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福建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丝主港，宋末至元代时，泉州超越广州，并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并称为“世界第一大港”。明初海禁，加之战乱影响，泉州港逐渐衰落，漳州月港兴起。清代闭关锁国，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自古以来，海上丝绸之路有多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因运送其他货物而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

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泉州，古称“刺桐”，作为中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曾在东西方文明交流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泉州的海上交通，起源于南朝而发展于唐朝。到了宋元时期，刺桐港的海上贸易活动空前繁盛，被马可-波罗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当时的泉州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文化中心。

泉州博物馆[6]

到了北宋前期，泉州港对外贸易已相当可观，“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宋史·杜纯传》）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下诏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法讲求。”（《宋史·食货志·互市舶法》）“司”指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的专门机构。海船出海贸易并须经市舶司批准，回来要向市舶司纳税。重要的对外贸易港都设立市舶司。宋神宗要求研究泉州设置市舶司问题，说明泉州在海外贸易中已居重要地位。但是，正式在泉州设市舶司，则在哲宗元二年（1087年）。这在泉州历史或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市舶司的设立，标志着泉州进入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的行列。设司以后，泉州港可以直接发船到海外贸易，也能接纳外来的商船，因而进出口贸易便得到迅速的发展。它在海外交通方面的地位，迅速赶上广州。“况今闽、粤，莫盛于泉州。”（《舆地纪胜》卷130《福建路·泉州府》）“若欲船泛外国卖买，则是泉州便可出洋。”（《梦梁录》卷12《江海船舰》）。泉州城南，逐渐形成为外国商人和水手集中居住的地区。与之相应，泉州出现了不少外来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的庙宇以及外来侨民的集中墓地。

到了元朝，泉州港更加繁荣。“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其民往往机巧趋利，能喻于义者鲜矣。而近年为尤甚，盖非自初而然也。”（吴澄：《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吴文正公集》卷16）“号为天下最”说明泉州在全国海外贸易中居于领先地位。而海外贸易的发达，使当地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时诗人对泉州有这样的描写：“厘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宗泐：《清源洞图》，《全室外集》卷4）许多外国商人，水手随着海船来到泉州，这个港口成为各国人杂居的海港都市。泉州遍种刺桐树，外来商人、水手便以“刺桐”名之，这个名字当时在海上丝路所历各处广泛流传。著名的外国旅行家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都盛赞泉州的繁荣。马可·波罗说：“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是亦为一切蛮子（中国南方居民——引者）商人常至之港，由是商货宝石珍珠输入之多竟至不可思议，然后由此港转贩蛮子境内。我敢说亚历山大或他港运载胡椒一船赴诸基督教国，乃至此刺桐港者，则有船舶百余，所以大汗在此港征收税课，为额极巨。”伊本·白图泰在这里看到大船百数，小船千余。泉州港在当时不仅是中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头等海港之一。一方面是“蕃商”（外国商人）川流不息出入泉州，另一方面，泉州也是中国商人出海的首选地。元朝官方的记载说，“泉州那里……做买卖的”前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经商（《通制条格》卷27《杂令·蒙古男女过海》）。“回回田地”即阿拉伯诸国，“忻都田地”即印度次大陆。这样明确的记载，是以前没有的。元朝后期，泉州商人出海经商，“其所涉异国，自高句丽外，若?婆、罗斛，与凡东西诸夷，去中国无虑数十万里。方是时，中国无事，……诸国之来王者且?蔽海上而未已，中国之至彼者如东西家然。”（王彝：《泉州二义士传》，《王常宗集》续补遗）海上丝路将中国与海外诸国连接起来，来往频繁，有如一家。著名的地理著作《岛夷志略》成书于14世纪中期，作者汪大渊是豫章（今江西南昌）人，但他长期在泉州生活随海船出海经商。这本著作记录了海外地名二百余处，涉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印度次大陆及其周围地区、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和北非。此书写成后，收在当时泉州的地方志内，可以看成当时泉州人的航海指南，也是这一时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详尽记录。

古代泉州府的管辖范围包括德化、永春、安溪、晋江、石狮、惠安、南安，以及解放后划归厦门的同安和现属台湾的金门岛。古刺桐港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三湾”所指的是：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在每个港湾中各有四个支港，由此而组成了这个著名的东海名港。在这个沙盘中所标出的是泉州省级、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泉州作为国务院首批公布的 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现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二处，其中大部份与泉州悠久的海洋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漳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漳州是“海丝”申遗不可或缺的一环

观点A

漳州月港与泉州港互补

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福建泉州港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申请，漳州月港又提出申报，漳州怎么又来凑热闹？

所以，就要清楚泉州港与月港的区别，找出月港的独特性。申遗需要找出你的唯一性，而漳州月港也确实有自己的独特性。

月港是明朝中后期唯一合法的“海丝”始发港，是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对接，是大航海时代的港口。贸易对象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他们处于欧洲。那会儿有数万的漳州人定居在吕宋、日本等地。

而泉州港是元宋时期，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的对接。当时有几万的阿拉伯人居住在泉州，到现在依然可以在泉州看到阿拉伯人的后裔。

从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月港与泉州港互相不矛盾，也相互不可替代。

这从贸易往来的特点来说，是“走出去”与“走进来”的差别。

泉州港所起到的作用是阿拉伯人定居在泉州，且后裔也融入了进去。而月港就不同了，当时大量的华人走出去。

对此，我建议，要围绕漳州的唯一性和完整性，开各种国际研讨会，让人们了解认识到唯一性，有意识地保护我们的文物。而漳州和泉州两个城市也可以很好地合作，互相弥补，切不可兄弟内部打架。

观点D

每个城市找自己的亮点

每个城市在不同的时期，都承担着不同的角色，而这种角色是其他城市和其他港口所不可替代的。每个城市，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亮点。

港口从来不是只有一个港口，为什么要捆绑申遗？实际上就是因为每个港口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国对外的交往永远是线路的、是一个线性文化遗产，而不是单独的。只有把这些城市联系起来，才能形成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清晰的关系网络。

比如唐代的扬州、广州、宁波，明代中期之后的漳州，汉代的北海，不同时期的港口，目的地都是不相同的。广州、北海是往西岸去，漳州是往东南亚，这样就形成了咱们国家跟世界友好交往的线性遗产。

捆绑申遗不能单独。所以各个城市要像群体作战一样，不要拉别的城市的后腿，要抓紧确定自己的申遗点，抓紧做好自己的规划、做好自己的价值提炼和宣传。

福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早在晚唐五代王审知时期，福州在对外贸易方面已经小有成就，福州与朝鲜、印度、苏门答腊等国家经常有商旅往来，在交往过程中，各种象牙、犀牛角等商品在福州市场上频频出现，也常可见到外国使节到福州交流学习、互通有无。同时，类似海关的“榷货务”以及负责海外贸易的市舶司在当时也都纷纷设立起来。[9]

明代始，福州港便逐渐取代泉州港的官方港口地位，其时，郑和七下西洋的舟师以福州长乐太平港为休整补给、招募水手的基地“伺风开洋”，最长的时间达到10个月。目前长乐已对郑和下西洋文物遗迹开展保护，建成郑和史迹馆、郑和广场等，而过去7年间连续举办的“郑和开洋节”亦受到海内外的关注。

至清代，福州被辟为中国“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各国商贾云集于此进行贸易与经商，书写闽都海商文化最为繁荣的一段。海上贸易的繁荣，亦带动城市商业文化的递进，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三坊七巷至今保留有当时作坊、店铺与商行会馆杂陈的街市遗迹，“海上丝绸之路”带动福州“使西南洋诸口咸来互市”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

福州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点主要是长乐港口，在与远洋交往的那段历史中，福州许多物种、生活习惯等流传在外，福建的武夷红茶颇受英国皇室青睐。福州的生意人很多，福州的三坊七巷是各地商人的聚集地。作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早在中国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福州在唐代中期至五代期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并与广州、扬州并列为唐代三大贸易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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