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1911年6月2日-1942年1月22日），原名张迺莹，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毕业于女师大附中，著有《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代表作为《生死场》《呼兰河传》等。萧红是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了成名作《生死场》。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了中篇小说《马伯乐》和著名长篇小说《呼兰河传》。1942年1月22日，萧红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去世于香港。
人物生平
求学经历
1927年秋季，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现为哈尔滨市萧红中学。
在“东特女一中”，萧红除喜欢绘画外，还广泛阅读中外文学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7年冬，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游行，学生们情绪高昂，纷纷请愿。萧红在这一抗日爱国运动中表现得坚定勇敢，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面。
1929年祖父去世，萧红十分悲痛，因为祖父是她最亲的人。祖父去世后，她对家庭已没有感情和留恋。
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她不顾家庭反对，在表哥陆舜振的帮助下到北平，进入女师附中读书。因为没有家庭的支持，不久生活陷入困顿中。
颠沛流离
1930年，为了反对包办婚姻，萧红逃离家庭，与中学同学同居怀孕后被弃，困于旅馆。困窘间萧红向报社投稿，并因此结识报社的萧军，萧红从此走上写作之路，两人一同完成散文集《商市街》。
1931年1月，萧红寒假中离开北平返回呼兰，被软禁在家中。同年2月底，萧红再次去北平，不久未婚夫汪恩甲追到北平，到3月中旬，萧红与未婚夫一起离开北平回哈尔滨。此时，汪恩甲的哥哥汪大澄不满萧红去北平读书，代弟弟解除了与萧红的婚约，引发萧红的不满，萧红到法院状告汪大澄。庭审中，汪恩甲顾及哥哥的声誉，违心承认解除婚约是自己的主张，与哥哥无关。萧红输掉了官司，回到呼兰，后随家搬到阿城县（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
1931年10月，萧红从福昌号屯经阿城逃到哈尔滨。一个月后，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与汪恩甲一起到道外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由于汪恩甲没有足够的钱（欠下的钱相当于5万）交给旅馆，弃萧红而去。萧红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裴馨园与孟希、舒群等文学青年先后到旅馆看望萧红，裴馨园多次派萧军到旅馆给萧红送书刊，两人日久生情，互相爱慕。
1932年8月7日夜，松花江决堤，洪水泛滥市区，由于萧红欠旅馆的钱太多，旅馆仍然不让萧红离开。萧军趁夜租了一条小船，用绳子把萧红救下来，萧红得以摆脱困境，到裴馨园家暂住。不久她住进医院分娩，孩子生下后因无力抚养而送人，后夭折。出院后，萧红与萧军住进道里新城大街（今道里尚志大街）的欧罗巴旅馆，开始共同生活。因没有固定收入，二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生活非常困苦。
创作之路
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今道里区红霞街25号），有了自己的家。在上海，萧红、萧军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鲁迅在梁园豫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萧红的好朋友，对她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不久，叶紫、萧红、萧军在鲁迅的支持下结成“奴隶社”，并出版了“奴隶丛书”，萧红由此取得了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鲁迅和许广平不但在创作上指点他们，还十分关心他们的生活，像亲人一般照顾他们，使这两个异地青年在上海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1933年3月，萧红参加了中共党员金剑啸组织的赈灾画展，展出她的两幅粉笔画。
1933年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党员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短暂幸福
1934年6月，因《跋涉》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1934年，端午节前一天，舒群夫妇在大港码头接了二萧，一起住在观象一路一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集中精力，勤奋写作，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中国左翼文学一下子多了两个实力作家。
在观象一路1号居住的日子，二萧徜徉在青山碧海之间，生活虽不足一年，但这是萧红成年之后最幸福的时光。
而二萧在青岛的日子也是贫困的，作家秋石曾提到，萧红在青岛时经常咳嗽。一位名叫苏菲的女学生常来他们家玩，建议萧红买杏仁露止咳，萧红说“报馆发下钱来就去买点”。但她始终没去买，也舍不得买。此时萧军为二人的生计，也在编辑工作之余，替别人跑腿出苦力。
萧红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萧军、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团体“星星剧团”中担任演员，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由于引起敌伪特务机关注意，剧团于公演前解散。
1936年6月15日，萧红作为最初发起人之一，与鲁迅、茅盾、巴金、以群等六十七位作家联合签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反对内战，号召爱国文艺工作者，发挥进步作用，创作优秀作品，积极行动起来，为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斗争。
情感破裂
正当萧红、萧军在上海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进行文学创作比较顺利的时候，二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这是诸多因素造成的，包括萧军对待感情的态度，还有他的大男子主义，虽然他认为萧红有一定才华，但比不上自己，算是自己的附属、陪衬。当越来越多人认为萧红才华在萧军之上时，二人的矛盾就变得尖锐。两人的感情纠葛给萧红在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与烦恼，使她情绪低落，直接影响了写作。
1936年7月16日，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只身东渡日本。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噩耗传到日本，萧红悲痛不已，她给萧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寄托了对导师的深切怀念。
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后便去万国公墓拜谒鲁迅先生的墓，表达哀思；3月，她写下《拜墓诗——为鲁迅先生》，发表在4月23日的《文艺》上。4月，萧红至北平，与老友李洁吾、舒群见面。在北平没住多久，萧红回到上海，和萧军的关系有所好转，还参加了萧军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的资料收集工作。
民族危亡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在上海抗战期间，萧红、萧军不顾危险，积极热心地帮助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躲过特务机关搜捕，保护他们安全转移，脱离险境。9月28日，萧红、萧军与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撤往武汉。在武汉，他们结识著名青年诗人蒋锡金，住进他在武昌水陆前街小金龙巷25号的寓所。不久，东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来与他们同住。萧红、萧军与从东北各地流亡到武汉的舒群、白朗、罗峰、孔罗荪等青年作家积极投身于抗战文艺活动，并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
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萧红创作热情高涨，毅然加入抗战的文艺队伍中，挥笔写下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的发表，对宣传推动人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文化活动
1938年1月，萧红、萧军和聂绀弩、艾青、田间、端木蕻良等人应民族大学副校长李公朴之邀，离开武汉到山西临汾民族大学任教，萧红、萧军、端木蕻良在校担任文艺指导员；2月，临汾形势紧张，“民大”要撤到乡宁，萧红、端木蕻良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西安，萧军先是留下，后经延安也来到西安；4月，萧红与端木蕻良一起回到武汉，5月，两人在武汉结婚。
1938年底，萧红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孩子出生不久即夭亡。
1939年1月，萧红又回到重庆。此间，她应邀写下一些纪念鲁迅先生的文章，主要有《记我们的导师》、《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散记》、《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
1939年冬，萧红和端木蕻良搬到黄桷树镇上名秉庄，住在靳以楼下。
1940年1月底，萧红随端木蕻良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住在九龙尖沙嘴乐道8号；2月5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在大东酒店举行欢迎会，欢迎他们的到来；3月，萧红参加香港女校纪念三八劳军筹备委员会在坚道养中女子中学举行的座谈会；8月3日，香港文协、青年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华人政府文员协会等文艺团体联合在加路连山的孔圣堂召开纪念会，纪念鲁迅先生六十岁诞辰，萧红在会上负责报告鲁迅先生生平事项，纪念会上还演出了萧红到港后写的哑剧《民族魂》。
因病身亡
1941年4月，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回国途经香港，特意到九龙看望病中的萧红。
后来萧红听从史沫特莱的建议到玛丽医院做全面检查，才发现患有肺结核。同年10月份住院打空气针治疗，因受医院冷遇，11月底萧红返回九龙家中养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陷于炮火中。当天，柳亚子先生应萧红之约，到九龙乐道萧红住处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骆宾基护送萧红从九龙转移到香港，住进思豪酒店。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1月15日，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将萧红转入玛丽医院，第二天，萧红精神渐复，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又被送进红十字会在圣提士反设立的临时医院。
1942年1月22日，萧红与世长辞，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享年31岁。1月24日，萧红遗体在跑马地背后日本火葬场火化后，葬于浅水湾。
萧红的作品
诗歌：《可纪念的枫叶》、《静》、《偶然想起》、《栽花》、《春曲》（六首）、《幻觉》、《八月天》等
散文集：《萧红散文》、《商市街》、《桥》、《跋涉》
短篇小说：《哑老人》、《两个青蛙》、《腿上的绷带》、《红的果园》、《两朋友》、《黄河》、《汾河的圆月》等
散文：《弃儿》、《女子装饰的心理》、《镀金的学说》、《感情的碎片》、《天空的点缀》、《小生命和战士》等
鲁迅与萧红
萧红在民国女作家里，长得不漂亮，文采也不见得最好，却在史上留下一笔，这与鲁迅的直接帮助是分不开的。
鲁迅与萧红是师生关系，有人却反对，说鲁迅暗恋萧红。理由是，如果不是暗恋，何以那般推荐萧红的作品，还毫不吝啬地赞美萧红，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 我对鲁迅的理解是，他对萧红仅止于喜欢，但还未至于暗恋。在情感上，鲁迅基本上不追女人，原配太太是包办，他不喜欢，一辈子都对她很冷淡。许广平成为鲁迅的夫人，也很费了些周折。两人都同居了，鲁迅对外界还避嫌着他们的关系，称许广平是他的助手，如果朋友在他家撞见许广平，他就对人说，许广平是来帮他抄稿子的。出去旅游，非要三人房，让友人陪睡。仿佛这样才能表示他们的清白。对于萧红，鲁迅有必要暗恋吗？
但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帮助，就没有萧红的成名。 鲁迅起先也很怠慢萧红。萧红不美，那时也还看不出什么才华，很普通的一个女人，但是性格特别好。在与鲁迅通信不久，她就对鲁迅发出了抗议书，不许鲁迅在信里称呼她为女士。这种近于孩子撒娇的抗议改变了两人之间拘谨的关系。鲁迅在回信里也开起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罢。”
在婚后，许广平不但成了鲁迅事业上的助理，也是他生活上不可缺的伴侣。但显然，他们之间缺失了一些情调。许广平对鲁迅好得无可挑剔，但琐碎的生活让许广平不能分身，只是鲁迅的精神需求却不能因此停止。鲁迅不说，但愈是不说，心内愈压抑。除了把心内的火山用文字宣泄之外，在生活里，他也是需要有红颜知己的。萧红的闯入，无疑给鲁迅幽闭的心打开一扇窗户。 萧红年轻单纯，又已婚。这样，鲁迅与其交往没有负担，也不用担心别人说闲话。
萧红仰慕鲁迅，她对鲁迅的感情远远要大于鲁迅对她的感情。萧红是鲁迅家的常客，她能深夜12时还在鲁迅家聊天；能在鲁迅家与许广平一起包饺子。她对鲁迅的私人生活极为稔熟，她写的关于鲁迅先生的回忆文字都洋洋万言。萧红仗着自己比鲁迅小，在他面前，常会流露出小女人的娇纵。鲁迅也是高兴见到萧红的。有时也把她送到大门外，怕她不认得路，就把附近的标志和门牌号指给她。
鲁迅和萧红是啥关系？说鲁迅对萧红没有一点感情，也不大可能。但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呢？应该是纵容孩子般的感情，不掺杂任何欲望的。保持一定距离，心灵又相互抵达。
萧红萧军
萧红被她的第一个男的骗了后，大着肚子在旅馆，因为没有钱付房钱，所以困苦不堪。萧军也是当时的作家，他们两人相遇后，萧军将她救出了旅馆，正巧那时候旅馆淹水了。后来萧红生了一个女儿，送给别人抚养了。她和萧军就这样生活在了一起，后来因为矛盾和生活上的一些事情，两个人就分手了，在分手后，萧红十分的痛苦，当时的萧红也怀了萧军的孩子，不过萧军不知道。那个孩子后来流产了。
萧红的故事
一半骨灰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殁香港法国医院，遵照她的遗愿：身后要能看到大海。在萧红去世后的第四天，端木先生带着笔、墨和装有萧红骨灰的一只花瓶来到浅水湾的一个山坡上，这里上边是丽都饭店，下边是游泳场，他把骨灰瓶深葬之后，亲笔题写了“萧红之墓”的木牌立于坟前。
端木先生在安葬萧红时，即嗅到了沿途一路上的血腥味。他担心此处墓地不能长久保全，因此特意留下了另一半骨灰放在另一只同样的花瓶里，秘密地埋葬在圣士提反女校土崖的一棵树下。法国医院当时就设在这所教会女校内，萧红正故世在这里。
1957年8月萧红在香港浅水湾的骨灰被迁回广州银河公墓安葬。当时内地反右，端木先生正在接受审查，行动不自由，竟无法亲自去广州迎回萧红的骨灰，只能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以示心迹。这篇题为《纪念萧红，向党致敬！》的文章，发表在1957年8月16日的《广州日报》上，第一次告诉读者，萧红出生于五月初五端午节，被认为不吉利而说成是阴历初八生日。逝世于1942年1月22日上午10点，而不是被人误传的11点。
至于萧红尚有另一半骨灰留在香港的事，端木先生只对好友、广东著名作家秦牧先生讲过，文革后，端木先生几次托香港的朋友到圣士提反女校后山去找寻萧红另一半骨灰埋葬地，但是时间久远，山上树木茂密，根本无法辨认。因身体原因，端木先生委托香港大学教授小思女士等去女校找寻，小思来信，说后山前几年已被校方翻耕修整过，没有什么发现，端木先生非常担心，认为增加了寻找的难度。
1995年3月，苏珊娜·浩女士邮寄来包括香港圣士提反女校上个世纪40年代的地形平面图复制件，希望端木先生能指认出当年埋葬萧红部分骨灰的确切地点。但时间久远，复制件模糊不清，又是平面图，不好辨认，端木先生忧郁地说：“看来我去了也未必能找到了，萧红的那一半要永远地留在香港了。1996年10月5日，端木先生在北京去世，身前留下遗愿，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到香港圣士提反女校后山、萧红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1997年5月他的夫人钟耀群女士来到香港，实现了他的愿望。
三个男人
关于萧红的影视剧中，常常有“萧红和三个男人的故事”之类说法。
1937年，端木蕻良到青岛，写了散文《青岛之夜》，问起萧红时，端木未多言，对萧军更是一字不提。1950年，骆宾基到青岛做讲座，称在上世纪30年代的女作家要数萧红最好。
1979年，鲁海首次给萧军写信，后来又寄去一张观象一路1号的照片。随即收到了萧军的回信，信中附诗《题青岛观象一路1号故居》：近蒙鲁海同志赠以青岛观象一路1号，前所故居小楼照片，感成二律以志。其中第二首正文为：“生离死别两浮沉，玉结冰壶一寸心。缘聚缘分原自幻，花开花谢罔怆神。珠残镜破应难卜，雨走云行取次分。尽有伯牙琴韵在，高山流水哪堪闻。”其中隐隐有萧红的影子。1986年夏天，萧军重来青岛，被问及当年与萧红相处时，他提及“那时确实脾气不好，常对萧红发火”，并亲口承认“打过萧红”。
相逢不识
因为特殊的年代，造成了很多人生的错乱。当年舒群被捕后便和妻子倪青华失去联系，到 1980年仍苦思“青华而今安在”，萧军也在寻找倪青华。而实际上，倪青华一直健在，曾任郑州某学校干部，但因为姓名变迁，舒群当年的名字是李书堂，萧军的名字是刘均，倪青华根本想不到两个名满天下的作家，竟是自己的故人。至于孙乐文，黄宗江等人一直认为他在抗战中牺牲，实际上，孙乐文在解放后曾任抚顺市秘书长。而那一时期，萧军也在抚顺，二人在同一城市，竟互不知晓，着实可叹。
萧红故居
萧红故居，坐落在呼兰县城南二道街204号，始建于1908年。萧红故居占地面积3500平方米，萧红故居是中国三十年代著名女作家萧红的出生地，现辟为萧红纪念馆，1986年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故居为清末传统八旗式住宅，青砖青瓦，土木建造，修复后的萧红故居青砖院墙，院门面东而开，正门门楣上悬“萧红故居”横匾，乃陈雷题写，院内五间正房，东西间陈列萧红祖母用过的部分物品；西两间屋展出萧红生前照片、中外名人留景、题词、信函，迎门堂屋摆放着萧红故居原貌沙盘，院内有一座2米高汉白玉的萧红塑像，后花园西侧有碾房一座。
在迎门堂屋中间摆设着“萧红故居”原始的砂盘模型。西屋两间做了展室，墙上悬挂着萧红生前的照片和中外名人参观萧红故居的留影三十多幅。还悬挂有美国研究萧红的学者葛治文先生、日本前野淑子女士以及著名瑞士女作家赵淑侠女士，加拿大女作家陈若曦女士的题词；有国内著名作家萧军、端木蕻良、舒群、罗烽、白朗、方冰、方未艾，著名书法家廖敬文等人怀念萧红的题词与诗作。在展览的书柜中陈列着萧红的著作、传记小说、“张家的族谱”、研究萧红的论文集；北京“吟红社”搜集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诗人赠给萧红故乡的名著，瑞士女作家赵淑侠的赠书和老诗人柳亚子寻找萧红墓的拜墓词以及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参赞邱明伦等人的信函。展柜中还有以尤里？苏罗夫采夫为团长的苏联作家代表团赠给萧红故居的纪念章和一些作家的代表作品。 院内有一座2米高汉白玉的萧红塑像，后花园西侧有碾房一座。
“萧红故居”只剩3000平方米，是原面积的五分之二，但它却以古朴典雅的新貌和不断充实的“纪念萧红的展览”赢得了来访者的普遍赞誉。从1986年端午节开放以来，萧红故居已接待了上万名中外游人，仅国际友人就有15个国家的游人来访。这里已成为北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文明窗口、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旅游的文化圣地。
历史评价
林贤治：“萧红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
林贤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中国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我以为是唯一的。”
夏志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萧红的作品，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夏志清认为“《呼兰河传》的长处在于它的高度的真实感。”并给予《呼兰河传》很高的评价，称她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张耀杰：“萧红有文学才华但做人不及格”
马勇：“萧红悲剧源于“五四”鼓励下的出走”
王东成：“对萧红人性的不洁和过错要作同情的理解”
茅盾说：“《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一写小说更为诱人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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