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撒切尔夫人治理“英国病”

发布时间：2014-06-07 09:30:37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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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撒切尔夫人治理“英国病”

黄安年原载《世界历史》1991年第2期第20-28页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英国在世界列强中的实力地位下降，人们通常称它作“英国病”或英国的衰退。[1]英国学者萨姆，艾伦诺维奇说：“英国发展不快，生产率低，增长速度慢，实际收入增加不多，支配世界已不可能”，“相对衰退不可避免’。[2]戴维?科茨和约翰?希拉德说：“自19世纪末以来，所谓‘英国病’，已经广泛渗透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领域”，“几乎所有舆论都认为情况不妙，衰退加剧”[3]有人则把“英国病”和19世纪欧洲病夫土耳其相比。[4]

“英国病”的症状，从纵向看，表现为主要经济指标增长缓慢。[5]从横向看，表现为英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日趋下降。[6]对“英国病”根源，国内外学者众说不一。有的强调：“深植於国家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环境之中”。[7]有的强调导致衰退的不同政治、经济因素。[8]

撒切尔夫人针对传统经济政策的弊端，采取以货币学派为主的综合治疗“英国病”措施，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明显成效，使“英国病”症有了缓解，并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迪。本文以一管之见求教於学术界同仁。

撒切尔政府的回春术

1979年7月6日，撒切尔夫人在剑桥保守党政治中心夏季学校讲演时宣称：“本届政府的使命是更有力地推进经济，振兴精神和增强国力”。[9]在保守党年会闭幕演说中，她强调：“一个国家，如果它的经济和政治生活被国有化和政府控制、统治着的话，是不可能繁荣兴旺的”。[10]她“把拯救英国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将中产阶级的传统冒险精神和雄心勃勃的竞争劲头注入创造财富的工业生产中去”。[11]

撒切尔夫人执政11年间一反传统的经济政策，率先在西方国家中摒弃凯恩斯主义转而推行以现代货币主义为中心的新经济政策，人们通常称这付药方为撒切尔主义。它首先对付以滞胀经济为特征的结构性经济危机，重新倡导资本主义自由经营和私人首创精神，减少国家的过度干预，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职能，缩小工会组织对经济事务的影响，减轻公司和私人的税收负担，削减政府过于庞大的公共开支。[12]撒切尔政府治疗‘英国病’的回春术，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紧缩货币，抑制货币发行和流通，压缩公共开支，削减税收。

抑制通货膨胀并非治疗‘英国病”的根本途径，但是只有首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经济机制纳入良性循环轨道，为根治“英国病”创造必要的前提。撤切尔夫人在1979—1983年第一届政府任期以此作为治理“英国病”的主要手段。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是1979年大选时英国经济问题辩论的焦点。[13]由于撒切尔政府紧缩银根，控制货币供应量，压缩公共开支，并一度实行高利率、高汇率，取得了克服通货膨胀的明显效果，并使1979年严重结构性经济危机成为调整经济结构，治理“英国病”的转机。1979年5月，通货膨胀率为10.3%，1980年5月为21.9%,1983年，5月一度降到3.7%，重986年3.4%。[14]1979年11月，撒切尔政府在1980—1981年政府财政预算中宣布：公共开支过大是导致经济困难的核心。[15]英国政府较大幅度地压缩和削减了一些领域的公共开支项目。公共住房开支1978-1979年度为60亿英镑，占总开支的5.4%。1986-1978年削减为27亿英镑，占总开支的2%。公共运输开支，1978-1979年度是49亿英镑，占总开支的4%，1986-1987年削减为48亿英镑，占总开支的3.5%。贸易和工业开支，1978-1979年为45亿英镑，占总开支的3.6%，1986—1987年为16亿镑，占总开支的1.2%。[16]撒切尔政府实行了与美国里根政府类似的供应学派主张的税制改革计划,从1979年起，英国的最高工资税率和投资税率分别由83%。和98%降到69%。[17]

第二，推行企业民营化，发挥自由市场机制的活力。

在80年代西方世界国营企业民营化趋势中，英国起了推动作用。撒切尔政府逐步推行出售国营企业，将国家雇佣工作人员转移到民营部门，以股票形式将国营企业资产转向民营企业。英国的一些学者评论：“撒切尔主义战略的核心在于制造一个劳工和资本的自由市场。”[18]“撒切尔主义是平民权利和信任社会市场经济的结合”。[19]1979年以来，撒切尔政府通过向公众出售的国营企业价值310亿美元股票，从而使英国股票拥有者的比例由成人的9%，增加到21%。1979-1982年间，政府通过民营化的收入共18.69亿英镑。1986年这方面的政府收入44亿英镑。[20]1979年英国有300万人持股，到1987年增至900万人。[21]英国驻华大使艾伦?康纳德爵士认为：“英国工业已经变得更有效率和更有竞争力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从企业的成功中给人们更多的份额。[22]民营化不仅增加了政府收入，减少了政府开支，同时也提高了公司的经营效率，“公司一旦失去了国家支持的拐杖，会更有效率”。[23]民营化趋势在公用事业领域发展最快。一些机场转为民营，大部分横渡海峡的国营轮渡公司也出售给私人。1982年，英国政府出售了英国货车运输公司的83%股份，结果该公司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3%，股值增加了40倍。世界上第6大电话公司——国营英国电讯公司的51%股票也为私人所有。1986年底，撒切尔政府出售国营天然气公司股份40亿股，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出售给私人的活动。英国宇航公司1981年税后利润0．63亿英镑，1985年为1.27亿英镑。1979年l／3的英国居民住宅是公房或是享有房租补户，6年后17%的公房共100万户以60%。的折价出售给私人。[24]英国亚当·斯密，研究所耐人寻味地评论说：“当年卡尔?马克思提倡把生产财富交给工人，今天各国推行国营企业民营化使他的美梦变成了现实。”

英国80年代以来的民营化趋势，反映了面对70年代以来的结构性经济危机和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为克服“英国病”，在所有制领域对国家垄断、私人垄断和自由竞争相互关系作出新的调整。它也说明了新保守主义势力的抬头和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的兴起。货币主义学派主张国家应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实行经济，政策的自由化。供应学派则主张把数量庞大的社会基金从政府的支配下转移出来，交由私人企业自由支配。1983年大选时，撒切尔夫人在竞选演说中宣称：“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愈多，经济就愈差”。“我们决不否认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但国家干预应该有限度，而在我国，这个限度早就超过了”。[25]

第三，控制社会保障规模，逐步改革实施“福利国家”的弊端。

多年来，英国引为自豪的“福利国家”制度曾经起着有利於社会稳定发展的安全网作用[26]，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部分地解决了中下阶层居民的生老病死，伤残孤寡、衣食住行，工作学习及其他社会问题。在合理的限度内，它也起到了推动经济平稳发展的“调节器”，“安全阀”作用。在经济衰退期，资本家减少投资，职工消费水平下降，但是由于社会福利开支没有减少，失业工人有大量失业补偿金，从而保障了社会需求，缓解了经济形势的恶化。实际上，它是西方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调整国家、企业、雇员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正因为这样，撒切尔政府采取稳步消除福利国家制度弊端的政策。

1982年10月8日，撒切尔夫人在布赖顿保守党年会上宣称：“国民健康服务是我们的安全阀”，“我们要坚持适当的原则，即根据我们的、经济能力作出我们的安排。”[27]和10年前相比，政府削减了社会福利在公共开支中的比重，1986-1987年度比1979-1980年度下降了l0个百分点。1986-1987年度国内生产总值为3804.65亿英镑。公共开支有1634亿英镑，其中社会福利开支857.22亿英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53%和公共开支的52.46%。[28]

撒切尔夫人连任三届首相执政1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明显提高。以1982年为100计，1979年为84．2，1986年为142．1。自1981年来，英国的年实际增长率达3%以上，在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中仅次于日本。[29]1988年5月，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4.6%。[30]英国工业在世界贸易额中的比重一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下降，但80年代初以来已稳定在7%左右，并呈上升趋势。70年代中期，制造业工人人均产值年均增长1.l%，1980年以来为5%以上，在发达国家之前列。英国现已积累了1200多亿美元的净海外金融资本，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最大资本输出国之一。[31]在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主要国家中,英国的商品与劳务进口增长率由70年代的末位，跃居1987年的第二位。[32]80年代初一度上升的失业率近年来也开始下降。

1982年包括离校青年的失业人数为291.69万[33],1988年5月为242.7万。[34]美国《华尔街日报》在评论撒切尔政府的经济成就时说:“6年前，英国被讥为欧洲病夫”，“今天，英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几乎肯定将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的经济确实发生了某些根本性变化，这个19世纪中叶的‘世界工厂’看来正从百年昏睡中苏醒过来，这个多年来作为守旧和僵化的代名词的国家开始表现出供应学派的活力”。[35]美国《幸福》杂志则评论说：“英国这个20世纪工业不断下降的最典型的国家突然停止下降，它又重新威风凛凛地振作起来了，这样的变化在四年前几乎是不可想像的。”“英国经济的大转变看来越来越是一种‘持久性’的变化，而不是一次周期性的回升。”[36]这些评论，未免过于乐观，然而，11年来的显著变化却是无可否认的。

治理“英国病”的启迪

撒切尔夫人执政11年，是自1827年利夫波夫伯爵的托利党政府(1812~1827)以来唯一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府。她和美国总统里根八年执政(1981.1.20～1989.1.20)相呼应，推行类似的经济政策，开创了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局面，构成了80年代里根——撒切尔时期的新格局，给当代世界历史以相当的影响和某些启迪。

第一，它修正了对“英国病”“绝症”说的诊断

在二战后“英国病’加重这一点上，学术界的一般见解大同小异。但是在是否“绝症”的诊断上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英帝国兴衰史》一书作者认为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英帝国更是土崩瓦解，急剧地衰落下去，到如今，它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大英帝国由兴而率的历史过程生动地表明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兴盛”，并断言：“美国的星辰，同当年大英帝国的星辰一样，正在陨落下去。”[37]《英国经济》一书作者认为：“从整个战后时期来说，英国经济是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70年代以后，最早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英国，最早走向了没落。为此，许多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都忧心忡忡地担心迟早也会走上这条道路”。[38]《‘英国病’研究》一书作者则认为：“现代英国经济特有的英国病，根深蒂固难以治愈”，“总的说来，英国经济这个患者还得长期带病拖延下去”，“在近期内‘英国病’摆脱不掉，病体康复不了，英国经济不可能有什么起色，但它也不会跨下来，不会崩溃，它会象70年代那样拖下去。”并预言“回春无术”。[39]上述论断大多是针对80年代初期以前情况而下的。今天，我们对“英国病”能否治愈作出结论显然为时尚早。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对于一个积重难返似乎已病入膏盲的国家经济，企图靠下几剂药方就药到病除是不可能的，要求一种政策一点没有副作用也是很难做到的，用这一标准来衡量撒切尔政府的疗效，难免会得出不公正的结论。我们现在断言‘英国病’已是绝症，同样为时过早。

我个人认为，把“英国病”和经济停滞相等同是不妥的。事实上厂“英国病”的集中表现是经济相对衰退、缓慢发展而不是完全停滞。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比战前要快，英国经济也在发展，而不是停滞。法国学者米歇尔?博德在《资本主义史，1500-1980》一书中中肯地评论说：“总的来说，资本主义过去所曾经历过的所有增长中，战后的增长是最大的，这一增长在英国比较慢些”。[40]在二战后44年间，1946-1967年的英国经济发展速度稍快，1967-1979年发展速度较慢，80年代以来又呈上升趋势，并在相对速度上居于发达国家的前列。合起来算，经济发展相对较快期30年左右。国内生产总值1950年为362.2亿美元，1965年98?94亿美元。工业生产指数以1963年为100计,1950年为62，1965年为111。按平均年增长率计算，1944-1955年为4.5%，1958-1969年为3.5%，钢产量1950年1655万吨，1965年2744万吨。和二战前相比，二战后的经济增长率相对要快些，1856-1937年间年均增长率为2%。195l-1973年间年均增长率则为2.8%。[41]

二战初期20年间，英国经济发展稍快主要是由于对战时消费品严格配给制的取消，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竞争对手德、意、日、法等国都着手恢复元气，并未构成对英国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重大威胁多马歇尔计划的大量美援有利于英国经济的复兴多英国的工业国有化和福利国家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相当的活力。此外，英国在英联邦的特殊地位，也使英国在经济上处于有利地位，而80年代的经济增长，则明显得益于撒切尔政府为适应结构性经济变革而采取的果断调整对策。

再说，把‘英国病’和英国的霸权地位衰落相提并论也是不妥的。一个大国的世界地位兴衰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现象，并不取决于某—国的历史条件。《大国的兴衰》一书说：“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42]英国经济霸主地位早已为美国所取代，它固然表明英国的国际经济实力地位相对减弱，但是我们不应由此得出英国已经完全衰落、“英国病”无可救药的结论。70年代以来，人们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相对衰落也议论颇多，有人惊呼美国也得了“英国病”，甚至比“英国病”有过之无不及。不错，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它并不排斥迄今美国仍是超级大国，仍然居世界经济之首位，仍然在发展，只是发展的相对速度放慢。何况，当今世界已跨向90年代，由一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历史已经过去，多元力量的竞争共处取代了两极世界的格局，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说两个超级大国的经济已经衰退，显然是不符合事实也站不住脚的。

由此，把“英国病”看作为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通病也是不妥的。前已提到，“英国病”是英国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产物，而不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流行通病。资本主义早于英国兴起的荷兰以及称霸一世的西班牙、葡萄牙并没有患上“英国病”(虽然也有过经济的缓慢发展)。有人担心美国也染上了“英国病”，但是当代美国和20世纪的“英国病”有着重大的差异。有人认为“美国的小病，并不是‘英国病”。[43]有人则主张“20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大国一一美国似乎走上了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强国——英国的老路”，并断言：“英——美工业模式的文化价值出了问题”。[44]对于英美相对衰落的异同，我们可以继续讨论，不过把英美的相对衰落说成是整个资本主义的衰落并不科学。至少在目前可以确切预期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很难得出衰落病是资本主义的流行通病的结论。认为整个说来，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衰落，已经崩溃，已经末日来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第二，它表明企业民营化和福利保障社会化要和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英国是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工业大国，“尽管英国自维多利亚全盛时期以来国力大减，但它仍然是或者自称是一个世界第一流的‘中等强国’”。[45]英国也是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实行企业国有化和福利国家制度的，这种情况又恰恰和“英国病”的加重相同步。英国政府以完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自诩夕到了60年代社会福利范围进一步扩大。它既是一百多年来英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长期斗争的权利，也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及其它受雇人员间的一种妥协，同时又是统治阶级为稳定统治进行收入再分配的一种调整。它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和政局的稳定。然而，社会福利开支的迅速增加却和英国经济长期缓慢发展极不协调。它导致了英国这个经济增长缓慢的“穷国”背上了连年超负荷社会保障“富国”的重担，人们普遍滋长了对社会保障的过份依赖心理，出现了“多干”和“少干”甚至不干差别不大的反常情况，吃福利饭思想相当普遍。英国再分配的超前均等化，并不能刺激竞争，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使政府的财政状况更加恶化，赤字增加形成福利债务国。[46]

二战后英国国有化的迅速发展，是和以国有化为既定国策的工党长期执政分不开的，也由于3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发展持续缓慢，从而出现试图调整社会经济结构，以国营和民营经济的混合经济形式来改革经营管理所有制的趋势。然而，超前的大规模国有化，加重了英国的财政和纳税人的负担。这种高度国有化和高度财政负担并重的趋势不利于英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可否得出这样一个启示：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无疑已为企业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分配制度均等化创造了必要的前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越高，分配制度愈加均等化就越推动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公有化和均等化程度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它一定要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理想主义的超前发展有破坏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当年的超级大国、今天的超一流“中等强国”，超前国有化和过度福利国家制度不仅不能治愈“英国病”，反而会加剧病症的恶化。

笔者认为：国有化(公有化)和民营化(私有化)趋势，福利国家和福利保障社会化趋势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所有制分配关系上一种内部机制的政策调整。它通过对国家垄断、私人垄断(包括集团垄断)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调整，对国家、政府、公司和私人之间经营管理和财富的再分配，交替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保持社会生活和谐和稳定。这种调节时而体现为国有化、福利国家，时而体现为民营化、福利保障社会化。

第三，它体现了由凯恩斯主义主流转向货币主义主流趋势。

英国是凯恩斯主义的发源地。半个世纪以来，凯恩斯主义开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起着指导政府经济政策的重大作用。它帮助了政府缓解或推迟周期性经济危机夕推动战后初期和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迄今它仍然不失为西方国家的重要经济流派，为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各国政府研究对策所参考。但是，凯恩斯主义对付不了70年代以来以经济滞胀为中心的结构性经济危机，它不仅治不好“英国病”，反而使“英国病”加重。可以说，用凯恩斯主义理论治疗“英国病”确实回春无术。但是凯恩斯主义对“英国病”无能为力并不表明“英国病’已身患绝症，无法根治。“英国病”的枯木逢春不能祈求于凯恩斯主义。治疗“英国病’，主要依靠应运而生的

现代货币主义经济学派，也借助于现代供应学派，同时也不抛弃迄今仍然可行的凯恩斯理论中某些内容。不少学者把撒切尔夫人的经济政策称作“凯恩斯主义时代，的终结”[47]很明显，我们不应把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同英国现代资本主义的末日，甚至整个资本主义的日子相混同。英国当局在经济政策调整上还有相当的回旋余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货币主义、供应学派的兴起能否治愈“英国病”，现在作出结论还为时过早，不过断定凯恩斯主义危机同“英国病”绝症相等同也是不妥的。

第四，它也说明了英国现代资本主义仍有一定活力。

人们常用“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星辰陨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来形容“英国病”的处境，即便是什么样的灵丹妙药，这头“约翰牛”也只能是“走走停停”，这些论断无疑都把当代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暮年期”了。笔者认为把“英国病’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暮年期”相等同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更替是由国内和国际的综合因素决定的。其中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条件。就世界现代历史的进程而言，在多数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不发生在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活力已丧失殆尽之时，迄今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都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尚不充分的国家。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走上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道路，然后不到一个甲子纪年就被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所打断。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资本主义还远未充分发展。显然，我们不能以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论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已走向灭亡。就是说，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意味着别的国家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都转向社会主义道路。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640年革命算起已有350年历史，和西方发达国家上千年封建史相比它还是年轻的。英国丧失一流强国地位还不到半个世纪。我们不应忽视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时的各种慢性病特别是有伤元气的“英国病”，我们也不应低估英国资本主义机体抵御和治疗“英国病”的活力，撒切尔夫人11年来对“英国病”的治理就说明了这一点。

注释：

[1]1983年9月，在波士顿大学举行了英国经济衰退的国际学术会议，1985年10月，在多伦多也举行了英国经济衰退国际学术会议。参见贝纳德?埃伯臭姆和威廉?拉戈涅克：《现代英国经济的衰退》(Benard Elbaum and William Lagoniek, The Decline of the BritishEconomy),牛津，1986年版前言。

[2]萨姆?艾伦诺维奇：《通向撤切尔主义之路——经济战略的变更》，(Sam Aarnovitch，The Road from Thatcherism，The A1ternatSve Economic Strategy)，劳伦斯和斯沙特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并见萨姆?艾伦诺维奇：《英国的相对衰落》(Sam Aaronovitch，The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U．K)，

1981年英文版。

[3]戴维?科茨和约翰?希拉德：《现代英国的经济衰退——左翼和右翼之间的争论》，(David Coates, John Hillard ed., The Economic Decline Of ModernBritain，The Debat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沃特希夫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2页。

[4]艾伦?斯基德：《英国的衰落：问题与希望》（Alan Sked，Britain's Decline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伦敦1987年版，第1页。

[5]约翰?休斯：《危机中的英国：非工业化及其对象》(John Hughes，Britain in Crisis: Deindustrialization and How to Fight)，诺丁汉1981年版，第10-26页。

[6]比尔?琼斯，丹尼斯?卡瓦纳：《今日英国政治》（(Bi11 Jones and Dennis Kavanagh，British Politics Today)，曼御斯特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4页。G?B?斯塔福德：《经济增长停止了吗?1945年以来英国的增长和衰退》(G?B?Stafford，The End of Economic Growth? Growth and Decline in the UK—Since1945)，牛津198lnian 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