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917北京大学演讲

发布时间:2014-03-28 19:33:36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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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余今掌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料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唯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学,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重,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无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只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日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误国家,是误人也。误人误己,又岂非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则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已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成布公,更宜道义相助。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高中、高等不同,不惟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译文: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是本校校长时,我刚在教育部工作,他就任时我曾有过一些演说。你们大都是为了预科毕业而来这里读书的,可想而知,你们都知道士别三日,刮目相见这一句话。而且你们读了几年的书,一定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今天执掌这个学校,有三件事希望你们能做到。
   一、来这里的目地。你们来这里学习,一定抱有一定的目地,想要知道你们的目地是否正当,首先要知道大学的性质是什么。今天有些人毕业于专业学校,学成后就找相应的工作,这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大学就不一样,大学,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外人每次说我们学校腐败,都说来这里学习的人,都抱有做官发财的想法,所以毕业预科的,大都学法学,选文科的很少,学理科的就更少,这是因为法学是做官的最快的途径。因为很想做官,对于教师,不关注他的学问的深浅,只关注他的官位的大小。官位高的,特别欢迎,因为这样毕业后可以有他的提携。现在我国精通政治法律的,大都进入政界,专职做教授的非常少,所以聘请的教师,很多都不得不请人来兼职,这都是迫不得已的做法。究竟外人的指责是否正确,暂且不说。但是,忙着去反驳诽谤不如自我提高,人们说我们腐败,但是我不腐败,问心无愧,这对我有什么损害呢?如果来这学习的目的真是想做官发财的人,由于北京有不少的专业学校,学法科的,都可以从法律学堂毕业,学商业的可以报考商业学校,何必要来这所大学。所以你们要抱定目地,为学习而来。学法学的,不是为了做官;学商业的,不是为了获得财富。目地确定,自然会走入正道。你们从这里毕业,要么三年,要么四年,时间不算不多,你们如果能爱惜时间,不断的学习,则你们的造诣,不会很低。如果只是想做官发财,目标沉重,兴趣因此改变。平时放荡游玩,考试就熟背讲义,不关心是否学到学问,只追求分数的高低。学完后,把书扔到书架,不再过问;这样敷衍三四年,胡乱的尽到自己的责任,获得文凭,就可以凭此在社会上生活,这不是违背了当初来这学习的初衷吗?光阴虚度,毫无学问,是自己贻误自己啊。况且辛亥革命时,我们之所以革命,是因为清朝官吏的腐败。就算是现在,我对当局也有很多的不满,尤其是社会道德的沦丧。今天你们如果不在这时打下根基,勤奋学习,万一将来因为生活所迫,出来做事,如果当老师,一定贻误学生;如果参政,一定贻误国家,这都是误人啊。误人误己,又怎么是你们的本意呢?所以学习的目地不可以不正当,这是我希望你们能做到的一点。
   二是磨砺品行如今风俗日下,道德沦丧,在北京市,尤其严重,所以不道德的事,一睁眼就能看到,这不是因为根深蒂固,大都是跟随习俗而导致的。你们从大学毕业,应该能约束自己,能够自爱。对于国家的兴起和被推翻,主要看社会风气的好坏。如果平常人的风俗都这样差,国家前途不堪想象。所以一定有卓越杰出的人,以身作则,极力矫正颓废的习俗。你们都是大学生,社会地位很高,担当起这样的责任,责无旁贷(是不可以推卸的责任)。所以,你们不只是要想着修养自己的品行,还要想着以此激励他人。如果你们不修品德,不学习,跟随流俗,一起做那些不良的事,已经被人轻视,更不用说以此感化别人。但是你们整天在桌子前学习,不断的学习很辛苦,如果根本没有做娱乐的事,一定会感觉身体痛苦。为你们着想,最好不过做正当的娱乐,减少不正当的娱乐,这不是有损道德的事,却对身体有益。你们入校选择学科时,曾填写自愿书,表示遵守本校规则,怎么能中途违背呢?这不是与原有意愿相反吗?所以品行不可以不严谨要求。这是我希望你们能做到的第二点。
   三是尊敬爱护老师和校友。教师教授知识,是教师的职务,他们是为你们的学习提供便利,你们难道能无动于衷吗?你们自然应该真诚的对待教师,尊敬和爱戴他们。至于同学,大家聚在一起学习,尤其应该互相尊重和爱护,这样可以起到相互讨论学习的作用。不一定要大家坦诚相待,坦白无私,但应当互相帮住,因为你们都是同一个学校的学生,你们的荣辱是相关的。同学当中有做不道德的事的,行为不正当的,会被社会指责,自己虽然遵纪守法,但是也因此无法为自己辩解清楚,所以你们要互相劝阻同学的不良行为。我在德国,每次到店铺里买东西,店主都会殷勤接待,收钱或接收物品都会道谢,这虽然是小的礼节,但是却是人际交往所必需的。常人都能这样,何况我们堂堂大学生?对于老师及朋友的敬爱,这是我希望同学们能做到的第三点。
   我到学校刚几天,对学校没有祥细的了解和熟悉。对于学校的事,我计划做两件:一是改变讲义。你们都是研究高深学问的,自然和高中、高等教育不同,不能只依靠老师的讲授,更应该自己学习研究。以后所有印的讲义,只列出纲要,细微祥细的,以及精辟的宗旨和深奥的意义,或是老师口授,或是自己思考,以达到学有所得,能真正应用的目的。二是购买书籍,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的藏书虽然很多,新出版的图书却很少,如果不广泛的购买,一定不能满足学生自学的需要。所以应立即筹集款项,多购买新出版的书,以后经典的书籍很多,自然可以引用和学习众多学者的知识,不用担心图书馆没有这些资源。今天就和你们说到这,以后能见面的时间还很多,可以和我随时商讨学校的事务。


【点评】
  蔡元培(1868—1940),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字鹤卿,号民。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17岁考取秀才,18岁设馆教书。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在1924、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并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造者。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蔡元培先生的演讲开宗明义,作为一所大学首先要明确它的性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而不是人们升官发财的阶梯。作为学生在学校中应该关注的是知识的学习而不应该片面的注重分数的高低。在研究学问之外砥砺自己的德行,提高自身的素质和修养也是大学生所必须的。而作为学校之主体的师生应该建立一种互敬互爱、互相劝勉的关系。所有这些举措都为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正是这篇简短的演说为北大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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