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花阴
李清照
二、作家资料
（一）靖康之变前后的李清照
南北宋之交的大词家，自然当推李清照。
李清照（1084—？），历来列为李煜、秦观之后的词家正宗。王士祯《倚声前集序》认为词中婉约一派“（李）景、煜为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极盛。”他于《花草蒙拾》还主张“婉约以易安为宗”，是两宋婉约派最完美的代表作家。清人还以李白、李煜、李清照为“词家三李”。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沈去矜（谦）曰：‘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李色。前比太白，故称词家三李。”光绪年间，杨希闵还合编《三李词》刊本。李白词真伪未定。李煜、李清照这词家二李则后先辉映，同是不可多得的纯粹的抒情词人。
1126年靖康之变，划分了南北宋两个时代。李清照的创作生涯，横跨承平的北宋末年与动荡的南宋初年。与她有着同样经历的，还有向子諲、张元斡、朱敦儒等词人。向子諲《酒边词》一百七十六首，就分为“江南新词”与“江北旧词”两个部分。时代的剧变使当时词人的分野迅速发生变化。张元斡为向子諲之甥，他作于北宋末的词，肩随秦观、周邦彦，词风清丽婉转；南渡后则一变而为慷慨悲凉，抑塞不平。《芦川词》二卷以《贺新廊》“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寄李伯纪丞相”二词压卷，为日后辛弃疾爱国词派导夫先路。朱敦儒向以才豪著称，与李清照似有交往，有《鹊桥仙》“和李易安金鱼池莲”（李词今佚）。《贵耳集》卷上说他的“月词有‘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之句，自是豪放。”他在南渡后的词也偶有故国之思，总的倾向却不免消极颓唐。晚年依附秦桧，为人所轻。词集取名《太平樵唱》，实在掩盖了时代的苦难。李清照与上述张元幹、朱敦儒所代表的两种倾向不同。国破家亡的惨痛使她忧愤深广。但她既保持了南唐以来抒情词的传统词风，又创造了以时代悲剧为背景的、表现她个人的深沉感受和巨大不幸的艺术风格，不随众流，戛戛独造，在两宋词派中独树一帜。《白雪斋词话》卷六：
两宋词家各有独至处，流派虽分，本原则一，惟方外之葛长庚、闺中之李易安，别于周、秦、姜、史、苏、辛外，独树一帜，而亦无害其为佳，可谓难矣。
李清照是个女词人。《碧鸡漫志》卷二：“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朱彧《萍洲可谈》卷中：“本朝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李清照的词固然未能尽摆脱闺阁气，但绝不能视同一般“闺秀词”。沈曾植《菌阁琐谈》说：“易安倜偿，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又云：“易安跌宕昭彰，气调极类少游，刻挚且兼山谷。篇章惜少，不过窥豹一斑。闺房之秀，固文士之豪也。”这个评论很有见地，指出了蕴藏在李清照闺阁风姿中的特殊气质。
李清照有胆有识，论词论政都很有锋芒。她的《词论》创词“别是一家”之说，区分诗与词之大别，是第一篇系统论述词体特点的重要文章。《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词论》历评北宋词人，有“未公”的，也有公允的。论苏轼及晏、欧词，固不免失之偏颇，但主张词“别是一家”，并非不合理。她对当代的这些名公钜卿，敢想敢说，辞锋锐利，议论不少借，略无摧眉低首、顾影自怜之态，是很不容易的。《碧鸡漫志》卷二尝诋之曰：“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其实这该是李清照不受礼教束缚，冲破世俗偏见的可贵之处，不但不应该责备，还需要加以爱护。南渡后，她不满南宋苟安的政局，爱国之心勃发。建炎初于建康作诗云：“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知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又《乌江》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辞气之雄，足以立懦起顽。其忧国之念，恢复之志，比之陆游《书愤》诸篇，毫不逊色，显示了李清照性格刚烈的一面。陈人杰《沁园春》（记上层楼）词序，记其友人句云：“东南妩媚 ，雌了男儿。”在南宋当时“雌了男儿”的萎靡风气之下，李清照这种豪气壮概，可以说是压倒须眉了。
由于宋本李清照词集无传，今存李清照词并不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李易安集》十二卷。”《宋史·艺文志》：“《易安居士文集》七卷。”当为李清照的诗文集，今俱佚。《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漱玉集》一卷，”“别本分五卷”。《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十：“《漱玉集》三卷。”《宋史·艺文志》：“《易安词》六卷”则为李清照的词集，今亦俱佚。明毛晋《诗词杂俎》本《漱玉词》，所收李清照词仅十七首。清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本《漱玉词》，增补为五十八首。但疏于考订，真膺杂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辑本《漱玉词》，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又广事搜揖，详加斠正。《李清照集校注》录定其词四十三首，又十四首存疑为附录，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李清照词最完备与最可信的本子了。
以靖康之变为界，李清照的词也分为前后两期。
李清照十八岁出嫁赵明诚，婚后生活非常美满。赵明诚是个考古学家，搜罗和研究金石书画成了他们夫妇共同的志趣。他们经历了“宣、政风流”的岁月，优游于浓郁的学术与艺术的氛围中。当然，“薄雾轻阴”也有时袭来。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列名于元祐籍，她的公公赵挺之却是新党权要，位至宰执。崇宁初激烈的新旧党争，给双方家庭都带来了政治上的不快。另外，伤春伤别的情绪，也有时困扰着她，使她多愁善感的才思情致令人惊异地很早表现出来。《如梦令》一词因有“绿肥红瘦”之句，《藏一话腴甲集》卷一说当时“天下称之”。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浓睡醒来，宿醉未消，就担心地询问经过一宵风雨窗前的海棠花怎样了。卷帘人不免粗心，告慰说：幸好，无恙。但凭着敏感的心灵，她已感知经雨之后必然绿叶丰润而红花憔悴了。这首词表现了对花事和春光的爱惜以及女性特有的关切和敏感。全词仅三十三字，巧妙地写了同卷帘人的问答。问者情多，答者意淡，因而逼出“知否，知否”二句，写得灵活而多情致。词中造语工巧，“雨疏”与“风骤”，“浓睡”与“残酒”，“绿肥”与“红瘦”，都是当句对；“绿肥红瘦”这句中，以绿代叶，以红代花，虽为过去诗词中常见（如唐齐已诗：“红残绿满海棠枝”），但把“红”与“瘦”联在一起，以“瘦”字状海棠的由繁丽而憔悴零落，显得凄婉，练字亦甚精，在修辞上盖为新创。唐韩偓《懒起》诗：“昨夜三更雨，临明一阵寒。海堂花在否，侧卧卷帘看”。李清照这首《如梦令》或许胎息于韩诗，但结句用问答对语出之，数语中层次曲折有味，更胜韩作。周邦彦《少年游》：“南都石黛扫晴山。衣薄耐朝寒。海棠花谢，楼上卷帘看。”亦用韩诗，就显得平庸多了。又秦观有《海棠春》一首（一作无名氏词）：“流莺窗外啼声巧。睡未足，把人惊觉。翠被晓寒轻，宝篆沈烟袅。宿醒未解宫娥报。道别院，笙歌宴早。试问海棠花，昨夜开多少。”下片写宿醒未解及与宫娥的问答，与李清照《如梦令》亦有可比勘之处。
李清照二十一岁后，赵明诚出仕，因而时有伤别之作。与柳永“词语尘下”的赋别之作不同，这些词写得超尘拔俗，具有高雅的林下风范。她的《醉花阴》重九怀人词：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莫道不销魂”三句，是深闺怀人的境界，在寂寞无言中表达了深沉的思念。它与柳永《凤栖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含义相近，但屏绝“浮花浪蕊”，选择了不求秾丽、自甘素淡的菊花为比，既是重阳的当令风光，又象征着一种高雅的情操。司空图《诗品》，即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作为“典雅”的风格象征，“人比黄花瘦”就衬托出作者不同凡俗的高标逸韵。程垓《摊破江城子》：“人瘦也，比梅花，瘦几分。”朱敦儒《桃源忆敌人》：“今夜月明如昼，人共梅花瘦。”以“梅花”喻瘦，却不如李清照此词意境俱胜。
但前期的李清照并不完全沉浸在惜春惜花与如怨如慕的闺情中，《渔家傲》一词就展示了她精神境界雄奇阔大的另一面。
天接云涛连海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篷舟吹取三山去。
《艺蘅馆词选》乙卷引梁启超评曰：“此绝似苏、辛派。”词人置身于广漠无垠的太空，不顾“路长”、“日墓”，在“九万里风”的推动下泠然作海外之行，反映了李清照不满现状，要求打破沉闷狭小的生活圈子的愿望。她希望对自己的精神世界作一番新的开拓和追求，不能作为一般的游仙之作看待。
李清照四十三岁时，金人铁骑南下，平静的书斋生活结束了。从此“飘流遂与流人伍”，开始了她艰难的后半生。著名的《声声慢》就是晚年作的“秋词”（《贵耳集》卷上。）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以为是李清照结缡未久之早年作品，殊无根据。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而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赋秋就是赋愁，这首词写的愁就不是《如梦令》、《醉花阴》那种轻倩幽淡的春愁离悉可比了。靖康之变把李清照个人生活同民族灾难联结在一起。故乡沦陷，青州的老家付之一炬；南渡后第二年丈夫赵明诚犯暑病亡；接着金兵南下，浙中大乱，她又孤嫠一身流离道路，奔走逃难。在这场浩劫般的大难中，一切珍贵心爱的东西，统统失去了。她痛定思痛，怎能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呢？开头连用十四个叠字，细致地描绘了她的这种心理过程。所谓“寻寻觅觅”，这时已罄其所有的李清照，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有什么可寻觅，也没有什么需要寻觅。像她写《金石录后序》那样，惟一占据她身心的，就是对往昔的回忆，而往事如丝如烟，又如消逝了的残森，只能在记忆的角落里苦心地寻觅。这种寻觅，只能使她更感到现实景况的孤苦。于是冷冷清清，先感于外；凄凄惨惨戚戚，后感于心，进入了愁境，但全词除了结句一语道破心中的“愁”字外，都没有直说愁，而是从刻划冷清的环境来烘托凄惨悲切的心境。无论忽寒忽暖、容易致病的天气，淡薄的酒味，入夜猛起的秋风，天上的过雁，满地的黄花，窗外的梧桐和黄昏的细雨，无一不是生愁、助愁、催愁、添愁的，简直是触处成愁，成了愁的世界了。生活给予她精神上的压力这么深重，难怪她说不是一个“愁字”所能包容得了的。
《贵耳集》卷上说李清照“南渡以来，常怀京洛旧事。”《永遇乐》元宵词亦作于晚年：
落日镕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年，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首词写节序根本不是为了应景，而是难以抑制家国变故的深切悲痛。“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说得既苦涩，又辛酸，要是真的听人笑语，恐怕听者于月光之下不禁泪痕满面了。南宋灭亡后，刘辰翁每读此词，就感到黍离之悲。他的《永遇乐》（璧月初晴）词序：“余自辛亥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情不及，而悲苦过之。”词中说李清照“缃帙流离，风鬟三五，能赋词最苦。”不失为李清照的异代知音。“能赋词最苦”也正好说明了李清照后期词的基调。
南宋初，李清照的词流传已多。黄大舆《梅苑》据其自序成于建炎三年（1129），录有李清照词六首。绍兴十六年（1146）正月，曾慥编成《乐府雅词》，收录李清照词二十三首。现今各种李清照词集的辑本，就是以曾慥所录作为重辑的基础的。有人认为李清照看到过《乐府雅词》，她作《词论》历评当代词家，或即以《乐府雅词》所选录者为依据。
侯寘《稥窟词》有《眼儿媚》“效易安体”一首。辛弃疾《稼轩词》有《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一首。侯、辛皆后于李清照，他们所谓的“易安体”，其特点究竟指什么呢？
《贵耳集》卷上谓李清照“皆以寻常语度人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调者难。”《如梦令》：“绿肥红瘦”，《念奴娇》：“宠柳娇花”，造语奇俊，是“炼句精巧”之例；《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永遇乐》：“如今憔悴，风鬟霜鬓，怕见夜间出去。”《念奴娇》：“被冷香消清梦觉，不许愁人不起。”彭羡门《金杰词话》以为“皆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是“平淡入调”之例。后者即是“以寻常语度入音律。”
李清照用的这种“寻常语”，绝不是柳永、黄庭坚词中出现的俚言俗语，而是从口语中提炼的、明白省净、富有表现力的诗的语言。以寻常的语言创造了不寻常的意境，这可以说是李清照词的艺术魅力所在，也是“易安体”的一个显著特色。侯、辛二词，尤其是辛弃疾的《丑奴儿近》，显然是仿效李清照这种作法的。辛弃疾《水调歌头》：“有时三盏两盏淡酒醉蒙鸿”。亦用李清照《声声慢》：“三杯两盏淡酒”的寻常语为典。但辛弃疾也好用李清照“炼句精巧”之辞，《西江月》：“千丈悬崖削翠，一川落日鎔金。”“落日鎔金”即出于李清照的《永遇乐》。
李清照对两宋词的发展有其特殊贡献。南唐以来的抒情词。经过二晏、欧阳到秦观，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但囿于传统题材，有时常令人感到缺乏时代气息。李清照经历了南北宋之际的沧桑巨变，她的前期词以空灵飞动的女性笔触自写闺阁心情，为传统的抒情词吹进了清新的空气；她的后期词虽然主要仍然抒写个人不幸，但她的个人不幸已和时代不幸难解难分地融合在一起。这些词就深深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这些词的时代性和李清照个人的艺术独创性如此完美地统一，使传统的词风得到了充实和改造，这不能不说是李清照对宋词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后来陆游、辛弃疾等除了豪放壮烈之词，有时也借传统词风表达深沉的爱国情怀。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
（二）李清照“词别是一家”论
李清照在其著名的词学理论文章《词论》中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见解。它标志着对词这一新诗体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深度，是对词的独特品质和特殊地位的肯定。“词别是一家”，强调的是词与诗的分野。二者不仅体性、形式有别，更重要的是各自负载的文化内容不同。词的兴起与发展，伴随的是市民文化的发生与繁衍。诗词的分野本质上乃是旧有的居统治地位的土大夫文化与新兴的富于生命力的市民文化的矛盾对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庄词媚”，词为“小道”，为“艳科”。也因为此，诗表现的主要是男人的世界，而词则以写女性生活为中心。
在词的演进过程中，有两个人物对推动词的发展有着特别的贡献。其一是第一个大力从事词的创作的温庭筠，再就是倾毕生之力从事词的创作的柳永。他们或“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或“多游狭邪，善为歌辞”。其创作，一个是“类不出乎绮怨”，一个是“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从温庭筠的“绮怨”到柳永的“绮罗香泽之态，”确立的就是以写女性生活为中心的创作传统。当词与诗的分野日逐明晰，词的市民文化特质日见显明之时，词的发展也就面临了新的挑战。首先是苏轼的“以诗为词”，开豪放一派，实即要突破诗词在精神内容上的界限，以土大夫文化来充实、壮大词。其结果是，诗词在艺术上的界限也随之呈消失之势。于是有周邦彦为首的大晟词人站出来矫正苏轼之偏失，努力强调词在艺术形式上的固有特征。而其根本出发点却与苏轼并无二致，那就是在精神上的以“雅”代“俗”，剔除词的传统中内涵的市民文化内容。所以苏轼的功绩在“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周邦彦则“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李清照的词论和创作就产生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并对词在音律、形式上的种种特点作出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总结。但她却未能进一步阐明词的内在特质，相反还对此持否弃态度。批评柳永词“词语尘下”即是明证。这说明李清照受当时风气影响，并未从理论上廓清“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可喜的是，李清照在理论上留下的这一缺陷却通过她的创作实际得到了弥合。前人论其词，说：“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搢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她早年词作或与少女怀春的顾盼生辉、风情万种，或写思妇相思的刻骨铭心、缠绵浓至，晚年词的“颇带伧气”，无不表现出一种新的审美情趣和韵味。可见，“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李清照从理论的层面只论证了一半，另一半也是关键的一半是通过实践的层面来完成的。
词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写女性生活为中心的传统，但词的作者基本上是男性，词中的世界多属男人眼中的女性世界。有关她们生活遭际与感受之种种，她们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都要由男性来“代言”。至李清照始“写出妇人声口”。诚如王闿运评其《醉花阴》（薄雾浓云）时所说：“此语若非出女子自写照，则无意致。”又，王世贞《弇州山人词评》云：“孙夫人：‘闲把绣丝挦，认得金针又倒拈。’可谓看朱成碧矣。李易安：‘此情无计可消除，方下眉头，又上心头。’可谓憔悴支离矣。秦少游：‘安排肠断到黄昏。甫能炙得灯儿了，雨打梨花深闭门。’则一二时无间矣。此非深于闺恨者不能也。”有趣的是，王氏所引“安排”数句恰也是李清照词而非秦少游作。深于闺恨的，莫过于女性。
词以写女性生活为中心，身为女性的李清照在诸多作者中正可谓得天独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她在词史上的地位似应有更新的认识。明人徐士俊说：“余谓正宗易安第一，旁宗幼安第一。二安之外，无首席矣。”清王士祯说：“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沈谦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正宗第一”、“婉约宗主”、“当行本色”等等，李清照当之而无愧。
———《李清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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