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年的岁月风尘难掩她的风华。多年前，钱钟书便给了她一个最高的评价：“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现在，她是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温润的慰藉，让人看到，“活着真有希望，可以那么好”。 自1977年搬进寓所来，她就再没离开过。曾经的“我们仨”，只剩下她独自一人在整理钱钟书的学术遗物，笔耕不辍。在她身上，人们会忘掉时间的残酷：102年无情而漫长，而她一如既往地柔韧、清朗、独立，充满力量，也给人温暖……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 “（《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钟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地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 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幕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意见。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名声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 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婚姻的一句话：“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把它念给钱钟书听，钱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无一句控诉，无一句怨恨，淡淡地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 钱钟书写《围城》时，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在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尝试写了部四幕剧《称心如意》。 没想到这位自称业余的剧坛新手“出手不凡”，第二年《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时“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 杨绛的父亲和姐妹一同去看了《弄真成假》，听到全场哄笑，问杨绛：“全是你编的？”她点头，父亲笑说：“憨哉！”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 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 八年后从干校回来，杨绛动笔写了《干校六记》，名字仿拟自沈复的《浮生六记》，记录了干校日常生活的点滴。这本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反响。 胡乔木很喜欢，曾对它下了十六字考语：“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赞赏杨绛文字朴实简白，笔调冷峻，无一句呼天抢地的控诉，无一句阴郁深重的怨恨，就这么淡淡地道来一个年代的荒谬与残酷。 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不过，书出来后，却只能在柜台底下卖。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 一年后，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内心之沉稳和强大，令人肃然起敬。“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2003年，《我们仨》出版问世，这本书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最深切绵长的怀念，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而时隔四年，96岁高龄的杨绛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被评论家称赞：“96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杨绛的亲戚讲述，她严格控制饮食，少吃油腻，喜欢买了大棒骨敲碎煮汤，再将汤煮黑木耳，每天一小碗，以保持骨骼硬朗。她还习惯每日早上散步、做大雁功，时常徘徊树下，低吟浅咏，呼吸新鲜空气。直到现在还能弯腰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当然更多的秘诀来自内心的安宁与淡泊。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杨绛十分钟爱英国诗人蓝德的一句诗
她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见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华年代，也亲历了特殊岁月里的起起伏伏。7月17日，她迎来自己的百岁寿辰。
她就是杨绛。
孙桂馨老人今年80岁，谈起杨绛先生，她说：“上世纪50年代我在北大西方语言系读书，那时就知道杨绛。杨先生是南方人，个子不高，也很清瘦，书香门第的气质溢于言表。虽然并未直接听过她的课，但朱光潜先生曾对我们说，杨绛的翻译精彩绝伦。获得朱先生如此高的赞誉，我们认定肯定是高人吧！”
杨绛在翻译界可谓大家。通晓英语、法语的她自学西班牙语，翻译了巨著《堂吉诃德》。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
“除了译作，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杨先生的小说和散文作品。”中国小说学会副秘书长卢翎说，“杨绛的散文平淡、从容而又意味无穷。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读她的散文更像是聆听一位哲人讲述些烟尘往事，在平静、平淡、平凡中有一种卓越的人生追求。”
《干校六记》、《将饮茶》是杨绛的散文代表作。卢翎说：“这些散文是我上中国当代文学史课时必讲的篇目。我常对学生们说，先生的作品有一种洞悉世事的深刻，有一种知识分子于乱世固持的良知与操守，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对于当下在浮躁而喧嚣的世界中前行的知识分子独具意义，起码可以使他们理解自己、理解他人，面对宿命更具一种从容、旷达的姿态。”
《走到人生边上》是杨绛的晚年作品，其间夹杂着大量玄幻、命理等内容，使其文字有着自己独特的吸引力。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闫立飞说：“玄幻、命理、梦境等内容实际是在隐喻现实，是一种独特的文学表现方式。读者在她的文字里既能感受到一种看透人生的平静，又能感受到一种难以遏制的强烈感情。痛极之处方显平静，而平静之中又蕴藏着极大的波澜。”闫立飞说：“文字之间看似是屈从于命数，而在杨绛先生平静的文字中，我们却能体会她对于丑恶事物的批判。”
杨绛的文字韵致淡雅，独具一格，更难得的是，当她用这润泽之笔描写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时，拥有不枝不蔓的冷静，比那些声泪俱下的控诉更具张力，发人深省。
尽管杨绛先生在文学和翻译上造诣非凡，但更多的读者是通过《我们仨》这部书才真正了解她的。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读书的牟朦是杨先生的忠实“粉丝”。2003年，一本《我们仨》让她在很多个夜晚里泪流不止。“文学家的身份让她在磨砺中已经参透了世事，而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又让她不舍每一天的回忆。”
杨绛在晚年开始整理钱钟书的手稿书信。高群在《杨绛这一百年时间中》写到：“钱钟书的手稿多达7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而出书之后，杨绛却以全家3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在作家们纷纷忙于各地签售会时，读者却只有从一本本出版的书里瞥见杨绛的身影。杨绛先生曾说：“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
杨绛十分钟爱英国诗人蓝德的一句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前半句说的是淡然的心境，后半句则描摹出那份文人的傲骨，恰恰是先生自己的写照。在上个世纪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杨绛以自己的方式保持了知识分子的尊严。
杨绛的内心是坚硬的，又是柔软的。初中语文课本中收录了她的短篇作品《老王》。高中生陆天琳回忆起不久前学的这篇课文时说：“老师分析课文时说，作者通过平实的描写塑造了老王善良的形象，而我觉得作者的内心是很柔软的，她被善良的老王感动，自己一定也是个善良的人。”
杨绛先生晚年闭门谢客，但是，千千万万的读者在她百年寿辰之日，却不会忘记这位世纪老人对于我们的影响和启迪。“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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