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无信不立

“民无信不立”释义发展小议

古今之学者，治经者不知凡几。陈师曾先生曾于杨遇夫著《论语疏证》序中有云：“及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也。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或曰，经之训常，乃后起之义也。今人治经之术大抵如师曾先生所言，而古人尝有古文、今文两派之分，其法不可一概而论之。盖以世殊事异，学者之观于经义之所得必合于当世，亦与先者有所不契。更有甚者，欲立自家之言者，因谬古人传而彰其异端。故成数家之言而莫能一也。既云：“六经皆史”，而经之训常亦可自成一史。吾侪既无立言驳天下之能，无乃以史证之法考据其理，而启后知乎？此为是文，以《论语▪颜渊》“民无信不立”一言之据证之之意也。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先秦两汉之际，盖“信”可作“诚信、信任”解，亦言君民家国之道也。孟子传孔布道，时通经致用之说未兴，唯欲抱残守缺以贻子孙。故云：“君子不亮，恶乎执”，以“诚信”之意传之道也。而后，秦尚法，尝燔诗书而明法令，故时注亡佚者甚多；汉崇经，尝黜百家而尊儒术，故时人好为文而多因孔论也。自汉开治经之风之始，后学欲以名天下者无数，求甚解者实少。孔安国曰：“治邦不可失信也”，悉以此解《论语》“信”之义也，后为何晏引注传世。王充难“去食”“去信”之言，为后世称道者，非于训常异乎前人，破后汉图仕为经之流弊也。皇侃《义疏》：“若君无信，则民众背离，故必使民信矣。”亦归于古训。然本其源流，为君者凌然民上之感愈见。唐人孔颖达订《五经正义》云：“欲使民信王道，然后天下顺从必伐纣。功成，然始得耳。以民无信不立，姑引论语以记之”。力排郑王之学门庭之见，纳魏晋经学于一统，复古人民信之本意，功莫大焉。

于“民信”之义，宋前著家异议甚微。然朱子一语传世，后人附议者殊多。究其本末，亦以其为出仕之学而流传万世，其附会之处，后人牵强矫饰之者亦有，诟病不断者亦有。《四书集注》述：“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死而不失信于我也。”此处承先者之义也。又云：“愚谓，以人情而言，则兵食足而后吾之信可以孚于民；以民德而言，则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为政者，当身率其民而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弃也。”此处言民德也。同一信字而二其义于前后，确为谠论。然以吾观之，朱子之所以此语，盖其自身力行儒学经义之义理化，训诂辨义，以彰其修身明德之理学。固言之“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而阐发义理者，何能不以己意增补简奥圣言？其曲解圣意之处，亦有无奈。另有戴溪《石鼓论语答问》、陈祥道《论语全解》诸学者，皆以“民德”之义解经，盖时论无以与朱子颉颃者。

其后明张居正撰《论语别裁》，其以“信”为“本心之德，人之所以为人者”。其指既承朱子一脉，另有心学之论见之。“爱民之真心”“教养之实政”之言，知行合一，且授帝王之术，立意较前人之言又有所出矣。清康有为言“上下以信相孚，国乃能自立也”，虽欲托古立新，亦本其古义，少驳八股之流毒。《十三经注疏》中“治国不可失信，失信则国不立”之言，则尽覆朱子之言，归于古义。此著书者阮元承乾嘉学派治学之法，据真章得古义，而遗后世学子之飨也。由此观之，乾嘉学派虽不合于时，然其为学考据之法，亦给惠后人甚矣。此亦可与当世学者俯合之举得一对照。

现当代之学者，多以古人“信任、诚信”之义为用。钱穆虽陈朱子之言，亦论之“立身立群同是一理，立身有舍生取义，导群亦有去食存信”，盖欲以圆其说也。后之注者朱可泓、杨伯峻、南怀瑾等皆以古义论说，而李泽厚所言其弊亦得之。现代学者论以“信仰”者，欲合于现世观念，以国为纲而偏出其本意。固可成一言，难经推敲。

当是言，凡流转者，必存其理。然堪受推敲，合圣言本意者，几何？吾求其真理者，非不可认同后世之演义，唯恐谬其传而后人莫能名也，实国学之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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