精打采，意志缺乏，心境压抑，苦闷，感受不到欢乐，甚至没有情感体验。患者悲观绝望，独居一处，回避亲人，伤心流泪，面容悲苦，憔悴，甚至呆板，严重自卑，羞于见人。严惩的抑郁症患者，可能有自罪自责，出现自杀意念。”

　　抑郁症病症的核心是“自卑、自责”。最大的危险是“自杀”。在我患病之初，以至于到病愈的前一天，“死”的意念从始（患病之始）至终（病愈之前）在心中萦回。我在沈阳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部初诊时，医生给了我一张《抑郁自测量表》，量表有20道心理测试题，其中第一题是“我真希望自己哪一天突然死去。”第十题是“我想自己去死。”20道题中有两道题是自测关于对“死”的态度问题。在每个题后面有五种标准，分别表示患者对该总是思考的程度，据以测量患者抑郁的程度。这五条标准是：一、没想。二、偶尔想。三、有时想。四、经常想。五、总是想。

　　当时，对以上两个总是的测定是“总是想”。我首先想的是：“我真希望自己哪一天突然死去。”非常盼望自己突然患脑溢血或心脏病之类的病突然死去。其次才是设想自杀。为什么抑郁症患者在“想死”时，“希望自己突然死去”占主导地位呢？因为抑郁症患者的是非观念、思维都没有错乱。所以，有的精神病学家把抑郁症定义为精神障碍或心理障碍，思维并不是完全不通，而只是障碍。在传统文化中，“自杀”是受到世人贬斥的，是“弱者”的行为。同时抑郁症患者认为扔下亲人自己“走了”，是一种主观故意行为。如果能“病死”或有其他“意志以外的原因去死”，则减少些心理压力，亲人及周围的人可以理解，因为“死生有命”。当然，“真希望自己哪天突然死去”完全是主观的臆想，事实上一般是不可能的。“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在确知自己不能“意外”死去时，才想实施自杀。然而，抑郁症患者也认为自杀对不起自己的亲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十分挂念亲人，不忍离去。但同时，抑郁症患者有强烈的自杀愿望，已经承认自己确实是个“弱者”了，认为活着异常痛苦，并且没有能力活在世上，不能为亲人尽责，以至把整个世界都想得很坏，甚至感觉天空都是昏暗的。所以，抑郁症患者自杀前矛盾重重。有的人甚至写了遗书，然后又毁掉，毁掉了之后又写，反反复复。我当时也写下了遗书，后来又撕毁了。遗书是这样写的：

　　爸爸、妈妈、妻子：

　　当你们看到这封遗书时，我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你们。

　　自己知道，我这样做，将成为我们家的千古罪人。作为儿子，我是一个不孝的儿子，没有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没有把老人养老送终自己就逃避了责任；作为丈夫，我不是一个好丈夫，不能和妻子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把生活的重担推到一个弱女子身上，在多难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没有与你相扶相伴走完人生的旅途就当了可耻的逃兵；作为父亲，我不是一个好父亲。“养不教，父之过。”对于儿子，既没有尽养的责任，也没尽教的义务。

　　人生有三大不幸，即老年丧子；中年丧夫（妻）；少年丧父（母）。由于我的过错，人生这三大不幸同时落到我们家。我深知我是罪孽深重，但是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是一个无能的人，即使活着，也是个没有用处的人。与其长痛，不如短痛。

　　请爸爸、妈妈、妻子原谅我吧。我是一个不该来到这个世界的人。

　　这封遗书，我已记不得是写了几次又撕了几次，在我决定自杀出走前并没有留下遗书。

　　为什么选择出走后自杀，其原因是不想让亲人看到痛苦的现实，雪上加霜，给亲人带来麻烦，为什么没有留下遗书，我是这样想的：如果留下遗书，亲人看到遗书后会受不了这突然打击；如果不留下遗书，亲人还存有侥幸心理，有个随痛苦的渐进过程。抑郁患者对死也是用心良苦啊。

　　南京铁道医学院周达生教授在《自杀的防范》这篇文章中指出：“一般自杀经历四个阶段：即自杀意念，自杀预演，自杀行为和自杀死亡。”前文，笔者已多次谈到抑郁症患者在患病期间经常有自杀意念或进行自杀预演。国外研究抑郁症的一篇报告表明，抑郁症患者女性多于男性，然而自杀“成功率”男性却是女性的7倍。这是因为女性的自杀预演较多，男性侧重于行为，而且男性的自杀行为比女性“果断”。我自杀没有成功，也要归功于我的性格，我的性格中有接近女性柔弱的一面。再有男人的抑郁症难以被发现，不易被察觉，是因为“男儿有泪不轻弹”。专家认为男人没有被诊断出来的或许高达65%。直到最近，人们仍认为，女性抑郁症患者是男性的两倍。笔者在患病之时，时时想自杀，并为之做了准备，但很少流露自杀意念。然而，笔者病愈后，接触两个女患者，她们的自杀欲念时时向亲人流露出来。当然，这不是概莫能外的规律，而是女性患者流露出自杀意念占比例大些而已。

　　不仅“自杀”、“死亡”的阴影时时笼罩着抑郁症患者，就连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对一般人来讲极普通的小事，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也是很难的。笔者曾采访过一位曾患过此病的患者，她说：“正常人根本无法理解我当时的心理，只有和你说才能理解，那时什么事也不愿做，得了这种病的人没有七情六欲。”

　　《社会•家庭》杂志1988年第二期上刊登如摘编的一篇文章叫《忧郁――什么事都不想干的恶习》，这篇文章的开头，编者写了一段引文：“为什么曾一度给你带来欢乐的事，现在却变得索然无味？为什么爽快的人，也变得离我们非常遥远？为什么我们会对什么事都感到无所谓？这就是抑郁――什么事都不想干的恶习。”文章的开头，高度概括了抑郁的人的特点：“忧郁的人，对生活觉得没有任何希望，对任何事都觉得无所谓，认为生活是件痛苦的事情，而又没有能够解脱的方法。”

　　是的，对此我深有体会。首先拿换衣服这样的生活小事来说，我患病这初是初冬，相对于夏季来说衣服不需要更换得那样勤。然而，换衣服对于我来说，却是那样的难，不愿意换衣服，也没有心情换衣服，更不愿洗衣服。但同时也认识到，自己衣着不，影响自己的形象，别人也会笑话的。当时就怕过夏天，现在不爱换衣服，到了夏天，衣服穿一天就脏那可怎么办？不用说别人烦，就连自己穿着也不舒服。道理是明白的，可就是不愿意做。经常是妻子拿来干净的衣服，嘱咐我换衣服，这时才勉强换上干净的衣服。还有一种心理，就是不愿再给他人增添麻烦。因为自己这样已给家人带来不少麻烦了，还是尽量少麻烦别人吧。

　　衣着邋遢，不修边幅，几乎是所有抑郁症患者的共性。笔者有一位朋友，她是比较注意衣着的。但她患抑郁症后，外衣好长时间不换一次，我从没邮过她这样邋遢。一次她用电话向我诉说她痛苦的心情。我说用电话一时很难说清楚、请她到我家来，池到来后，我请她在沙发上就坐，把头巾解下来，铺到沙发上，歉意地说衣服太脏了。我对她说：“我完全理解，病好后你还会像以前那样讲究服饰的。”

　　抑顾症患者没有食欲，对吃什么都不感兴趣。在患病的700多个日子里，很少主动想吃什么。尤其是患病最初的几个月，每天早晨、踵基本上吃不下饭，面对着饭菜一点食欲也没有，到了晚上，有时能吃下几口，但进食时的正常享受感一点也没有了。过一会，就会一口一口地吐出来。时常感到头昏沉沉的，耳朵以上部分麻木，就像有一个紧箍咒箍着一样。好多抑郁症患者都有过这种感受，这是抑郁症患者的体感特征。

　　严重的时候，吃的水果、喝的水、吃的药片都吐出来。用医生的话说，这叫神经性呕吐，是思虑过度造成神经功能失调，而无器质性病变。有的也曾这是否肝功能有问题，经肝功能化验证明肝脏是没问题的。

　　笔者曾了解到这样一例病例。一名女中学生，学习成绩在班级一直名列前茅。一次考试，由于分数判错了，使她的名次焉了。由此患了抑郁症。尽管老师发现后把分数改了过来，也于事无补。开始，她睡眠不好，吃不下饭，进而发展到呕吐。家长也不知孩子患了抑郁症，还坚持让孩子上学。由于治疗不及时，这名学生最后因抑郁、饥饿而死。

　　食欲不佳，这是所有抑郁症患者的共同特征。且多数病情严重的患都同现进食后呕吐症状。有的患者，吃饭时拿筷子还犹豫不决，是吃呢还是不吃呢？至于吃什么，更是无所谓。对饮食不挑剔，做什么吃什么，甚至越是好的饭菜越不吃，如果在桌上摆两盘菜，一盘好,一盘次的，抑郁症患者会选择次的吃。为什么呢，认为自己不配吃好的饭菜。

　　抑郁症患者不但无食欲，而且睡眠也不好。我患病之初，很难入睡，并且早醒，清晨二三点钟即醒，思前想后，翻来覆去，非常闹心。有时索性坐起来，穿上衣服在屋里踱步，有时不愿在屋里，就去户外走，甚至想大喊几声，但又怕别人听见认为自己精神不好而克制自己。后来发展到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思前想后，每日几十次、上百次地思考自己的过去，思考自己的“失误”，总想自己“走麦城”的事，而不想自己，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患者对自己“失误”的追忆能力特强，好多“做错的事”都回忆起来了，消极记忆特强，积极记忆特弱，及超常的追忆能力是抑郁症患者的记忆特征。

　　而且，自己想得十分疲倦，但还是想，经常卧床，躺得腰痛但还是愿意躺着。那时，还产生过无睡眠感，明明自己咱到你打呼噜了，怎么还没睡着呢？当时自己判定是否睡着了就以是否听到挂钟报时的声音为准。这种现象在医学心理上称之为“无睡眠感”。无睡眠感是一种多见于老年人的睡眠感觉丧失的表现。他们夜里虽然睡着了，但总觉得没有睡或睡得很少。一些重病患者或正常人有时因精神过度紧张，大脑抑制过程较弱，也会产生无睡眠感。长期服用氯丙嗪药物的病人，也会产生无睡眠感。健康的人，让他在屋里呆一天，什么事也不让他做,可以说是难以忍受.而抑郁患者在屋里呆一年、两年也能做到。

　　当我同一名病愈的抑郁症患者谈起此病时，她说：“我也是什么也不愿意干，整天躺在床上，家人也不理解这种病，我母亲说我是懒病”。抑郁症患者往往遭到这们的误解（连家人也不例外）。动作迟缓，什么事也不愿做，毫无主动性，说话声音低沉、缓慢，一点力量也没有，这是抑郁症患者的动态特征。

　　避人怕事，不愿意参加社会活动，这是抑郁症患者的共同心态。抑郁症患者不愿上街，不愿意到公共场合，尤其是怕见熟人。美国著名精神病理学家弗利德里希•弗拉赫博士在他的《神秘的潜力——论抑郁》一书中指出：“伴随抑郁症而来的是疲惫不堪，精力不支，避人怕事”。《中学生心理咨询》一书介绍抑郁症患者常见的症状是：“语言减少，思给困难，应答迟缓，缄默不语等思维迟钝”。笔者在患病期间，拒绝了一切社会交往，甚至在街上碰到熟人也要回避，有时装作看不见。“狭路相逢”时，才不得已点个头了事。即使是很热情的人，患病以后也变得十分冷漠，把自己封闭起来，与患病前形成双重人格，这是抑郁症患者的人格特征。

　　那是刚患病时，一次，我在街上看到一位朋友迎头走来，想转回身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走过来。他看我脸色惨白，目光呆滞，惊呼问我：“你怎么了？”我搪塞说：“感冒了”。他说：“不对吧，晚上我看你去”。

　　有的读者也许会问，你当时不愿见人时是什么心态？你就主动说话能怎么样？当时的心态，打个比方说碰到熟人就像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或者像是借了人家的东西没有还，欠人家什么似的那种心情。“生人”也不愿见，当与“生人”交往时，总有一种怕人家认为自己有病而瞧不起自己那种心理。家中来了客人，如果不是来自自己的，基本上不见。有人来看我时，只好硬着头皮见人。

　　一次，一位朋友来看我。我看我谈吐都正常，就是缺少热情，话比以前少多了。他说：“我看你应当上班，在家里待下去对你的病没有什么好处”。我说：“上班我也干不了什么，也不愿意见别人”。他说：“从明天起你就开始锻炼，白天出去散步，看到熟人主动打招呼，习惯了就好了”。抑郁症患者在一般人看来，思维、理智、语言都不失常，和他人说几句话，见面打个招呼怎么做不到呢？觉得不可思议。一般人对患病的人食欲不佳，吃不下饭都理解，且多数人都有过患病时吃不下饭的经历。谁也不能说吃不下饭就往下硬吃，能怎么的。其实抑郁症患者回避熟人（“生人”也不愿意见，只不过“生人”不需要与其打招呼，故不显得突出）和人生病时有时吃不下饭是一个道理，是病症的表现。他人对这种表现需要理解，如认为其人骄傲、自大、孤僻，表现反感或远之，则会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

　　食色者，性也，性欲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在人的所有欲望中居冠。而抑郁症患者性冲动与性功能明显降低，这也是所有抑郁症患者的性功能特征。

　　性冲动与性功能的降低，主要由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心理因素，忧郁的人，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其中包括对异性。其次是生理上的因素，忧郁的人，睡眠、饮食都不佳，身体明显消瘦，身体状况极差，这是导致性欲下降的重要因素。资料表明，性欲的强弱是判断是否患有抑郁症的晴雨表。

　　写到这里，读者会理解抑郁症患者在失去一切生活欲望和享受生活快乐的条件下，而且内心又明明知道人伦之理而不去为之，他怎能不煎心日日呢？又怎能不想方设法逃避这痛苦的人生呢？

　　莎士比亚在他的悲剧《哈姆莱特》中，借哈姆莱特之口，说出一句传诵至今的名言：“生还是死，这是个问题”。然而，在抑郁症患者看来，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是个难题。通俗点说就是既“活”不起，也“死”不起。死不起，又活不起，这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和压力。

　　抑郁症患者面对生死难题，并不是客观上出于无奈，非死不可，而是在主观上，在想象中把自己逼到一种“无奈的境地”。自己迫害自己，这更是悲剧。

　　斯•格罗夫在《死亡探秘》一书中指出：“生命中最确定的事情是，我们都会死亡；最不确定的事情是，死亡将于何时降临”。正常人偶尔也会想到死，但不是经常想，时时想，而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可以说时时在想“死”的问题。认为这是解脱痛苦的惟一出路。

　　心理学家认为，通常大多数人在儿童时代（八九岁时）开始萌生了死亡意识，与此相应，亦有了生存意识。一般来讲，一个身体健康、精神正常的人，很难想象自己的“死”和什么时候“死”的问题。即使偶尔谈到，也有可能是笑谈，所以，我国有句俗话：“人不知死，车不知翻”。即是正常人生死观的明确反映。

　　不管人们是否想到了“死”，人们都难免一死。但也有达观的人，对“生”抱乐观的态度，认为“死”不属于他（她）。他们自有一套逻辑：“人的生命有始有终，生前，我们不存在，不应去考虑它：死后，我们已不存在了，就不存在考虑的问题了”。看似自欺欺人的笑谈，不过认真地思考，确实有一番道理。我们能够感到“生”，却无法体验到“死”的感受。然而，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却时时设计对“死”的感受，也考虑到自己死后，自己的亲人如何生活。有资料介绍，日本的一位大学教授患抑郁症后准备自杀，他考虑到他死后孩子们的生活会很艰难的，于是他投保了巨额人身保险后制造了一起空难事故。也有的不放心亲人在他死后有无生活保障，于是杀掉妻小而后自戕的。诚如诚兴华等人编才的《犯罪心理学》中指出：“有些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欲念极浓，但又不忍心遗弃亲属，因而在自杀前先杀死亲属”。

　　在前文中多次谈到，抑郁症患者不是真的到了“无奈境地”，而是自己把自己逼到“无奈的境地”。也可以说那些因抑郁而自杀的人是自己把自己“逼死”的。他们本来一点事也没有，有的即使有一点事，也是能够解决的，根本无须用“死”的方法去解决。

　　有一位女患者，其患抑郁症的直接诱因是，其所在的公司因管理不善，曾一度放假，其主管部门为该公司招聘一名经理，新经理为使公司尽快营业，提出凡是愿意上班的职工，每人集资5000元作为公司的启动资金。当时，她怕公司经营不好，集资的钱返不回来，没有集资，再有她原来是这家公司的副经理，新任经理没有聘任何人为副经理，她也产生一种失落感。由于这两个原因她就决定不上班了。当她真的没有上班后，静下心来前思后想，认为自己错了。现在不上班将来退休劳保怎么办？一旦丈夫因病不能工作这个家怎么办？我真后悔，当初为什么不交钱，我悔得肠子都发青啊。“担心”，“自责”，折磨着她，痛不欲生，几次试图触电自杀，几次试图用绳子勒死自己，进行“自杀预演”。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当笔者告诉她已患了抑郁症，她仍固执地说：“我没有病，就是把事做错了，我真后悔”。

　　我耐心地对她说：“你这是病态心理，这种事极本谈不上后悔。如果你想上班去找经理谈一谈，说自己没有考虑周到，现在又想上班了，希望给予帮助。问题是能解决的”。

　　接着我又对她说：“根据你的办事能力，如果你没有病时，不用我出这个主意你也会把问题处理好，在一般人看来，你这根本不是问题，更不值得为这件事去寻死上吊的。根据你目前的状态，即使你真的上班，也很难工作，就是上班后不让你干什么，就让你吃饭，也很难坚持”。

　　她在亲友的陪同下去见了公司的领导，提出了上班的要求。那位领导说：“我和其他同志再商量一下，不过我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事情办得很顺利。但她从领导家回来后，还是忧心忡忡。本来事情已办妥了，可是对于心理忧郁的她来说，仅对“和其他同志再商量”这句话特别注意。我对她说：“根本没有问题，人家领导办事留有余地”。她还是不放心。

　　抑郁症患者为什么多疑呢？多疑主要来自于患者的自卑心理和对自己所依赖事物的担心心理。心理学家指出：过分注意他人对自己评价的人，是心理不成熟的反映，是缺乏自信心的表现。有自卑心理的人十分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由于认为自己“不行”，很怕他人瞧不起自己，对别人的一言一行都格外注意，甚至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抑郁症患者的多疑，还来自于对所依赖事物的担心心理。因“担心”而产生多疑，这在正常人中也存在。家财万贯的人由于担心贼偷，疑心就重；位高权重的人，时常担心有人谋害他。《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就是一个多疑的人，睡觉时枕下放一把宝剑。一位侍者为他盖被，曹操就怀疑他要谋害自己而把那个倒霉的侍者杀了。抑郁症患者由于病态心理，对所依赖事物的依赖心理特别严重，因而也越担心失去，所以抑郁症患者具有多疑的特征。

　　当她接到通知上班后，仅勉强坚持一个星期。上班时，连接一个普通电话，都不愿意接，都觉得是件难事。本来心里很难受，在人前却要硬装出一副笑脸。每做一件简单的事情，都思前想后。不愿意接触任何人，对任何事情都打憷。当她觉得自己确实不能工作了，才请假回家休息。

　　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确实有病。但她还坚持是由于当时没有集资才使自己后悔得了病。我说：其实在你们公司没有集资前，你就有严重的抑郁心理。心情抑郁的人，办事犹豫，思前想后，而且考虑不利的一面多，有利的一面少，甚至想不到有利的一面。而且，你的事不存在后悔的问题，因为这件“错事”可以弥补，你不是和领导一说，领导就让你上班了吗？根本不存在什么错事。

　　因为单位效益不好，她在家休病假是不能开资的，又觉得吃亏了。又让其爱人到公司把集资款要回来。她爱的人告诉她，你就是因为没有集资才得这个病，这回说什么我也不去要，病好你还能上班呢？

　　两个月后，单位看她还不能上班，也不知什么时候能上班，领导就把集资款给她送回来了。当她收下集资款后，心情更加忧郁，认为单位又不要她了。在一般人看来，领导这样做是近情近理的。人家没有上班，就不能用人家的集资款，给她退回来也是对她的安慰。对任何事情都考虑消极的一面，对同一件事情，不论采取左右哪种处理方法，都考虑消极的一面。消极思维是抑郁症患者的思维特征。

　　然而，心情忧郁的人，是进也忧，退也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只有病愈才能真正的乐起来。

　　心情抑郁的人把人生看作是凭自己的能力永远解不开的“难题”，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极其自卑。如果你问她，那你没患病之前，不也活得很好吗？多数患者都强调，以前的（因病的诱因而异，不特指什么，如职务、专业、环境、伴侣等）最适合她，她就是说失去什么才觉得什么最宝贵。往往跌进悔恨的深渊，一味只想从前。

　　一位女中专毕业生向我谈起她心理忧郁的一段经历。中专毕业分配工作后，她在单位住独身。这个单位住独身的只有两人，另一个恰好是她的同乡，在小学时曾同过班的男同学。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他们相恋了。经过几个月的恋爱后，她觉得他们俩的性格太相像了，性格内向又都沉默寡言，觉得没有意思，有和男友分手的想法。因为刚毕业，又身处异乡，周围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十分苦闷，心情忧郁。一次回乡探亲，她把想法和姐姐谈了，姐姐说：“相处就是互相了解的过程，你认为不合适就不要勉强”。当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男友提出中断关系时又受到男友的几句责难。当她真的和男友分手后，心情并没有轻松，反而更加忧郁了，新的担心又来了，和他分手了，将来我能找到比他更好的吗？她有些后悔了。从此，精神更加忧郁，嗜睡（因人而异，心情忧郁有的表现为失眠，有的表现为嗜睡），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不愿意与他人接触。但是能上班，没有实施自杀行为。

　　心情忧郁的状态，一直持续了有三四个月，当又一批大中专生毕业分到她的单位后，改变了她尴尬的处境。丘比特之箭射开了她忧郁的心灵之窗。理想的爱的阳光照亮了她的心房，驱散了她心中忧郁的阴霾。是解铃还须系铃人，还是民间“冲喜”之论确有道理呢？心理学似乎还应深入探讨其中的奥秘。

　　前文中谈到这两个病例，在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来看，她们所遇到的问题，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就是这点小事，却使她对人生失去了兴趣。那位女中专毕业生，当她终于找到了理想的知己后（请恕我不用什么“白马王子”借代，我也反对用什么“当代西施”、“貂蝉再现”之类的词汇来形容生活中的人。因为这些都是被作家夸张了、美化了的典型形象）。她又增加了自信，认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

　　一个人，当他把“不是问题的问题”都当作问题了，把所有的事都往不利方面想，甚至没有问题设计问题，没有困难设计困难，没有灾难设计灾难，他又怎能不“煎心日日”呢？其实，心情抑郁的人之所以选择“死”，说穿了他就是对自己设计的人生“难题”的回避。

　　有的患者也许会说，我不是自己在设计难题，我确实面临着难题，我“下岗了”，我失业了，我失学了……我没有能力。

　　笔者有一个朋友，面对企业放长假开不出工资，认为自己没本事而一筹莫展。我说：“正常人都有本事，只不过大小而已，你会修自行车，这不也是本事吗？”他果然去修车了，而且每月比上班还多挣300多元呢。一个人无论他多么“伟大”或多么“平凡”，都会有人排在他的前面和后面。所以我说，抑郁症患者的“难题”都是自己给自己出的。上面我谈的两个病例，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根本不存在活不下去的问题，可他们却偏偏愿往牛角尖里钻。

　　为了逃避自己给自己设计的根本不存在的“难题”，演绎了多少人生悲剧，多少大有作为的人，英年早逝。

　　前苏联田园诗人叶赛宁，高尔基称赞他：“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诗人，倒不如说是自然界诗意为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悲哀’，对一切生物的爱和侧隐之心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始终是一个独创的抒情诗人”。

　　可是就是这样一位才华出众，造诣极深的诗人，却于1925年12月28日在列宁格勒一家旅馆里切腕后，自尽于暖气片上。

　　“叶赛宁，这样一个优秀的乡村夜莺般的‘俄罗斯文坛的唯一真正的抒情诗人’为什么会这样突然告别他所热爱的生活，而且用自杀方式毁掉这上苍赐予他的才华呢？”

　　作家林妮在《啼血夜莺——苏联田园诗人叶赛宁》这篇文章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是忧郁，是可怕的忧郁！夺去了这位全身都洋溢着抒情细胞的诗人的生命。

　　就其性格而言，叶赛宁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他15岁时就发表了诗作，显示了他出众的才华。他出身在一个农民的家庭，在农村度过了无拘无束的童年，在他20岁时，叶赛宁闯进了不为他熟悉的城市生活。城乡生活的不同习惯，叶赛宁的内向性格，他的憨厚朴实和不善修饰，使他较难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他22岁时，与拉伊赫相识，一见钟情，三个月后即结婚。后来，叶赛宁受一些低层次的所谓“朋友”的影响，染上了酗酒的恶习，使拉伊赫十分反感，遂与他离婚。

　　当叶赛宁失去了爱妻和一双儿女之后，才意识到他们对他的宝贵。他在此后的诗作里常常会回忆往昔的美好时光，流露出无限忧伤和深深的叹息：

　　啊，在这被割光的草地的声音中，

　　我听到为心灵所热爱的呼唤。

　　是你在喊我，我的女友，

　　在梦的岸边把我怀恋。

　　多少年来，我没来过这里！

　　我见过多少喜相逢和苦别离，

　　但你雾祥的双手那柔软的一握，

　　却永远地镶进我的记忆。

　　心的创伤不会再愈合了，

　　热情消逝了，爱情逝去了。

　　……

　　在他流露悲伤与叹息的同时，又深深地陷入自责当中，他在作品中无情地剖析自己，揭露自己，甚至过分地咒骂自己“我这个流氓”。

　　在初婚失败后，叶赛宁又经过三次婚恋。他27岁时，又遇上了美国舞蹈家邓肯。婚后两人朝夕相处，语言不通，交流思想只能靠手势和简单的语句，再加上两个人的领悟力，交流变成了猜谜。由于所受的教育不同，成长的环境不同，年龄的差异，性格的差异，最后两人分道扬镳了。

　　叶赛宁与邓肯分手后，搬到了过去的女友加丽娜家里居住，后来并与之结婚，且婚后幸福。

　　人，得到的东西往往不知道珍惜，而一旦失去了才觉得宝贵。这是一种近于残酷的悲哀，曾演绎过多少人生的悲剧。叶赛宁的悲剧也是如此。

　　叶赛宁在30岁的时候，新的不幸又降临了。丘比特又射出了错误的金箭。在一个晚会上，叶赛宁结识了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立刻被她娴雅的举止，深遂的智慧，妩媚动人的容貌所吸引。索菲娅也爱上了这位著名的诗人。

　　叶赛宁离开了深爱他的加丽娜，走进了他的“理想的爱神”的怀抱。而当他们真正地生活在一起后，叶赛宁才“立刻明白了，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人——不同的兴趣，对生活持不同的看法”。新的不幸的生活使他愈来愈对加丽娜深感愧疚。他在作品《我在想着你》抒发愧疚的心情：

　　我在想着你，想着你啊，

　　头发闪闪发亮的姑娘。

　　你遭到难忍的离别之苦，

　　怎么不叫人烦恼，忧伤。

　　这个伟大的天才诗人在痛苦的迷惘和自责中患了忧郁症。1925年11月，叶赛宁入院治疗。12月28日，年轻的诗人用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30岁。

　　一般认为，挫折、不幸、失业、失恋等不快的事容易给人带来忧郁，但在个别人身上，成功也可以给人带来忧郁。

　　我病愈后，一位朋友问我：在青年点时，你有过那么多的坎坷和困难，几次抽调，由于种种原因，你都没能顺利回城，回来得那么晚，而且回城后你的工作又那么不理想，你都没有得病，为什么这次考上了公务员，调转完工作后竟然得病了呢？

　　我说：下乡时虽然很坎坷、很困难，但我的精神没倒，我很自信。我认为那时主要是社会环境对我不利，而不是我个人的无能。人在逆境时，他有希望，有摆脱逆境的动力；而当人走出逆境，取得成功后，当他面临一种新局面时，他会重新衡量自己是否有能力应付，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这个转折关头，如果存在潜抑郁等不健康的心理因素，他就会过多地注意事物消极的一面，对自我的认识也评价偏低，就会抑制自信，增加紧张心理，产生心理负担，使自卑感加重，就有可能引发急性抑郁症。在我考入公务员后，由于分配工作不够理想和首次调转工作没有成功，由于我这个人的性格特征是神经过程的感受性高而耐受性低，轻微的挫折就使我变得消极悲观而自卑，给自己造成了潜抑郁。这时，又一次调转工作的成功，我又开始审视自己，由于已经存在抑郁心理，使我开始过多地注意自己的缺点，得出不胜任新单位工作的结论，既然不胜任新的工作，那么为什么还要调转呢？接着就是后悔，这就是我成功后为什么患了抑郁症的轨迹。不仅是有抑郁心理的人在取得成功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心理健康的人在取得成功后或接受一个新的职位时，也要审视一番自己是否称职，只不过这种审视比较接近客观标准而已。

　　一般认为，挫折、不幸、失业、失恋等不快的事容易给人带来忧郁，但在个别人身上，成功也可以给人带来忧郁。

　　我病愈后，一位朋友问我：在青年点时，你有过那么多的坎坷和困难，几次抽调，由于种种原因，你都没能顺利回城，回来得那么晚，而且回城后你的工作又那么不理想，你都没有得病，为什么这次考上了公务员，调转完工作后竟然得病了呢？

　　我说：下乡时虽然很坎坷、很困难，但我的精神没倒，我很自信。我认为那时主要是社会环境对我不利，而不是我个人的无能。人在逆境时，他有希望，有摆脱逆境的动力；而当人走出逆境，取得成功后，当他面临一种新局面时，他会重新衡量自己是否有能力应付，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这个转折关头，如果存在潜抑郁等不健康的心理因素，他就会过多地注意事物消极的一面，对自我的认识也评价偏低，就会抑制自信，增加紧张心理，产生心理负担，使自卑感加重，就有可能引发急性抑郁症。在我考入公务员后，由于分配工作不够理想和首次调转工作没有成功，由于我这个人的性格特征是神经过程的感受性高而耐受性低，轻微的挫折就使我变得消极悲观而自卑，给自己造成了潜抑郁。这时，又一次调转工作的成功，我又开始审视自己，由于已经存在抑郁心理，使我开始过多地注意自己的缺点，得出不胜任新单位工作的结论，既然不胜任新的工作，那么为什么还要调转呢？接着就是后悔，这就是我成功后为什么患了抑郁症的轨迹。不仅是有抑郁心理的人在取得成功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心理健康的人在取得成功后或接受一个新的职位时，也要审视一番自己是否称职，只不过这种审视比较接近客观标准而已。

　　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是亚洲继印度泰戈尔之后获得这种殊荣的人。然而，就是这样有光辉业绩的人，却在获奖后三年多一点的时间，于1972年4月16日，口含煤气橡皮管自杀了。

　　陈德文在《美的灭亡——川端康成之死》这篇文章中说：“诺贝尔文学将给了川端康成以极大的荣誉。奖状上的题词表扬他‘以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内心的精华’。荣誉和地位使他受到振奋和鼓舞，更给他增添了沉重的精神压力。自从获奖以后，他的创作灵感渐次枯竭了，再也写不出激动人心的作品了，这就预示着‘川端文学’面临着空前的危机。此外，在社会生活方面又连连遇到一些挫折，使他对现实丧失了热情和勇气。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川端的情绪抑郁不振，心神不宁，只有靠安眠药打发日子。这种精神障碍反转来又加剧着他的痛苦和烦恼，最后只好把死当作一种寻常事来看待，他没有留下遗言。因为他早就说过：‘倘若自杀，以没有遗书为好，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写至此处，伏案沉思，忧郁之魔，扼杀了多少健康的、智慧的生灵，如果能尽早地认识抑郁症，预防抑郁症，治疗抑郁症，将会拯救多少宝贵的生命，帮助多少人摆脱忧郁之苦啊！

第三章　只缘身在此山中

—抑郁症的及早发现

　　在第一章中笔者谈到有资料统计自杀者中有52%是因患抑郁症而自杀。1997年第9期《家庭医生》载原所贤先生所著〈一对新婚夫妇的奇怪坠楼〉中说：“专家统计显示患者中有65%—80%有自杀念头，45%—55%的病人有自杀行为”。重庆市第一精神病医院主任医师乐晓坡在《一例抑郁症患者的惨死》中指出：“本病自杀率很高，约占10%左右。为此，对本病应早期发现。及时送精神病医院诊断治疗，一般效果良好，可免除悲剧发生”。

　　在我国，自杀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自杀”持有一种偏见，甚至有人认为“自杀就是坏人”，“自杀者活该”，甚至有的“党员”自杀后还给开除了党籍，从来没有听到给因“自杀”死亡的人开追悼会的先例。这种偏见阻碍了对“自杀”的研究和干预。一般情况下自杀念头的出现及自杀行为的实施和心理障碍有关。所以，那种对“自杀”的偏见应受到社会的唾弃，无论是在医院里还是在社会上，我们对自杀者都应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去全力挽救他们的生命，对有自杀意念者应予以同情，并向他们伸出友谊和爱护之手，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和苦恼，重新建立对生命的信心和适应能力，在人生的道路上健康起步。

　　弗利德里希•弗拉赫博士指出：“事实上，有人做过统计，每一片刻都将近有800万美国人迫切需要专家帮助他们解除抑郁之苦。不幸的是这些人中的一大半尚未意识到自己患了抑郁症。如此众多的人对抑郁症缺乏认识，原因在于他们常把抑郁混同于普通的心情不快”。

　　据调查，工业发达国家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患神经系统疾病，受神经紧张影响，时而丧失劳动能力。仅以美国为例，受此病影响，每年损失200亿美元。为什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抑郁症发病率比较高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竞争激烈，人与人之间落差较大，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无保障，忧患失业，忧患晚年……所以，专家们称之为与高科技发展成正比的时代病。

　　在我国，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竞争、市场竞争也会越来越激烈，市场经济瞬息万变，人们也面临着企业倒闭、破产、下岗、失业、分流等风险；高中专以上学校自费入学；大中专毕业生国家将逐步不包分配，用人机制也转向市场调节，个人价值、个人能力被愈来愈突出地强调；人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差距的拉大，以及人们自身社会地位的变化，经济收入的变化，忧患意识的增加等社会因素将会导致心理疾病发病率的增高。如预防不当，有可能愈演愈烈。

　　精神病医生杨华渝指出：当人们遇到家庭不和、工作困难、事业受挫、人际关系紧张、失学、失业、恋爱失败、经久不愈的躯体疾病等种种社会心理紧张刺激时，往往情绪低沉，沮丧和悲伤，甚至悲观厌世，尤其是那些性格不开朗、多愁善感的人，更是如此。这就是抑郁症（或称神经症性抑郁）。抑郁性神经症的病人，属于神经官能症的范畴，而不是丧失理智的精神病。

　　所以，抑郁症同普通的精神不快很难区别，因为抑郁症患者并没有丧失理智，许多人往往在人前要进行掩饰，尤其是男子患抑郁症，更难以被人发现，他们尽力压抑自己的忧郁心情，不使其表现出来。所以，尽早识别抑郁症是积极治疗抑郁症的关键一环。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抑郁症开始时，患者认为面临的世界是阴沉的，无望的。他们有一种危机感，患得患失，自卑自责，设想困难和对自己不利的事。最后，精神终于崩溃了。抑郁症迫使他们与环境、与人重新建立一种关系，但这已是基于病态心理，以另一种眼光看人、看世界、看事物。再具体点说就是用消极的心理看人（其中包括自己）、看世界、看事物。但遗憾的是抑郁症患者患病之初，并不认为自己有病，而只承认自己心情不好，无能力改变现状。

　　而身在“此山外”的许多人由于不了解抑郁症，对心情抑郁的人由可怜、同情到腻烦，由腻烦到忿懑，由忿懑到敌视。这不难理解，正常人依然按过去的水准要求他们，本来是一般的事，甚至可以说是不足挂齿的小事，而在抑郁症患者看来是要命的苛求，难以承受的负荷。

　　由于在“此山中”的抑郁症患者和有些在“此山外”的患者的亲属、朋友、同事双方都不了解抑郁症是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致使许多悲剧发生。

　　患者A，男，高中学生。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即1978年他升入高中二年级，当时学生毕业是升大学和上山下乡并存，这给他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学习成绩下降。二年级下学期开学不久的一次测验，数学、物理等几科主要学科考试成绩都很糟。他母亲知道他的成绩后，奚落了他一番：“不用你不好好学，考不上大学你就下乡”。连续几天孩子处于极度的忧郁之中，家人仅认为是考试没考好心情不佳，也应叫他难受几天，便不以为然。在他临自杀那天晚上，他告诉母亲：“妈，我去厕所”。这话本来就有些反常，也没有引起其母的注意，反而说：“你上厕所告诉我干什么”。孩子一夜没有回来，第二天，铁路公安人员在铁轨上发现了这名学生的尸体，手里还握着那几张试卷卷纸。

　　患者B，男，函授大专毕业，B中学毕业于“文革”期间，且幸运地被分配到一家国营工厂，该人上进心极强，好学不倦，“文革”结束后，即参加了某函授大学的学习，且工作勤奋，钻研技术，多次被评为厂、局的劳动模范，获得了助理工程师职称。厂里为培养他，送他到国外学习。B从国外回来后，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认为厂里花了很多钱送他出国学习，应当尽快搞出点成绩来，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恰在这时，他妻子也患病住院，家人把他心情不快误认为是他妻子患病引起的，没有留意，更不可能想到他是患了抑郁症。令人惋惜的是这个刚过而立之年很有前途的青年工程师最终投水自尽了。

　　患者C，男，某大企业车间主任，工作认真负责，且较有工作能力。企业为减员增效，剥离一部分职工另办新厂，厂领导认为他担任这个厂长较合适，并征求了他的意见。常言说万事开头难。他上任后，工作千头万绪，压力很大，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担任这个厂长，他后悔了，想回原来的车间继续当车间主任。但这个位置却另有人选了，于是他得了抑郁症。其家人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疾病，认为车间后悔了，没有卖后悔药的，医生也不能解决。这名车间主任自缢而死。

　　患者D，女，高中文化，某厂化验室化验员，所在企业全员放假。她回到家里，思前想后，压力很大，认为自己除了会化验外，没有其他技术和本事，自己身体又不好，找个地方打工又很难适应那里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其丈夫所在企业效益也不好，勉强开资，也有减员的可能。思虑过度，患了抑郁症。企业放假不到一个月，就采取了跳楼自杀的行为，筋骨摔断了两根，送进了医院，诊断为抑郁症。这时家人才知道她患病。

　　重庆市第一精神病医院主任医师乐晓坡在《一例抑郁症患者的惨死》中披露了一例自杀案例：

　　自杀人李向群，女，眼科医生。文章说李是一位很好的眼科医生，平素工作认真，医求过硬，服务态度好，要求自己严格，尽管科内工作很忙，既要完成医疗、教学、科研等任务，又要担负科内的日常事务，还要当好家庭主妇，确实是一位事业和家庭兼顾的女强人。平时表现为人忠厚老实，待人少言沉静，遇事严肃认真，情感脆弱多愁善感，遇到挫折常闷闷不乐，有一种所谓“抑郁性气质”。一年前，因未被评上副教授职称而心情抑郁，对日常活动丧失兴趣；半年前，在对一位小孩施行眼睑下垂治疗中自认为手术没有做好，对不起病孩子的家长，常感到内疚，下班回家无精打采，病乏无力，家务事被动，好发脾气，饮食、睡眠减少，有时还沉思发呆，悄悄哭泣。曾多次与爱人叙述过眼睑手术不成功，对不起病孩的家长，担心后果严重，不可挽回，表现出自责自卑，羞于见人。因其爱人不是医务工作者，只能作一般性开导劝解，病孩及家长得知此情况，也极力的安慰劝导仍无济于事，故又多方找眼科同行于正面开导，证明手术很好，不能无故责怪自己……但此时已形成了病理型罪恶妄想：坚信自己犯了不可宽恕的大罪，结果以病态的自我惩罚的手段或一切都完了的想法，从六楼的阳台上跳下，头颅粉碎性骨折，内出血，当即送命。

　　“她是患抑郁症而消极自杀的，完全可以经医治免于死亡”。医生责怪其丈夫。

　　“我哪里想到她是精神病啊！她也没有说哪里不好”。她的丈夫悲叹地说。

　　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自杀的消息几乎是海内外家喻户晓，陈斌先生在《从三毛之死谈抑郁症》这篇文章中不无遗憾地说：自三毛丈夫荷西潜水发生意外、葬身海底后，三毛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加上步入更年期，病疾缠身，又无子女，精神空虚，缺少寄托，她看破红尘，常将“死”挂在嘴边，多次在与人交谈中流露出消极厌世自杀之念，可惜的是，与她接触的人缺乏精神医学知识，没有及时送她到医院医治，致使这位文坛巨星过早坠落。

　　抑郁症所产生的后果是震撼人心的。那么，抑郁症有哪些主要症状呢？换句话说怎样发现和鉴别抑郁症呢？弗利德里希•弗拉赫博士指出：

　　大多数人不会辩认抑郁症，因为他们不能确认它的症状是什么样的。有的重大变化跟抑郁症有关，但这些变化不见得在每个病例中都会全部出现。

　　首先，抑郁症与睡眠障碍有关。大部分抑郁患者会注意到睡眠习惯被打乱，也许他们得花更长的时间才能入睡，也可能一夜之间醒来次数增多，睡眠更浅。也许他们在起身之前就早已毫无睡意了。入睡之前和早晨醒来之后那段漫长的不眠时刻是在问题与压力的煎熬中度过的。他们往往晚上害怕上床，找出种种措口熬夜，虽然自己并未意识到这点。他们也同样害怕展示在面前的白天。因此，任何有较严重的或长期睡眠不足的人，都应考虑患抑郁症的可能性。

　　其次是性冲动与性功能降低。由于我们的文化对性交的技能特别重视，这一点尤其使第三型的人伤脑筋。这种情况可能意味着引起抑郁症的原因一定程度上也与性有关。通常它反映精力的普遍下降，或者将精力花去对付情绪消沉了，因此，当性兴趣淡漠时，必须考虑与抑郁症相关的问题。

　　第三是与性冲动衰退密切相关的是食欲不佳，进食时正常享受感消失了，继而导致体重大幅度减轻。

　　第四是抑郁症患者的主观体验有异于常人。即患者感知自己的感情的体验往往是消极的，如：“我身体内部到处都疼”，“我非常想哭，但哭不出来”，“我不容易掉眼泪，简直控制不住”，“我就是实实在在的不快活”，“以前喜爱的事现在一点兴趣也没有”，“我怕得要命”，“我烦死了”，“我做什么事都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我无法有效地集中精力，”“我只感到绝望”。

　　第五是抑郁症患者严重地缺乏自信。抑郁的情绪主要来自缺乏自信，情绪与自尊心之间有密切联系。那些感到自己“没出息”、“没价值”、“无能”、“不配”等的人，事实上都有精神抑郁的成分，如不及时医治，便会跌致抑郁症的深渊，难以自拔。

　　第六是心情抑郁的人有一种不愿与他人接触的情绪，即使对于平时很合群、很外向的人也不例外。这种厌恶社交活动的心情并不真正是一种要求孤独的愿望，他们往往为寂寞而感到痛苦，生怕被别人冷落。它反映的是对人际接触的恐惧，部分是由内心痛苦和自卑所造成的。此外，心情抑郁的人对别人一时大意或不怀好意的话的一种微妙的敏感心理，这也部分造成他们对人际接触的恐惧感。外向的生物能流全面减少，与他人打成一片的能力衰退，越发会引起这种恐惧感。

　　弗拉赫博士还指出：

　　当人们患的是急性抑郁症时，特别是当诱发事件很容易辩认时，他就能够敏锐地将这些主观变化联系起来，承认自己得了抑郁症。但当抑郁转入慢性，甚至到与人格特征相混淆的地步（当时我就是如此消极行事的，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当情绪无法跟原因联系起来时，要发现抑郁可就困难了。因此，看一个人是否患了抑郁症，光回答下列问题是不够的，我觉得如何？我的行为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还必须进一步考虑；我是否是那些容易产生抑郁的人？我所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应该问问自己，我在过去的几年中是否经历过可能引起抑郁的事件，我是否被自己所爱的人抛弃过？有什么人去世了？工作中是否发生什么事情对我的自尊心构成威胁？

　　某些事件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抑郁。例如，自己生活方面的重大改变，无论变好变坏——提升或者离婚，父母或孩子的死亡，青少年离家出走，退休，身体健康状况下降，经济困难、结婚、生孩子。当人们对这类事件感到突然并反应相当强烈时，急性的抑郁是不难察觉的。但是如果抑郁缓慢地露头，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中逐渐中剧，那么灵活性一点点丧失、失眠、疲惫、退缩，感觉迟钝等症状，便很难与起因相联系，要弄清原因也加倍困难了。

　　笔者是39岁时患的抑郁症。患抑郁症的直接诱因是由于调转工作引起的。

　　患抑郁症的远因应从1988年参加首批录用公务员（试点）考试谈起，那次考试我本已过了报考年龄，但却有幸遇到了“贵人”，破格同意我报名考试，并有幸在全区录用公务员考试中取得第一名。录取后我被分配到某街道办事处，自己感到不尽理想，暗下决心，一年试用期结束后，要凭自己的能力调出来，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为我后来患抑郁症埋下了隐患。

　　试用期结束后，先后有两个单位与我所在单位商调我，由于种种原因，单位不同意我调走，使我产生了焦虑心理，有时谈起工作调动，就表现出特殊激动的情绪。当时一位同事就说我“精神不好”。我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我把调转工作看得太重了。

　　后来，又有一个我认为十分理想的单位商调我，这次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同意了。组织部门对我进行了考核，并和我谈了话，但后来因种种原因这个单位没有去成，使我又一次受到了较大的刺激，这是我患抑郁症的近因。那段日子，觉得天几乎是阴沉沉的，做什么事都没兴趣。做事拿不定主意，犹豫不决，总想征求别人意见，患得患失，面临自己重又选择的两个单位，反复思考，反反复复，惟恐这步棋再瞳错了。

　　当时自己并没有意识自己存在潜抑郁症（也称伪装抑郁症），认为工作调转完了心情就能好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确实是病态心理，把调转工作看得太重了，现在权衡调转和不调转都无所谓，不把它看得太重，但遗憾的是当时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病态心理。

　　几经周折，工作终于调转成功了。只是在接到调令那天，仅高兴了一会儿。然后又陷入了忧郁之中，不知怎的，总感到有一种阴沉沉的感觉，机关同志们送我那天恰好下小雨，我告别词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心情和今天的天气一样阴郁”。晚上，要好的同事为我送行，席间总有一种我奈的感觉。席毕，同事们又到舞厅去玩，中途我就退场了。病染沉疴，木已成舟，即使追求的目标实现了，也无法调动欢快的情绪。

　　从欢送会结束后的那天晚上开始，我就失眠，人在失眠时，极易思考问题，而愈思考问题就愈失眠，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一位领导的临别赠言：“头三脚难踢，希望到新的单位把头三脚踢好，要比在我们单位工作做得更好”。这本是极一般的话，然而对精神抑郁的我则特殊敏感。到新的单位，是否能把“头三脚”踢好？是否能做好工作？然后反复的审视自己。心情抑郁的人，往往用“放大镜”看自己的缺点，并对自己的缺点耿耿于怀。自己有“手颤”的毛病，所以字写得不好，尤其是自己是做文字工作的，字写的不好叫人笑话，形成了极大的思想压力，在到新单位报到前在家休息的几天，怀着一种压抑的病态心理在家反复的写字。妻子说：“你的字写了好几十年了，这三四天就能把字写好才怪呢”。由于经常思考自己的字不好，时时产生下意识动作，即不时地用手“划拉”字。由此又推及自己的其他能力，从而形成了“晕轮效应”，即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了。在没到新单位报到前，我就对妻子说，我估计到这个单位我干不好工作了。当时，以病态的心理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怀着抑郁的心情到新单位上班了。上班后，对新单位有一种十分陌生、无所适从和阴沉压抑的心理，接着又产生了一种后悔的感觉。对失去原来的工作特别惋惜，甚至是当别人问起我的工作单位时竟不愿意说，尤其是当听到别人说我原来的工作好，不应该调转时就更加后悔了，甚至有调回原单位的打算。有一天早晨竟去了原单位领导的家，走到半路自己又回来了，自己谴责自己，想调走的是你，想回来的也是你。想回去的真实用意就是认为只有原来的工作自己能干，其他工作自己都干不了了。现在看来，即使当时能回到单位，还做原来的工作，情绪也不会好的，因为是由于有病才认为自己干不了工作，而不是干不了工作有的病。当时有这样一种感觉：“既无回头路，又不能往前走”。在和一位朋友谈及自己的处境时说：“不死也得疯”。一天晚上，做了一场噩梦，我困在大海的孤岛上，背面是陡峭的山崖，前面是滔滔的大海。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这个梦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心态。

　　失眠、便秘，吃不下饭，没有劲，什么也不愿做，对什么事都没兴趣，晚上睡不着觉，思前想后，就认为自己不应该调转工作，自己真傻。回忆过去，全看自己的缺点，极度自卑。一次和领导到某企业检查工作，席间既无谈话的兴趣，又不想吃什么，还要尽量掩饰自己的情绪，象征性地挟一点菜。该企业的一名领导看出我的心情不快，悄声地问我是家里有什么事，我对他说是工作调错了，他说作什么工作都无所谓，关键是胜任就行。这句话又说到了我的“疼”处，当时我就认为自己没有能力，不胜任工作了。

　　在我没患病之前（当时自己不认为自己有病），好多人对我的评价是“自信”，而现在自己陷入了严重的“自卑”中。自己多次地对别人讲：“10亿人口站排，我是最后一个”。“从马路上任意拽一个人就比我强”。当时好几个朋友鼓励我说：“全区40万人口，考公务员你考第一，怎么能说你不行呢？”当时我回答说：“我就是记忆力好点，其他什么本事也没有”。面对心理医生也是这样说。

　　在病中，我曾对父亲说过这样的话：“我活了40年，仿佛是一场梦，现在梦才醒，我才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我无数次地扪心自问：“我怎么才知道自己不行？怎么别人也没有认识到我不行呢？”在前文中笔者谈到，患抑郁症的人，几乎时时在反省自己，检查自己，可以说是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我是因《关于职工教育的意见》这篇文章而被领导启用担任当时所在局的综合秘书的。当时写这篇文章时参考了一篇文章和一份文件。现在回忆起来那篇文章确实写得较好。在写这篇文章时也借鉴了别人文章的技巧。写文章参考、引证一些参考资料，借鉴一些技巧那是必然的，然而病中的我，却认为那篇文章是“抄袭”来的而自责，不承认自己有一定的写作能力。类似这样的事有很多，当回忆起这些事时，总是过分地看自己做的不妥的一面，看得少甚至不看自己做对的那一面。现在看来，严于律己，也该有度，过度则狭隘。

　　客观地说，一个人做事都十分圆满几乎是办不到的，在生活中出现的事使人们都很满意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古代的一位大将军说过“人生失意者十之八九”。心理健康的人往往也思考失误，但不是时时思考，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就可以了。然而心情抑郁的人却是天天想，月月想，成年想，念念不忘。

　　在病中，亲人、朋友、同事多次开导我。然而自己却认为，这些话不适用于我。那时就认为自己不行了。自己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也不想去医院看病，甚至有一种“愿望”，“病死”才好呢，或是期盼哪一天突然死去才好。在家人的催促下，才不得不到医院看病。

　　我见到大夫的第一句话就说：“大夫，不怕你不高兴，你治不好我的病”。

　　“为什么？”大夫反问我。

　　“我是心病”。我回答说。

　　“心病也得治啊，你是‘所愿不遂’，有时间我和你谈谈”。大夫又对我说。

　　针对我的病情开了些药，在病历和诊断书上写的病名是“抑郁症”。

　　当时看了大夫的诊断，我也不认为是病，而认为这个病名是他编的。

　　那么，我什么时候才承认自己有病呢？那是我患病五个月后去精神卫生中心，面对抑郁自测答卷才承认自己有病。

　　在患病期间，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给予我很多鼓励和关怀，然而自己却是异常的敏感和多疑。

　　针对我自卑心理严重，单位领导对我说：“第五期简报写得挺好，区委书记看了很满意”。而我听到后却不相信，认为领导为鼓励我而编的，还是认为自己的稿子写得不好。

　　一次一位同志讲了一个笑话：幼儿园教师给学生讲故事，说鸡蛋是鸡生的，鸭蛋是鸭子下的，那么笨蛋是怎么产生的呢？一个孩子马上说，老师，我知道，笨蛋是我妈生的，我妈说：我怎么生了你这个笨蛋。

　　听到这个笑话，我也知道人家是随便讲的，没有什么恶意。但自己总感觉这个故事是影射我也是个“笨蛋”。

　　有个电视小品，讽刺许多征婚广告中的征婚人标榜自己，“爱好文学”、“喜爱音乐”。当时就认为这个小品在讽刺我，因为我也曾说过自己“爱好文学”。

　　患病之初，由于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在家休息几天，同事到家看我，劝我上班，在家休息反而心情不好。上班后，领导和我谈话；“你写不了稿子，想干点什么工作”。我说：“我干什么也不行，看收发室也不行”。领导误听我说想看收发室，他说哪能让你看收发室呢。那时自己曾说过：“就是这个世界给我，我也高兴不起来”。

　　就这样，那假时间也没有具体安排我做什么工作，有时我帮助抄写稿子，抄搞子也是很勉强，有时抄写一页就写不下去了，不得不停下笔来出去转一转。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价值观分为五种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的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是人的较高层次的需要，人，一旦认为自己不能工作了，也就失去了人生支柱。我在病中也渴望做些工作，有时也主动帮别人印些材料，需要很艰难地克制自己。焦虑、烦躁的情绪极浓，做什么事都很难坚持下去。那时工作、生活地于我来说真是沉重的负担，我感到生存、工作真难啊！

　　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实施自杀。患病之初自己就想到“死”。前文已多次谈过，但自己总想把自己的死给亲人造成的痛苦降到最低限度，想熬过了新年，熬过了春节后再自杀。这时家人又给我联系一家医院看病，医生给我诊断仍然是“抑郁症”。但我仍然认为没有病，开的药也坚决不拿，认为没有提高能力的药。这时自己决定出走后自杀。于是，出现了第一章中的那一幕。

　　根据我的情况，领导决定让我在家休息，治病，病好后再上班。

　　休病假期间，家人领我，也可以说是“逼”我去了“精神卫生中心”看病。面对着医生，我的第一句话仍然是：“大夫，您别不高兴，您治不了我的病”。

　　“知道治不好你为什么还来呢？”大夫反问我。

　　“是家里人逼着我来的”。我回答说。

　　说到这里，那位大夫点点头，然后给我一张表说：“回去后，你按这张表自测一下，你就知道是不是有病了”。

　　接着他又让我的家人介绍一下病情，然后对我说：“你有病后才认为自己写不了稿子，才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这是抑郁症的主要症状。你的病好了，还能写稿子，当然和那些大作家相比，你可能不行，不信病好了你再看”。然后给开了些治疗抑郁症的药。

　　下面，是那张《抑郁自评测量表》

　　填表方法：这份问卷由20道题构成，每题均有0—4的数码，分别代表：0=没有，1=偶尔有，2=有时有，3=经常有，4=总是有。

　　请你根据最近一周，包括今天的感觉，每个题上圈上最合适的数码。正常人16分；轻度16-35分；中度36-45分，重度>45分。

　　测试题

　　标准

　　1．我真希望自己哪天突然死去。　01234

　　2．小事我也感到非常着急。　01234

　　3．遇到一点小事我就感到烦恼。　01234

　　4．我感到在生活中自己是个弱者。　01234

　　5．我感到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　01234

　　6．我感到心慌。　01234

　　7．我对异性毫无兴趣。　01234

　　8．我觉得太本，样样不如别人。　01234

　　9．我变得做什么事都拿不定主意。　01234

　　10．我想自己去死。　01234

　　11．我全身没有一点力气。　01234

　12．我讲话的声音变得有气无力，闲话少多了。　01234

　　13．我晚上睡眠时间总的说比往常少多了。　01234

　　14．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干。　01234

　　15．我感到不高兴、愉快、不痛快。　01234

　　16．我感到心里难受或心里不舒服。　01234

　　17．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没意思。　01234

　　18．我感到紧张不安。　01234

　　19．我不想吃东西。　01234

　　20．我觉得比平时瘦多了。　01234

　　这张表满分是80分，自评后我是45分以上，面对着这张表，我才承认自己患了重度抑郁症。

　　心理医生还向我推荐了美国著名精神病理学家弗利德里希•弗拉赫博士著的《神秘的潜力——论抑郁》一书。在病中又看了一些杂志、报刊刊载的有关抑郁症的文章，我才承认自己患了抑郁症，但是对病愈仍然不抱有希望，仍在抑郁中不能自拔。

第四章　人生达命岂暇愁

　——抑郁症患者的性格特征

　　乐晓坡医生指出：“抑郁症是以情绪障碍为主要特征的一组精神疾病，是精神科的常见病，发病年龄在21—40岁之间。发病原因至今还不十分明确，可能与遗传、间脑功能紊乱、单胺类物质代谢紊乱、胆硷能平衡失调有关。社会心理因素，如人际关系紧张、爱情失败、家庭不和睦、升学就业不顺利、受人讽刺打击、捉弄刁难及亲人死亡、难以防范的天灾人祸等，是发病的诱因。个性缺陷，如情绪消沉、多愁善感、不开朗等内向性格，是发病的基础”。吴爱林先生在《伪装忧抑症》中也指出：“直言不讳地讲，个人的心理健康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俗话说‘小心眼’的人有患潜忧郁症之虞。要想保持心理健康，就要豁达大度，想得开，别钻牛角尖。另外，要习惯各种环境与条件的变化，忧抑中不气馁，优裕安乐中常思危，意志坚强，能经得住委屈，善忍辱负重”。

　　在探索抑郁症患者的个性特征时，笔者又想到了《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每每构思至此，不胜感慨，曹雪芹不愧为一位伟大的作家，《红楼梦》不愧为一部百科全书，二百多年前，曹雪芹对抑郁症及抑郁症的成因认识得那样清晰。曹雪芹借王太医之口把林黛玉患抑郁症的症状诊断得那样准确。更难能可贵的是曹雪芹又把抑郁症赋予具有典型的抑郁型气质的林黛玉身上，而身世也与林黛玉相似的史湘云因其性格“英豪阔大宽宏量”，却不像林黛玉那样郁郁寡欢。

　　曹雪芹在《红楼梦十二支曲•乐中悲》中对史湘云的命运及性格作了揭示：

　　襁褓中，父母吧双亡，

　　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娇养？

　　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

　　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

　　好一似，霁月风光耀玉堂。

　　厢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

　　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

　　终久是云散高堂，水涸湘江。

　　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

　　史湘云在襁褓之中父母双亡，没有得到至亲的父爱和母爱，由叔父史鼎夫妇收养，虽然史家“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得到的却是“幼年时坎坷形状”的生活，即便是到了青少年时期，在家里仍是“一点儿作不得主”，所以，曹雪芹发出了“富贵又何为”的感叹。然而可喜的是，面对着父母早亡，寄人篱下生活的史湘云，却有着“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女儿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霁月风光耀玉堂”的豁达、乐观的天性。尽管最后史湘云个人生活是“云散高堂，水涸湘江”，但是史湘云却能正确认识“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用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名句“人生达命岂暇愁”概括史湘云的性格，她是当之无愧的。

　　文章至此，笔者顺便说明一下人的性格。人们日常所说的性格是指心理学上所讲的气质和性格的综合。而人们日常所说的“气质”，如“高雅气质”、“潇洒气质”、“浪漫气质”、“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大致指的是一种气派，和心理学上的“气质”相差甚远。

　　那么心理学是怎样解释“气质”和“性格”呢？《心理学词典》是这样解释气质的：“气质是人典型的、稳定的心理特点。主要是指人的心理活动在动力方面的特点。所谓心理活动的动力是指心理过程的速度和稳定性、心理过程的强度以及心理活动的指向性等特点。关于人类的气质，人的行为的个别差异问题，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特进行过开创性的研究。他最先提出四种气质学说，即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抑郁质。后来，巴甫洛夫的研究认为，高级神经活动的四种基本类型是和此四种气质相符合的。在比较巴甫洛夫和希波克拉特的分类时可以看出：胆汁质相当于强而不平衡型；多血质相当于强而平衡灵活型；粘液质相当于强而平衡不灵活型；抑郁质相当于弱型。但希波克拉特在两千多年前关于气质的分类，完全是依据经验的观察。他把造成气质的物质来源归之于身体内液体的结合，这完全是主观的臆测。以后的医学和心理学对气质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都认为气质是遗传的，是不能改变的。巴甫洛夫的研究，揭示了气质的生理实质，对气质学说，对心理学上的个别差异问题，初步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心理学词典》对“性格”的解释是：“性格是一个人较稳定的对现实的态度与之相应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如大公无私、勤劳、勇敢、自私、懒惰、懦弱等。性格一词是由希腊语翻译来的，原意是‘特色’、‘记号’、‘标示’、‘特点’。它是个性的重要构成方面。人的性格是在一个人生理素质的基础上，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由于每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教育条件不同，他所形成的性格有不同的特征”。

　　在心理学上，气质和性格是极易混淆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之所以容易混淆，是因为它们同属于个性范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哪些属于性格，哪些属于气质？是较难区分的。而我们俗称的性格一般是指个性而言，也就是说日常所说的“性格”即“个性”。

　　下面，我们再具体谈一谈心理学上所说的“是遗传”的四种气质类型各自的典型特征：

　　胆汁质：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心理过程中具有很高的兴奋和较弱的抑制。因此在行动上表现出不均衡性，行为表现是精力旺盛，脾气急躁，情绪兴奋性高，心境变化激烈，容易冲动，具有外向性。

　　多血质：神经过程平衡而灵活性高，在行为上属于敏捷好动的一类。行为表现是活泼、敏感、反映迅速、注意力容易转移，兴趣和情趣容易变换，具有外向性。

　　粘液质：神经过程均衡，灵活性差，反映迟缓；在行为上属于缄默、沉静的一类。行为表现是安静、稳重、沉默寡言，庄重坚忍，情绪不外露，注意稳定难于转移，具有内向性。

　　抑郁质：神经过程是弱型的，不能忍受太大或太小的神经紧张，在行为举止上属于呆板羞涩的一类。行为表现是情绪体验深刻，孤僻、行动迟缓，具有很高的感受性，善于观察到一般人不易察觉的细节，具有内向性。

　　下面60道题选自《身心健康面面观》（梁静编）。它可以帮助你大致确定自己的气质类型。在回答以下这些问题时要实事求事，你认为符合自己的情况的记2分；比较符合的记1分；介于符合不符合之间的记0分；比较不符合的记-1分；完全不符合的记-2分。

　　1．做事力求稳妥，不做无把握的事。

　　2．遇到可气的事就怒不可遏，想把心里话全说出来才痛快。

　　3．宁可一个人干事，不愿很多人在一起。

　　4．到一个新环境很快就能适应。

　　5．厌恶那些强烈的刺激，如尖叫、噪音、危险镜头等。

　　6．和人争吵时，总是先发制人，喜欢挑衅。

　　7．喜欢安静的环境。

　　8．善于和人交往。

　　9．羡慕那些善于克制自己感情的人。

　　10．生活有规律，很少违反作息制度。

　　11．在多数情况下情绪是乐观的。

　　12．碰到陌生人觉得很拘束。

　　13．遇到令人气愤的事，能很好地自我克制。

　　14．做事总是有旺盛的精力。

　　15．遇到问题常常举棋不定，优柔寡断。

　　16．在人群中从不觉得过分拘束。

　　17．情绪高昂时，觉得干什么都有趣；情绪低落时，又觉得干什么都没意思。

　　18．当注意力集中于一事物时，别的事物都很难使我分心。

　　19．理解问题总比别人快。

　　20．碰到危险情景时，常有一种极度恐怖感。

　　21．对学习、工作、事业怀有很高的热情。

　　22．能够长时间做枯燥、音调的工作。

　　23．符合兴趣的事情，干起来劲头十足，否则就不想干。

　　24．一点小事就能引起情绪波动。

　　25．讨厌做那种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

　　26．与人交往不卑不亢。

　　27．喜欢参加热烈的活动。

　　28．爱看感情细腻、描写人物内心活动的文学作品。

　　29．工作学习时间长了，常感到疲倦。

　　30．不喜欢长时间谈论一个问题，愿意实际动手干。

　　31．宁愿侃侃而谈，不愿窃窃私语。

　　32．别人说我总是闷闷不乐。

　　33．理解问题时常比别人慢些。

　34．疲倦时只要短暂休息就能精神抖擞，重新投入工作。

　　35．心里有事，宁愿自己想，不愿说出来。

　36．认准一个目标就希望尽快实现，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37．同样和别人学习、工作一段时间后，常比别人更疲倦。

　　38．做事有些莽撞，常常不考虑后果。

　　39．别人讲授新知识、新技术时，总希望他讲得慢些，多重复几遍。

　　40．能够很快地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41．做作业或完成一件工作总比别人花的时间多。

　　42．喜欢运动量大的剧烈活动，或参加各种文体活动。

　　43．不能很快地把注意力从一件事转移到另一件事上去。

　　44．接受一个任务后，就希望把它迅速解决。

　　45．认为墨守成规比冒风险强些。

　　46．能够同时注意几件事物。

　　47．当我烦闷的时候，别人很难使我高兴起来。

　　48．爱看情节起伏跌宕、激动人心的小说。

　　49．对工作抱认真严谨、始终如一的态度。

　　50．和周围人们的关系总是相处不好。

　　51．喜欢复习学过的知识，重新做已经掌握的工作。

　　52．希望做变化大、花样多的工作。

　　53．小时候会背的诗歌，我似乎比别人记得清楚。

　　54．别人说“我出语伤人”，可我并不觉得这样。

　　55．在学习活动中，常因反应慢而落后。

　56．反应敏捷，头脑机智。

　　57．喜欢有条理而又不堪麻烦的工作。

　　58．兴奋的事常常使我失眠。

　　59．别人讲新概念，我常常听不懂，但是弄懂以后就很难忘记。

　　60．假如工作枯燥无味，马上就会情绪低落。

　　附：确定气质类型的方法是：

　　1．将每题得分填入下表相应“得分”栏内。

　　2．计算每种气质类型的总的分数。

　　3．气质类型的确定：如果某类气质得分明显高出其他三种，均高出4分以上，则可定为该类气质。此外，如果该类气质得分超过20分，则为典型型；如果该类得分在10—20分，则为一般型。如果两种气质类型得分接近，其差异低于3分，而且又明显高于其他两种，高出4分以上，则可定为两种气质的混合型。

　　如果三种气质得分均高于第四种，而且按近，则为三种气质的混合型。

　　我们分析史湘云的气质特征，她应属于“多血质”气质的人。回过头来，我们再分析林黛玉的气质。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林黛玉的性格是属典型的抑郁质气质的人。她的情绪体验深刻、孤僻、内向，《红楼梦》描写她时刻生活在警惕、不断愁苦之中。贾母说她“心重”，薛宝钗说她“素多猜忌”，紫鹃、雪雁看惯了她“不是愁眉，就是长叹”。纵然是这般的痛苦，由于她的内向性格，不愿与人说。她在《问菊》诗里写到：

　　孤标傲世偕谁隐？

　　一样花开为底迟？

　　圃露庭霜何寂寞？

　　雁归蛩病可想思？

　　问的是菊花，其实她是在反问自己，而且是接连四次问自己，你这样孤标傲世，超群出众，世上容不得你，将来你和谁一起隐居？美好的春光中百花开放，为什么只有你花开得这样迟？为什么只有你花开在寒霜、严霜到来之时，无花与你相伴，使你这样寂寞？在大雁回归，蟋蟀痛苦呻吟时，你却陷入长久的沉思中？她只有独自承担痛苦，甚至像宝玉、紫鹃这样关心她的人，她也在某些事上封闭自己的心房。她孤独地“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林黛玉“依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一般”，她不知度过多少这样的夜晚，满腔抑郁在折磨着一颗芳心惠魂。

　　林黛玉父母双亡，无财无势，寄人篱下，难以如愿的爱情追求，再加之她的抑郁质性格，形成了抑郁心理。

　　抑郁心理的特点是多疑。《红楼梦》第八十三回描写林黛玉的多疑：“话说探春、湘云才要走时，忽听外面一个人嚷道：‘你这不成人的小蹄子，你是个什么东西，来到这园子里头混搅！’黛玉听了大叫一声道：‘这里住不得了！’一手指着窗外，两眼反插上去。原来黛玉在大观园中，虽靠着贾母的疼爱，然而在别人身上，凡事总是寸步留心。听见窗外老婆子这样骂着，在别人呢，一句是贴不上的，而她呢，竟像专骂着自己似的。自思一个千金小姐，只因没了爹娘，不知何人指使这老婆子这般辱骂，那里委屈得来？因此，胆肠崩裂，哭得过去了。紫娟只是哭叫：‘姑娘怎么样了？快醒来罢！’探春也叫了一回。半晌，黛玉回过这回气，还说不出话来，那只手仍向窗外指着。

　　“探春会意，开门出去，看见婆子手里拿着拐棍，赶着一个不干净的毛丫头道：‘我是为照管这园中的花果树木，来到这里，你作什么来了？等我家去，打你一个知道‘。这丫头扭头，把一个指头探在嘴里，瞅着老婆子笑。探春骂道：‘你们这些人，如今越发没了王法了，这里也是你们骂人的地方吗？’老婆子见是探春，连忙陪着笑脸说道：‘刚才是我的外孙女，看见我来了，她就跟了来。我怕她闹，所以才吆喝他回去。哪里敢在这里骂人呢？’”

　　孤独、愁苦、封闭自己也是抑郁心理的一个特点。《红楼梦》第二十六回描写了林黛玉的孤独之感：当晴雯在气头上没听出黛玉的声音时说：“凭你是谁，二仰吩咐的，一概不许放人进来！”晴雯拒不开门，黛玉气怔在门外，气得寻思：“虽说是舅母家如同自己家一样，到底是客边。如今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现在他家依栖，若是认真怄气，也觉没趣”。一面想，她一面又流下泪珠来。紧接着，在二十七回的《葬花辞》中，她抒发了自己愁苦的心情：“花谢花飞飞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心情抑郁的人，极易睹物伤情，富于联想，而且极易往坏处想，时时伤心落泪。《红楼梦》六十七回描写到：薛宝钗把哥哥从苏州带来的土物，送给诸亲友兄弟姐妹，惟有黛玉看见她家乡土物，反自触目伤情，想起“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寄居亲戚家中，哪里有人也给我带些土物来？”想到这里，不觉又伤起心来。

　　有时她走进潇湘馆，发现地上竹影参差，苔痕浓淡，联想到《西厢记》中“幽僻处，可有人行？点苍苔，白露泠泠”，又由此想到“双文虽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一并连孀母弱弟俱无”。又流下泪来。

　　恐惧心理也是忧郁症的一个突出特点，并时时伴有噩梦。由于惧怕生活，产生逃避生活的心理，时而想到自杀。《红楼梦》第八十二回描写“病潇湘痴魂惊恶梦”，在噩梦中，她被继母许配给亲属做续弦，要接她回去成亲。她拒绝回去成亲，并请求贾母说道：“老太太救我！我南国是死也不去的”。贾母拒绝庇护她说：“这个不干我的事”。她想到自杀，又遇到了宝玉，宝玉用剖腹取心来证明他对黛玉的忠诚不二，黛玉梦见宝玉剖心后死去，放声大哭。目有所思，夜有所梦。黛玉所梦，都是她日间所想，反映了她对婚姻，对生活的恐惧心理，以致夜不安寝。睡眠不好，做噩梦，几乎是所有抑郁症患者的共性。

　　无能为力的颓废之感形成了抑郁症患者的绝望、厌世心理。贾宝玉看到荇叶渚的残荷说：“这些破荷叶可恨，怎么还不叫人拔去？”林黛玉说：“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只喜欢他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偏你们不留着残荷了”。在晦暗的天气，失去生机的荷叶任凭风雨袭击，喜欢这样景象的人决不是无缘无故的偏好，必然是怀有绝望情绪的人。有一名抑郁症患者曾和我讲：“我就喜欢阴天和下雨，每到晚上时好一些。就怕天亮”。我在患病之时，也有这种感觉，甚至在白天也愿意把窗帘拉上，把门关上，封闭自己。

　　另外，从林黛玉的许多诗作上也反映了她悲观的抑郁心理。《葬花词》中描写了她的孤独自卑、愁绪满怀、悲观、感伤和自尊心理。“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抑郁症患者自卑心理的后面是过分的自尊，自卑的实质是一种假象。假象从反面反映事物的本质。当抑郁症患者的认为自身价值无法实现时，才悲观绝望，也就是尧尧者易折的道理吧。

　　当黛玉得知宝玉亲后，就立定主意，有意糟踏身子，茶饭无心，每日渐减下来。半月之后，粥都不能吃了，不要人来看望，也不肯吃药，只要速死。

　　就一般情况而言，当人们患其他疾病时，患者本人都持一种积极的治疗态度，而抑郁症患者则不然，不但没用积极的态度而且还有意糟踏自己，这是抑郁症患者绝望心理所致。我在患病时，也有时有意糟踏自己，前文中谈到专吃不好的菜就是这种心理。

　　在中外文学史上，从一些因患抑郁症而自杀的作家中分析其自杀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其性格是他们患抑郁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前苏联田园诗人叶赛宁，有关文章在分析他自杀悲剧的原因时指出，就其性格而言，叶赛宁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他作为一个年轻有才华的诗人，他去会见著名诗人勃洛克时，竟然“脸上不禁汗淋淋”，高尔基谈到对他的初次印象是“一个朴实的、有点神色不安的男孩”。

　　1956年5月13日，前苏联作家亚•法捷耶夫在精神抑郁中饮弹自戕身亡。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讣告称：“最近几年来，亚•法捷耶夫被严重的病症——酒精中毒所折磨。近年来采取的各种医疗措施都没带来有益的结果。由病症发展所引起而陷入严重的精神抑郁状态中，法捷耶夫自杀而死”。

　　金尚军先生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战士—<毁灭>的作者亚•法捷耶夫的毁灭》一文中分析法捷耶夫时指出：他是一个真正的党的战士，一个意志坚强、心地善良、头脑清醒、行动果断的人。法捷耶夫一向谦虚谨慎，严格要求自己，富有自我批评精神。他有坚强的信念和行为准则，但是他又有一颗富有同情心，容易被挫折以及对全部生活乐趣、对人们的痛苦毫不掩饰的心灵和一种非常受激动的性格。法捷耶夫的朋友尤•李别进斯基说：“虽然法捷耶夫有自己的锐气和勇气，但很脆弱，很娇气、很像沃舍梯人那尔特诗里的神话人物，一听到指责就生病，一受到委屈就难受得要死”。

　　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系投水自尽。王国维的性格偏于悲观，天性抑郁。他认为人生如同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病不能相离”。

　　井之先生在《一个脆弱灵魂的崩溃——王以仁自杀及其原因》一文中分析中国现代作家王以仁跳海自杀后指出：“家道的败落，世人的冷眼，在王以仁的心灵中早就埋下了忧郁的种子，也造就了他那自卑的心态和过于敏感的性格”。“王以仁的阴暗心理是他自杀的一个潜在的然而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被鲁讯先生誉为“中国的济慈”，曾名噪一时的诗人朱湘，年仅29岁就自戕而死，投入到滚滚的长江之中。朱湘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失业、别家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以卖文为生，不得已时还得向旧友求援、告贷，有时竟闹到身无分文，受尽侮辱的地步，使清高的诗人失去了生活的勇气。金筌先生在《他的名字并非写在水上——解诗人朱湘自杀之谜》中指出：“他的那种抑郁寡欢，落落寡合，那种极度自尊又十分自卑，那种恃才傲物又多愁善感的个性，以及最后以29岁的英年自寻绝路，与他同年时代所受不幸的‘情感教育’似乎都不无关系”。

　　以上几位中外作家自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抑郁的、自尊且自卑的性格，则是造成这些作家自杀悲剧的共同主观原因，他们并非到了非死不可的地步，主要是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心灵中有着隐遁于坚强之后的极为脆弱的一面。

　　笔者在病中及病愈后，时常探寻自己患病的原因。在学《心理学》时，对自己的气质进行对自我签定，我认为自己属于抑郁气质的人。

　　前苏联的心理学家研究了不同气质类型的人对待看戏迟到这件事的表现，是很典型的，有趣的。

　　胆汁质的人与剧场把门人争执起来，企图进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按规定迟到者应在幕间入场，以免影响别人）。他分辩说，戏院的时钟走快了，他不会影响任何人，打算推开检票员径直跑到自己座位上去。

　　多血质的人立刻会明白，人家不会放他到座位里去，但可以找个机会溜进去。

　　粘液质的人看到不让他进场，就会想到反正第一场不会太精彩，我先去小卖部转转，等到幕间再进去。

　　抑郁质的人说：“我老是不走运，偶尔来看一次戏，就那这样倒霉”。接着就返回家去了。

　　可见，由于性格不同，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处理的方法则不同。多血质的人认为是不足挂齿的小事，而抑郁质的人则认为很重要。无怪乎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在生活中，在正常情况下，为生活所迫，逼得人生活不下去的情况是极少的。人生最大的恐惧和困难莫过于死亡。按照正常的思维，如果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困难吗？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多数自杀者（逃犯及战场上自杀者例外）是属于病态心理，是出自自身对生活的厌倦、恐惧和无望。诚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人们不会为世界性问题投河自尽、开枪自杀或者发疯的”。

　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对精神疾病讳疾忌医，避而不谈，精神疾病的内涵又过窄，人们往往认为精神疾病就是指那些失去理智满街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样，往往严重影响人们对精神疾病，尤其是对抑郁症的认识和治疗。在我修改这本书稿时，准备采访一位由于抑郁自杀后被抢救过来的人，她却谢绝采访且不承认自己患的是抑郁症。

　　我病愈后，好多人由于不了解抑郁症，问我：“你有病时我们看你去，不还记得吗？”其实，人患抑郁症时，人的思维、情绪体验往往更加深刻，抑郁症患者之所以痛苦就在于“太明白了”。笔者给这种现象起个名字叫“情感过敏”。

　　下面，为进一步说明人在抑郁时的心理状态，摘录几篇国外作家关于记述他们忧郁心理的语录：

　　……我从家里出来，漫步街头，只觉得忧心如焚，于是我回转家去。为什么要回去？为的是回家去忧郁……（肖邦《书信集》1930年）

　　我不知道躲往哪里才能避开忧思，我自己也不知道忧思从何而来……（果戈理致母亲的信，1937）

　　我经常发作这样的忧郁，以致我担心我会跳海。我亲爱的朋友！我厌烦极了……（涅克拉索夫致屠格涅夫的信，1857年）

　　我是那样的郁郁不乐，我的身心郁郁不乐到了可怕的绝望地步，我活不下去了……（爱伦•坡致安妮的信，1848年）

　　我的心灵是那么抑郁，过去还从来没有过。我曾与这种忧郁症的影响作过斗争，结果是白费力气。我真是不幸，却不知道原因何在……（爱伦•坡致肯尼迪的信，1835年）

　　我生活是很不是滋味，觉得烦闷透顶，每天早晨起床时，我都想：倒不如开枪自杀好……（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致潘捷列耶夫的信）

　　加之又如此忧郁，非笔默所形容。我根本不知道何处可以避此劫难，去什么地方寻找精神支持……（果戈理致波戈金的信1840年）

　　世上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厌恶，都是那么难以忍受……无论生活、讲话、写作……都太无聊了……（列•安德列耶夫，《日记》1919年）

　　我感到疲倦，感到痛苦，痛苦得几乎要从早哭到晚……朋友们的脸，我看了就恼火……晶复一日地谈话，日复一日睡在同一张床上，日复一日地听见自己的声音，日复一日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莫泊桑《在太阳下》1881年）

　　上吊或投河在我看来是良药和解脱。果戈理致普列特涅夫的信，1846年）

　　我累了，人际间的种种关系使我累了，所有的人和我自己所有的愿望折磨得我疲惫不堪。隐居到荒漠中去，或者索性永眠。（瓦•勃留索夫，《日记》，1898年）

　　晚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把绳子藏起来，免得我吊死在自己房间里的梁上。我不再拿着猎枪去打猎了，免得受开枪自杀的诱惑。我觉得我的一生是场愚蠢的闹剧。（列•托尔斯泰《关于我父亲的真相》）

　　以上这些语录是从前苏联作家米•左琴科所著的《日出之前》中摘录的。左琴科青年时代长期患有抑郁症，几近崩溃，后在巴甫洛夫神经反射学说的启发下，对自己30岁前的生活经历逐段分析，终于找出了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恐惧载体，痛疾随之霍然而愈。

　　歌德说：“谁想研究什么活的东西，总是首先把它置于死地”。在我患抑郁症的700多个日子里，我被抑郁症折磨得几乎到了死地，我多次思考着：为什么我会患抑郁症？

　　在传染病流行的地区，处在同等条件下生活的人，有的人患了传染病，有的人则不然，这说明人肌体的免疫力强弱不同；同样受到撞击，有的人骨折了，有的人则躯体完好，这说明人的骨质的优劣之别；同样受到精神刺激，有的人比较坦然，有的人则表现得惊恐不安，这是由于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同。

　　回忆我的青少年时代，尤其是病愈之后，探寻我患病的主观原因，与我的性格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我惊讶地发现，我的孩童时代，以至于青少年时代，甚至是人到中年的时候，我是那样敏感、胆怯、多愁善感、急于求成，尤其是对自己的过失或失误，常常是耿耿于怀，时时自责，下面，摘录几个反映我性格的几个生活片断。

　　校长批评我了

　　7岁，那是我小学一年级放寒假的前一天，我去学校的厕所，因为不愿闻厕所里的臭味，索性到厕所前的榆树篱笆下小便，恰好让校长看到了，批评我为什么随地大小便，并问我是哪个班的。整个假期里我都把这件事放到心上。一次我把这件事和姐姐讲了，姐姐对我说这不算什么错事，再说校长早就忘了。

　　向“中国”开炮

　　小学三年级时，一次和一名叫国生的同学，在水泡子里玩打水仗的游戏，他身上被我的“火力”溅了好多水点，他心生一计，说：“我是中国，你是美国，我们互相开炮”。我不知是计而就范了。他说：“向美国开炮”。说着，向水中发了一发炮弹，我接着喊：“向中国开炮”。也发了一发炮弹，我话音未落，他马上停止了射击，“好，你敢喊向中国开炮，明天我告诉老师”。听他这么说，我慌得不知如何是好，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代，小孩子们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很紧。晚上，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和姐姐讲了这件事，姐姐说：“老师如果代你谈这件事，你就如实说是做游戏，老师会正确处理这件事的”。国生仅仅是吓唬我而已，他并没有告诉老师，而我却当作一件很有精神压力的事来寻思。

　　在家庭出身一栏填的是“中农”

　　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联的日子，当时我才15岁，“血统论”使我们这些“黑五类”出身的人抬不起头来，每当填表时最怕填“出身”。在某接待站“住宿登记表”的出身栏，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填上了“中农”。填完后好长时间都心里不安，认为自己不诚实。毕竟年龄大了，做完这件事后，没有向任何人说。回想起来，在说谎时，也没敢彻底说谎，因为我毕竟没敢填“贫下中农”啊！

　　仰天痛哭

　　那是我下乡后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我家被发配到辽西大凌河下梢一个偏僻小村的第一年，当时我19岁。那时桀骜不驯的大凌河时常涨水，因此，挂锄前父亲来信告诉我要躲开汛期，等到“立秋”后再回家。我回家那天父亲赶了15里旱路，又乘了20公里的汽车，到火车站接我。当距家还有5公里多路时，天就黑了。而且这一段路十分难走，道上全被水淹了，道两边是树林子，不时有野狼出没。我和父亲每人折根树棍，脱下胶鞋，背在肩上，我俩用树棍探着路，一边淌着水艰难地走着，一边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父亲不时地提醒我精神点，跟住他。在路上，父亲对我说：“先挺两年，不要转到这边来，看看形势发展再说，人得要有个挺劲啊”。一天，我运送在凌河边打柴，荒凉的大凌河套上，只有我一个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躺在柴草上，想到自己在青年点无望的处境，离家的痛苦，家又流落到这穷乡僻壤，我不敢设想将来……想着，想着，竟痛哭失声。

　　我还得作“分母”

　　下乡的第四个年头，那时我20岁。一天晚上，青年点的一位同学约我到邻村看电影。走在路上，他对我说，听说今年又有一批回城指标。听到这个消息我脑袋嗡的一下，抽调回城的消息对有些知青是好事，可是对于我来说，只能是又当一次“分母”。每次知青抽调回城、参军、上大学，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直到我发现裤脚湿了，我才知道我走到水里去了。我对那位同学说，你自己看电影去吧，我没心思去。回到青年点后，又在被窝里独自流泪。在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是流着泪睡着的，又不知有多少次是在睡梦中哭醒的。

　明天我能开出粮票吗

　　那是在“广阔天地里”发生的一件事，当时21岁，在青年点的食堂担任伙食长。冬闲知青回家时都想带点粮票回家，因为那年我们点来了一大批新下乡的知青，下乡知青第一年是吃国家供应粮而粮店供应的粗粮都是高粱面很难吃，谁也不愿意要，而粮店为了卖高粱面，不给开粮票。我陷入了两难境地，晚上睡不着觉，觉得这件事不好处理。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忧郁的气质有助于深刻的思考，并伴随着才华”。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在生产大队里开张介绍信，写明知青文艺宣传队到外地演出需用粮票，请粮站给予照顾。办法想出后，还是睡不好，就盼天亮把这件事办完。早晨起来到生产大队办公室开了介绍信，到粮站说明“情况”后，粮站同意给我起了粮票。

　　我急于把稿子写完

　　我三十二岁那年，在某工业局任综合秘书。一次局长让我写篇某厂重视企业管理的稿件，接到任务后，即刻与该厂联系采访。当得知这个厂因“让电”而放假三天时，心里特别焦急，特别盼他们上班，好尽快完成采访任务。一个人急于把应做的事做完，不拖拉，本是优点，但是一个人做事过于着急，甚至是当没有做完时吃不好饭，睡不着觉，说不是健康心理了。笔者就属于后者。

　　以上这些都是我生活中经历过的真实的故事，类似的故事还有好多，有的几乎淡忘了。只是在病中，几十次、几百次的“三省吾身”，得出了结论：我抑郁质的天性是我不幸的土壤。

第五章 几时心绪浑无事

—抑郁症患者的心理障碍

　　一位哲人说过：“使人自责是最严厉的惩罚”。

　　“自责”，《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自己责备自己。如沉痛自责”。

　　《心理学词典》对“自责”的解释是：“犯罪心理学用语。属于一种病态的抑郁症，这种人自己控告自己犯罪，常常是纯粹虚假的、想象的，不能以此判定情节和过失程度”。

　　“自责”是抑郁症患者的主要症状之一。抑郁症所表现的“自责”的内涵与以上两种定义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抑郁症的外在表现是“三低”，既情绪低落、言语减少和动作减少；内在反映是“三自”，即自责，自卑、自罚（经常产生自杀欲念，有的实施自杀行为）。

　　一般的急性抑郁症大多都有一个直接的诱因，也是抑郁症患者的病的导火线。其实这个导火线只是外因，在点燃导火线之前，抑郁症患者已形成了严重的抑郁心理，诚如炸药包里已装满了炸药。但是抑郁症患者本人却认识不到，只认为自己某件事（针对诱因而言）做错了，因而自责。《心理学词典》对“自责”一词的定义是“犯罪心理学中的自责”，与抑郁症的“自责”不同。笔者认为，抑郁心理的“自责”，也是属于病态，是抑郁症的主要特征之一。抑郁症患者主观上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而咎由自取。就“诱因”事件的本身而言，也可能错了，也可能不错。就同一事物而言，大多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即事物是“一分为二”的观点，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而抑郁症患者仅考虑不利的一面。

　　常言说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心理健康的人，做错事后也有后悔的心理。但后悔后却能自慰。而抑郁症患者则对自己的“失误”深恶痛绝，严厉地谴责自己，甚至用“自杀”惩罚自己。

　　退一步讲，即使做错了什么也不至于去用“死”的代价去补偿。“千古艰难惟一死”。人，如果死都不怕，还有比死更难的吗？不怕死，而怕生，这就是抑郁症患者的心态。

　　从自责开始，进而发展到自卑，由自卑而产生自杀心理，这就是抑郁症患者病态心理发展的轨迹。

　　这里，笔者引用弗拉赫博士的著作《神秘的潜力——论抑郁》中的一个病例：

　哈雷•赖特是美国英格兰一个不大的学院的副院长。他38岁时正院长退休了。哈雷为这所学院作出过出色的贡献，原指望自己能够入选登上院长的宝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校务委员会决定从外面另行物色一名院长，哈雷晋升的希望落空了。

　　他感到深深地受了伤害。他抱怨自己未受赏识——这样想未必不可，但这一念头又随即触发一连串的反映：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才干，弄不清究竟能否胜任这一重任，也许他一向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他还怀疑自己是否冒犯了校务委员会的某个关键人物。他得了抑郁症。

　　在第三章中，笔者叙述了患抑郁症的经过。我患病的诱因及心理过程与哈雷•赖特有相似之处。我患病的诱因是由调转工作引起的。其实在调转工作前，我就存在严重的抑郁心理。由于那个“理想”的单位没有去成，无奈去了另一个单位。这期间，我是处在犹豫不决之中，自己拿不准主意，经常问别人。人，在忧郁时往往缺乏自信而犹豫不决，所以犹豫不决则是以缺乏自信为基础的。当我调转到新的单位后马上有了“后悔”的感觉，认为自己“这步棋”走错了，进而责备自己，又发展到严重自卑，认为自己无能，胜任不了这里的工作，又发展到自己没有能力工作，没有生活能力。然后设想哪天突然死去才好呢，但心情抑郁的人心里是“明白”的，知道突然死去是不太可能的，最后导致产生“自杀”的心理。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调转工作不存在什么错不错的问题，也不存在不能胜任工作的问题，当时认为错了，完全是一种心理障碍使然。当我病愈后，根本就不认为自己当初工作调错了，也不认为自己不适应工作。在病中，我曾对姐姐说：“我的病不会好了，我就是工作调错了，除非时光能倒流，而且我必须有现在（指病中时）这样的认识”。当然病中的认识是错误的。

　　抑郁症一个显著的症状是对自己的认识发生重大失误。就一般正常的心理而言，人在顺境时，在成功的时候，对事物看到光明的一面、有利的一面就多；反之，在逆境时，在失败的时候，对事物看到阴暗的一面、不利的一面就多。所以，人在成功的时候，在顺境的条件下，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在困难的时候，在逆境的条件下，要看到光明，要提高勇气。

　　而抑郁症患者对生活看不到一丝光明。“哀莫大于心死”。抑郁症患者的“心”已经死了。对任何事情都只看到不利的一面。这是抑郁症患者的共同特征，亦即是他们的心理障碍。就吃药这样的小事，抑郁症患者也仅仅注意药的副作用。一次在某精神卫生中心门诊看病，姐姐和一位抑郁症家属谈及此病，那人问我姐姐：“你弟弟拒绝吃药不？”姐姐先告诉他们我吃药。其实当时我只是主动吃些治疗睡眠、饮食之类的药，而对治疗抑郁症的药是拒绝吃的，服药时都是家人“逼”着吃的。我不认为自己有病，仅认为自己事做错了和自己没有能力。因为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和提高能力的药。接着那个人又说：“让他们吃药很难，而且就注意药有副作用”。当时我也是强调药的副作用而拒绝吃药。

　　心理健康的人在“自责”时，心情也是很沉痛的。无怪乎《现代汉语词典》在解释“自责”一词举例用“沉痛自责”。那么，抑郁症患者的“自责”则是痛心疾首，捶胸顿足，甚至自残、自戕。在病中，自责时我多次关起门来打自己的嘴巴，用绳子勒自己脖子。一次，妈妈发现我在打自己的时候，哭着制止了我。当我向心理医生诉说时，心理医生说：这是病理反映，患者自己惩罚自己。有的人用烟头烧自己，有的人绝食饿自己。第三章中的病例患者D，在极度自责中用菜刀砍伤了手指，然后跳楼。某企业会计B，在“文革”中由于长期的政治压力患了抑郁症，在极度自责中撞墙。笔者接触到抑郁症患者，多数都有自责、自戕的心理或行为。

　　自责、自卑这把“双刃剑”高悬在抑郁症患者的头上，使他们每天都生活在诚惶诚恐之中。

　那么，抑郁症患者为什么如此痛苦呢？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抑郁症患者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构成了心理障碍，形成了心理定势。

　　就一般的事物而言，我们在处理时都有两种可能，即成功与失败并存。而抑郁症患者在思考任何事情时，仅看到事物消极的一面，而很少看到甚至是完全看不到事物积极的一面，为表述方便起见，权且把认识事物积极的一面，即正面叫“积极思维”；把认识事物消极的一面，即负面叫消极思维。由于消极思维使然，用精神病理学家的话说，在生活的道路上抑郁症患者给自己设计无数个“陷阱”。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片面与视觉狭窄是众所周知的神经症特点”。回首过去，认为自己所有的事情都做错了而自责，甚至认为自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上。客观地说，抑郁症患者对自己过去“缺点”、“失误”及“错误”的自责，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只不过他用“放大镜”来看这些“缺点”、“失误”、“错误”。可以说，在病中抑郁症患者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一场空前的洗礼，获得一次内省力。甚至可以说，多数患者正是经历这样的内省，使他们拒绝了死神，产生了新的精神动力。使他们在病愈后变得更成熟，更有人情味，工作效率更高，这种变化在后文中将用专章叙及。

　　在病中，我几次向前来看铁领导致歉。“我没有欺骗你们，原来我一直认为自己（能力）行”。有一位女患者，病中多次回忆、责备她自己在处理公婆、邻里关系时的错误。在病中她还向公婆、邻居道歉。

　　抑郁症患者，展望前途，忧心忡忡，不寒而栗。面对着自己给自己设下的一个又一个的“陷阱”，忧患自身，忧患家庭，忧患失业，忧患健康，忧患晚年，忧患一切……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如此重大的心理压力（其实是自加的压力）面前，抑郁症患者睡眠紊乱，食欲不佳；紧张、激动、头痛；哭叫骤发，一碰就哭，眼泪说话。诚如闻一多先生的一首诗中写的那样：

　　你莫要问我！

　　泪珠在眼边等着，

　　只须你说一句话，

　　一句话就会碰落，

　　你莫要问我。

　　思维，是事物的一般属性和事物内在的联系在人脑中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是人类独具的本能。不幸的是，当人思维过度，思维方式出偏时就会染成疾病。事实证明，心血管疾病、胃肠病、虚脱症、肝炎、癌症及脑血管损伤都或多或少与忧郁有关。而抑郁症则是典型的由思维过度、思维方式出偏所引起的心理疾病，通俗点说，抑郁症是抑郁症患者本人“想”出来的病。不客气地说，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如果抑郁症患者不“想”时，也就痊愈了。

　　心理学上有一条简单的原理：大脑皮层中形成的单点优势一旦未取得积极的成果，便会压抑其他神经通道，导致思路堵塞。这种单点进攻优势，常常使其他神经处于抑制状态。抑郁症则是消极的思维处于兴奋状态，形成单点兴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钻牛角尖”时，就患了抑郁症。

　　目前，关于抑郁症的几种心理疗法，也都是使抑郁症患者怎样从“牛角尖里”退出来。一位哲人说过：“时间是医治心灵创伤的最好良药”。治疗抑郁症需要一定的时空点，还有转移疗法，厌恶疗法，都是试图从大脑皮层的单点兴奋，即“牛角尖中”把抑郁症患者解脱出来。关于抑郁症的治疗将在以下几章叙及，本章就不再赘述。

　　读到这里，读者对抑郁症患者的痛苦之源有了初步的了解，抑郁症患者在消极思维的驱使下，看到自己前进道路充满了艰难坎坷，举步维艰，进退两难。于是，情绪低沉，以致成病。

　　抑郁症患者深知主观能动性决定人的社会生活的本质。而抑郁症患者对自己的认识、判断和推理都发生了错误。主要表现是严重的自卑，认为自己无能，而且以自我为“圆心”画一个圆，关系越接近“圆心”的亲人抑郁症患者对他们的评价越低。认为自己及周围的亲人无法适应生活，无法应付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抑郁症患者在彻底否定自我的基础上，开始设想生活中的种种困难。通俗地说是有的想，无的也想。客观地说，抑郁症患者所设想的困难和灾难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正如全国平均每天均有一百多人死于车祸，但是这个数字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其概率是太低了。健康的人在出行时也会想到注意安全，但决不会时时思考这个问题，而且也不会想到非得自己或伤或亡不可。如果那样，人们每天都生活在慌恐之中，不吓死才怪呢。抑郁症患者的心理活动处于不正常状态，才有这种可笑的思想。

　　就一般情况而言，办任何事情都有办成或办不成两种可能，正常情况下，事情办成了，当事人就比较高兴，反之就不高兴，这是正常的心理反映。然而，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无论发生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他都试图走向另一个极端。“是进亦忧，退亦忧”。抑郁症患者的事物的两端都为自己设下了“陷阱”。两端的“陷阱”不是同时设的，而是每到跨过一个“陷阱”时，才为自己设想第二个“陷阱”，常人看好像有意和自己过不去。前文中谈到的那位女营业员即是如此。

　　笔者认为，把抑郁症解释为是一种“心理障碍”比较合适。所谓“障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阻挡前进的东西，使之不能顺利通过。抑郁症患者的情绪、思维、行动并没有达到错乱的程度。在人前，抑郁症患者极力掩饰自己的病情。在病中，我为了排泄烦躁的情绪，悄悄地离开办公室，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叹气，去哭润。抑郁给我带来神经性呕吐，从来不在机关的卫生间呕吐，避免让人看到或听到，而是找个没有人的地方。为不让人看到眼睛中抑郁的神色，经常戴着变色眼镜。这一切表明：抑郁症患者在情绪、思维、行动上出现了“障碍”，即不能“顺利通过”，而当付出一定的自控力也是能“通过”的，只不过是困难多些罢了。下面，试从抑郁症的情绪、言语和动作的障碍来分析其心理障碍。

　　情绪障碍。抑郁症患者体会不到生活、学习、工作的满足和欢乐，而仅体现其负面的困难、劳累和无望。心情不佳，心灰意懒，无精打采，兴趣索然，进食时的享受感都没有了，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出现了饮食障碍，吃不下饭。患者的郁郁寡欢，一筹莫展，对配偶和子女也都失去了往日的眷恋。认为自己无能，不能给亲人家庭带来幸福，反之还成为家庭的包袱，陷入了对生活对自己深深的绝望之中。

　　思维障碍。主要表现在反映迟钝，联想困难，构思费力，思路闭塞。当时自己连一个“通知”都写不出来。新单位一个不了解我的人说我的病是“憋出来的”。语言减少，缺乏主动语言，讲话的声音低沉，有气无力，有人说我讲话的声音小得像蚊子似的。

　　动作障碍。人在抑郁时，动作受到明显的抑制，动作缓慢，声音低沉，什么活动都不愿参加，哪里也不愿去，总想躺着，生活被动，缺乏主动性，个人卫生也懒得料理，什么事也不愿意做，不愿与人交往，牢牢把自己“封闭”起来。

　　读者也许会问，如果患者主观上强行突破这些障碍，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呢？在病中，我也试图去突破这些障碍，但是很难，很难。

　　初诊时，医生给我开了一周的病假，领导和同志们鼓励我上班，上班后主动与同志们多接触，多交谈，以便摆脱痛苦。我也想尽力摆脱痛苦。休息一周后立即上班了。上班后强迫自己搬掉情绪障碍，主动和他人接触，但试图几次都失败了。当我和他人接触时，无话可说，没有谈话的具体内容和交谈兴趣，双方都很尴尬，他人也不知该如何与我交谈，深怕哪句话说不好刺激我，的确，在我的心中到处是“陷阱”。有的人很主动热情地和我说话，我以为人家的热情是假的，是有意同情我，安慰我，引起我的自卑。在我们传统文化观念中，被人“同情”是弱者的体现，尤其是男人。有的人谨慎地和我说几句，然后就回避了，我则认为人家认为我有病不愿意多接触我。甚至人们不经意的话，我也往自己身上联想，觉得好象在讽刺我。当别人赞扬我时，因为我是首批公务员考试录取的，认识我的人往往要说上几句祝贺的话，我也认为自己不配。

　　当时人们谈论的热点话题有两个，一是上演的国内第一部室内电视剧《渴望》，另一个话题是海湾战争，为了增加和人们交流的内容，我强迫自己读报，然而不愿意读，更读不出来，一点谈话的激情和听话的兴趣也没有，也就是装模作样地参与而已。

　　我也想极力摆脱思维的障碍，家人也促使我不去想那些自己设想的悲伤的事情，逼着我看电视，但是电视剧的内容，情节根本进入不了大脑，剧情在脑海中根本连贯不上，眼睛看着电视，心里还在想那些多次想过的问题，欲罢而不能。抑郁症患者还有恐惧感，时时产生恐惧联想，产生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与“恐惧症”症状有相似之处，病愈后我从一本卫生杂志上看到王哲先生谈恐惧症的文章，其中说：

　　“忌讳某些事物是不同民族共有的心理现象。西方人忌讳十三数码。汉族人忌讳正月里打碎碗，认为这是未来一年粮食不足的预兆。

　　同样也有忌讳梦中梦见小男孩的习俗，认为这是犯了小人的预兆，这不过是千百年来，人们形成的一种民俗。然而有的人忌讳特别多，以至于每天都提心吊胆地生活。例如一位女患者忌讳说“丸子”这两个字，因为她总是将“丸”与“完了”联系在一起，谁一提这个词，就想到他一家要‘完了’，要破裂了。她还忌讳说‘煤’字。因为‘煤’与‘没’同音，害怕孩子和丈夫因意外突然离世没了。就这样她的忌讳越来越多，生活范围越来越窄，这就是一种病态了”。

　　我恰恰也是这样，在家人让我玩麻将时，我的思维仍然集中不到玩的兴奋点上。经常像恐惧症患者那样，出现灾难联想。打牌时特别忌讳打“条子”，尤其是最忌讳打“三条”、“五条”、“六条”和“七条”。为什么忌讳“条子”，而不忌讳“万子”和“饼子”呢？因为“条子”和“命”有关系。如人们常说这是“两条人命”，“三条人命”，精神分析学派认为病人的恐惧对象是他深层精神结构中某些欲望的代表及象征。那时，我时时思考“自杀”，打“三条”时，我就想如果我自杀了，那么妻子、孩子，我们这三条性命就完了，打“五条”时，就又联想到父母，打“六条”、“七条”时依次包括姐姐和妹妹。这样的病态思维，就难以办好当前的每一件事，只能自寻烦恼了。

　　在病中，一次刮大风，把卧室门的玻璃振裂了，使我产生了家庭破裂的联想，根据巴金名著《家》改编的电视剧中有一个镜头，高老太爷临终前拿着装有他们全家照片的镜框，看到这个画面时我说，保证这个镜子得掉在地上摔碎，象征着封建家庭的破碎。果不然，高老太仰咽气时手一松，镜子掉在地上摔碎了。随着高老太爷的咽气，高家破裂了。每当看到卧室门破裂的玻璃时，就联想到电视剧《家》中的这个镜头，同时又把“门”同“门户”相联系。联想到如果我自杀了，我们家也要破裂了，我仅表现出对破裂门玻璃的恐惧感，内心的灾难联想从没有同任何人讲。妹夫看出了我对破裂的门玻璃的忌讳，买了一块玻璃给换上了。这仅是我当时思维障碍的两个典型例子，像这样的灾难联想的事例举不胜举。

　　我也做过试图摆脱精神障碍的努力。当别人印稿子时，理智告诉我应帮帮手，但当我拿起油滚印了十几张时就很难坚持了，恨不得用油滚把油印机砸了。但理智告诉我不能失去自控。为了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只好在印稿子时两脚不停地在原地踏步，竭力摆脱心中不耐烦的感觉。

　　那时虽然上班，但已不能正常工作了，是一个地地道道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上班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大的负担，每天早晨当我一推开办公室的门时，心情顿觉得异常沉重，几乎所有的抑郁症患者都有这样的共同体会。一位抑郁症患者向我述及不愿上班的心情时，我插话说当你到单位推门时是不是有一种沉重感向你袭来？她深有同感的点点头，然后竟流出泪来。

　　抑郁症患者感到最困难的是人际交往中的障碍，不愿意与人接触，更谈不到交往了。惧怕并回避一切社会活动。领导象征性地安排我一点工作，让我管理办公用品，当有人向我领取稿纸、钢笔水时都感到是压力。办公用品用完了，我得去买。我很打憷去买东西。

　　怎样表述这种心理障碍呢？我打个比方，正如燕子在飞行中遇到烟雾，一般会绕开烟雾飞行。如果由于某种原因，燕子绕不开烟雾呢，它也只好穿越烟雾飞行了，燕子也不会受到什么损伤。

　　有时到了无奈的时候，有些事硬着头皮也得办。那是在家休病假的日子。一天下午放学时下起了大雨，家人没有下班，我不忍心让母亲去接孩子，无奈我只好拿起雨伞去接孩子。一路上步伐相当沉重，极力回避认识的人。

　　待病情好转一些时，开始在家里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一次妻子上班后，把妻子泡在洗衣机里床单洗了，在准备拿外面去晾时，发现楼门口有几个认识的人在说话，我就不敢出去了，后来是母亲把床单拿出去的。可以说，交往的障碍伴随着整个患病的过程。

　　在第一章里，笔者叙述了在生与死边缘上的心态，那时我最不忍心离开的就是孩子。可是在病中，我极易向孩子发脾气，申诉孩子。一次孩子被我无端申诉后，向爷爷奶奶说：“如果不是他有病，我就和他干了”。我为什么向孩子发脾气呢？因为孩子是我最大负担，我无力抚养孩子，也是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大障碍。那时我时时后悔，后悔不该结婚，也不配结婚，因为我不能养活妻儿。也曾在心中闪现过杀死孩子的闪念，仅仅是闪念，但多次出现过。我不忍心把他扔在这个世界上艰难地生活。晚上，抑郁折磨我不能入睡的时候，我经常来到儿子的卧室，坐在他的床前流泪，心里想着：“儿子啊，好命苦啊，你怎么有这么个无能的爸爸呢”。经常是家人半夜醒来看到我坐在儿子床前流泪，把我劝回卧室。写到这里，我又是泪珠与笔墨齐下。

　　为什么抑郁症患者的情感体验上是这样消极呢？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认为：情绪和情感的产生受制于三方面的因素，即客观环境和事件；主体需要；人的理性思维。在客观现实与主体需要的复杂关系中，理性思维充当了调整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客观条件很难完全满足主体的各种需要，如果人不有用理性的思维去积极的调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正确认识”，就会失去心理平衡，产生负面情绪。而抑郁症患者恰恰是思维出了毛病，不能用理性的积极思维去调整主客观的矛盾，而是用消极的思维去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使抑郁症患者较长时间陷入抑郁的情绪中不能自拔。

　　跨过诸般的心理障碍后，就是抑郁症患者病愈之时。心理学家、医生的职能是消除病人的诸般心理障碍，而亲人、同事、哪怕是陌路人，如能对病人克服心理障碍伸出援助之手，确是功德无量的事，因为你拯救了一个智慧的生命。

　　“几时心绪浑无事，得及游丝百尺长？”冬天过去后，春光就会来临。

第六章　不尽人生百味情

——抑郁症患者的性心理障碍

　　在第三章中的《抑郁自评测量表》中列有判定抑郁症病情程度的20个测试题。其中第七题是：我对异性毫无兴趣。

　　《中学生心理咨询》一书中的抑郁自评测量表也有20个测试题。其中第六题是：我与异性接触时是否和以往一样感到愉快。

　　弗拉赫指出：“性欲衰退是抑郁症常见的症状之一”。

　　性爱，是人的本性，就连中国的圣人，谆谆告诫国人“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视”的孔夫子，也不得不承认：“食、色，性也”。食色是人的最根本属性。食，维持生存；性，延续种族。中国的先哲们，对“性”给予充分的肯定，外国的哲人也对“性”给予高度的评价。美国著名教育家卡耐基说过：人，有两大愿望，一个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另一个就是对性的满足。

　　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奥古斯尔•倍倍尔就说过：“在人的所有自然需要中，继饮食的需要之后，最强烈的就是性的需要了。延续种属的需要是‘生命意志’的最高表现。这种需要深深地埋藏在每一个发育正常的人身上，到成年时，满足这种需要是保证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的主要条件”。马克思曾说过：人的生活由三种要素构成，即：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性生活。

　　“性”在我们民族的“正统”文化中，是一个大禁区。改革开放后禁区有所突破，但时时受到道貌岸然人士的鞭笞。本人在构思这本书时，最初构思是九章，也不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突破这个惹事生非的禁区。但性心理障碍又是抑郁症的主要症状之一，又不能不披露出来，以使有同样心理障碍的人有所警惕。原想在第五章的“抑郁症患者的心理障碍”中简要介绍一下，思考再三，不单独用一章表述，恐怕很难表述清楚。况且先哲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早有过科学阐述，我也就思想解放一些。

　　既然“性”是人的本性之一，文学即是人学，那么文学同性爱结下不解之缘也是十分自然的了。所以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高度概括文学描写爱情这一现象时指出：“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的中心了”。

　　肯定人性，必然也要肯定人的性欲。所以，革命导师马克思说：“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关系”。

　　从考古发现的远古的岩画、壁画、绘画、雕塑等艺术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映“性”的作品，反映了古代人对“性”的思考和赞美。“性”的欲望，给人带来了欢娱，带来了爱情，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许多原始氏族，都曾把人的生殖器当和图腾崇拜过。古代英雄死了，人们为了纪念他，崇敬他，赞美他，在他们坟前立上了男性生殖器造型的纪念碑。由于文化的发展，人的本性受到自己创造的文化的异化，英雄纪念碑也演变为不同的形状，以至人们忘记了它最初所代表的意义。

　　“性”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给人带来了神秘，更带来了苦涩。仅仅用“性欲”解释男女之间的感情已经不准确了。

　　为什么仅用“性欲”一词解释男女之间的感情已经不准确了呢？

　　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告诉我们，人，是由动物进化的，人也是“动物”，人是会思维的高级动物。所以说人的动物本能产生性欲；人特有的思维产生爱情。

　　思维，是人所特有的，有了思维才有了爱情；有了思维才有了希望；有了思维才有了自尊；有了思维才有了羞耻；有了思维，才有了痛苦……

　　《圣经》记述了上帝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之后，为了永久地统治人类，告诫亚当；伊甸园中的果子，可以随便吃，惟独善恶树上的智慧果不能吃，并吓唬他们吃了必死。

　　亚当和夏娃在没有吃智慧果时，二人赤身裸体，天真烂漫，天忧无虑，毫无羞耻之心。

　　当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后，立刻心明眼亮，知善恶，辩真假，懂羞耻。人有了智慧，也就有了忧愁。诚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所说：“巧者劳，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

　　人类在生存和延续种族的过程中，对性爱活动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性爱给人们带来愉悦的同时也带来了困惑。曹雪芹在《红楼梦十二支曲•红楼梦引子》向人们提出诘问：

　　开辟鸿蒙，谁为情种？

　　都只为风月情浓。

　　奈何天，伤怀日，

　　寂寥时，试遣愚衷。

　　因此上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人，为什么会产生爱情，为什么会有两性结合？人类对此没有停止过思考。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开篇就是赞美男女爱情的情诗：“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爱情是文学作品一个永恒的主题。“千百年犁不完的是铁犁的长卷；千百年唱不完的是真诚的爱恋”。

　　早在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传说中，就留下我们先人对此深刻的思考。古希腊的大喜剧家阿里斯多芬，用神话传说解释过人类的性爱：从前人类是一种特殊的动物，样子是圆球形的，有四只手和四条腿，两副面孔和四个耳朵。人类的这种粗野的形象吓坏了奥林普山的群神。于是，宙斯决定把人劈成两半。使人变得更弱一些。从那以后，人体分为两半，每一半都渴望着和自己的另一半重新结合。人类的爱情就是这样产生的。

　　性心理的研究表明，人类对性的认识和实践也是沿着螺旋式发展的轨迹前进的，也是按着否定之否定的规律发展的。在原始社会初期时代是群婚，随着私有制出现，群婚解体，出现了对偶婚，并严格限制在氏族内通婚。这期间，有些“思想解放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其他氏族的异性通婚，而结果与外氏族通婚者的后代比氏族内婚配所生的子女聪明、健康。

　　我们来看一个蜜蜂求偶的画面，在一个蜂群里，只有一个蜂王。它是负责生育的雌蜂。在蜂王求偶时，一群雄蜂约有几十个到几百个跟着飞，只有飞得最高的雄蜂才能获得交配权。这样就使善飞的、健康的雄蜂留下后代，遗传下优良的品种。

　　雄孔雀求偶竞争是比美，这样才使孔雀家族一代比一代美丽。如果动物世界的交配也实行“一夫一妻”，那么能有多少物种得以延续下来呢？

　　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进行规范，这种思维行为规范即社会道德。这种思想行为规范反映在两性关系上即性道德。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出现了性道德的异化。无论是我国的封建社会，还是西方的中世纪时代，对“性”的压抑都是极其残酷的，尤其是对女性更甚。出现了许多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和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性的解放，但是由于“性”的解放，又带来了艾滋病等性病和家庭的解体。人们又面临规范“性”道德的“度”。然而道德又受社会形态、科学文化发展水平、经济环境、民族习惯、个人修养、个人信仰的制约。随着试管婴儿、单亲婴儿和克隆技术的出现，将来人们的婚姻和生育可能会没有必然的联系，生孩子也不再是女性的“专利”，男女两性的结合可能会出现没有生育的义务，仅有性享受的权利的局面。社会越发展，人越聪明，越会感到必须有爱情，需要去爱，需要被爱。美国前一代人婚姻观念的口号是：“我是不会与一个靠不住的人结婚的”。而美国当代人婚姻观念的声明是：“我是不会和任何不能激起我情欲的人结婚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性的阴影不再是人们实施性行为的障碍时，人们性观念、性道德将会发生新的变化。

　　有这么一个故事，老和尚抱养一个娃娃，从孩子刚懂事起，就用正统的佛家思想教育他，十几年未出山门，想来这个最纯洁的徒弟不会有半点的淫欲之念的。一天，师傅首次带徒儿下山，在山下突然遇到一个妙龄女郎，小和尚惊呆了，竟目不转睛地盯着女郎出神。老和尚发觉后，面露愠色地喝道：“那是老虎，要吃人的，不要再看了”。小和尚仍然恋恋不舍。又走了几步，看到路旁的野花，小和尚伸手欲采，师傅喝道：“这是毒草，吃了会药死的”。回到寺庙后，师傅问小和尚，下山有什么收获？小和尚不假思索地说：“我最喜欢老虎和毒草”。

　　这个故事说明，爱异性，爱美是人之天性，是任何虚伪的道德和专横的说教都不能哄骗的真理。郭沫若先生有诗赞曰：

　　花呀，宇宙精髓；

　　爱呀，生命的泉水。

　啊，假如春天没有花，

　　啊，假如人生没有爱，

　　那世界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

　　动物一般都具有性活动周期，一般叫发情期，而人，一个健康的人，性爱伴随着整个一生。心理学家研究表明；人在七八岁时就有对异性爱慕的心理。教师在为七八岁的小学生分座位时，同性的同学同桌时，一般的愿意同合得来的同学同桌；异性的同学同桌时一般的愿意同漂亮的同学同桌。某作家在他的自传里谈他的性萌芽是在他八岁时，看到他嫂子的手很白嫩，就产生摸一摸的欲望。

　　我回忆自己“性心理”的萌芽，朦胧的记得是不到9周岁的时候。有一件事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可以说是标志着我性萌芽的里程碑。那是小学二年级下学期开学不久，我从农村小学转到城里新学校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去商店买文具，忽然，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向我跑来，她大方热情地对我说：“你去哪里？”

　　我定睛一看，她白晰的圆脸上镶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又黑又亮的黑眼珠像两颗黑葡萄似的，笑起来脸上有两个浅浅的酒窝，两条短发辫上扎着两个黑蝴蝶结，内穿绿色的毛衣外罩红色的外套。我在乡下从来没有看到对这样漂亮大方的小女孩，在我的眼中她比童话中的白雪公主还要美，一时我竟愣住了，竟忘记了回答她的问话。

　　“我和你是一个班的同学，你刚转来可能不认识我”。她的聪明、得体的自我介绍，使我摆脱了尴尬。

　　“我去买……买笔记本”。我有些不自然地回答她。

　　接着她说：“你知道商店吗？”“我知道，谢谢”。我礼貌地谢绝了她。

　　“再见！”我俩几乎是同时说。然后她回头走了。我目送她远去的身影，许欠，我才向商店走去。以后，老师分桌时，我心里期待着，如果老师把我和她分到一桌该多好啊。几次分桌，我都没有和她同桌，只是小学六年级时，我与她是前后桌。

　　客观地说，这时的性意识并不是明确的、强烈的，仅反映孩童时代对异性美的期盼和追求。

　　初中时的少男少女，性意识产生了飞跃。《教育学》指出：初中时期是性开始成熟的时期，这是少年生理发展方面的最重要特征。女孩子一般比男孩子性成熟早一二年，女孩子从十二三岁起开始进入性成熟时期。性的成熟引起了身体外部一些生理变化，出现了第二性征，如男孩子喉头突出，声音变粗，开始出现胡须；女孩乳腺形成，乳房突起等。这种生理的变化影响着心理的变化，如他们已意识到两性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已不像小学生那样天真相处了。这种性意识的形成，对于人的其他方面的发展积极意义大于消极意义。在初一时，我非常爱玩乒乓球，几乎每个星期都到学校玩一会。而每次去学校都要路过一位给我留下良好印象的女同学家的门前，我把每次在路上碰到她能和她说几句话当作一件十分愉悦的事。有时碰不到她时，我就要重走一次。

　　我后桌的一位女同学，我对她一直怀有好感。她和我一样，也属于“可以教育好子女”，她性格内向、文静，学习也很好。她衣着朴素、自然，属于崇尚“自然美”的那类女孩子。那时，她十分喜欢穿白边黑帮的拉带布鞋和枣红色尼龙袜子，因为我一低头就很容易看到她踏在桌子横梁上的那双黑布鞋和刺红色尼龙袜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多年以后我对早已过时的拉带黑布鞋还情有独钟，这可能应了那句爱屋及乌吧。以至后来陪女友买鞋时，我都建议买拉带黑布鞋。由此，我想起广告策划人多爱启用女明星做广告，也是迎合人们这种心理吧。

　　我对“拉带黑布鞋”的这种好感从没有向她流露过，也没有向任何人流露过。就在本书快要完稿时，我们同学为纪念天青上山下乡三十周年，搞了一次同学聚会，她也来了。大多数女同学我都邀请跳了一场舞，我也邀请了她，她也邀请了我。等到发照片时，我与其他女同学跳舞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惟独与她跳舞时，不知是哪位同学给我们抓拍下好几张照片。是同学的洞察呢？还是巧合呢？

　　处在青春期的少男少女，都有在异性面前展示自己美好的一面，克服或掩饰自己不足的一面的心理。初一时是不开晚自习的，但我们班是“试点班”，教导主任亲自给我们班讲数学课。他为提高我们班的整体学习成绩，设晚自习为差生补课。可是，学习好的同学却主动来得多，而差生却来得少。晚自习后，我们几名男同学顺路送几名女同学回家，边走边海阔天空的侃大山是我们几名男同学十分惬意的事，体会到作为男子汉的自尊和受到异性赞赏鼓励的荣誉。

　　那时，我很爱和同学们一起侃大山，有一名女同学给我起了一个褒义的绰号“理论家”和“教授”，虽然我制止了她，但心里也有一种美滋滋的感觉，我更加爱读课外书了。以后，我又参加了年级组织的语文课外活动小组和历史课外活动小组，遗憾得很，课外活动小组成立不久，“文革”开始了，这些有益的课外活动小组也终止了活动。

　电视剧《唐明皇》的主题歌中有这么一句歌词：“世上如果没有女人，男人就会看破红尘”。世上如果没有女人，男人还会那么拼命挣钱吗？司马迁说：“女为悦己者容”。世上如果没有男人，还能有那么多美容院吗？如果世界上没有男人和女人的相互吸引，相互爱恋，世界会这样生机勃勃、万紫千红吗？

　　性欲望何时消失呢？国外一位女心理学家问她70多岁的姥姥：“姥姥你什么时候对性不感兴趣的？”她的姥姥很幽默地说“你去问比我年龄大的人吧！”报载徐州一位103岁的老翁到婚姻介绍所登记求偶，并要求对方在40—60岁之间，高中以上文化。有文章研究指出：性爱，在生命的尽头。文章举出许多例子，人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最希望见到的是自己的配偶，情人或性伴侣。而生者一般对死者或多或少都有种恐惧感，然而对他们的性伴侣则没有恐惧感，在他（她）闭上眼睛前还要有亲近的表示。前些年某杂志以“圣洁的一吻”为题，报道一位在对越反击战中牺牲的战士，在他临终前一息尚存之际，女护士问他，你还有什么要求吗？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听说没有爱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我还没有体验过异性的爱呢。你能……”望着这年轻的战士，他还没有得到作为男人应该得到的，就将要为国捐躯了。女护士眼噙着热泪，给他一个深深的吻。年轻的战士带着微笑安详地闭上眼睛。

　　性的欲望，带来了人的爱情，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可是，当人患了抑郁症时，尤其是争性抑郁症时，性的欲望却大大地减弱了，甚至丧失了。为什么抑郁的人会丧失对性行为的兴趣呢？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人一旦感到恼怒、悲观、焦虑、沮丧，这些心情本身就会迫使他的注意力离开性欲，对于遭到别人冷落特别神经过敏，容易产生负罪感，发泄怒气时可能存在心里障碍，这些因素相互结合也会干扰他的冲性动。

　　婚姻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性爱的特点是十分明显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它的四个特点上，即排他性，冲动性、直觉性、隐曲性。

　　排他性是性爱的最大特点。所谓排他性，即指人们抗拒其他人对自己的性爱对象予以任何性亲近的心理倾向。排他性的形成，一是生物本能，二是社会影响，后者是决定性的因素。

　　冲动性是性爱的第二个特点，所谓性爱的冲动性，即是指对性爱对象在动力学上表现出的强烈的亲近欲望和随时可激起的不顾一切的行为驱动力。这种强烈的亲近的欲望简直是撞击心岸的海涛，沸腾热血的酒精，使你激动，使你迷醉。性爱的冲动性往往是强劲、失去平衡或短暂的。冲动性难以遏制并有时带有非理性的色彩。

　　直觉性是性爱独具的一大特点。能否产生性爱，往往在双方直觉性的感知中便可断定。当然，这种直觉性是当事人长期观察、体验、想象异性的积累在某个个别人身上的印证。平常我们常听人说：“这个人我一看就舒服”，“这个人我一见就讨厌”，这就是直觉性。

　　隐曲性是性爱区别于血统爱、友爱、敬爱的主要特性，它显示出隐蔽、不让人知、不让人见的特点，特别在性爱的初期，这个特点更为突出。欧美国家的情人可以在众目睽睽之下亲吻，但就亲吻者的心理而言，总不如在幽静处悄悄地进行更满足。

　　在具体性行为上，性欲是通过性冲动迸发出来的。而冲动性又是由直觉性引发激起的。由于抑郁心理的压抑，抑郁症患者的直觉性的障碍又制约着冲动性，抑郁症患者的心理障碍几乎使他们丧失了冲动性，即使有了性行为也十分勉强。

　　怎样理解抑郁情绪对性冲动的干扰呢？小说《复活》中有这样一幕：当聂赫留朵夫遛到玛斯洛娃的卧室的门外要求她开门时，玛斯洛娃虽然意识到开门的后果，但这时她已无法控制自己。于是他听到一只手摸索着找到门扣的声音。“咔”的一声，门终于打开了，当他把她抱起来时，她虽然嘴上说：“哎，别这样，放开我吧”，可是她的身子更偎紧他了。这说明玛斯洛娃由于性爱冲动而失去了控制。如果玛斯洛娃此时患了抑郁症，就不存在无法控制自己的问题了，她只能是躺在床上装作没听见。如果聂赫留朵夫患了抑郁症，他就不可能遛到玛斯洛娃的窗外，即使他们在一个房间，他也不会表现的那样冲动和狂热地把她抱起来。

　　抑郁症患者的冲功能障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理上的障碍，一是心理上的障碍。

　　首先我们分析生理上的障碍，前文已经叙述过，当患者在急性抑郁状态时，饮食、睡眠都发生了障碍，饮食明显减少，甚至进食困难，严重失眠，身体明显消瘦，这自然地影响到性功能。男性一般则出现阳痿，女性一般的反应是阴冷。接着再分析心理上的障碍。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几乎丧失了人生的一切欲望，也丧失了一切希望。其中包括对性的欲望和希望。性心理障碍，主要表现在性的憧憬上，无须讳言，所有的人都有性的憧憬。几乎所有的人，包括那结妻妾成群的帝王，性的憧憬都大于性的现实。抑郁症患者的性爱的憧憬上和性爱的现实上，都大大地打了折扣，尤其是在性的憧憬上更为减少。急性期过后，待患者的体力有所恢复后，也或多或少的有些性行为要求，但是也表现得特别勉强，缺乏性冲动。诚如前文介绍的那样，进食时那种享受感消失了，性生活那种冲动的愉悦感也消失了。需要指出的，抑郁症患者的性障碍主要是心理上的，对性兴趣不大，严重时甚至丧失。但是，抑郁症患者的阳痿反应又与一般的阳痿患者不同，一般的阳痿患者有性交的欲望，其性障碍主要是生理上的障碍，而抑郁症患者既有心理上的“阳痿”，主要是无性的兴趣和欲望，又有生理上的阳痿。抑郁症患者的阳痿反应随着抑郁情绪的好转而自愈，完全是精神因素所致。

　　那么，抑郁症患者对他（她）们性伴侣还有性爱吗？

　　有一位女患者，患病时由于抑郁心理所至，产生了性冷淡，其丈夫认为既然她没有性要求，又为了更好地照顾她，把她送回了娘家。抑郁症患者比常人还要挂念亲人，虽然暂时丧失了性欲或性欲降低，但他（她）还有对性的依恋。她思念丈夫和孩子，当她和心理医生叙述这些时，竟流出了眼泪。于是，心理医生邀来了她的丈夫，向她介绍了抑郁症患者性心理的特点，动员其丈夫把她接了回去。患者的配偶一定要理解和给予安慰，如发现对方有一丝性兴趣要给予及时的引导。抑郁症患者对任何事情的一丝兴趣都是病愈的好兆头。

　　保加利亚伦理学家瓦西列夫在《爱情面面观》中指出：“男人对女人的性爱和女人对男人的性爱可以维持终生。这要把性本能变成一种心理现象，让大脑把性欲记录下来，就像是记录某件事情一样，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重新翻阅，虽然已经失去了性冲动，人的心理现象的变化特征就表现在这里”。抑郁症患者在精神极度抑郁、身体衰弱的情况下，带有性欲的爱，可以转为精神的依恋，以回忆和同情为基础的纯洁友爱。

　　在患病后期，我多次“翻阅”曾给我留下美好记忆的时光，那情窦初开时的羞赧和对爱的美好憧憬。人，在痛苦的时候回忆起幸福的过去，往往更加痛苦，那时，我多次地扪心自问，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请读者注意，抑郁症患者宣泄痛苦时，对病愈有利。

　　汤祷先生在《婚姻心理学》一书中是这样描绘初恋的：“初恋是清晨苇叶上的露珠，美丽、纯洁，但是短暂；是首次弯弓射的比武，全力以赴，但命中率很低。尽管如此，初恋还是使人终生难忘，因为它是爱情旅途上的第一站。初恋的成功与失败，都会给人留下永生难忘的回忆，并深深地影响着你对爱情的看法”。

　　她，是我在“广阔天地”结识的知己，那时她是公社的广播员，稿件是我们联系的桥梁。我们合作写过配乐通讯《又是一个丰收年》，那是我在市级以上广播电台的第一篇处女作，也是成功作。她十分善解人意，在交往过程中十分默契。在那个年代，电台、报纸播发的好文章不多。至今我还记得，一次广播电台播一篇好文章《训水记》，第二天当我和她兴致勃勃谈对这篇文章的感受时，她笑了，然后从黄书包里把《训水记》拿出来送给我。今天，我的职业与“爬格子”结下不解之缘，不能说与她不无关系。

　　在与她接触密切的那段时间里，每天几乎都感觉是生活在期盼、兴奋和憧憬之中。我这个人的性格是极其自尊、敏感、软弱，还追求点浪漫，而她泼辣、热情，我们性格互补且默契。在我们刚相识不久，有两次在与她谈话时，我只稍作暗示什么时间在家，每次她都找了借口来到我家，一次下雨时我送她去火车站，我走在她的右侧，左手打着雨伞，她右肩挎着书包。我多么想与她靠得更近一些，这时她悄悄地把书包换到了左肩。在心灵相通的时候，语言则显得多余了。

　　清晨苇叶上的露珠，美丽、纯洁，但是短暂。在那个“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里，我命运多舛。尔后，命运的航船把我们载入了不同的人生港湾。我引铁流钢水，她进大学校园。

　　在我即将结婚的前夕的一个休假日，她大学毕业了，并前来看我。她走时，我和未婚妻送她到火车站。未婚妻去为她买了火车票。此时，我思绪万千，我们之间的悲剧除了有一定的社会原因外，我性格上的缺憾不能不说是一条重要原因。囿于……我们只能执手相看，但无泪眼。她不无虚伪地对我说：“祝你幸福，我不配……”我也不无讽刺地说：“关键我不是大学生”。是啊，爱和恨是同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巴金的小说《灭亡》描写杜大辛和表妹分别的那天晚上，由于父母之命，表妹嫁与他人，表妹向他诉说痛苦的心情，但他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接着书中写道：“当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时，为了爱他可以牺牲一切；当他发现这个女人不再是属于他的时候，他对她的爱会促使他做无情的报复”。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也有人的虚伪的一面。道德和虚伪有时是同义词。

　　有一次她问我：“你恨我不？”

　　“我理解你”。我虚伪地说。当我表现我虚伪的一面时，我常用“理解”这一模糊的说法掩饰我不可告人的“小心眼”。

　　尽管在病中时时想起她，但不想见她。因为我不愿意让她看到我这个样子。我的朋友曾提出接她来看看我，也许对我有好处，被我拒绝了。抑郁症患者与其说是自尊心强烈，不如说自卑感强烈，时时有自惭形秽的感觉。

　　在她给我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颇有哲理。“人在显赫之时，且不可忽视当时的‘微光’会给你带来希望和光明的”。在病中，对这段话我颇有感触。

　　我与妻是按我们民族最传统的方式，是通过媒灼之言相识并结合的，没有憧憬，没有浪漫，权利、义务、责任规定得清清楚楚。我曾和朋友说：“我们的婚姻是异性间的‘横向联合’。”

　　那时，当我和朋友谈起我的家庭时，经常用“平谈”来概括。我的家没有“浪漫”，也没有吵吵闹闹，三世同堂，一睦相处，难能可贵。客观地说，我是一个比较有责任感的人。妻子是一个勤劳、善良、泼辣、粗犷的人。在我自学夜大通勤的那段日子里，每当晚上下雨时，她经常只身一人拿着雨具在半夜到火车站接我。一次为了找回落在听课礼堂的教材，我乘后半夜的火车赶回家，下火车时已是凌晨一时三十分了，走到检票口时发现她在那里等着我。

　　妻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一次我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赞扬她：“你这个人挺粗犷的”。她说：“什么意思？”当我和朋友谈及此时时，我说她粗犷得不知道什么叫粗犷。其实是我没理解她的意思。

　　我珍藏着“她”的两张照片。我并没有对妻子保密。一张是她在大学时在校园里拍的，另一张则是在北陵湖旁的垂柳下我给她拍的。因为我爱好摄影，写字台的抽屉里经常保存价值不大的照片，一次整理照片时，把一些无用的照片让妻子烧掉。妻子调皮地说：“这两张照片烧不烧？”“那可不行”。说着，我把装有这两张照片的影集合上。但是，在我患病后决定自杀时，我把她的两张照片也烧了。潜意识中是想准备把她带来。

　　在病中，我多次“翻阅”这些故事，时时责备自己，我不配做妻的丈夫，担心今后妻子将怎样生活下去。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结婚前夕，“她”给我邮来一件深赫色的女式衬衣，她深知我的审美偏好。我不喜欢原色，而比较喜欢用原色配合而成的综合色。对学术派别，主义之争，我反对相互攻击，我认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它的合理内核，应取人之长，为我所用。她很欣赏我对生活的某些观点。在我和妻旅行结婚前，不知出自什么动机，我建议妻穿上这件深赫色的衬衣。

　　忧患危险把人连在一起。以往我对唐朝诗人元稹的“野蔬充膳甘长霍，落叶添薪仰古槐”。“诚如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只是字面上的理解，在病中我才有更痛切的理解。那时妻子经常夜班，我患病后妻子上下夜班我就不能接送了。她下零点班时每到半夜我就把屋内的灯打着，她到楼前时给她照亮。上零点班时，早晨我站在窗前期盼她按时下班。一次家人领我到市内看病，下午回来时为了上夜班她在厂门前下车了。半夜时，我执意要骑自行车接妻子，父亲怕我中途出走，也推着自行车跟着我。年迈的父亲已多年没有骑自行车了，黑灯瞎火的，骑上自行车没走多远就跌倒了。我哭着说：“爸爸，你回去吧，我不会走的”。我扶着爸爸爬起来，爸爸还安慰我：“没事，好多年没骑车了，我们推着走吧”。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常言说，病三分在治，七分在养。养包括心理调节，饮食调节，配偶、亲人及社会环境的综合作用。其中性伴侣的安慰至关重要。心理学家研究表明：服中药时，夫妻共同煎药，药效发挥得更好，处在恋爱期间的人很少感冒，伤口也要比其他人愈合得快。瓦西列夫指出：“正常的性生活对神经系统有益，可以镇静神经，改善睡眠，兴奋精神，提高生命力。性生活是正常人不可缺少的生理要求。它可以兴奋内分泌腺的活动，提高生命力。抑制抑郁情绪，许多青年男女患有癔病、贫血、神经衰弱等病，一旦结婚，很快不治而愈”。

　　二战期间，德国的纳粹分子曾做过这样的试验，把两组男性俘虏丢到雪地里冻僵后抬回室内。两组都放在常温下，待苏醒后，其中一组配有性伙伴，让他们参与性活动，结果是参与性活动的那组身体恢复得好。

　　弗拉赫指出：“容易抑郁的人通常对自己钟爱的对象倾注大量的感情和依赖性，因此，一旦受到对方的冷落——失去所爱的人的爱情和性兴趣——便会大大地刺激或强化他们的抑郁感”。性——抑郁的晴雨表，当抑郁症的配偶发现对方的性障碍时，要给予理解和安慰，对偶然激发的性兴趣的火花要及时点燃，并要及时看心理医生，是否患了抑郁症，及时发现抑郁症的益处是无法估量的。笔者用弗拉赫医生的话作为本章的结束语：“抑郁的根源在于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而在爱与性的问题上，情绪比任何其他场合更容易受到影响。美满的性关系如何以互相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心这一框架加以约束，将会大大增强人们这样的自我感觉：我是一个完全的人，一个万事如意的人”。

第六章 人闲易有芳时恨

-抑郁症患者的治疗

　　读罢前六章后，读者对抑郁症的症状已有了基本的了解，认识抑郁症是治疗抑郁症的前提，抑郁症的最显著特点就是使人失去最宝贵的动力--希望。那么，笔者写本章的目的，就是给抑郁症患者及其家属、亲人以希望。笔者病愈后，曾万分感慨地说：“如果我当初能认识到这是一种病，而且会好的，别说二年能好，就是三年四年能好，我也不会那么痛苦”。

　　抑郁症患者在对待治疗的态度与其他患者的态度是不同的，后者是积极的，而抑郁症患者在对待治疗却持消极的态度，使患者的亲人感到无能为力。抑郁症患者并不是失去理智的精神病人，但所表现的固执亲亲属不知怎么办才好。他们一般不承认自己有病，多数患者拒绝吃药，抵制治疗，对他人的劝解听不进去，表现对劝解人观点的对立。我在病中极其自卑，亲人、朋友、同事用我曾取得的成绩鼓励我，我却不予承认。

　　特定的时空环境对抑郁症患者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在病中，每当我看到和我一起考上公务员一同担任法助理的一位邻居时，心情就格外难过。有时，看到衣柜里我曾穿过的司法助理服装时，就产生一种追悔莫及的心情。妻子发现后，把引起我睹物伤情的衣服和帽子藏了起来。可见，治疗抑郁症要比治疗其他疾病复杂得多，难度大得多。

　　我想，读者读到此处，尤其是抑郁症患者及其亲人，最关心的必然是怎样治疗抑郁症？抑郁症患者需要多长时间可以痊愈？

　　暂且不谈我个人的病例，因为这里可能有偶然性，且不具有权威性，因为我毕竟不是一名心理医生。请听听专家对此病的见解吧。

　　日本精神病学家高良武久先生著的《森男心理疗法实践--顺应自然的人生学》一书对抑郁症的治疗时间是这样说的：“抑郁症即使不进行任何治疗也会自然好转，一般很少超过半年。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几年了，一般不会是抑郁症。抑郁症如果接受适当治疗，快则两个月，慢则半年，一般都可治愈，但在治病期间，病人感到非常痛苦，病人亲属等为看护病人也感到心情沉重，都希望尽快治好”。

　　对高良武久先生的见解，笔者不敢完全苟同，我自身的病例，及所见到的一些抑郁症例病愈的时间超过半年以上的占相当大的比例。

　　下面，我们再来听听弗拉赫博士的见解：精神治疗究竟应该持续多长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月，半年，三年都有。众多因素决定了治疗期的长短及其效果，开始治病之前，病人得抑郁症有多久？他因设置陷阱，使生活复杂到什么程度？他目前生活处境稳定吗？经济上有保证吗？他的灵活性如何？他学习速度快吗？治疗专家处理抑郁症的熟练与经验程度如何？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答案将影响患者的治疗期限。例如，倘如，倘若他有严重的婚姻纠纷，或者置身于一个压根儿令他灰心丧气的职位上，这时，治疗的时间要大大超过治疗那种由于年迈的父母去世时的紧张境遇所产生的单纯的、不太复杂的抑郁。

　　抑郁症患者明明知道自己心情抑郁不去就诊，这样的病例不胜枚举。那么，为什么抑郁症患者不去就诊呢？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急性抑郁症患者通常都是同一个诱因所致，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是由于自己事情做错了，或什么灾难所致，如亲人亡故，谁也不能起死回生，这些都是医生办不到的。

　　二、抑郁症患者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有极强的自卑心理，认为医生也不会给人能力，也没有提高人的能力的药物。

　　三、抑郁症患者总感觉绝望，他们总不相信自己遇到的问题是能解决的，认为医生只能治病，而不能解决生活、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我就是心情不好，不相信吃药能把心情治好。

　　四、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有自杀心理，甚至希望自己突然死去才好，因而也不愿去医院就诊。

　　我患病之初，不认为自己有病，只认为自己事做错了，进而又发现自己无能。那时，严重失眠，厌食。在严重失眠使我非常痛苦的情况下，我也到药房买了安眠药，认为失眠是生理上的疾病。当我把安眠药买回来后，心里稍微产生了些安慰，认为吃了安眠药后能睡着觉也许就会好些。服了安眠药后，睡眠问题解决了，饭还是吃不下，偶尔吃下去也会吐出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般的安眠药具有依赖性，不能彻底解决睡眠问题。我是在服了中药后才彻底解决睡眠和吃饭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家人“逼”我去看病，先后去了几家医院，每到一家新的医院就诊，我与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夫，不怕您不高兴，您治不了我的病。我是心病”。

　　在家人的督促下，勉强去了几家医院看病，看病归来后，一般是拒绝吃药，每次吃药都是在家人督促下才勉强吃的。并不是所有的药都拒绝吃，比如治疗失眠和呕吐的药，我是主动吃的，而对于抗抑郁的药，我就拒绝吃。我认为失眠、呕吐是药能治的，而对于忧郁的心情是不能靠服药治好的。还有，当时十分注意抗抑郁药的副作用，勉强服几次，我以服药后排尿困难为理由而拒绝服用，其实质原因在于我不相信有治疗心情忧郁的药，在整个患病期间，我一直认为我“没有生活与工作方面的诸多能力”。

　　当人们不知道，也可以说不认识抑郁症时，面对抑郁症患者大惑不解。许多人会想到好像是冥冥天地之中似乎有一种无形的神秘力量在控制着患者，使他（她）走不出去这个怪圈；当抑郁症患者突然痊愈时，也不理解，为什么病愈像翻一下手掌那么容易。

　　绝望，是抑郁症的一个突出特点。当时自己好像陷入到一个怪圈当中无法自拔。家人也十分茫然。

　　在写本书的过程中，一次整理笔记，发现在病中我写的一页稿纸，题目是“自省”，我不做任何改动，包括错误，当时可能是没有写完，仅写到第十一条，放到桌子上，父亲看到了，给我加了第十二条和最后一句话。现抄录如下：

　　这次教训，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几个月来，我彻夜不眠，反省自己的一生，尤其是最近二年，我发现自己的缺点太多，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在重大事情上不冷静，做事太急于求成。

　二、听到赞扬捧场的话就沾沾自喜，不管人家说得是不是真的。

　　三、人生十字路口重大选择失误，没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四、心眼太实，对某些人不切实际赞美自己的话信以为真。

　　五、在人际关系上自己太死板，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爱好，孤独死板（这一点我不易做到）。

　　六、一种事情总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经不起失败的教训、打击，成功趾高气扬，失败垂头丧气。

　　七、办什么事情，想问题，一条道跑到黑。

　　八、自己能力太低，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无能的人。

　　九、有些事自己事前有点自知之明，关键时刻又忘了。

　　十、对存在的事物看缺点，对失去的事物看优点。

　　十一、缺少真才实学。（当时就写到这，十二条以后是我父亲加的）

　　十二、不能很好正确认识自己，无自信心，没有克服困难的勇气。

　　今后奋斗的方向：

　　父亲在“今后奋斗方向”后用的是冒号，其目的是让我写出来，抑郁症的特点就是绝望，我没有继续写，如果能写出来奋斗的方向，也就不是抑郁症了。

　　父亲在第十二条中写的不能很好地正确认识自己，也是抑郁症的主要症状之一，甚至是所有神经症的主要症状之一。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在《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指出：“片面与视野狭窄就是众所周知的神经症特点”。

　　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不但写在了日记中，还把它大意背下来；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在紧要关头却只有几步，尤其是在人年轻的时候，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生活上的岔道口都摆在面前，倘若走错一步，就会造成某一时期甚至是终生的痛苦。

　　当时我自责自己，柳青这段话你背得很熟，为什么在十字路口上又选择失误呢？结论是我国战国时代的赵括，仅会纸上谈兵。

　　每当朋友、同事来看我时，我都十分紧张。其所以紧张是由于绝望心理所致，即这些人对我的帮助在有生之年无法回报了。因为自己没有“有生”了。在病中，一位朋友经常来看我，她给我好多实质上的帮助，帮我找医生，陪我去医院。

　　她，是我在“广阔天地”中相识的朋友，是我真正有勇气追求的第一个女性。那是下乡后不久，当时我才17岁。68届知青上山下乡是初中三届和高中三届一同下乡的，所以下乡知青中年龄差距较大。有一次，几名同学在一起畅想未来，自然谈到恋爱和婚姻，我说：“我年龄小，不准备在农村考虑生活问题”。这时一位高中同学说：“我相信你现在说的是真的，但是在你面前有三种可能，一是你不会主动向谁求爱；二是有人主动向你求爱，如果你对她印象一般，你可能会谢绝；三是如果你印象十分好的女孩主动接近你，你是不会拒绝的。信不信由你”。

　　以后发生的事情果然被他言中了。

　　她和我不在一个青年点，我每次回家都路过他所在的那个青年点。那是第一年下乡初冬的一个晚上，我从家里回来时又到了她所在的青年点。闲谈一会天就快黑了，于是，和他们几个同学告辞。当我出屋时，她出来送我说：“我送你”。语气十分肯定，不容我回答。

　　我们沿着田间小径慢慢地走着，起初，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走着。在学校时我就知道她，她可能不认识我。她比我高一年级，是校学生会干部，我是属于平平淡淡、默默无闻的那类学生。她的父亲“改革”后期被触及，她也受到株连，也和我一样是普通群众了。此时，我们都属于“可以教育好子女”，同命相怜可能是她送我的动因吧。

　　我们默默走一段后，她开口先说话了：“我包袱很重，对将来也很迷惘，愿意和你谈一谈”。

　　“你有心里话愿意和我说，是对我的信赖，我也同样迷惘，我们无法改变客观世界，但我们可以战胜主观世界”。我引用老子的话'胜己者强'，鼓励她也鼓励我，战胜自己才叫做坚强。我谨慎地回答她。

　　“我对生活的期望值不高，我也没什么理想，车到山前必有路，不太准确，但车到山前绕一绕就有路了，这里有主观能动性”。我在说假话，我在自欺欺人。

　　接着我引用一位“同学领袖”的话：“理想应当建立在现实的土壤上，从最低理想做起。什么是最低理想呢？就是在和别人同等的客观条件下，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尽力把我们的劳动和业余生活安排得有意义一些。具体说，就是别于众且高于众”。

　　我这个人有点“思想巨人，行动矮子”，对社会生活中的这个网我能看透一些，但我无法冲破。不然我是不会得这场病的。

　　她向我诉说学生时代的抱负，理想，对我的一番话的感想。那个年代我们太爱谈理想了，那是一个理想的年代，也是一个迷惘的年代。

　　我们越谈越投机，就越走越慢，但时间过得却很快，不知不觉就到了我所在的青年点。然后，我又送她回去。我们又沿着来时的小径往回走，依然是慢慢地走着。给她送回青年点回来后，我想了许多，许多……

　　那一夜，我失眠了。

　　以后，我不时约她，她也偶尔约我。月光下，我们徜徉于田间小径，乡村古道。尔后，随着她父亲的解放，她的处境越来越好，以后她又当上了脱产的广播员，经常向我约稿。可以说，她对我走上“爬格子”这种职业，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具有拉动作用。以后她“仕途”顺畅，回城对她来说已是指日可待了。而对我来讲，回城却很遥远。前两年在机关和两位同事侃大山，其中一位当时知青的同事问我：“那时知青最盼的是什么？”另一个没有下过乡的同事抢先回答：“回城！”我俩几乎是同时说：“最盼的是下雨，回城太遥远了”。说来见笑，在那个年代，一切好事与我无缘，“下雨”是我最美好的愿望。

　　她是幸运的，她比我提前四年回城。她回城那天，我的心情是凄楚的，我推着自行车送她一程又一程，足足送她有十里路，我开玩地说：“我已送你到'十里长亭'，我回去了”。

　　在返回青年点的路上，我暗暗下定决心，急流勇退，和她断绝来往吧，我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后来，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她回城后，几次委托同学给我代信让我到她家去，我都没有去。一次，偶然遇见她，她十分诚恳地邀请我到她家，不去见她是克制；想见她是欲望。伴随她的回城，我们约会的地点不再是田间小径、池塘岸边，而是公园、影院。自此，我的生活不再是仅期盼下雨了，而是多了一种期盼，就是与她约会。

　　多年来，我和她从没谈过那个“严肃”的主题，每每和她约会，我的心情都有一种压抑、苦涩的感觉，仿佛处在阴影之中。

　　一次，她对我说：“下次你回答，我们到北陵去玩，然后到我哥家，让我嫂子看看你”。我仿佛看到了曙光。

　　然而，我们到北陵玩完后，她却没有约我到她哥哥家。这是她和我分手的第一颗信号弹。接着她向我发出分手的第二颗信号弹，一次，我们相约看电影，那天晚上我们一到电影院后，她就借故出去了，直到响铃息灯后她才回来。我分析她是不想让认识的人看见我们。

　　我把这种感觉向朋友讲了，朋友说：“你目前的条件对你不利，你家下乡了，你什么时间回城还不好说，你家的政治条件也不利，她这个人领袖欲很强，不如和她把关系明确，这样对你有利”。

　　当我把那个严肃的主题谈完后，她却说：“我不想这样发展我们的关系，我只不过把你当作小弟弟看。和你去公园、看电影是分担你的忧愁”。

　　“我庆幸我有这样一位普度众生的观音姐姐，让人同情是男人的悲哀。”我不无讥讽地说。

　　是的，在农村的几年生活中，她曾给予我许多安慰、鼓励和帮助，她也曾说过她曾有过一个小弟弟如果活着和我同岁，她要像关心自己弟弟一样关心我。但我渴望的不是她像姐姐那样的关心。

　　我曾和一位大姐姐谈起这段像谜一样的往事，这位大姐姐说：“她对你还是挺好的，如果你以后有困难她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帮助你的”。

　　以后发生的事证明这位大姐的预见是对的，在每次生活和工作转折的时候她都给予关心和帮助。我们仍然是朋友，一次，我要她解开那个谜底，她用开玩笑的口吻巧妙地回答我：“我喜欢你，但不爱你，我不有找一个小弟弟做丈夫”。

　　多年以后，我才理解，喜欢和爱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我不是也有“爱”而不“喜欢”，“喜欢”而“不爱”的心理吗？

　　当她得知我患病后，经常来看我，给了我无私的帮助。在我们这个男妇授受不亲的国度，她竟毫不回避，表现了真切的关怀。帮我找医生，也曾“逼”我，并领我去医院。病中的我十分感动。一次她来看我，我怀着十分内疚的心情对她说：“你对我的帮助我只有'结草相报'了”。接着我给她讲了“结草相报”这个典故：结草相报指死后报恩。春秋时，晋卿武子有个爱妄，武子病时，嘱咐他的儿子魏颗在他死后令妾改嫁，到病重时，又嘱咐说令妾殉葬。魏颗没有听从父亲病重神志不清时的嘱咐，把妾出嫁了。传说后来魏颗与秦将杜回交战，见一老人结草把杜回绊倒，因而捉获了杜回。夜间，魏颗梦见老人自说是武子爱妾的父亲，他结草帮助魏颗，是为了报答他不杀之恩。当时只有简略地讲了这个典故，远没有现在写的这样详细、准确。其用意是诉说自己的绝望。

　　治疗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经过治疗，吃饭和睡眠这两个主要问题解决了，但是，忧郁、悲观、绝望的心理并没有缓解。原来认为能吃饭和睡觉了，也许情绪会好起来。当吃饭、睡眠问题解决后，情绪还是不好。

　　那么，怎样对抑郁症进行有效的治疗呢？

　　首先要及时发现抑郁症。我的家人发现我患抑郁症是比较早的。开始，我的主要表现是对工作调转错了的悔恨，万般内疚。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反复叨咕“我真傻”那样，反复叨咕“我错了”，“我错了”。开始，家人劝说，给我讲道理，但不起作用，以致父亲动怒，仍然不起作用，还是振作不起精神，仍然认为自己“做错了”。这时父亲才意识到我可能得病了。可能是父亲翻看了我家那本《家庭卫生顾问》，有一节简要介绍了忧郁型精神疾病的症状是：“表情忧郁，对周围事物漠不关心，思维迟钝，话少，语调低沉，动作迟缓，严重时自责自罪，悲观绝望，甚至自杀”。这样，家人“逼”我去了医院，诊断为抑郁症。

　　我们的民族文化影响了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识和治疗。坦率地说，家人及我自己对此病的认识是明智的，尤其是我病愈后，从没有回避过我患老家抑郁症这个事实，曾帮助过不少抑郁症患者进行治疗。正因为家人没有为我的病保密，获得了亲人及社会支持，使我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幸运地得以康复。

　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抑郁症患者家属、亲人和朋友，对此病讳莫如深，致使热心的社会支持者进退两难，使患者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我的一位朋友得知我患了抑郁症，请求一位领导提供帮助，这位领导好心地告诉我的朋友，对别人不要说我得了这种病，就说是感冒了。病愈后好长一段时间，一位朋友和我谈及此病，说她的一位同事的丈夫患此病自杀了。当时我焦急地说：“你怎么不和我说呢？我去看看他也许不会如此”。”她们家人都保密，谁也不知道”。她对我说。

　　就抑郁症患者本人而言，情愿肉体上出现疾病，如心血管病、或者消化系统疾病，使他心安理得地依赖别人，也不愿承认自己由于精神压力过大患病。我们的文化心理好像认为精神疾病和懦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那么，笔者在本章中告诉抑郁症患者及亲人，要认识抑郁症是一种精神疾病，经过治疗和疗养一定会好的。对于较重的抑郁症患者，亲人及社会有责任做好保护，把此病开诚布公地告诉患者，揭露他的自杀动机是重要的。因为严重的急性抑郁症患者或多或少地都能流露出自杀意念，揭露他有自杀心理，说明自杀的危害，可淡化患者的自杀意念。

　　要使抑郁症患者承认自己有病是很难的。在病中，我曾对父亲说：“我在单位的同事面前承认自己有病，是因为没有病怎么能请病假呢？我确实没病，就是干不了工作，你们就不要给我治病了”。但是，我也觉得自己并非正常，以前的我也并非这个样子，但也不相信医生会有什么好办法。

　　抑郁症患者在患初之初，极力掩饰自己，尤其是男性，更不愿在人前暴露自己忧郁，但他回到家庭这个港湾时，极易发泄自己忧郁的情绪，懒散，什么事也不愿做，极易发脾气，睡眠也不好（也有的患者表现是嗜睡），家人要及早发现。前文中提到的那个年轻的工程师患者，在他自杀前家人就没有发现他患抑郁症。

　　一个人在自己感到抑郁症时，其反映如何，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性格和环境，有些人习惯于让步，而另些人则无情地驱迫自己前进。前一种人对工作生活上的表现是退缩，后一种人在试图对付抑郁时可能变为“强制工作”。

　　病中的我，对精神治疗寄予什么希望呢？坦率地说，患此病前，我对此病是一无所知。初诊时，医生给我开的诊断书上写的是“抑郁症”，当时我认为是医生胡编的病名，面对着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送给我的“抑郁自测量表”自我测定，承认患了抑郁症。医生也没有具体谈些什么，仅仅是开药而已。再有，我所去的那些医院，医生采用的办法都是药物治疗。客观地说，在哪家医院治疗，我也没坚持到底，由始至终，过去医院治疗基本上持拒绝的态度。当时，有些医院的心理门诊是刚刚建立，对治疗此病的经验还不足。对抑郁症的治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写此书时，笔者曾同某心理卫生医院的一位医生探讨此病时，她说：“我倾向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对抑郁症患者作用不大，你当时不也是不相信医生的话吗？”

　　那么，抑郁症患者对药物治疗是否抱有希望？答案也是否定的。前文我已谈过，对于安眠、治疗呕吐之类的药是吃的，但对于治疗抑郁的药是拒绝吃的，病中的我十分固执。前文已读过，没有在哪家医院坚持有始有终的治疗，也没有坚持按疗程服用抗抑郁药，包括中医开的汤药我也没有按医生的要求，按疗程服药。病愈后，我才真正地承认患了抑郁症这种病，如果当初能按医生的要求服药，也许病愈的时间会大大提前呢？

　　在自杀未遂那天晚上，单位领导来到我家，同我父亲说：“先治病，病好后想调转工作，我们同意，但现在不能调，谁能要一个病人呢？”听到领导这样中肯的话，心里得到一些安慰。由于不上班了，受到刺激相对少了许多。客观地说，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是应当休假的，因为患者不能集中精力工作，不管做什么都觉得很难，尤其是以对社交的恐惧更甚，受刺激较大。在家养病的前期，基本上是卧床。白天关上门，甚至窗帘也不愿拉开，每天躺在床上无数遍地回忆自己一生中“走麦城”的经历，这期间，家人“逼”我去了几次医院，也服了些医生开的药，但坚持得不好。睡眠和饮食后来渐趋于正常，但进食时的享受感还是很低的。休假一年后，待身体稍好一些时，姐姐把我接到她家，安排我每天帮她校对些稿子，开始时，很难集中精力，但逐渐地就能集中精力看稿子了。在姐姐家住了三个月回来后，自己愿意找些报纸、杂志看，并且读一些关于预防、治疗抑郁症的文章和书籍，能主动做些家务劳动，甚至有时产生为孩子做些小食品的兴趣，有一次看到外甥女吃小食品时的滑稽相竟笑出声来。但是，还是认为自己不能工作，不愿意见人，怕见到他人。甚至在病愈的前几天，一次妻子对我说：“我看到你们科长了，她打听你好些没有？说如果好些就上班，边上班边养病，也许对养病更有利”。我沮丧地回答妻子：“我还是怕见人，我干不了工作”。

　　抑郁，一种神秘的疾病。怕见人，认为自己干不了工作的主观臆断，伴随患病的始终。

　　病愈后，笔者冷静地回顾了自己患病和治疗、休养的过程，尤其是病的痊愈竟是一夜之间的事，几乎和易如反掌一样简单，为此，专程到某心理卫生医院同心理医生进行了探讨。医生说我自觉地运用了“森田疗法”。

　　接着，他向我简要地介绍了森田疗法。森田疗法是1920年前后由日本的森田正马教授创立的心理疗法，是森田总结国内外的治疗经验，取舍选择，不断改良而逐渐形成的。《森田心理疗法实践--顺应自然的人生学》一书的译者康成俊先生在《译者的话》中指出：“我国是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大国，为神经症所苦恼的人是相当多的。他们都亟待得到有效的医疗救助。森田疗法有一个特点，正如森田先生所说：'对我的疗法理解好的人，单靠读我的书或论文即可治愈'。因此，翻译出版森田疗法的书籍，可使为神经症所苦恼的人利用森田书籍进行自我治疗，医生也可参照森田理论治疗病人，这在我国目前心理医生缺乏的情况下是大有裨益的”。日本学者大原浩一、大原健士郎二位先生所著的《森田疗法与新森田疗法》一书介绍了住院式森田疗法。我认为我的休养过程与住院式森田疗法比较接近，故做以介绍。森田疗法住院治疗分为四期：

　　第一期，卧床疗法。把患者隔离起来，禁止患者与他人会面、谈话、读书、吸烟等其他消遣活动，除进食大小便外几乎绝对卧床。它的目的是，第一，把卧床中的精神状态作为辅助诊断。其次，由于静养，身心疲劳得到调整，除去复杂的外界刺激，使患者体验，让苦闷任其自然，那么苦闷和痛苦通过情感的自然规律逐渐消失。

　　第二期，隔离疗法。在第二期处理要点也同样是隔离疗法，禁止交际、谈话、外出，卧床时间限制在每天七八小时，白天一定到户外接触新鲜空气和阳光，晚上记日记，便于抒发苦闷的精神。

　　第三期，让患者可随意选择如拉锯、割草、挖沟、田间劳动、庭院劳动、手工、力工等工作，此期间不仅要教患者工作的方法，而且要教患者给他们身体的准备及精神上应采取的态度。通过这样的作业劳动，多数患者，例如有的陶醉在制作陶器成功的喜悦中，也有的因整天割草饱尝了身体疲劳和累垮了的滋味。从这时开始作业再加上读书的内容。

　　第四期，进行适应外界变化的训练，为各自回到实际的日常生活做准备。

　　那么，我是怎样地自觉运用森田疗法的呢？或者说我的疗养是怎样和森田疗法吻合或者说是巧合的呢？

　　森田疗法的治疗对象主要是神经质症，森田的学生又进一步发展了森田疗法，将其适应症扩大到森田神经质以外的神经症、躁郁症、精神分裂症、酒依赖、临终的患者等。

　　我的治疗和休养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患病、发现及初步治疗阶段。这个阶段时间大约是五个多月，这期间是病情最严重的时期，也是最痛苦的时期。在最初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本人、家人、同事都没认识到我患病。自己认为是事做错了，后悔，家人、同事认为我想不通。这期间，不能坚持正常工作，饮食、睡眠都极不正常，自杀欲念十分强烈，多次进行自杀预演，后三个月常去医院看病。

　　第二阶段，基本上与森田疗法中的“卧床疗法”和“隔离疗法”相似。这段时间大约有半年左右。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卧床”和“隔离”是患者自觉能做到的。在第二、第三两章中，笔者已介绍了抑郁症患者有什么事也不想做的恶习和不愿与他人接触的心理。在家休养初期的那段时间，白天，我基本上是躺在床上，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甚至窗帘也不愿拉开，整天躺在床上胡思乱想，甚至躺得腰痛也不想起来，也不想和任何人接触。由于断绝了社会往来，没有工作和与人交往的负担，减少了许多外界的“刺激”，睡眠和饮食逐渐好转，体力也逐渐恢复。

　　第三阶段，相当于森田疗法的三期，这个阶段的时间大约是一年。在我离开工作岗位休养半年后，对阅读报纸、杂志中的短文章稍有些兴趣了，也能读下去了。这时姐姐来看我，把我接到她家让我帮她看稿子。由于白天校稿较累，晚上睡眠也好了。由于思维集中到看搞上，胡思乱想的时间也少了。两个多月后，当我再回到家里，白天就不愿躺着，主动做些家务劳动，对看报、看电视也产生了一些兴趣，但是，还是不愿与人接触，家里来人尽量回避。对来看我的亲友同事极易落泪，甚至是痛哭。对某些事产生兴趣，这是抑郁症患者病愈的最好预兆。

　　第四阶段，病愈后进行适应外界变化的锻炼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多用。自己单独出去散步，回访亲人、朋友，做上班的准备工作。

　　在以上四个阶段，对病愈起决定作用的是亲人支持和社会支持，使我在生与死边缘上收回了迈向深渊的那只脚。

　　首先是亲人支持。家庭，是人在生活道路上躲避风雨的港湾。在这个港湾中，人可撒下自己的伪装，发泄自己压抑的情绪。抑郁症患者在患病之初，其亲人越早发现此病对患者的生命和治疗越有利。亲人要正确对待，积极给予治疗，最主要的是在患病之初要严加看管，防止病人发生意外。家属还要表现得坚强乐观，要告诉患者这是“病”，让患者知道自己患病非常重要，不要回避，并要告诉患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养，一定会好的。事实也是这样。

　　其次是社会支持。徐斌先生指出：人生活在社会中，对待心理应激不仅靠本人的适应--应对能力，还少不了社会的支持。社会支持是指良好的人际关系交往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当一个人感到有可信赖的人在关心、照顾、尊重、爱抚自己时，这就是社会支持产生的效应。社会支持效应对抑郁心理者主要表现在：

　　一、摆脱困境。当某人遭到应激事件冲击时，常因精神紧张、认识不足、理解错误等使问题难以解决而陷入困境。此时，当事人单位的领导和工会、妇联等各级组织、同事、同学、亲友、朋友要给予支持。如分析问题，出出点子，给予帮助和开导，都有助于当事人摆脱困境。

　　二、摆脱绝望心理。抑郁症患者的患病初期，一般不承认自己有病，而延误治疗。同事、同学、亲友可通过劝慰，安抚抵制绝望情绪，帮助分散注意力，使患者面对现实及早就医。

　　三、缓冲应激事件的感情冲击。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遭受悲伤或不幸事件有时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悲伤的情感对当事人来说，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社会支持有助于缓冲、降低这种不良刺激。

　　所以，有的心理学家呼吁，要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自己的同学、同事、邻居、朋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样才能有助于保护心理平衡，抵制刺激因素，这是保持心理健康所必须的。

　　我之所以痊愈，主要是亲人支持和社会支持。家人及时发现了我患抑郁症，并切实做了秀好的保护和治疗，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对我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提供就医和休养的良好条件，单位分东西每次都是同志们给我送到家，过年过节以至于平时领导和同志们还不时地来看我，有些涉及到我个人的事，同志们都来到我家给我办。一次单位分大米，领导不仅给我送到家，还亲自给我扛上了楼。我紧张、激动得出了汗，身上的背心都湿了。

　在我患病期间，我的不同时期的同学，先后工作过的单位的同事和朋友不时地来看我，对我的病愈起了很好的作用。在此，笔者提义应引起读者注意的一个问题，抑郁症患者十分自卑，避人怕事，不愿与人接触，这些并不是反映抑郁症患者本质的真相。抑郁症患者又十分自尊，也希望有人来看我。在病中，我多次默默地回忆，谁来看过我，谁来过几次。有些要好的同事或朋友，由于对此病缺乏了解，认为抑郁症患者避人怕事，而不去看望，尤其是患者的朋友，或曾经给予帮助的人，不去看他，他会更伤心，感到世态炎凉。尽管患者在有人看他时，表现缺乏热情，反应迟钝，表情紧张，这是病症的反映，但在患者心中却产生很大的心理安慰。一位患者在病中对我讲，与她往来过的同事和朋友很少有人来看她，感到世态炎凉。我对她说：“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有的人对此病不了解，不敢来看你，怕来看你反而对你不利，你要理解”。

　　我病愈后，对前来看望我的朋友一一进行了回谢，对他们在我患病期间给予的安慰表示深深的谢意。一位患者的父亲对我讲，他的孩子病愈后，对给予他们帮助的人都去向人家表示感谢。承如弗拉赫博士说的“抑郁症治愈之后有机会变得更有人情味”。

第八章忽如一夜春风来

--抑郁症患者的福音　　

　　亲爱的读者，亲爱的朋友和亲人，在我被抑郁症折磨的日日夜夜，在那因失眠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夜晚，在那因焦虑而三更即醒，怀着恐惧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惧怕黎明到来的日子，我是多么想往啊，想往着我有突然病愈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92年10月25日清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的心豁然开朗，我的病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1992年10月25日，请读者允许我再重复一遍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日子。那天早晨，我在朦胧在醒来，忽然感觉到我的病好了（在此之前，从未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有病）。我又恢复了自信，认为自己能工作了。好象原来忧虑的那些事都烟消云散了，觉得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坦荡。

　　接着我设想，过完元旦后上班，因为只有上班了，才能证明我的病完全好了，让家人过一个愉快的春节。这两个月锻炼身体，进行一些适应生活和工作的训练。为什么选择过完元旦上班呢？我想我已有近二年没有上班了，又赶上年末，单位工作可能较忙，恐怕上班后插不上手。盘算好后，我就起床了，对妻子说：“我们出去散步”。两年来，我从没主动要求出去散步，妻子听我说出去散步，很高兴地陪我出去。走不多远，碰上一位同学和她的母亲，我主动走上前去与她们打招呼，这一切我都做得十分自然，一点也没感到紧张，与她们谈话十分自如，寒暄一会后即与她们分别。

　　我对妻子说：“你看，我与她们说话有没有紧张，挺自然吧”。

　　“是”，妻子肯定地说。

　　接着我对妻子说，--不，几乎是郑重宣布：“我的病好了！”

　　妻子先是一惊，然后马上笑逐颜开地说：“太好了”。

　　从妻子说“太好了”的音容笑貌中，我仿佛看到了杜甫的“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画面犹在眼前，看到了两年来笼罩在妻子心中的愁云（为了安慰我，妻子还要不时装出乐观的样子）顿时烟消云散了。

　　我又对妻子具体地说了我的打算，什么时候上班，在上班前如何进行适应工作的锻炼，并提出明天去医院治牙。在病中，我的一个蛀牙掉了一半，也不准备医治，因为那时我已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

　　治完牙后，我又开始修理自行车，我又有近两年的时间没有骑自行车了。病愈后，我表现了对生活的极大热情，自己修理自行车。在患病之前，我是很少自己修车的。我又制定了每天的锻炼计划，即：散步，每天至少散步15公里；上街、上商店和市场，以便接触社会和接触熟人；晚上记日记、听广播、看电视。周六、周日回访朋友。

　　断绝来往，不想和任何人在一起，不想和身边的人交流--这是抑郁症患者的通病，而其他人对此并不理解。我和妻子去回访一个要好的同学时，那个同学对我说：“当初，我感到很纳闷，怎么好几个月和我们没有来往，我们之间也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怎么一点联系也没有。那时，我正在办理出国手续，等我出国回来，向我妻子打听关于你的情况，她说不知道，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直到我到你家去看你，才知道你病了”。

　　“那时，我对你不理解，我也不了解抑郁症。我认为你就是缺乏战胜自己的意志，你在钻牛角尖，怎样开导你也不解决问题，说实在的，我真有些不耐烦了。现在看来，我才理解抑郁症这种病。你不要介意，我去看你时没少说你”。

　　接着，同学的妻子说：“老候，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会得这种病，你是那样地热爱生活，对什么事也想得挺开，思想也挺超前的”。

　　是的，我并不承认我不开朗，不是有话憋在肚子里的人。在第四章，笔者谈了抑郁症与性格的关系，同时抑郁症还同一个地区、一个时代和个体的文化观念有密切的联系。高良武久先生指出：“抑郁症患者一般都是些比较好动，做事热情高，比较正直的人”。哲学家们对抑郁症的评价是敬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说：“忧郁症患者具有崇高的感情”。古希腊科学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忧郁的气质有助于深刻的思考，并伴随着才华”。

　　下面，笔者摘录弗拉赫博士关于如何与抑郁症患者共同生活的权威性观点，供患者的亲人、朋友借鉴：

　　“从未本验过抑郁的人容易低估抑郁症患者经受的痛苦和病症的长期性”。

　　“从未体验过抑郁的人容易对患者表示不耐烦，这部分是由抑郁症的顽固性及抑郁引起的迟钝与犹豫不决造成的。不耐烦也是对通常潜伏在抑郁背后、患者心底的愤怒与敌意的反应方式”。

　　“一个人焦虑时很可能激起周围人的焦虑；一个人抑郁时也能使身旁的人抑郁。因此，愿意帮助抑郁症患者的人在与病人接触时，会屡屡产生一种徒劳无益的感觉，当然这也只会加深患者的无能感，促使他们相信自己被人误解或遗弃”。

　　“对那些鼓吹意志力量至高无上的人来说，理解和对付抑郁症患者特别困难。他们错误地假设'成为怎样的人是自己选择的'，从而将患者的态度与行为看成是故意的，是不能容忍的挑衅。精神病理学家劳伦斯•库比曾把意志力定义为克服恐惧症等精神障碍的能量。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意志力的全部含义在于：尽管心底存在退缩的迫切感，仍必须进行日常生活，完成各项任务，具有与他人交往，表达思想等一切活动所必需的能量。但是从未体验过抑郁、表达思想等一切活动所必需的能量。但是从未体验过抑郁、真诚相信情绪与自尊心问题可能用强迫自己快活来解决的人，抑郁是一种既神秘又有悖常理的过程”。

　　一件偶然的小事，使我决定提前一个月上班。那是我病愈后那个月开工资的日子，我对妻子说：“这个月还是你去给我开工资，工资时你再去看看我们主任或科长，把我病好的情况告诉领导，并告诉他们，我再恢复锻炼一段时间，过完元旦就上班”。

　　去开资那天下午，妻子向我单位领导汇报了我病愈的情况，领导高兴地同意我再恢复一段时间，过完元旦再上班。那天下午，出纳员由于有事，妻子没有领出工资。第二天上午，出纳员把工资给我送到家里，当时，我十分高兴地握着出纳员的手，像会见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高兴，我又热情地把他送上车。我又恢复了我的热情，我又看到了我的热情。送走出纳员后，我十分自信地对妻子说：“我下个月就上班”。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为了大家都幸福，世界需要热心肠。”这几句流行歌曲的歌词道出了人们多么需要帮助，尤其是人在困难的时候。

　　病愈后，因受此事的启发，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是《人生需要帮助》。在文章的结尾，我深有感触地写道：

　帮助，是锦上添花，它鼓舞人从成功走向成功；帮助，更是雪中送炭，它使人在困境中获得力量，摆脱失败而失向成功。

　　一个发自内心真诚帮助他人的人，是正直、善良、热情、向上的人；一个得到他人帮助并能正确对待帮助的人，是清醒、谦虚、明智、幸福的人。

　　愿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多些帮助，多些友爱。

　　12月1日，是我病愈后1个月零6天的日子，我上班了。上班那天，在单位门前看到好多同事，大家热情地和我握手，祝贺我康复。和同事们见面时，十分自然，像出差归来一样，没有一点矜持之感。

　　上班的当天，单位的两位领导共同和我谈了话，谈话的内容都是针对我患病的直接诱因而进行疏导式的谈话，安排我还做原来的工作。上班后头两个星期，没有安排我做具体工作，第三个星期，领导看我一切正常，便安排我写当年的工作总结。我用一天收集情况，第二天起草，第三天边抄边改。完成了这篇“工作总结”后，我又进一步增加了自信。在这之前，病愈后的不几天，一次在公园散步，碰到一位老同志，她关切地问我患病的情况，并询问我还能写稿吗？我当时自信地说：“还能。”她又说：“上班后换换工作吧，写稿子太累脑子了”。其实，自信心的恢复，能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即是抑郁症的痊愈，病愈又何须调换工作。

　　上班后，我陆续地回访在病中看望过我的同事、同学和朋友。回访时很自然地谈及此病，好几位朋友谈及他们知道的类似的病例，其中有些人因为亲人没有认识到是“病”，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对于我患此病竟在一夜之间痊愈，人们感到惊讶，我自己也感到神秘，于是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动机。我尽最大努力，采访了我所知道的抑郁症的病例，从中总结到：如果在患病初期，做到及时发现、保护和治疗，都会痊愈的，而且都是在不知不觉间很快好转的。

　　患者A，男，某中学副校长，患病时年龄在50多岁。他是我第一个采访的，我是在医院看病时，向医生诉说病情时，身边有两位教师，说我的症状和他们校长的症状一样，也不愿见人，自卑，甚至不愿意活着，也不愿来看病，她们是来给校长开安眠药的。在病中，我在自我判断是否有病时，曾用这位校长的病全推理，我感到自己无能可能是真的无能，那位校长也感到自己无能，如果真的无能，能当校长吗？也许感到“自己无能”本身就是“病”。

　　我找到了这位副校长，他向我诉说了患病的过程。他是由于“杞人忧天”而患病的。

　　问；“X校长，您患病有多长时间？”

　　答：“大约有7个多月”。

　　问：“这期间您是休病假呢还是在上班？”

　　答：“我在坚持上班”。

　　问：“您有没有自杀动机？”

　　答：“我没有想到自杀，但觉得'活着'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意思，甚至有不愿意活、不如死了好的想法”。

　　问：“您患病的直接诱因是什么？”

　　答：“那时孩子即将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分配，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能力，不能为孩子做些什么。忧郁，使我睡眠不好，心情不好，什么事也不愿意做”。

　　问：“您的病是怎样好的？”

　　答：“我的心情不好、失眠只是几个月的时间，后来我的孩子毕业分配也比较理想，也没有用我操心，不知不觉我的心情也好了”。

　　根据我掌握的抑郁症知识，我判定这位副校长所患的是“伪装抑郁症”。吴爱林先生在《伪装忧郁症》一文中是这样分析此症的：

　　“伪装忧郁，亦就是潜忧郁，远远多于典型忧郁。伪装也好，潜亦罢，都是人在健康阶段抵抗心理压力的表现。伪装忧郁症是典型忧郁症的前奏，症状虽然小巫见大巫，但毕竟有自己的特征与界限”。

　　“有沉重的难受感，脑袋痛，胸闷腹胀，便秘，掉头发。觉得喉咙有一团东西，头晕目眩，呼吸时偶尔有憋闷感。情绪暴躁，想发泄吵骂，这就是伪装忧郁症的清单”。

　　“疼痛，也是它在典型征兆。疼痛往往伴随无名的不安与紧张，可以在身体任何部位发生，通常是天亮时分加剧，有时疼痛部位也会不定向转移。患者很难形容这些疼痛，很难转述受折磨时的具体状况，然而它又与普通身体疾病有明显区别。患者怨诉 ‘跳痛'、‘窒息'、‘胸闷'、‘闹心'、‘咕嘟响'。伪装忧郁尤为引起注意的是口腔：口干，舌头上起黏液、刺痒、疼痛等等不少与口腔病融会在一起的症状，甚至连医生也很难确诊。患者一口咬定也是牙痛，请大夫拔掉！不是一颗，两颗，而是全拔，一颗不剩。这就是伪装忧郁症！”

　　“上述症状隐隐约约，忽轻忽重地由几小时拖长到几天，几个月。由于没有意识到潜忧郁，有时还以为是别的病，什么更年期呀，什么过于劳累呀，营养不良等等。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它的有些症状确实与别的病症吻合，比如失重感，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眼前漆黑”。

　　吴爱林先生对伪装忧郁症的主要症状概括如下：

　　1．务必具备忧郁压抑的症状，不能像以前那样从生活中得到满足与乐趣。很难与周围人相处，喜孤独。工作能力、积极性亦低，办事、做决定很困难，犹豫不决。

　　2．常抱怨身体欠佳、不舒服，某部位疼痛，疼痛形式各种各样，无法具体转述疼痛的特点。没有原因的疼痛加上诸忧郁症特点。

　　3．失眠、少觉，早早就醒来，食欲亦低，渐渐消瘦。在21-40岁期间，女子经期循环不准，男子性欲减退。

　　4．情绪经常夜间波动，白天渐好转。

　　5．周期性的、骤然出现，骤然消瘦的身体，心理功能紊乱。亦可能是季节性的，多半在春秋两季。

　　相对于“潜抑郁”和“典型抑郁症”（本书叙述的抑郁症即典型抑郁症），还有假抑郁。“潜抑郁”是问题没来自己先设计问题，与典型抑郁的区别是无自杀动机。假抑郁也有抑郁症的症状，但随着问题的解决，抑郁的心情也随之而消除。

　　患者B，B，北京某大学学生。患病时间约半年左右。经某心理卫生医院住院治疗痊愈。该人在中学时系高材生，考入了北京的某大学，在她所在地区可以说是风毛麟角。然而在她进入高等学府后，在她企盼已久的大学梦实现后，她开始考虑在这莘莘学子、人才济济的高等学府，自己是否还能名列前茅？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便患了抑郁症。这在一般人来说不好理解的。弗拉赫博士指出：“成功就是风险”。”抑郁症被称为'成功病'。”

　　彼得氏法则（该法则是由经济学家彼得•劳伦斯提出而得名）认为，许多人晋升的岗位超越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这之后，他们便稳定不变地维持在“不能胜任”这一水平上。对这个观点还另有一种看法：提升本身能导致抑郁，而这抑郁，常被当作能力衰退。当一个人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时，他患抑郁症的风险骤然上升。

　　成功时常带来重大的变化--社会、经济以至地位的变化，加上更大的责任与外界压力。许多人因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负罪感，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不配获得自己取得的成就，这样一来就开始倒退，使成功的事业逐渐衰败，最后完全毁掉。对所有的人来说，生活中一个重大目标的实现，会激发起对个人价值与方向的重新评价。

　　她患了抑郁症后，不得不中途回家养病。经过三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她病愈了。当笔者去采访她者，她对我说：“在病中，有好个人讲了你的病例，鼓励我战胜疾病”。

　　我问她：“你是怎样好转的，你能确切记住是哪一天吗？”

　　“我是在不知不觉中好转的”。她回答说，“我感到什么事也没有了，我忧虑的那些事根本不存在，或者相距很远，也许在我的生活中永远不会发生”。

　　患者C，男，某企业会计师，20年前患老家抑郁症。曾实施过自杀行为，撞墙晕倒后被抢救过来。他在“文革”中受到一些挫折，“文革”后的第一次调整工资由一某些原因没有调上，他思前想后，“文革”期间自己不得志，可以归罪到自己先天的政治环境不好，现在家庭出身已不再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了，最后归结到处理人际关系的无能，进而又全面否定自己的能力、自卑、自责，他患了抑郁症。由于妻子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家中没人看护他。其姐姐把他接到山东半岛，在那里经过一年多的疗养和治疗，也是在一个早晨醒来后觉得自己病愈。20多年来，他一直保持健康的心理，充满了自信。他对笔者说：“现在我成熟多了，别说一级工资，就是七级八级我也不在乎，现在我代了二三家企业的账”。

　　如果有条件，使患者离开诱发他抑郁的环境，对治疗和康复是有利的，同时也有利于其家人的身心健康。下面，笔者引证弗拉赫医生的两段论述，供读者借鉴：

　　“人们受外界影响有难易程度千差万别，有些人对周围发生的事高度敏感，另一些人却无动于衷。对敏感的人来说，环境对情绪有很大影响。他们周围的世界可能经常地印证他们健康的自尊意识，允许他们表白自己的感情，向他们提供充满希望的氛围。反之，有些人的周围环境不支持个人的自我，妨碍人们的自立，不断挑起敌意却同时阻止它释放，诱发不必要的负罪感，引起人们的孤独与被冷落感。这样的环境被称作抑郁诱发环境，它使大部分置身其中的人罹患抑郁症。

　　“抑郁症是一种传染病。在精神病院治疗抑郁症人的医生护士在一天结束、离开工作岗位时，时常感到筋疲力尽，毫无意义。在上班的几个小时里，病人诉说自己的不幸，抵制医生的肯定与鼓励，顽固拒绝与他人交际，不愿参加娱乐活动。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病人包围之中，医务人员觉得自己也染上了他们接触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感。即使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并意识到患者中的许多人最终能得到治愈，这样的情形也很常见”。可见，换个环境对抑郁症患者何其重要。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由于负罪感涉及自尊心的丧失，因此它能够引起抑郁，而抑郁症患者可能因为抑郁而倍感愧疚。负罪感的产生又与民族文化的形成，个体的文化观念相联系的。在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就含有负罪感产生的土壤。圣人们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曾告诫国人“吾日三省吾身”。那些文过饰非，从不做自我批评的人，很少产生负罪心理。在西欧和美国的文化中，把否定自我作为一种美德。某著名教授在访问西欧六国归来后发表一篇观感，他说，西欧的学者敢于否定自己的过去，认为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证明自己进步了。弗拉赫博士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指出：“在西欧与美国，丧失性欲及负罪感是抑郁症的常见特征，而在许多非洲国家正好相反，那里的文化中奇特地缺少负罪的成分。”

　　“非洲精神病专爱兰博认为，造成定差异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与非洲国家文化对立的道德教育方面的特殊性”。

　　“许多非洲国家的价值观念系统鼓励人们将错误投身到他人或恶神恶上。当事情办糟时，怒气被引向外界；面临同样的问题，西方人可能因负罪感而产生一种能引起抑郁的精神压力，而非洲文化的成员则可能以暴力或攻击性的狂怒来针对现实的或假想的不幸之源”。

　　“负罪感是抑郁的主要因素--无论其原因或结果。负罪感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一位做过医生的领导来看我时说：“不必自责，吾日三省吾身大可不必”。一切事物往往都具有两重性，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负罪感也具有两重性，心理学家指出：负罪感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机制，使人免于陷入对自身、对他人都有害的行为中去。

　　患者D，女，大专文化，某企业办公室主任。在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处理前几任领导的关系上感到很棘手，并受到一些人的指责，有替罪羊之感，产生了思想压力，患了抑郁症，产生过自杀动机。晚上，她曾揣着绳子到树下徘徊过，但没有实施自杀行为。患病约有三个多月，一直坚持上班。

　　一次，她给孩子做晚饭，在面条里放上一些辣椒，孩子不高兴地说：“妈，不要以为你爱吃辣的别人也都爱吃”。说完，孩子饭也没听就到校上晚自习去了。本来她就心情不好，看到孩子饭也没吃就走了，心情更加难过。她关上灯，躺在床上默默地掉泪，朦胧中觉得孩子就在床前，孩子抚摩她的脸说：“妈，你哭了，我上一会自习就回了，我不应该若您生气”。她说：“你回去上自习吧，妈没生气，只是心情不好”。

　　孩子走后，她觉得孩子很懂事，自己想到如果自杀死了，么下这样懂事的孩子，不是太愚蠢了吗？想着，想着，又痛哭了一场，哭完以后觉得松轻多了，自杀的念头从那个晚上起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不知不觉的抑郁的心情就好转了。

　　心理医生在抑郁症人中常常观察到抑郁症患者通常不能体验和表达政党的愤怒，相反，愤怒倒转过来“冲着自我”向内发泄。笔者在患病时，当回忆自己的“失误”时，痛打自己的嘴巴，甚至要把自己置于死地，为什么抑郁症患者这样痛恨自己，抑郁症患者也知道生命的可贵，自己想自杀，完全是“自己的失误”造成的，这就是抑郁症患者的逻辑。有些场合，情绪正常的人应该表示愤慨，这是完全恰当的反应，而心情抑郁的人即使在这种时候，仍然采取逃避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本应对外发怒时，抑郁症患者也抑制了自己的发怒，反而把怒气转向自己。一次，两位同事对某事有感而发时，有意无意给我话听，如果一个情绪正常的人听后的反应应该是针锋相对，反唇相讥，或指袖而去，不予理睬。而我当时的心理感受是，任他们说去吧，我是一个连生命都不想要的人，我没有与他们抗争的勇气，认为自己是弱者，这对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来说是最痛苦的。也许那位同志自知失言，那句刺激我的话的最后一个词换了一个较柔和的词，但这句话却给人一种续貂之感。抑郁症病人是多么敏感啊，其痛苦也正在这里。

　　心理医生在抑郁症病人中还观察到，一旦患者发泄怒气，诉说忧郁的心情或痛哭一场后，他的精力与自信心会同步增长。弗拉赫博士引用一位病人的话论述了这个问题：“开始就诊时我样样事情都不会干，精力集中不起来，无法有效地表达思想，一事无成，经过几星期治疗后，心中的无名火逐渐地释放出来。我常常攥紧拳头狠狠地捶打椅子的扶手。每次这样干罢，就觉得从压抑中获得一点解放，自信心也越来越强。”患者D自从那次抑郁情感的释放后，心情不知不觉就好转了。

　　我的病把家人逼上了“梁山”，一次，姐姐结识了一位气功师，和她谈起我的病情，气功师答应给我治病。对游医、巫医、气功治疗历来我是不相信的，患病前，我相信气功可以锻炼身体，但对气功治病却持怀疑态度。我不愿意去，也是在家人的“逼迫”下，我才去看病。气功师为我发了功，实话实说，我是没有任何感觉的，让她看病，完全是一种无奈，但在她观察我病情时，有一句话我是记住了。她说：“在我的幻觉里，有一个瓶子，斜放着，没有摆平”。接着我母亲说：“是不是他父亲喝尊的瓶子？”气功师说不是。

　　接着母亲向气功师介绍了我患病后，表现了对我父亲的极大反感。为什么呢？病中的我，极其自卑，认为自己无能，是来自遗传。我是赞成“天才”的观点的。前文中谈到，抑郁症患者以自我为中心画个圆，关系越接近圆心的亲人，否定值越大。在病中，我还向母亲追溯过我爷爷的能力。那时我对孩子也失去了希望。认为我不行，我的孩子也不会行的。一次孩子很晚还没有回来，妻子让我跟她一起去找孩子，当时几乎没有焦急的心情。如果孩子丢了也就没有牵挂了。

　　1992年国庆节过后不久，母亲在街上碰到我一个多年没有来往的老同学×××。他向母亲打听我的情况，我母亲说：“别提了，他病了二年了”。说着，母亲流下了眼泪。他告诉母亲过几天来看我。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来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问我的病情，也没有做我的思想工作，只和我谈了几个同学的近况。他告诉我，有一个同学被其单位开除了，限他在三个月内调出该单位，如调不走给开三年工资，让其自谋职业。

　　我在家休病假，感觉是理不直，气不壮。我一直认为我无能，干不了工作，十分担心单位哪天会不要我。听完同学讲的这件事后，我有些轻松的感觉。×××走时，我也没有送他。只是站在窗前目送他，当他向我招手时，我又流下泪来。

　　自从×××走后，家人也发现我情绪好多了。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病好了。梦中我见到科长了，我说想上班，但还是不愿意见人。科长说，我们组织各单位汽车在铁东运垃圾，你每天去铁东给运垃圾车记个数，记完后愿意回单位就回单位，愿意回家就回家。醒来后，这个梦我和谁也没说，我怕说破，这说明我已有了希望，只要有希望，就能驱走抑郁之魔。

　　在我的生活中，有几次梦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知青岁月的一个梦：那时，我在青年点食堂担任伙食长。一年初冬，知青都到水利工地出工去了，没人在食堂吃饭，我也决定到工地去劳动。头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在去工地的路上，有一辆马车翻了，把我刮倒了。在我骑自行车去工地的路上，正巧碰上一辆马车，此段又是一段较窄的上坡路，此时，我想起昨晚的梦，于是，我就下车了。由于是上坡路，车老板使劲地甩着鞭子，马一使劲，把里套拉断了，由于惯性，马向外一闪，车翻到沟里。多亏昨天晚上那个梦提醒我下了车，否则，我有被马车刮了的可能。

　　在报考公务员紧张复习的日子里，我也做了一个梦，梦到我考第一。梦醒后我对谁也没说，我期待着我能考第一。我果真考了第一。

　　这次，我又做了一个好梦，我期待着。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在睡眠时由于超我监督的松驰，被压抑的冲动和愿意乘机混进意识，就成为梦。

　　梦是思考在睡眠中的继续，梦是愿望的满足，这是弗洛伊德对梦的研究的重要发现。在患病后期，我已承认自己有病了，在内心深处也有如果能好该有多好的想法，但那时却认为自己不会好的。可是梦给我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愿望的满足。

　　弗洛伊德还指出：精神病的第一次发作，通常与恐怖的梦有联系，并且焦虑的核心意念与此病有关。在前文中我已谈到在患病之初，我做了一个梦，前面是大海，后面是高山，进退维谷，觉得自己无路可走，是抑郁症的典型特点。当抑郁症患者能看到一点希望时，病愈的希望就不远了。果然，×××走后不久，病就好了。

　　病愈后，姐姐来看我，她听了我的病愈过程，也觉得不可思议，病愈竟是一个早晨的事。她思前想后，忽然想到气功师幻觉中那个没有摆平的瓶子，与来看我的那个老同学的名字×××谐音同音，“假的摆平了，其实是没有摆平”。这个巧合，也许同我的病愈没有任何关系，这里仅供专家学者研究。

　　康德说：“疯子是在清醒状态中的做梦者”。克劳斯说：“精神病是神志清醒时的梦”。肖彭豪尔称：“梦是短时间的精神病，而精神病是一个长久的梦”。

　　弗洛伊德在《梦的释义》中指出：“对于承受身体和心理痛苦折磨的人来说，梦给予他们已被现实否定的事物、才智、身体健康和幸福；精神病者也是如此，他看到了幸福、显赫和富有的鲜明形象，假想的拥有财产和愿望的想象性满足是往往构成谵妄的主要内容，而它们的破灭或否定确实是精神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失去爱子的母亲在谵妄中体验到母性的快乐；忍受着命运挫折的男子相信自己极为富有；而遭遗弃的女孩把自己看得温柔可爱”。

　　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其合理的内核。由此，我想到有些特医看病，所看对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可能有精神疾病，治疗的方法如果对身体没有损害，如果患者相信特医，所谓“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治好某些精神疾病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特医也有他的“信则灵”的土壤。

　　在写此书时，一次，我看到由邢莉、易华编著的《草原文化》一书，书中介绍了治疗抑郁型精神疾病的方法。

　　草原民族心地开阔，性情豪爽，能歌善舞。原始萨满医术也反映了这一点。他们常用歌舞形式进行医疗活动，这就是安代疗法。

　　安代病起源于精神或心理不适，分为两种：缠魔安代病和失恋安代病。前者主要指抑郁型精神病；后者主要指所思不遂，抑郁成疾。治疗的时候，先让病人披发坐在房子或空地的中央，由萨满领着一群舞者持彩巾绕病人边舞边唱，激起病人也想参加舞蹈的欲望，直到病人情不自禁地和大家跳起舞来。这种独特的安代疗法由古代一直流传到明清而不衰。这种安代舞韵律优美，唱词生动感人，通常能吸引众多的人参加。当舞蹈结束时（有时是通宵达旦），不管是缠魔安代或失恋安代，精神状况都有明显好转。

　　现代的精神卫生医院治疗精神疾病也采用音乐治疗这一方法。笔者在某精神卫生中心体验生活也看到采用音乐治疗的方法。

　　笔者大胆地设想，在对抑郁症进行心理治疗时，设想些偶像，设法给抑郁症患者制造些希望，对于有些梦进行有利于病愈的解释，有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的。

　　在我病愈那天，妹妹兴奋地说：“是我在灵隐寺给我哥烧香许愿好的吧”。我听后一笑，也没有留意。因为烧香许愿是不能治病的。一个好事的朋友问我，听说你病好那天就是你妹妹给你烧香那天。我说，我妹妹出门是给我烧香了，但是哪一天烧的我没问。那位朋友说，你回去问一问。回去问后，果然是10月25日那天。因为是星期天，妹妹记得特别清楚。可见那时，亲人为我的病愈几乎是想尽了一切办法。

　　抑郁症作为一种精神疾病，既然是精神与神经方面的疾病，那么幻想、幻听、幻境、异像、异语、异事等等这些精神病学中常见的病理特征也同样见怪不怪地多发于抑郁型患者当中，而这些异象特征，又往往间接而神秘地反映着患者病情的轻重，病愈的急缓，治疗的难易，也有的暗示出患者的病因、康复的机缘，甚至是他的状态等等，这一点不容忽视，这启示着人们如何更细心地去观察、看待、对待患者，如何去全面利用内因、外因引导解脱那些本该自然的灵魂。

第九章 轻舟已过万重山（1）

　--抑郁症患者变化的机遇

　　在病中，我的姐姐曾和家人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这种病如果好了，更懂得人情，更明白事理，更加成熟”。当时，我对这句话仅是一听了之，并不相信，但这句话我是记住了。

　　病愈后，我觉得我获得了巨大的内省力，好象自己通过患病过程，全面掌握了“内省法”。“内省法”是心理学的专用术语，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之一。也是构造心理学派的基本方法。是通过内省即自我观察的陈述来研究心理现象的方法。内省法这个概念，创始于中古时期的天主教奥古斯丁（354-430年）。他认为心理是主观自生的内部体验，别人无法直接认识，只能通过被试者的内部反省或报告，才能被人了解。这是中古时期教父心理学的神秘主义研究方法。现代科学的心理学也需要应用内省法，即自我观察。但必须和客观观察法相结合才有积极意义。

　　抑郁症患者在病中，时时刻刻地在用内省法消极地观察自己。不管他是否知道这个词汇，但在实践中他已这样做了。一位哲学家说过：“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抑郁症患者病愈后，就会用积极的内省法观察自己。这种全面的内省，无异于一次心灵的洗礼。病愈后，我似乎产生了一种饱经风霜，“惯看秋月春风”的气度。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好像是卸下了重载的轻舟，进入了坦途，在历尽艰险重履康庄的快感；经过艰难岁月，摆脱痛苦之后突然迸发出一种激情。对人生道路上的困难和挫折的认识有一种“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我的眼前，是一片坦荡，没有障碍了。我把“当我无法改变现实的时候，我要改变对现实的态度”作为我的座右铭。一位同学看到我的变化感慨地说：“你给我的感觉不是病刚好，而是大学刚毕业”。恩格斯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时指出：“没有一种巨大的历史灾难是没有历史的进步来作为补偿的”。人类中许多传染病也是这样，如麻疹、天花，当人们患过某种传染病后，望洋兴叹会再患这种病了，医学上称之为“免疫力”。有研究资料表明：抑郁症也是具有“免疫力”。病愈后，笔者曾有感而发，写篇散文名曰《从潘多拉的箱子谈起》，在此文中，我深有感触地说：“无论自然科学多么发展，社会多么进步，人生的困难和灾难是无法消除的，人们应当锻炼自己承受多种灾难的能力。虽然潘多拉犯了一个大错误，她把灾难之魔放了出来，但她也把希望之魔给我们留下了。即使患了抑郁症，也给自己提供一次'变化的机遇'。弗拉赫博士指出：'在个人生活中，任何足以强迫人们打破这道防线的变故或事件，无论何种原因，都会带来痛苦。体验过一场急性抑郁症，不仅能使人进一步了解自己，而且能使人更加完美'。'它能使患者在抑郁症治愈之后有机会变得更有人情味，更敏感，更具有创新精神，效率更高'。”

　　“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望，当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时，'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景就不远了，记住，希望与我们同在！”

　　在尔后的《赞美回忆》这篇散文中，我是这样认识抑郁症的：“我每每回忆起三年自然灾害吃糠咽菜的童年；'文革'时期的血雨胜风备受歧视的学生时代；上山下乡八年蹉跎岁月的无奈；五年自学之路的艰辛；七百二十个日子抑郁症的折磨，都感慨万千，尽管生活之路充满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然而，我们走过来了，能走过来就是成功者”。抑郁症患者的转化机遇主要是经过内省，打消自卑心理而产生的自信心，非比寻常的高度自信心。

　　“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我有个惊奇的发现，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十分痛苦的事情，甚至使你痛不欲生，现在看来淡多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当时这样痛苦实在大可不必。甚至会有一种因祸得福的感觉。挫折会使你聪明，挫折会使你成熟”。

　　病愈后，我沿着内省法的轨迹寻觅，探索是什么原因使我大彻大悟，在内省中我认识到我经过一次，不，而是近两年的时间我面对“生与死”的思考。抑郁，使我提前面对“生与死”，去思考“生与死”的意义。我认真地回忆自己的“生”，也多次思考过“死”。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我曾进入了如何对待“死”，如何去“死”的角色。我闯过了“生与死”，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关”。诚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说：未经理性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经历了这场抑郁之后，可以说我经受了一次人生的洗礼，我又拥有了一份财富：这就是对人生加倍的珍惜和深刻的思考，我又拥有了一次人生。王书灵先生在《女性自杀问题窥探》一文中讲了例“还阳者”的感受：

　　这是一位因婚姻不幸两次自杀得救的女性。她贤慧、聪颖、正直、漂亮，只因那有生以来，没见过面的父亲解放前夕飞到了台湾，对她半辈生活投下浓重的阴影。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强迫型”，第二次婚姻是“欺骗型”，两次婚姻都同她的身世有关。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她爬上了铁轨，是一位素不相识的过路大姐把她从车轮下拉出来。另一次是正要喝“敌敌畏”时，被人敲开了门。第二天，她从报纸上找到一条出路，一则招收尼姑的启事促使她投身佛门。经过了辗转和曲折之后，她又回到了红尘，当上了一家工厂的“先进生产者”，以后又结了婚，而且很幸福。她深有感触地道出自身的体验：“生需要一生的勇气，死只需要一时的冲动。活下来之后我才发现，在自己认为无路可走的时候，其实还有许多条路”。

　　经历了“生与死”这一关，对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大彻大悟，所以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种“福”可能是来源于当事人对人生新的认识吧。当然，更是来源于自己已从心胸偏窄中跳了出来，变得豁达大度，已把名利看得淡泊，更趋向于顺其自然，不做无谓的抗争。

　　在常人看来，“生”的意义是不言而哈的，“死”的意义是消极的，是恐惧的。在弗洛伊德看来，正是人的最基本、最深层的本能。对死亡的恐惧，才使人们热爱生命。所以，只有“死”才显其“生”更有意义，如果无“死”，那么“生”的意义几乎不存在了；只有有“死”，人们才更珍惜人生。从这个角度看，“死”对于人生又有了积极的意义。

　　人们都知道死，也都知道自己也有一定会死的。客观地讲，尽管人知道自己也一定会死，对于一个正常死亡的人，或可预知自己死亡的人一生中只能体验一次临将死亡时的心态。那么，非正常死亡的人，他的一生中就没有对临近死亡的心态的体验。然而，患过急性抑郁症的人，却比他人多上了一次“生与死”的课，多了一次关于“生与死”身临其境的体验。

　　常言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在将死时，“死亡”的刺激会促使人产生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思想界就出现了以孟子为代表的“性本善”和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本恶”的争论。两千多年这两种观点争论不休。某届大学生辩论会也以此为题进行激烈的辩论。笔者认为应该把两种观点综合起来，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随着社会的进化，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的社会性面前已是十分软弱无力了。换言之，人也不能脱脑社会去表现他的自然属性。所以，先哲为“人”所确定的概念为“人即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对于我们平凡的百姓，应珍惜我们“平淡”的人生。在和朋友们侃大山时，我曾说过，失去的昨天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失去的昨天不会再来了，憧憬的明天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明天加进了你的想像色彩。等到了明天，你才恍然大悟，原来也是这样“平谈”。我有一个小朋友，向我诉说他失恋后极其痛苦的心情。我说，你大可不必，她其实没有那么好，是你把她想像得太好了，这在心理学上叫“晕轮效应”。你没有和她结婚呢，如果结婚后也许你还会提出离婚呢。笔者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助理，就发现再婚的家庭离婚率更高。曾有一位当事人接到离婚调解书后感慨地说，原来我追求的是一个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啊。所以，人应该适应“平淡”，从“平淡”中挖掘幸福，从而珍惜平谈中寓含的幸福。客观地确定自己对人生“期望值”，切忌偏高。所以有人说：“在选择配偶时，不要挑选最好的，要挑选最对的。”

　　人，往往存在的东西不知道珍惜，而一旦失去了才觉得宝贵。这是一种近于残酷的悲哀，曾演绎过多少人生的悲剧。为了不再追悔失去的昨天，使憧憬的明天更加现实，也为了使明天尽可能减少些遗憾，多一些美好，让我们珍惜今天吧！珍惜今天的健康，今天的家庭，今天的工作乃至今天的痛苦，今天的一切……

　　在病中，我曾多次默诵过《红楼梦》中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在有些人看来，这首歌表现了浓重的、消极的虚无主义色彩。我认为除了把姣妻看作男人的私有财产这一封建观念外，这首歌表达了一首豁达的人生态度。多少惊涛拍岸、威武悲壮的故事，都付后人的谈笑中。人可以有追求，去实现自我价值，但不要强求，不要把名利看得过重。

　　抑郁症患者战胜了自我，闯过了“生与死”这一关后，他获得了新生，他有了两次诞生。第一次诞生，是人人都有的，是离开了母体。降临人世；第二次诞生是抑郁症的痊愈，是心灵的新生。他在获得第二诞生后，将用新的视觉观察人生，用新的思维思考人生。他比常人多拥有了一次人生。

　　急性抑郁症给患者提供了一次“变化的机遇”。“急性抑郁症是一次真正的机遇，使患者能解除长期的、未意识到的慢性抑郁症，它潜伏多年，一直起破坏作用”。（弗拉德里希•弗拉赫《神秘的潜力--论抑郁》）

　　在我考入公务后一年后，在我期待已久的调转工作完成后，抑郁症急性发作。病愈后，我才发现在急性抑郁症发作前，我已患了较长时间的慢性抑郁症（也称潜忧郁）。心情抑郁，易怒，犹豫不决，焦虑，缺少主见，缺少必要的冷静，做事对消极因素考虑过多，惧怕失误，过分注意个人得失。那时自己曾说过，我这个人忧患意识较强。实质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心理不够健康。

　　是什么原因影响我的心理健康呢？笔者在第四章中分析了自己的抑郁气质是患抑郁症的土壤。那么，我不健康的心理的幼牙可以追溯到我的青少年时代。徐斌先生在《社会支持的心理效应》一文中指出：“有些研究表明，凡是具有自信心而能熟练应对应激环境，并在面对挑战时保持清醒头脑而正常操作的人，多数具有一个温暖、和谐、安全、幸福的童年。对宇航员的心理学研究指出，那结自信、适应能力强的人，都来自能为他们提供社会支持的家庭。另一个对模范的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与其他飞行员相比的研究中发现，他们在童年期有较多时间与其父亲共同活动，如钓鱼、制造用具等”。

　　我回忆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我恍然大悟，发现多年来，我一直是在动荡的、压抑的、无望的情绪下生活的。

　　电影《牧马人》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宾馆里，许灵钧在阅读《人民日报》，其父看到后说，我发现大陆人很爱读《人民日报》，关心国家大事。许灵钧接着说，在我们这里，国与家是分不开的。当我听到这段对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部电影，我看了三遍。看后几天，清晨醒时，每每回忆影片中的情节，泪水多次浸湿了枕巾。是啊，这些年国运和家运是紧紧相连啊。国家动乱，我家遭殃；国家兴旺，我家平安。

　　我从记事起，就有这种感觉：我好像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进着，在电视剧《蹉跎岁月》上映后，曾和我一起插队的一位知青朋友在看该剧时，边看边同他妻子说：“这个柯毕舟和我们青年点小侯一模一样”。

　　现在我所居住这座小城，在我22岁前，我的家是“三进山城”。在我三岁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我家从阜新的乡下搬入小城，全家仅靠父亲一人的微薄工资生活，还要不时寄钱给乡下的祖父。俗话说伤心莫过于无房。在第一次搬进小城的四年间，就搬了三次家。这些困难对于“草民”不算什么，平安即福，老百姓期望值并不高，然而，就这样低层次的要求也很难达到。

　“文革”及“文革”前那段时期，中年以上年龄的人都比较清楚，在那年年代，家庭出身即决定本人命运，由于出身关系，父亲总是少言寡语，勤谨工作。如今的年轻父母对孩子期望值都很高，每当我看到这些父母对孩子进行望子成龙的教育时，都不胜感慨。我在念书时，父亲很少对我们几个孩子进行努力学习、将来考大学、做个有出息的人的教育，反而告诉我们，不要总想有出息，七亿人口（当时我们国家是七亿人口）有几个有出息的。1957年“反右”后，有个干部家属下放农村的运动。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离开小城，回到原籍乡下。当时我才6岁，我问父亲：“为什么别人家不走，偏偏我们走？”“不要问了，我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父亲不愿意和我多说。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第一次觉得我是“另册”中的人。

　　在偏僻的农村，我接受了启蒙教育，上学时不满七周岁，刚上学半年，我就患了一场病，半年后才上学，所以我的汉语拼音没有学好，直到1978年准备高考时，我才把拼音彻底地自学一遍。

　　乡间两年的童年生活，有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讲到北京天安门，讲到天安门前的柏油马路，在那个穷乡僻壤，别说是柏油马路，就是电灯、电影同学们也没见过。老师让我进一讲柏油马路是什么样的。下雨天，乡间的土路十分泥泞，给我的印象很深。于是我说：“柏油马路就是下雨天光脚走在上面不沾泥”。同学们十分羡慕我走过这样的马路。

　　在乡间，我上学的年龄是较小的，个子又矮，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人民公社去劳动。那是刚上二年级不久，一次学生们去捡地，班主任吴老师为了照顾我，把我留下扫地，由于那天劳动的地方距我们家所在的村较近，同学们捡完地就直接回家了。这时老师对我说：“别着急，老师送你回家”。老师送我四里多路，还差一里多路时，从后面赶上来一位老乡，老师委托他把我送回家。秋天天黑得早，我估计吴老师到家时会天黑的。那时，我们的吴老师她才20多岁，路上她会害怕吗？分手时，我不时回头望她那渐渐远去的身影。二年轻转学回沈阳后，再也没见到我的启蒙老师--吴老师。

　　那是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当时公社动员投资。投资本是当事人在自愿条件下的一种民事行为，然而一执行起来基本就是强制的了。那时我家惟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伯父家哥哥花27元给买的一台闹表，而在那贫穷的小村就是希罕物，当然也列入投资之内。村干部到我家拿表那天，我哭闹着不让拿。妈妈告诉村干部一会她想办法给送去，干部们才走。后来，可能在投资上纠“左”，公社把闹表给退了回来，但村里也没有退给我家，而是留在大食堂公用。1959年末我家又搬回小城前夕，母亲才向村干部把表要回来。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规定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的财产的所有权”。有时，法律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行政命令又不时地凌驾于法律之上。千百年来封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产生的“均贫富”小生产意识根深蒂固，别人家没有表，惟角你家有表，上级给退回来，也不能还给你们，所以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思想解放的口号，真正做到也是很不容易的。

　　升入初中后，我的思想逐渐成熟，但思想包袱也渐渐地重了。担任班干部、入团这些事几乎与我无缘。我们这些人经常受到的教育是：有成分论，但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说起来冠冕堂皇，实质是对我们这些学生的歧视。那时我总有一种“天生的罪人”、“无罪的罪人”的感觉。

　　“文化大革命”，“血统论”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我们这些人冠之为“黑五类”子女。“文革”初期，学校的走廊中贴着一幅这样的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是：基本如此

　　每当我看到这幅对联时，所受到的压抑和刺激是难以言表的，更使我们难堪的是在对联的空白处贴着三个大字“鬼见愁”。我们这些人不准参加红卫兵组织，去外地串联受到限制。1966年10月“三秋”支农劳动结束后，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全校大规模的“革命大串联”开始，“红五类”出身（即革命烈士、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到外地串联不受任何限制，而“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否可以串联要由各班的“文革小组”决定。一部分天生的“红苗”就可以决定一部分天生“黑苗”的命运。我“幸运”地被班级“文革小组”批准可以串联，但这仅是一张空头支票，但到了组织串联时，没人愿意和我这“黑五类”家庭出身的人一组，想出去串联的希望成了泡影。

　　两天后，一位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由于他性格孤僻没有找到合适的伙伴，这样，我和另外一个“成分未划”的同学找到了他。我们三人一起到校“革委会”开了介绍信，介绍信上分别写上了我们三人在成分：a.工人b：未划c：富农。当我去那位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家做串联的准备时，他的姐姐拿着介绍信端详了好长时间，对她弟弟说：“你们三个人一组不行，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小”。我是含着眼泪离开他家的。一路上觉得天空充满了阴郁和昏暗，我患抑郁症时的感觉和那时极为相似，躲在家里不出屋，很怕别人问我为什么不去串联。

　　几天后，有两个较早出去串联的同学回校了，问我为什么不去，我说：“成分不好不敢去”。他俩说：“没关系，出去谁也不认识”。我们到来校“革委会”，开了介绍信。当时，我试探地对开介绍信的那名高中学生说：“把我们的成分写到存根上行吗？”那名同学十分理解地点点头。这样我们的家庭成分没有写到介绍信的正文上。这位同学的名字至今还铭记在我的心中。大串联结束后，我索性不去学校了，成了“文革”中的逍遥派。

　　1968年，66届、67届、68届（俗称“老三届”）的初中、高中毕业生一同被赶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自那时下乡到1975年返城，在农村我度过了8年的蹉跎岁月，在那段近似于“劳改”的岁月，招工、参军、入党、上大学这些事都与我无缘，好多权利都被剥夺了。甚至于连参加会议的权利都没有。记得刚下乡不久的一天，生产队开社员大会，会后，请贫下中农留下开会。当时，我没有出去。我认为我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下乡知识青年，应该留下来向贫下中农学习，怎么能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出去呢？这时，一位负责治保的干部走到我身边小声告诉我：“你不能参加这样的会”。在那个年代，他能这样做，也算是给我面子了。当我扛着铁锹和“另册”的“地富反坏右”及他们的家属们一起下地时，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描述我当时的心情。

　　在我下乡一年后，我的家又一次被送到渤海边上的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

　　在我送家人下乡那天的一件小事，我多次讲起。半夜，我们下了火车后转乘汽车，我是抢先上的汽车，当时心情十分不好，索性把眼睛一闭，我仿佛听到身边有老人的咳嗽声和小孩子的哭闹声，但我不愿睁开眼睛，有一种对现实的敌视。客观地说“文革”前的17岁，我们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健康的，有理想，懂得爱，明辨是非。吴老师用行动教育我爱人、关心人。在乘车时，遇到老人或行动不便的人每次都让座，在大串连的日子里，占到座位后，都和身边素不相识的同学换着坐。我多次用这个例子说明良好的社会环境对人们优良道德品质的形成的积极作用。

　　含辛茹苦的8年蹉跎岁月结束了，不公平的命运又把我送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的小厂，尽管通过奋斗调入某机关，但还是“另册的二等公民”，这个帽子我戴了14年。这14年中，国家干部应享受的权利基本和我无缘，而应尽的义务则是同样的。多年来，不公平的命运，坎坷的经历，备受压抑的环境，可能是形成抑郁心理的外因条件。

　　不仅个人的童年生活对其成年后的性格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民族的“童年”对其民族的文化、民族的心理的形成，也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到民族的兴衰。

　　江潮教授在所著的《阿Q论稿》中指出：“精神胜利这种全民族的精神现象的复杂性与深刻的历史内容，决不是一朝一夕或来一阵暴风雨所能洗刷掉的。它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民族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产生影响，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形成的，因而其消失过程也必然是长期的，缓慢的，甚至需要好几代或更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做到”。

　　“这种落后的国民性--精神胜利由来已久，是中国封建社会由极盛到衰落过程中，逐渐滋长蔓延的一种汉民族的消极的民族性。它逐渐遍及各民族，遍及全社会--统治阶级、士大夫、市民、农民（小生产农民有其本身的落后性）等，形成了一种全社会的'病毒'。宋元以后，外民族入侵，其后各帝国主义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沉重的屈辱。民族失败主义与奴隶主义思想，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角落。这是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这样联系，并不是故弄玄虚，抑郁症这种心理疾病确实和民族文化、社会环境与本人性格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前文中笔者中谈到非洲文化中就缺少自责和负罪感的成分。有资料研究表明，基督教徒自杀率最低，工业发达国家患心理障碍的人较多，患者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居多，社会环境的剧变，也极易引发抑郁症。1991年，东欧某国政体变革，在那段时间，这个国家45岁至60岁的男子自杀人数明显增多。林秀珍、闫立新二位记者在《92心理症候群》一文中向习惯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人大声疾呼：“当一个充满活力，充满诱惑的崭新时代到来之时，你或许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一旦涌动的时代大潮冲撞你的生活你的心灵，你是否能接受？是否能应付自如？亦即你是否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足够的心理准备？”

　　接着二位记者分析了心理障碍产生的社会原因和个体原因：“近来，到北京各心理门诊部就诊、咨询的患者中，因'社会适应不良'而出现的心理障碍骤然增多仅仅是第二轮改革大潮的冲击造成这么多人心理失衡？心理学家们不以为然，对于每一个患者来说，薄弱环节早就存在。一旦时代需要，按部就班，四平八稳的旧生活被打乱，潜伏已久的心理问题便大量暴露出来”。

　　人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及所接受的价值观念也是导致心理障碍的原因。二位记者在文章中指出：“许多人从小就在'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教育下长大。现在机遇来了，耳闻目睹的似乎又是成功的典范，于是带着百分之百的'成功期望值'奔向新目标新位置，稍遇挫折便一蹶不振。他们却很少有人会想要为当'将军'而奋斗，也许你成功的机会比别人多，但你要付出的代价一定也会从别人大。况且，由于种种偶然的因素，你即使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换来的仍旧是失败。你做好了面对挫折失败的心理准备了吗？”

　　病愈后，我对自己以往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承受能力进行全面的反思，发现我心理上的薄弱环节早就存在。前文中我已谈及，在偶然的诱因之后隐藏着自己没有察觉的必然。患抑郁症给我提供一次“变化的机遇”，使我摆脱多年的抑郁心理，我的心理得到一次“扬弃”。我曾对朋友说过：“我庆幸自己得了一场抑郁症”。我也对患抑郁症的朋友说过：“在心理上山重水复后，你迎来的将是柳暗花明，你会因祸得福，换回一个全新的自我，这不是安慰，而是事实”。

　　病愈后，我对人生的态度、价值观、对待困难和挫折的处理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以更加洒脱的态度对待人生，把好多事都看得较淡。人生可以有追求，但不可强求。笔者曾有感而发写篇《赞美回忆》的散文，文章最后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奥运金牌每项只有一块，只要我们为祖国、为人民、为自己尽到我们应该尽到和能够尽到的，在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无憾无悔地就足矣了”。

　　当我把自己的体会与患过抑郁症的朋友们谈起时，他们都有同感，都觉得自己比以前成熟了。一位朋友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抑郁症患者面对生活中的“难题”好像燕子面对前面的烟雾，只有穿过烟雾之后，才是晴朗的天空，而烟雾没有损伤燕子一根羽毛。当前进的道路上再出现烟雾时，就会无所畏惧地勇往直前了。

第十章 心情有旷达自安康（1）

——谈抑郁症的预防

　　中国有句话说：“结构中结构走进去就有发现；圈圈套圈圈跳出来便成神仙”。当我走出了抑郁这个“圈圈套”之后，我不敢说我成为神仙了，但我获得了解决内心冲突、调整心理平衡的一些方法和体会，使我能自觉地克服抑郁情绪，保持心理平衡。

　　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受人们的经历、文化及对此病的了解程度的影响，而相当多数的人对人的抑郁心理及抑郁症知之甚少。而在此山中的抑郁症患者，处在当事者迷之中，更是无法认识抑郁症，而当抑郁症患者摆脱抑郁之后，才认识到庐山真面目。痛定思痛，笔者认识到抑郁症不但是可以治愈的，而且是可以预防的。诚如弗拉赫指出的“最好的治疗就是有预见性地工作”。

　　精神病理学家指出，预防抑郁症比预防其他人类疾病更为复杂，因为抑郁症的形成与社会环境、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个人气质等诸多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心理医生指出，精神治疗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调整患者的价值观念体系和他对付精神压力的方法，而这种调整又与患者的个人素质紧密相联的，也就是说要因人而异。

　　预防抑郁症之所以复杂是由于抑郁症的症状在正常人身也都有，只不过没有达到“病”的程度。在第三章的《抑郁自测量表》中，小于16分即为正常，16分至35分为轻度抑郁症。而抑郁的程度，只有抑郁症患者本人最为清楚，不仅是有抑郁心理的人难于认识自己，就是一个正常人也很难认识自己。

　　曾有人问过哲学家第奥根：“世界上什么事最难办到？”他回答说：“认识你自己”。印度的《五卷书》中说：“最难的是自知，知道自己什么能做，什么又不能做，谁要有这样的自知之明，他就决不会陷入困境”。无怪乎我国古代的思想家老子也说“自知者明也”。认识自己很难，这几乎是全世界哲人的共识。

　　然而，人经历了急性抑郁后，就好比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中的凤凰经历自焚后，获得了新生，重新认识了自己，进入了涅槃的超脱境界。

　　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研究表明，由于类人猿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迫使人类的祖先从树上转移到陆地上生活，在劳动中人开始直立行走，手脚分工，劳动创造了人。所以，也可以说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类发展至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人类在认识必然、战胜必然中获得了自由。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从刀耕火种、结绳记事到联合收割机和电子计算机；从山洞草舍到摩天大厦；从烽火台到无线电传真；千里眼、顺风耳等古人的幻想，今天已变成了现实。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使地球变成一个“小村落”，人类的生活质量有了空前的提高，从远古时代人的平均寿命十几岁到今天的人活七十已不稀奇了，假如几千年前的古人回到这个世界上，觉得我们今天的人生活在天堂之中。

　　但是生活在天堂之中的现代人却时时感到抑郁，并不感到幸福呢，这又是为什么呢？

　　首先是人的贪欲和残酷的社会竞争造成人的痛苦。人的贪欲也并不仅是消极的，贪欲会促使人们积极参与社会竞争，然而竞争又使人痛苦。人们为了摆脱痛苦，又更进一步的竞争。所以，哲人说痛苦是人生的动力。张军先生在《命与力》一书中指出：“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文明进步的负面大暴露，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既领略了文明进步的春风，又尝到了文明进步的苦果。譬如，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面貌的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重新审视和定位。在动态发展的社会中，人们既贪图权势、金钱，又崇慕安逸宁静”。”要权力、金钱、地位、必须争斗；要宁静的生活，又必须放弃对权力、金钱、地位的贪求”。这样就使人陷入两难境地当中，所以人们常感到痛苦、苦恼和抑郁。抛开人的主观需要而盲目地与他人攀比，则是一种病态思维。报载，某钢铁公司的一位处长贪污、受贿2000多万元，而他本人不吸烟、不喝酒，不进舞厅，生活简朴，两个孩子的生活条件也很好，这2000多万元他根本没有用，仅仅是为了满足贪欲，但给他带来的却是终日的忐忑不安和终身的铁窗生活。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万紫千红，各有所长，不要盲目地与他人攀比，不管你处在什么档次上，就人的综合条件看，在你前面，在某些方面有比你强的人；在你的后面，在某些方面也有比你弱的人。

　　在凡人的眼里，帝王之家是显赫的，他们的痛苦不见得就少于普通百姓。有人统计过中国历代帝王的平均寿命却是不高的，又有人说帝王这个职业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难怪崇祯皇帝在吊死煤山前，砍伤了公主，并说“你怎么生在帝王家”。所以唐朝诗人白居易道出了对寻觅精神家园的向往：“我身本无乡，心安是归处”。

　　面对挫折有心理准备是预防抑郁症的首要前提。常言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就是说，一个人是很难平平安安地过一生的。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勃顿在《忧郁症剖析》一文中评论道：“对任何人来说，最愚蠢最可笑的莫过于在自己的一生中寻找永恒的幸福”。

　　预防抑郁症的重点首先是避免慢性抑郁症，也称潜忧郁。急性抑郁症一般都是在慢性抑郁症的基础上发作的，而慢性抑郁症的发病基础是不健康的心理，而不健康心理的产生源于人们对社会、对环境的不正确认识，具体说就是缺乏对困难和挫折的心理准备：“我多么希望我自己和我的朋友既有成功的事情，又有失意的事情，我宁愿有一个成功盛衰相交错的生涯”。

　　人生的道路是一条由鲜花和荆棘、欢欣和痛苦、收获和代价、成功和失败铺成的道路，在人生的征途上，有许多歧路和暗礁，但歧路和暗礁才使人生充满了诱惑和魅力，假如人生的道路是十分平坦的，从生到死，没有一点风波，你能预知一生，我想那样的人生也就无味了。潺潺的流水，只有遇上阻挡它奔流的礁石才能激起美丽的浪花，没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哪有“千堆雪”的美景呢？

　　生活中的歧路、困难有时会使你改变最初奋斗的轨迹，但是，它也许会使你从另一条道路达到人生的彼岸，实现自我的价值，达到光辉的顶点。

　　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年轻的时候，曾跟一位镂刻师学艺，他很喜欢这个职业，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改变了他的命运。他的师傅是个专横粗暴的人。有一次，卢梭刻了一些骑士勋章，供自己和伙伴们佩戴之用。他师傅知道后，竟将他痛打一顿。后来，卢梭在自传《忏悔录》中写道：“假如我遇到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师傅，我的前途是什么样子呢？我觉得在某些行业里，特别是在日内瓦镂刻行业中当一个善良的手艺人，过那种平安稳定的、默默无闻的生活，倒是最合乎我的癖性，能够给我带来莫大的幸福。……可是，事情偏偏不是如此……”他无法忍受师傅的专横粗暴，不得不中断了学习。为了生存，他当过仆人，伙计等，干过多种职业。后来，经过勤奋自学，终于成为一名职业作家。

　　我的一个文友，我多次讲过他的故事。那次报考公务员时他也报了名，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参加考试。以后他又想报考公务员，由于年龄已过，失去了报考的机会。于是他自己办了企业，现在他已是一个有近千万资产的企业家了。

　　人是环境的产物，现代人体科学研究表明，人未被开发的潜能还是个未知数，气功、杂技在一般人来讲，如果没有看到，很难相信会是真的。就人恼的记忆能力来讲，一般人仅利用了很少的一部分，即使是一个好学不倦的人，脑细胞尚有3/4没有开发。人对艰苦环境适应能力也是很强的。报载，山东的一位农民在日伪时期被抓劳工到日本深山中做苦力，由于忍受不了非人的折磨，逃了出来，在深山中生活了14年，直到1958年才被人发现。所以，哲人说在人身上有两扇门，当这扇门关闭的时候，另一扇门却开着；另一扇门关闭的时候，这扇门却开着。譬如，盲人的听力、记忆力特别好。手残疾的人，脚的功能是一般人赶不上的。无臂书法家，令我这样肢体健全的人自愧不如。在80年代，笔者曾在《北京晚报》上看到美国盲聋哑女作家海伦•凯勒写的文章《我仅需要三天》，看后，我震动了。我真不知道，一个生下来既盲、又聋又哑的人，是怎样学习文化当作家的。当时，我扪心自问，我一个健康的人，又做了些什么呢？

　　所以，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人要充满自信地对待人生和生活。这就是预防抑郁症主观方面应掌握的重要方法。

　　心理学家指出，自信是成功的一半。精神病理学家研究指出，丧失自信心，依赖性严重是抑郁症产生的基础。如对职务、职业的依赖，对家人尤其是对配偶的依赖等。

　　抑郁会加剧无能感和依赖性，相反，所依赖的对象的丧失又进一步加剧无能感和抑郁心理。所以，从小培养人的自信和多层次、多角度的思维观念十分有利于人健康心理的形成。

　　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中年人，从小受到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教育，社会被这种教育描绘得如花似锦。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生活像田园诗一样恬静美好，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公有制，人民是主人，没有失业，人人有饭吃，就业、住房、医疗、退休养老都由国家保障，人们生活在“人间天堂”之中，而世界上还有2/3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十年动乱”结束后，今天的这些中年人才感到生不逢时，文化基础差，又无专业技术。我的一位同学，80年代初在一家集体所有制工厂工作，那时他就成为“下岗”职工了。无奈，为生活所迫，他去了自由市场，两天下来他竟赔了5元钱，那时的5元钱含金量要比今天高几倍。他见到我后沮丧地对我说，怎么社会主义也有失业呢？我对他说，经济规律适合一切制度，谁不按经济规律办事谁将受到经济规律的无情惩罚。企业经营不好，开不出工资，这是正常现象。恕我直言，以往的教育“温度”太高了，长时间受“高温教育”，人回到常温世界也会感觉冷的。比如，我们洗澡，在水里泡时间长了不觉得热，但当我们出水后，回到正常的室温中，也会觉得冷一样。其实，企业由于经营不好而倒闭，职工失业这是社会生活中正常现象，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是社会前进中的正常规律，是扬弃，是发展。前些年我们的社会没有这些，社会反而会停滞。

　这种“高温教育”，使我们这一代人对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活适应性差。在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举办的《两岸文化交流之我见我思》征文中，笔者谈了对两岸文化差异的一些看法。十几年前，一位通过特殊方式来到大陆的台湾人士谈了他对大陆的看法，他说，大陆青年依赖思想特别重，缺乏个人奋斗的进取精神，工作靠国家分配，就连自己找对象也要靠人介绍。听到他这些话，笔者淡淡一笑说：“他不了解大陆啊”。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那时，大陆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作靠国家分配是完全正常的，况且也不存在个人找工作的可能性。

　　中华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没有在中华大地上出现，我们没有经历过像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彻底否定封建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先天不足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尤其是封建文化对女性的摧残，在中华大地上女性的缠足这种恶习延续了一千多年。妇女缠足这种恶习始于何时，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八记载：“妇人之弓足，起于近世，前世书传，皆无所自”。张邦基又引唐末韩屋：“六寸肤圆光致致”句，并谓“唐尺短，以今量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据此可见缠足之俗，唐未尚未流行宋朝则已出现。根据这些条件，断定缠足恶俗起于10世纪中叶。缠足这种恶俗解放后就取消了。然而，束胸这种恶习束缚中国女性时间更长，在80年代还在中国的城市局部存在。每当我在电视中看到展示女性的健身、健胸广告时，我仿佛看到中国妇女解放的宣言，看到了中国正在走向文明和进步。

　　束缚中国女性的裹脚布已经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束缚中国人民思想的裹脚布却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程度上束缚人们的思想。而且在个别人身上还相当严重。现在按中学教学大纲开生理课，但好多学校在涉及到性的章节时却不讲解，而让学生自己阅读。“性”即淫秽这一偏见长期误导着人们。在青春期少男、少女的“钟情”、“怀春”是纯真感情的萌发，青春期两性间朦胧的爱使人激动，并为生命增添了无穷的魅力，这本是正常的、健康的。然而在社会生活中由于缺乏性科学知识，使许多年轻人对正常的生理反映却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以至于造成人生悲剧。报载，80年代末，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曾披露过这样一个例子，一个身体发育健康对自己要求严格的男性中学生，因为认为自己遗精、手淫“下流”而偷偷动手阉割了自己，造成了终生残疾和不幸。这虽然是极个别的例子，但在性成熟期的性萌动却使很多少男少女产生负罪感，却不是个别的，以至于影响到成年后正常的生活。笔者就会这样的体会，在我少年时代首次遗精后，产生的心理反应是慌恐和茫然，甚至有一种负罪感。一次，我偶然看到一本《性的知识》的读物，当时很怕别人看到，仅草草翻了一翻，当我翻到书中介绍“手淫问题”一节时，由于看得很草率并没有正确理解手淫，而把手淫理解为当手接触到生殖器官时的正常生理反应。当看到书中关于手淫的不良影响时，就背上了思想包袱，有好几天情绪低落。当时我根本不懂什么是手淫，那时自己也没有手淫的习惯，自己误认为手淫的那种现象是健康男性的正常反应。旧的性知识书籍对手淫的结论都是“一种不良的行为”。用今天的观点看，现代的大量研究业已证明，手淫对青年来说，是一种满足性欲的自慰行为，适当的手淫不仅无害，反而有益身心健康。以往的心理学家或医学家把手淫的危害估计过高是不正确的。

　　记者陈靖在《警惕：青少年中的心理疾病》一文中披露：在心理卫生医院接受治疗的80%以上的患者是青少年。按照每个年龄段的患者发病数量排列，依次为高中生、初中生、大学生，这就是说，少数青少年已成为心理疾病的主角。这不能不引起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重视。

　　下面，我摘录一位初中三年级的女学生写的《期中考试总结》。她是一位平时学习成绩很好且对自己要求严格的女孩，只因初三上学期期中考试没有名列前茅，在全班排列第七名就痛责自己，字里行间流露出一定程度的病态心理。

　　期中考试总结

　　期中考试结束了，一场风波也结束了，可惟一没有平静的却是我这颗受伤的心灵。我无法抑制自己内心的痛苦，甚至达到欲哭无泪的感觉，我不明白，这件事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这次期中考试我失败了，我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失败了！

　　这也许只因为我太在乎了，我太在乎各科老师对我的印象了，我太在乎同学对我的看法了，我太在乎父母亲对我的期望了，更在乎那已年过花甲却每天都为我按时做饭的姥爷、姥姥期待的目光了……

　　我在乎的是如此之多，如此之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甚至不明白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辛酸苦辣，为什么这一切让我经受不住的事偏偏发生在我身上。我可以想象是出现在各科老师对我印象如何，同学们又是怎样看我的。他们一定会说：“张××不行”。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我反复地问自己，可是我却仍然要面对这残酷的现实，真可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我不明白现在这种考试方式与语文书中写到的“科举制度”有什么不同？现在的考试制度已把我们这些想考入重点高中的中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

　　翻开自己的试卷我看了许久许久，似乎在怀疑这张试卷是否是我答的，失误的地方是如此之多。自己静下心来反思自己这次考试不好的原因，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自己的心理素质不过硬。例如，考几何时，有一道题我没有证明出来，看到这道题不会之后，我便茫然不知所措，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东一头西一头的，不知是做题好还是检查试卷好，于是我便思考一会证明题又翻一翻前面答完的题，看到哪便检查到哪，还不时地去思考那道没有证明出来的题。就这样，考试时间已到铃声响了，我也没有解出这道题，也没有检查好其他试题。

　　以后的几科考试不难想象，我这种心态是很难考好的，甚至在答化学试题时还在想着那道几何题。在语文考试时，当我看到有人的答完题在检查试卷时，可我的作文还没有写，就非常着急。我也是一个嫉妒心极强的人，每当我见这种情况时，心中总有些不平衡的感觉。看到人家答完了又在检查题，我马上就乱了方寸，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作文在写什么，慌乱中写完后，又回过头来检查，又觉得作文写得极差，于是又重新修改，造成卷面不工整。语文考试后，我更不能克服自己心理上的障碍了，致使以后的几乎成绩都不突出，都没答出我应有的水平。

　　这次期中考试对我的触动是极大的，我不知道这种心理疾病何时才能除去。我经过多次考试，在心理素质差上吃亏也不算少了，应该接受教训了，可是我实在是克服不了这个毛病。这也许是因为我太在乎了，对我身边的一切都在乎，每个人对我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我都是很在乎，更不用说他们所说的话了。这次考了第七名，我敢肯定说，这绝不是我的真实成绩，我一定要努力克服心理上的弱点，这种现象在我身上争取不再重演。

　　这名中学生只所以感到精神压力大，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诚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对好些事都“太在乎了”。好多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甚至超过孩子身心所承受的限度，整个社会都被网在分数、重点高中、重点大学、文凭、学历的恢恢巨网中，当学生并非由于本人不努力，暂时学习成绩下降或偶然考试没有考好，父母老师不必过多指责，此时的批评犹如雪上加霜，心理压力越大，学习效率越低。家长、老师、学生不妨把这些看得淡一些，只要学生尽到了自己应该尽到的和能够尽到的就可以了，这样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利，也有利于学习轻松学习。常言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心理没有完全成熟的青少年学生，极易产生悲观心理。青少年学生有时并不怕恶语相骂，不怕受皮肉之苦，但往往受不了父母过分期待的目光，过多的不适当的爱怜也会造成孩子的精神压力。

　　《中国少年报》的“知心姐姐”卢勤认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对人的一生影响很大，她说：“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也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在这里，把性格理解为一种心态，把命运理解为人生，也是很有道理的。心理学家指出，一个人在完成即定目标过程中受到阻碍时，就可能造成心理上的挫折感，产生挫折感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客观环境因素；二是主体自身的精神因素，而主体因素又起主导作用。

　　人，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受到挫折或遭到不幸时，所有的人都会造成心理的不快，这是客观存在的不利于主体的客观因素造成的。不论心理健康程度如何，所有的人都会产生不快，这是人的正常的心理反应，但对这种不快反应的深度和影响心态时间是由每个人的精神因素决定的，而这种精神因素对有些人来说是有差别的，甚至差别很大。

　　我之所以患抑郁症，对于我来讲是一种必然，这就是源于我的不健康心态。我这个人情绪体验过于深刻而持久，即常人说的“心事重”。在我患病之前不到两年间有一件同样的事发生在我和另外一位同事身上，其产生的心理刺激差别却很大。在病中，我不止一次地想起这件事，以证明我这个人先天就“不行”。

　　我参加那次招聘公务员试点考试，录用是双向选择，而录用机关却没有按我的意向分配工作，安排我的工作对我不合适，当时我就向领导提出我的意见和要求。客观地说，该机关的领导还是通情达理的，充分考虑到我要求的合理性，当天就按我的报考意向，给我安排了适宜的工作。可以说，这件事解决的是比较圆满的。在和领导谈我个人的意见时，心理的压力是很大的，而且在我心中产生很长时间的不快。事情巧得很，一年后，该机关又招聘了公务员，分配工作的过程和我一样，而那名同志很风趣地拒绝了对他不适当的安排。事后他的心态却十分轻松。

　　遇到挫折和困难后，在心理产生紧张、焦虑等困扰是必然的，但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对人的成长却有截然相反的影响。如以积极的心态对待困难和挫折，就可以变压力为动力；如以消极的心态对待困难和挫折，精神被困难所压倒，压力就会使人沮丧，失去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力量。

　　然而，人的心态又与对命运的看法有着紧密的联系。

　　怎样看待命运呢？历来是仁见者仁，智者见智，争论不休。有人说命运是前生造就，是由“八字”造就，基督教则宣传命运是上帝安排的。对这些说法，我想，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相信的人不会多了，但人们还时时谈起命运，把自己的成功或不幸归结为命运，尤其是在不幸的时候。怎样看待命运呢？笔者认为先天素质，加上后天主观努力再加机遇这就是命运。人的先天素质又包括三个方面，即智商水平，心理素质和身体条件。怎样看待机遇（狭义的机遇即命运）呢？南北朝的哲学家范缜对命运的见解是：“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乎一蒂随风而坠，自有指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人的命运就像“随风而坠”的花朵，而“风”则是“机遇”，飘到哪里，落到何处，完全是偶然的。你若落于茵席之上就高贵；你若落于溷粪之侧就贫贱。范缜的观点宿命论的成分多一点，但不是没有道理的。人也能把握“风”的机遇，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就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向命运挑战的人。她在《临江仙•柳絮》一词中抒发了自己向命运挑战的抱负：“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薛宝钗终于凭着自己的努力，借助于“好风”爬上了宝二奶奶的宝座。虽然后来贾家破败，宝玉出走，美梦破灭，但是，她毕竟在第一阶段的竞争中成功了，何况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是无回天之力的，而她在第二阶段的失落也在情理之中，可贵的是在于她能把握机会，主观上努力改变命运。

　　苏轼的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概括了人生的规律。人在失意、困难和挫折面前，不要过分地怨天尤人，要有旷达的人生态度。要知道人生并非只由名利地位构成，对于烦恼要力拔勿陷，统统“尽付笑谈中”。什么叫幸福，很难给它下个准确的定义，更不能把它“量化”，所以，有的哲人说，幸福就是你对它的理解。

　　《例子》有这样一段话：孔子的德行大大高于诸侯门的水平，却屡遭困厄；而殷纣王尽管无德，却高高居于王位。季札尽管全德，却在吴国无用武之地；田忌专横霸道，却能独揽齐国朝政。在中国，官本位文化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所占比例很大，它使我们把仕途这条狭窄的路看得特别的重，当无法踏入仕途或仕途不得志时，许多人耿耿于怀，心情压抑。

　　张永芳先生在《细说刘邦》一书中有一段评论，对回答此问题颇有启迪，摘录如下：

　　“就社会现实来说，才智相当的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在少数，能够成为社会组织的首脑，尤其是国家的首脑者，却总是极个别的，仅从个人才干上作比较说明不了什么。任何社会都不能保证地位高的人，才能也一定比他人高。人们只能把少数成功者，实事求是地看作是幸运儿而已，对于得登高位的人，本不必追究原因，更不必心怀忿忿，他们实在可羡慕，不可仿效。对于失败者，可以进行批评，却不能任意羞辱，更不能在才干上妄加贬斥。韩信的谋士蒯通一语点破天机：'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故力不能耳，又可尽烹之邪？'刘邦听到这句话后未杀蒯通，总算不太糊涂。历史上成就功业者自有一定才智，但谁能敢说失意者才智一定低下呢？谁又能测知才智超凡而默默无闻者有多少呢？人生晦达成败，非关才智高低，与其说能与不能，不如说是幸与不幸，不必盲目膜拜，也不必过于慨叹。对于自身的沉浮荣辱，更应豁达通脱，不必怨天尤人，更无须自怨自艾”。

　　我们在乘车时有这样一种体会，在不知不觉中突然开车或突然刹车，由于惯性的作用，身体会处于失衡状态中。如果有了准备，失衡的程度就很小更不至于跌倒。在生活中，人们应当有应付困难和挫折的心理准备和条件准备。心理准备即对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考虑到既有成功的可能又有失败的可能，同时又要考虑到其他意外原因或突发情况。仅有心理准备是不够的，还要有必要的“硬件”准备。有人说，有能力、有技术的人不怕下岗。在80年代初，我和一位同事谈起机关精简问题。他说我不怕机关精简，木匠和厨师我都行，干哪行不挣碗饭吃。这句话对今天的下岗职工来说，应该有所启迪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有人说，痛苦是人生的动力。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并不是所有经历过痛苦的人都能产生动力。人，在痛苦时只有让他看到“希望”的目标，有了自己“能行”的自信，这样才会产生摆脱痛苦的动力。心理学家指出，贫困地区长大的孩子，可谓经过艰苦的磨炼，但成才的却不多，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们没能看到自己奋斗的目标和产生改变自己命运的自信。切合实际的人生目标和明智的自信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条件。潜抑郁症患者只要悟通这点，病可不治而愈。

　　有一则外国寓言故事说，一个奴隶与国王同乘一条船，这个奴隶是第一次乘船，吓得他不停地哭泣。一位哲学家说，只有把他扔到水里去呛几口水也才知道乘船的平稳。笔者见到有些人生活在很安逸的条件下，总是自寻烦恼，经常用自己的短处和人家的长处比；总看到人家的“得”，过分注意自己的“失”。当一位朋友和我谈起她的不快时，我说你只有呛几口水后才知道乘船的平稳了。笔者的一个朋友的妻子向我诉说朋友的种种缺点，其实我这个朋友是个很不错的人。我诙谐地说，你要使你的丈夫十全十美，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至少要找十个丈夫。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教授说过：“无聊是一种隐痛，无聊会产生不幸”。唐朝诗人韩屋晚年寄居南方时的诗作《春尽》，其中“人闲易有芳时恨，地迥难招自古魂”两句，反映了无聊和孤寂情怀。上联的意思是，人在忙碌的时候是很少有“闲愁”的，只有在无聊的时候，才前思后想，愁绪不断。下联是说作者在无聊的时候，招来亲朋故旧，互诉心曲，也可稍得慰藉，怎奈孤身僻处闽南，不但见不到熟悉的今人，连古人的魂灵也请不到，其寂寞情怀可想而知。我的一个朋友，向我谈起她的忧郁心理，我听后认为没有一件实质性的问题，完全是一种“闲愁”。我建议她参加函授学习，她果然这样做了。一年后我再看到她时，她说心情好多了。

　　《沈阳日报》署名双月的文章《一名老作家因何而死--从徐迟的不幸谈到老年人的“心病”》一文披露：徐迟并非因病去世，而是从武汉某医院病房窗户跳下来的非正常死亡。”徐迟晚年生活相当孤独与寂寞，他没有任何爱好，除了听听古典音乐，看看《参考消息》的科教版处，他一切报刊不看，又不看电视。相濡以沫近50年的老伴去世，心爱的女儿到法国留学，对于一位日渐体弱的老者，生活的大门好似紧闭，且又找不到关心他、与他说话的人，可以设想他的晚年是多么压抑。文章接着说，假如徐老意识到老之来临，从心理上、生活上多加调整，调整他的生活方式，假如有女儿，有亲朋在生活和情感上对他多加关怀、照料，如果他有一位天天相护的心理医生，或许这个令人痛心的意外就不会发生了。

　　有资料介绍，抑郁症是老年人中最常见的一种情绪性的疾病，老年妇女的发病率是一般人的2倍，不幸的是，人们常常把抑郁症误解为衰老过程的自然现象，致使患者症状加重而未能积极就医。

　　老年抑郁症的表现是：落落寡欢，对人冷漠，记忆力下降，长时间坐在一处不动不说，表情呆滞。

　　有个城市对一万名老人进行调查，发现有40%的老年人感到孤独，郁闷，有话没处说。因此，专家建议精神抑郁的老人应注意精神方面的治疗，让自己精神愉快，情绪稳定，尽快适应进入老年时期带来的心理、生理变化。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社交及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如绘画、书法、摄影、养花、养鱼、气功、台球等文体活动，条件好的可以旅游。总之，要使自己“忙”起来。

　　人，应当对自己的心理是否健康有个大致的估价，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心态，对健康是极其有利的。那么，用什么作为衡量心理健康的标准呢？下面，笔者摘录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和密特尔曼提出的健康心理的10条标准：

　　1．有充分的安全感；

　2．充分了解自己，并对自己的能力作适当的估价；

　　3．生活的目标切合实际；

　　4．与现实环境保持接触；

　　5．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与和谐；

　　6．具有从经验中学习的能力；

　　7．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8．适度的情绪表达和控制；

　　9．在不违背团体的要求下，能作有限度的个性发挥；

　　10．在不违背社会的成规之下，对个人的需要作恰如其分的满足。

　　在我国目前心理医生还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当你感到心理不够平衡或遇到烦恼时，找知心朋友说说心里话，笔者曾把这种谈话称之为“心灵的呼吸”，“精神的驿站”。我曾写篇《人生的驿站》的散文，谈了自己的见解，现摘录如下：

　　在人生的旅途上，你有时会感到很累很累……朋友，我劝你到人生的驿站稳定一下情绪，作片刻的小憩。

　　你可能会说：“人生道路的驿站在哪里呢？正因为忙才感到累，又哪有时间休息呢？”

　　朋友，我告诉你：“知心朋友，就是你人生道路上的精神驿站，磨刀不误确柴工，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先哲们曾告诉过你”。

　　当你感到累的时候，其实是“心累”。当王军霞在亚特兰大跑完5000米时，应该说是很累吧，可是她没有感到累，她双手擎着五星红旗又绕场一周。所以我说，当你感到累的时候，与其说是累不如说心中苦闷或不快更为合适。

　　现代社会，节奏很快，商品经济，瞬息万变，需要人们有很强的心理素质去适应，需要人们经常调解紧张的、不平衡的心理。所以发达国家中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心理医生。我们也应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一位心理医生说：“知心朋友就是半个心理医生”。一位心理学家说：“你把欢乐的事讲给朋友，你就增加一倍的欢乐；你把忧伤的事讲给朋友，你就减少一半的忧伤”。

　　什么样的朋友可作你人生道路上的精神驿站呢？一位作家说过：“知心朋友首先要了解你，信任你，适合你。即使你心里有一潭深水，对知心朋友也要清澈见底”。

　　真正的朋友应当是想朋友之所想，急朋友之所急，真诚坦率，与人为善。古人对交友之道曾进行了总结：“博弈之交不日，饮食之交不月，势利之交不年，意气声名之交不世，惟道义之交万古一堂也，四海如一室也”。

　　我的一个朋友曾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每当我多了一个朋友时，我就觉得我又增添了一份才智，多了一份清醒，朋友是调解我心理天平的砝码”。

　　朋友，涌动的改革大潮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成功与发展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并且熏陶过我们的传统教育和文化也受到改革大潮的冲击，让我们以心理和身体的双重健康迎接改革开放大潮的挑战吧，做一个对人生充满自信的弄潮儿吧，受一次新的洗礼。

后记

　古希腊悲剧大师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中有这样一则神话故事：“斯芬克斯是个狮身人面的怪物，她面如美女，具有狮身，肩生双翼，蹲在忒拜城附近的山崖上，用谜语询问过路的人。她问：“早晨走路时用四只脚，中午用两只脚，傍晚用三只脚。走路时脚用得最多的时候，正是他的速度和力量最小的时候”。凡是过路人都不得回避，必须作答，要是猜错了，马上就会被她吃掉。这个谜令过路人胆战心惊，无数人不知所措，因回答不了而丧失。这便是当时天下最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最终，这个谜被流浪到忒拜城的俄狄浦斯揭开了。他说：“这是人。因为在生命的早晨，人还是软弱无力的孩子，他用两手两脚爬行，这就是用四只脚走路；在生命的中午，人正当壮年，他就用两只脚走路；但人到老年，面临迟暮走路的需要扶持，于是借助拐杖，作为第三只脚”。斯芬克斯听到这个正确的解答后，马上失去了往日的威严，羞愧不已，投岸而死。抑郁症，对患者来说就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在你没有猜到这个谜底之前，你觉得非常迷惘，而一旦认识到抑郁，猜到了这个“谜底”，操纵抑郁这个斯芬克斯之魔就会原形毕露，逃之夭夭。

　　笔者在患抑郁症之前，没有看到过谁患过抑郁症，就连抑郁症这个名字也没听说过。患病前，如果我能有今天对抑郁症认识的十分之一，估计我也不会患上此病。

　　天有不则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古人这句话虽然前一句在今天可能不太适用，今天风云可测，但自然灾害人们还是无法消除它，只能尽最大努力减轻它所造成的灾害。同样，在人生旅途上，人们会遇到想到或想不到的风雨和坎坷。我想，无论自然科学多么发展，社会多么进步，人生的风雨和坎坷也是无法消除的，也只能是尽力把这些风雨和坎坷所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记得小时候，我曾读过神话故事《潘多拉的盒子》，故事说在人类之初，世界非常美好，没有任何灾害，天神宙斯送给潘多拉公主的丈夫厄庇墨透斯一只宝盒，厄庇墨透斯嘱咐潘多拉公主，千万不要把宝盒打开。出于强烈的好奇心，她打开了宝盒，一团烟雾钻了出来。她吓得急忙把盒盖扣下，但为时已晚，这团烟雾就是各种灾难之魔。从此，人类世界就不太平了。风灾、水灾、旱灾、火灾等各种自然灾害；风湿、伤寒、肝炎、癌症等各种疾病；妒忌、诽谤、复仇、偷窃等各种恶德，给人类以种种痛苦，真可谓多灾多难。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个“希望”之魔没有跑出来。尽管世界上出现各种各样的灾难，正因为有了“希望”，人们用“希望”给人们带来的力量战胜了各种各样的灾难。有“希望”同在，任何情况下，人都不会灰心失意。人类社会是在同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灾难的搏斗中向前发展的。我想说的是，在人生旅途上的风雨和灾难中，曾出现这样一个神秘的恶魔--它就是“抑郁症”。这个恶魔最大的魔力就是使人失去最宝贵的动力--“希望”。而它的魔力又非常奇特，善于利用伪装，极易使人们把患此病的人同“思想病”、“想不通”、“心眼小”等相混淆，而延缓了治疗，使有的患者由于此病引发了别的疾病而命赴黄泉，并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失去了“希望”而自杀了。笔者本人就是在黄泉路上被人截了回来的人。痛定思痛，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急欲倾泻出来而后快。

　　我于1991年11月初患了抑郁症，两年来，绝望、痛苦时时刻刻地折磨着我。而实际痛苦用“度日如年”这个词汇是再恰如其分不过了。在我所在单位领导及同志们的热情关怀下，以及朋友们的亲切安慰和亲人们无微不至的护理，经过几度治疗和休养，终于于1992年10月25日这天，竟奇迹般地痊愈了。经过一个多月修复体力和适应社会有意识安排的活动，12月1日就上班工作了。

　　我康复后，和朋友们谈及此病，感慨万千，甚至有些人和我一样，在我病愈后，才认识到这是一种病。病愈后，我回访了在病中给我安慰及帮助的朋友们，有几位朋友听我讲述此病的症状后，他们举出与我所患病症状相似的几个例子，其中有的人由于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延误了治疗而死去，有的人自杀未遂致残，有的人自杀了，而我却幸存下来，并且身体恢复得很好。有的人要我写点东西，我也有这个意思。尽管我的笔秃，但是一位叫张秀菊的作者的话鼓舞着我，给我以自信，给我以力量，促使我拿起笔来。她说：“生活可以是甜的，也可以是苦的，但是一定不能是无味的；头脑应该是灵活的，善思辩的，而不应该是平庸的；追求目标可以是胜利者，也可以是失败者，但决不能放弃追求”。一位朋友还用曲啸的话鼓励我把病愈的过程及体会写出来，他说：“曲啸说咱住十几年监狱不能白住啊，有机会接触这么多犯人，咱自己又真地当过犯人，这样深刻的体验犯人的生活，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是许多心理学家所不具备的，他因此写了一部犯罪心理学。你病了二年，咱也不能白得病啊，也要写点东西”。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社会责任感驱使我写这本纪实文稿。抑郁症，科学地解释它是一种心理障碍（也称精神障碍），药物治疗，仅能起到一些辅助作用，主要需要心理治疗。那么，怎样才能做好心理治疗呢？首要的是患者本人、亲人有社会对此病有正确的认识。我的病之所以痊愈，主要归结为四点：这就是及时的治疗；组织的关心；朋友们的安慰；亲人精心地护理。笔者与此文的目的主要有四点：一是给抑郁症患者以希望；二是促使抑郁症患者的亲人及组织要及时发现认识抑郁症；三是随着我们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打破了“铁饭碗”，由商品经济带来的激烈竞争，人与人之间政治经济地位落差增大，沉浮不定。独生子女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家长及本人的期望值过高，均给青少年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患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人必然会增多（据有关资料记载，工业发达国家患此病人数竟达到四比一），极有必要引起社会各方面的注意；四是结合本人的病例谈一谈形成此病的主客观因素及怎样预防及治疗。

　　病愈后，当我解开了抑郁症--这个人们心理上的“斯芬克斯之谜”后，于1993年2月，开始着手写这个解谜的过程。写了前两章后，由于种种原因，文稿搁了三年。在病愈后的五年间，我时常接到朋友的电话。有的是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亲属患了心理疾病，请我鉴定是否患了抑郁症，我也发现周围有些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心理。就在本书写到一半的时候，本地发生两起自杀事件，听其自杀原因，是其抑郁心理使然。当人们议论此事时，相当一部分人认识不到扼杀他们的刽子手是抑郁心理。这些又进一步激起我写这本书的社会责任感，把完全此书作为对关心我的社会的回报。

　　1997年8月，我区文化馆召开一次文学创作笔会，我应邀参加。我参加笔会的作品就是本书的前两章，前两章文稿受到笔会主办人的肯定和鼓励，又进一步坚定了我写这本书的信心，获得了写好这本书的力量。笔会后，我利用紧张的工作之余，用了9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后八章。如果没有1997年我区的文学创作笔会的鼓励，什么时间写完，能不能写完这本书是很难说准的。本书也可以说是我区文学创作笔会后的一颗小小的果实吧。

　　据说古希腊怀疑主义大师皮浪有一次乘船出海，不幸遇到了风暴，大家都惊慌失措，而他若无其事，当时他指着一头同样若无其事始终埋头吃食的小猪说，这就是哲人应具备的心态。这个故事有哲理，猪之不惊，是因为它并不知道危险；哲学家不惊，是因为他知道惊无益于摆脱危险。在我们面对生活的风浪时，如果我们能有哲学家的心态，就会镇定自若，从容自如。

　　当我解开了我给自己出的斯芬克斯之谜，我们已来到了世纪之交的门槛，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当我们告别了为衣食而忙碌的艰难坎坷的岁月后，我们又迈进了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现代文明和商品经济之途，这时，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命题--人们的物质逐渐富有之后，如何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加健康和富有--这就是人类心理这个被马克思称之为“独特的敞开的书”。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我们以健康的心理、健康的体魄在人生的道路上求索。

　　我是文学创作队伍中的一名新兵，我也并非是心理学、精神病学的专家、学者，无论是文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的知识，我都是一个侏儒，也许我的自述有很多谬误，但我要站在巨人的肩上，这是我写本书的精神支柱，自信心的来源。抑郁症症状的主要观点和结论性意见，大多综合了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的观点和意见，觉得这样更具有说服力，也利于读者借鉴。所以也就不避“拾人牙慧”之嫌了。

　　笔者在此文动笔前，曾准备用宋代著名诗人陆游那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的“柳暗花明”来作此文的文题，为什么想选用这句诗呢？因为用这句诗概括抑郁症的全过程是十分恰当的，抑郁症患者在患病时，自己感到人生的道路是山重水复，困难重重，无路可走，悲观绝望；但是一旦（“一旦”一词在词典上的几种解释对此病的病愈之快都是适用的）病愈，会立刻感到生活的道路上出现了“柳暗花明”，充满自信。经过反复考虑，笔者又觉得用“噩梦醒来”比较合适。确切地说，笔者病愈之后，回忆自己患病过程，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只不过“梦”的时间太长，一旦病愈，如同梦醒。同病相怜的病友及你们的亲人们，“噩梦”再长也会醒的，生活毕竟是美好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好转折在我们的生活道路上一定会出现的。请切记，希望，与我们同在！

　　我在写作此书过程中，我的文友、沈阳宏大公司总经理李红光，帮助构思了全书的框架。苏家屯区文化馆的郑友群老师给予指导、鼓励和认真的修改。中国医科大学心理卫生医院原院长助理张铁英、苏家屯区图书馆馆长丁勇提供了部分资料，给予了很大帮助。出版界的李彤、王萧、孙伟、傅强、郑俊基、文钟实提出许多衷恳的修改意见，在此表示由衰的感谢。

　　在写作此书过程中，笔者参阅了《家庭医生》、《中国卫生画刊》、《森田疗法心理实践》、《中学生心理咨询》、《中外名作家自杀揭秘》、《自尽者之谜》、《婚姻心理学》、《人生价值丛书》等一些报刊资料，在此向作者、编者等“巨人”表示感谢，使我能站在你们的肩上完成这部书稿。

　　侯俊阁

　　1999年6月8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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