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规划建言-新五年计划需要解决十大问题

十四五规划建言-新五年计划需要解决十大问题

新的五年计划，是中国的登顶计划。五年计划实施，将会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因此，新的五年计划意义重大。讨论新的五年计划，必须高度关注下列问题：

首先，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财政包干制度，目的就是要调动地方积极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促进中国经济快速高效发展。上个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和地方财政税收关系问题。但是，由于没有从体制机制上激发各个地方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导致地方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路径依赖。绝大多数地区依靠房地产开发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后遗症。

更重要的是，由于在所有制改革方面，只看到国有企业所面临的问题，而没有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结果导致一些地方把国有资产包括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全部卖出，经济发展失去强大动力。一些地方甚至把学校（包括盲人学校）和财政投资兴建的医院全部出售，结果导致看病难、读书贵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国有企业改革严重动摇执政根基。

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充分发挥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充分依靠人民群众，根据本地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创造性地发展经济，那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将会面临极大的困难。

彻底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必须坚持统一领导，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统一，在经济上强调协同发展。协同发展不是不要竞争，相反地，是在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实行良性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通过竞争发现价格，通过竞争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我国已经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京津冀地区制定协同发展战略规划，协同发展将成为中国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总抓手，将成为各地区充分发挥竞争优势，实现国内大循环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二，价格改革与其他改革的关系。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资源配置的信号，价格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中国仍然是一个经济转型国家，从传统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价格体系仍然没有彻底理顺。

在价格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考虑到现状，但另一方面，更要考虑到未来。价格改革应当成为我国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只有彻底理顺我国价格体系，特别是国有企业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体系，我国各项改革才能顺利推进。反过来，如果价格改革停滞不前，价格改革过程中，迫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不敢对那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商品和服务价格实施强有力的改革，那么，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会面临更大困难。

价格改革既要参照国际价格体系，同时更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大刀阔斧实施改革。我国在一些能源基础产业领域，已经与国际接轨，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由于期货市场的存在，国际价格体系非常复杂。期货价格、期权价格和现货商品价格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如果在价格改革的过程中，不能根据国际市场变化情况，随时调整我国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那么，我国价格改革有可能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维护既得利益的借口，价格改革不可能成功。

价格改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价格改革过程中，应当通过增加透明度，加强社会监督，确保我国国有企业商品和服务价格改革真正做到一步到位。如果彻底改革我国垄断行业价格体系，民营企业将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我国许多民营企业之所以面临困境，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经济生态环境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价格问题。正是由于 国有企业垄断价格存在，导致许多民营企业步履维艰。如果大幅度降低能源、通信、电力等行业价格，我国许多产业可能会迅速发展，民营企业的经营成本将会大幅度降低，我国民营企业将会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

第三，必须妥善处理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关系问题。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曾经走过弯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抓大放小”，目的是为了搞活国有企业。但最终的结果是，许多国有企业成为私营企业。这是中国改革历史上永远的痛。由于大量国有企业职工在国有资产价格不合理改革情况下失去了工作岗位，生活质量迅速下降，国有企业改革引发大量社会矛盾，严重动摇执政根基。

国有企业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依靠力量。国有企业职工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国有企业的历史和现实定位问题，一方面鼓励国有企业参与竞争，通过竞争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促进生产，创造财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国家的产业政策，在一些相对落后产业领域，国有企业应当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大胆投资，依靠自己的力量，弥补我国产业发展的不足，使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国有企业改革必须与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没有考虑到监管体制的问题，那么，国有企业改革有可能会“按下葫芦浮起瓢”。

我国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一方面寻求所谓的战略重组，依靠外部资本，把国有企业变成股份制企业甚至逐渐地变成外资企业。另一方面强调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普遍存在“甩包袱”心理，没有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群策群力，实现国有企业扭亏为盈。

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民主原则，必须坚持公开原则。只有在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依靠国有企业的职工，不断创新，才能使国有企业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如果国有企业患得患失，甚至把国有企业看作是弱势群体，那么，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方向性错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在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国有企业法。

第四，必须正确处理外资与内资关系。许多海外学者不能理解，中国是世界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中国也是内部资本外流最多的国家，中国为什么不能有效的利用内资，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呢？这些学者可能不了解资本价值取向，也不了解中国的比较优势。美国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美国也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与美国的经济体系相比，由于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放开，因此，中国不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国家。

中国正在积极利用外资，发展中国经济。中国利用外资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制定了一系列优惠的条件，外部资金进入中国享受特别优惠的待遇，这种超过国民待遇的政策，客观上导致中国一些企业生存环境恶化。如今中国已经修改法律，颁布实施《外商投资法》，明确规定外资和内资享受同等待遇，外国投资者既可以在中国设立企业，也可以直接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投资中国的上市公司，甚至可以在中国设立独资金融机构，从事经营活动。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在使用外资方面更加开放，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更加从容自信。

中国利用外资一方面是为了解决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树立开放的国际形象，使更多投资者在中国寻找发展的机会。中国利用外资绝对不是敞开大门，而是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对外资进行适当引导，确保中国利用外资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当然，中国利用外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问题。美国在金融服务领域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美两国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用大量时间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中国为了履行中美两国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已经对美国全面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美国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目的绝对不是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合法经营，而是要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植入“特洛伊木马”，让中国陷入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危机，或者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高度重视利用外资的风险问题。一方面加快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改革的步伐，充分发挥国家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整合作用，另一方面对外资的经营活动依法进行监管。如果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从事非法经营，相信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一定会严厉打击。

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中国对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和市场风险不断增加。中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对外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地缘政治关系变化情况。中国一些民营企业在房地产领域攫取大量的财富，他们巧立名目，以制造新能源汽车或者投资文化产业的名义将资金转移海外。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强调商业银行必须高度重视金融风险，及时收回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加强管理，防止民营企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以海外投资的名义将中国资产转移到海外，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

第五，财政与金融的关系。众所周知，中国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财政和金融不分家。中国财政投资国有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发放贷款，一方面不断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必须充分配合国家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

近些年来，中国充分发挥财政宏观调控政策和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由于财政出资不到位，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不足，以至于上世纪90年代，通过设立“坏帐银行”，解决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金融危机。或许这项改革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决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而是要把国有商业银行包装到海外上市，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决定。另一方面，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竞争，以至于形成了许多不良作风。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盛行，国有商业银行对外经营的过程中，制定了许多不合理的条款，以至于储户的利益得不到切实有效的维护。

解决我国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必须牢牢把握金融主权，敞开大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另一方面必须彻底理顺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关系。财政是国家的钱袋子，金融管理机构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发行货币，实施金融监管。财政与金融必须相互配合，绝对不能相互拆台。如果盲目地照抄照搬美国的财政金融结构，试图建立所谓独立的金融体制，那么，中国经济有可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美国历史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依靠向法国贷款发动独立战争，因此，美国金融体系非常特殊，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效仿。如果盲目东施效颦，那么，中国金融改革必然会误入歧途。

强调财政与金融相互配合，就是要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财政与金融的协同作用，不断强化财政与金融协作功能，确保中国的宏观调控不会出现相互抵消或者自相矛盾的现象。

第六，必须科学处理各产业之间的关系。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逻辑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会出现许多资源要素配置的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构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西方经济学分析资源配置现象的时候，提出了许多理论。这些理论对于工业社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必须指出的是，人类文明发展脚步从来没有停止，人类文明形态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人类大踏步地前进。从工业文明到网络文明，人类文明进入新的时代。从网络文明到数字文明，人类正探索新的生存发展模式。中国在处理各产业之间关系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之间协调发展问题，不能盲目追求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而应该鼓励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产业发展规划。如果过分强调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那么，有可能会导致一些地方盲目地发展旅游等服务产业，发展金融服务产业，结果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严重的“空心化”或者“虚拟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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