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
大纲
一、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与大革命的局部失败
1．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
2．“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二 、东征北伐之争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危机
1．东征北伐之争
2．武汉国民政府的危机
3．第二次北伐
三、中国共产党五大的召开
1．会议的召开
2．中国共产党五大的贡献
3．中国共产党五大的缺陷
四、大革命的失败及经验教训
1．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
2．大革命宣告失败
3．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知识点汇总
概念：
C01：五月紧急指示
C02：中央监察委员会
原理和观点：
K01：西北学说
K02：右倾机会主义
重要信息：
I01：蒋介石以“清党”为名，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I02：东征北伐之争所体现出的革命队伍内部矛盾。
I03：由于阶级、地位等原因，国共合作正式破裂。
正文
一、共产国际和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和大革命的局部失败
1．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人的妥协退让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对群众运动采取消极压制的错误方针，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会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觉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这样，由陈独秀出面，同刚从海外归国的汪精卫于1927年4月5日发表联合宣言，使一部分共产党员放松警惕，误以为局势已经缓和下来。
不管联共（布）、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如何试图延迟与蒋介石的决裂，蒋介石感到羽翼渐丰，认为不再需要苏联和中共的支援后，一场血雨腥风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2．“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的就达二千多人，包括著名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等在内。在山西的阎锡山以及在四川的刘湘也纷纷举行“清党”，并表示拥护蒋介石。与此同时，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在北京出动军警袭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20人。
二、东征北伐之争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危机
1．东征北伐之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局势迅速逆转。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至此，全国出现武汉、南京、北京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此时上海的蒋介石政府、新军阀势力李宗仁及广东李济深粤系军阀已经发动反共事变,革命力量局促于两湖地区，北方的冯玉祥集团正在宁、汉两边周旋要挟，但倒向蒋介石右转的倾向愈来愈明显。
2．武汉国民政府的危机
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只控制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兵力约10万人。面临着财政困难的同时，还面临着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军事威胁，即东面的新军阀蒋介石、北面的旧军阀张作霖和南面的广东新军阀李济深。在这种形势下，武汉国民政府内部发生了是东征讨蒋还是北伐讨奉的激烈争论。
3．第二次北伐
鲍罗廷等人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只要同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就可以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再回过头来东征讨蒋。他们担心如果先东征沪宁，会过早地同集中在这个地区并享有巨大权益的帝国主义势力发生直接冲突。这就是鲍罗廷的“西北学说”的主要观点。
中共中央经过讨论，没有采纳东征讨蒋的建议，决定同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一道继续进行北伐，即第二次北伐。
1927年4月19日，武汉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6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所部在郑州会师。第二次北伐结束。
第二次北伐并没有改变武汉国民政府的困境。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武汉国民政府税收减少，财政更加困难，市民生活困苦，人心急剧浮动。同时，武汉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趋于复杂化和尖锐化。
三、党的五大的召开
1．中共五大的召开
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共产国际发出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完全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2．中共五大的贡献
首先，在党的组织建设上有突出的贡献。选举产生了第一个中央纪检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王荷波被选为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其次，针对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右倾错误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批判并通过相应决议，为最终结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右倾错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最后，五大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战略性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是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有新的贡献。五大上提出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二是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的问题。五大的会议中心是土地革命问题，会上产生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完整的土地问题议决案。
3．中共五大的缺陷
党的五大是在大革命局部失败和右倾错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非常时刻召开的，没能完全担负起挽救革命的历史重任。大革命的最终失败是多方面主客观复杂原因合力作用的结果，同时必须承认党的五大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当时的共产党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但过分地忠实和依赖使以陈独秀为代表中国共产党人根本看不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本身存在着矛盾。
其次，缺少具体有效的措施。中共五大根据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制定了一些比较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的战略原则，但无一例外都没有辅以可行性的手段。
最后，没有充分认识共产党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大会没有认真讨论军事问题，更没有在这方面制定有利的措施。
四、大革命的失败及经验教训
1．对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
党的五大召开前后，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共产国际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卫看成是国民党左派，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搞好中共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因此对汪精卫集团处处采取迁就态度。
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等人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仍是左派，称“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发展国民党而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积极参加武汉中央及地方政府机关等任务与政策，并且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对上述问题的动摇。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结束的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即五月紧急指示。这个指示提出的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中共自己的革命武装等挽救时局的重要主张，指出了克服革命危机的关键所在，理论上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斯大林等寄希望于汪精卫集团，五月紧急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2．大革命宣告失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同蒋介石集团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共产国际倡议的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3．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从客观上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暂时比革命阵营的力量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从主观上说，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来不及也不可能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便匆忙地投入大革命的洪流。在大革命的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这样，使得党在大革命的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这对酿成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有直接影响的。
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大革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在中国的国土上掀起了规模空前的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革命洪流，基本上推翻了遭受全国人民痛恨的北洋军阀的统治，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使人们在思想上受到了一次相当普遍的革命洗礼。
大革命空前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通过这场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千百万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党还开始掌握一部分军队。
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短短的6年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由最初只有50多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5.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余万农民、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着湖南、湖北、江浙、广东、北方、江西、河南、陕甘8个区委和山东、福建、南满、北满、安徽、四川6个地委。共青团员也发展到3.5万人。共产党播下的革命火种即将形成燎原之势。
尽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革命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受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所有这一切，为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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