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弊端

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绪。

论据一：钱玄同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就“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与陈独秀等人通信，称“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他给出的理由是：“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方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这样的建议，得到陈独秀和胡适等人的赞同（只是不同意钱玄同还要废口头汉语，而代之以世界语的主张）。胡适写道：“独秀先生主张‘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

论据二：从历史的角度看，新文化运动也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其“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几乎摧毁了传统文化，儒家文化被一些运动者不分好坏的打击。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以当时的文学革命而论，虽然提出建设“国民文学”，但当时的文学活动也只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味批判以及对西学的全盘肯定具有片面性。 如果想深层了解，建议参考张祥龙的《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

除了波及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亦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现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思想文化

　　在1919年10月，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昌明”“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1921年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封建礼教。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学习西方的文化，反对中国革命派，同时抵制马克思主义。而在五四运动中，反对中华道德思想文化的人士，推行了新文化运动，更提出“打倒孔家店”、“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新文化运动进一步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

　　中国的语言文字政策的思想渊源大部分都来自于五四时期的西化理论

　　 对外关系

　　中国代表没有在巴黎和平会议上签字，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利益和权益能够保留下来，相反，刺激了日本吞并中国，排挤其他列强的速度。由于北京政府的失败，各地军阀利用北京政府的无力，相互攻伐，加剧了中国的内乱。

　　1921年到1922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提出“十项原则”，山东问题得到解决，日本把青岛交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但是胶济铁路仍由日本控制，山东实际仍由日本控制，中国权益没有恢复。

　　 社会经济

　　学生和群众的抵制日货，一定条件下刺激了民族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一战的结束，中国的社会经济依然无法摆脱遭受日本欺凌的厄运。

　　 教育方面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自动主义”“自律辅导主义”等教育思想在五四推动下，教育界引起巨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在“开放女禁”呼声下，1919年秋，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岭南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在教育制度上，妇女权利在五四影响下发生变革。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壬戊学制)，小学六年，初中四年，高中两年，大学四至六年，以美国为蓝本，教育得到革新。

　　 文学艺术

　　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新时代。以后，中国出现了大小40多个文艺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深远。这个时期，出现了大批文学巨匠，如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郭沫若、郁达夫等。

　　 政治方面

　　新文化运动使苏俄在中国播下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种子，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国民党的改组便充份显示出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唯一出路，但也有人认为当时对暴力革命的绝对化，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一种破坏而非建设作用。

　　新文化运动以后，工人罢工和政治斗争依然不断，1920年五一，北京学生联合会散发《五一历史》传单，使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理论传入工人阶层，为共产党诞生创造了群众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其弊：主要在于运动的不彻底，政治运动的介入异化了新文化运动，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也就是说五四运动并没有达到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为中国现代发展留下了新的隐患。（如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包括现阶段社会的转形，都是在为新文化运动的失败在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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