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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论高铁开启对扬州城市发展的影响及意义
作者:刘士林
来源:《中国名城》2014年第01期
摘 要:交通是现代城市的大动脉,也是城市之间的“主干大街”,对城市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古代扬州的兴起主要受惠于隋代开凿、疏浚大运河。铁路这一现代西方交通工具的东渐则是导致扬州衰微的直接原因。高铁改变的不仅是落后的交通方式,也是城市本身的形态、结构和功能,这要求扬州各行业、各阶层都要有升级换代的物质与心理准备。扬州如何迎接高铁时代的挑战,关键在于如何使快速发展的交通工程和城市共同体的其他方面协调好、配合好,文化城市应成为扬州首选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扬州;高速铁路;文化城市;交通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4)-01-48(4) 1 交通影响城市理论与实践
交通是物质、人口与信息在空间上交换与交流、集聚与传播的载体和工具。相对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农村地区,交通是现代城市的大动脉,也是城市之间的“主干大街”,对城市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以纽约为例,从伊利运河开掘、布鲁克林大桥建设到地铁系统的运行,都极大地刺激了纽约城市的发展。古代扬州也是如此。尽管隋文帝开山阳渎、隋炀帝开通济渠时曾“一时徭役殷繁,贾怨百姓”,但另一方面正如王孝通所说“自是南北之商途畅通,遂开后此千百余载之富源。”[1]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空间如故,而人口和人类活动却在海量增长,交通建设的影响也更加重要,如戈特曼所说:“在大都市带这样的区域中,提供能够承载更多交流量的交通工具和设施是必要的,甚至是事关存亡的。”[2] 交通怎样影响城市?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和把握。
在理论上,我们可通过戈特曼的“流动性”理论来了解。地理空间和资源的异质性必然要导致流动的趋势[3],而区域发展也依赖于各城市间的资源流动和协助。戈特曼把“流动性”分为两类:一是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流动性。在发达的大都市,不仅容易获得财富、更好的教育,也由于“从过去承袭下来的条条框框更少”。大都市还可为个体提供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很容易吸引“其他地区和海外的各类移民”[4],使城市发展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二是“流动性极大促进了居住场所更新”。人口流动是影响“房屋陈旧和更新过程的基本因素”,由于“搬家非常容易。这也导致中心城市出现许多贫民窟,郊区出现许多新建的房屋,古老的城市中心不断被更新。这促进了建筑产业,房地产投机的扩张,旧城外的空间中出现很多城市化的设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施。”[5]其中,戈特曼特意提到“居住的扩张受到交通设施、高速公路、桥梁或地铁的影响”[6]。这在我国城市化中可得到生动的验证,如新城新区、乡镇新建区,大都分布在各种交通干道的两侧,在高铁车站、新建港口的四周,很快就会出现新的居住社区和商务区。原因很简单,现代化的交通设施,具有以时间换空间、以联系密切替代资源不足的巨大优势,在这些地方居住和工作,可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国内外的资源和服务。
从实践上看,西方自1960年代以来,中国自2000年以来,城市群成为城市化的主流和大趋势。原因在于:每个城市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不可能“遗世独立”,一个城市只有纳入到更广阔的城市系统,才能实现更好和更快的发展。交通从一开始就是城市群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如当今世界第一大城市群波士沃施(BosWash),它的形成就有赖于长约500英里的美国高速公路U.S.I轴(axis)。这也是我国的城市、城市群和区域规划首重交通设施建设的根源,所谓半小时都市圈、一小时都市圈及所谓的同城效应等,已成为我国城市群和区域发展的主要目标或基本象征。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城市之间的相互依赖日渐加深,城市群内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层级特征和互补关系日益凸显,促使不同城市之间需建立更加便捷和大流量的交通设施,这是很多城市之间在有了高速公路、铁路、机场后,还要花大力气建设城际铁路、城际地铁、磁悬浮列车的主要原因。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不仅过去,直到今天,贫穷、落后、愚昧总是和交通不便、地处偏远联系在一起,“要想富先修路”、“要想更富,就要更快”,不仅是传统乡村,也是当今城市重要的生存和竞争法则。 2 铁路与扬州兴衰的二重奏
从历史上看,扬州是一个和交通工程关系特别密切的城市。其中,既有因大兴交通带来的大发展,也有因交通载体变化而带来的大衰落。
古代扬州的兴起主要受惠于隋代开凿、疏浚大运河。尽管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开凿大运河主要是出于军事目的。如傅崇兰指出,隋文帝开山阳渎是为了灭陈,而隋炀帝开永济渠则是为了运送攻打高丽的兵马辎重。事实也是如此,开通山阳渎的第三年隋文帝就灭掉了南陈。而隋炀帝则多次通过大运河把军需和军队运到征讨高丽的大本营涿郡。但大运河本身也是古代南北交通的“主干道”,所以对扬州城市的影响绝不限于此,而是整体性的和全面的。这主要体现在:一是城市地位提升:“扬州常节制淮南十一郡之地,予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五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南北,日夜灌输京师者,据天下之七。”(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卷七二《职方典》)二是城市商业繁荣。“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刘煦:《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二《秦彦传》)“扬州在唐代以盐政及漕运之关系,加以运河开通,扼南北交通之咽喉,为其时之一大商业都会,俗好商贾,不事农业。”[7]三是城市规模扩张。沈括《梦溪补笔谈》卷三记载,“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十三步”。其规模在当时仅次于都城长安和洛阳。大业年间,隋炀帝“把江都城北迤西数十里辟为禁苑,包括西汉吴王的钓台、刘宋徐湛之的园林及戏马台、凤凰楼等,一直延续到甘泉山。一路水光山色,楼台殿阁,相互辉映,苑中搜罗有众多的奇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花、异草、珍禽、宝兽。”[8]四是城市文化发达。扬州作为当时的商业大都市,消费文化十分发达,“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李昉:《太平广记》卷290)同时也促进了学术文化的繁荣。隋炀帝三下江都,“从长安带来了大量的图书典籍,倡导学术、文学活动。博学多才之士潘徽、诸葛颖、虞世基等齐聚江都。”[9]五是国际化水平高。唐代扬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海港,在九世纪中叶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所著的《道程及郡国志》中,扬州与交、广、泉三州并称为东方四大港口。商船或从扬州起航横渡东海抵日本奄美大岛、屋久大岛、种子大岛,或东出长江口经明州、广州与大食、波斯等西亚各国通商。“舳舻万艘,溢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据史料记载,“大食、波斯、胡人之流寓此间者极众”[10],甚至建有“波斯邸”,至今江都仍有“波斯庄”等地名。“(田)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刘煦《旧唐书·邓景山传》)上述情形尽管悲惨,但也证明当时旅居扬州的外国人之多。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说古代扬州兴盛的主要原因是文、炀二帝开凿大运河,那么,铁路这一现代西方交通工具的东渐则是导致它衰败的直接原因。最早道破其中天机的,不是一般的城市学者,而是在气质上和扬州十分相似的现代作家郁达夫。在《扬州旧梦寄语堂》中,作家写道:“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从前的运使,河督之类,现在也已经驻上了别处;殷实商户,巨富乡绅,自然也分迁到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护之区,故而目下的扬州只剩下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