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
发布时间:2012-12-13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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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民主同盟的建立
1940年10月,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军队在各个地方频频制造军事摩擦,在国民党统治区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实行高压政策,等等这一切,使各抗日民主党派领导人越发感到必须联合起来,开展民主运动,团结抗战。
中国共产党鼓励、支持和帮助主张抗日的各党派联合起来,这对民盟的成立,是十分有力的促进和推动。
1940年12月下旬,第二届参政员名单的公布,参政员由200名增加到240名,其中国民党占58‰,国民党还在参政会中设党团干事会,对各中间党派加紧实行高压和分化并施的政策。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各党派领袖认为,只有进一步联合起来,才能适应形势。这也是推进各党派认真考虑结盟的一个重要契机的动因。
1941年1月,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合作遭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以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迫切希望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于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张澜后来谈到“民主同盟组织的动机”时,就曾说过:“是因(统一建国同志会调解国共两党以求全国团结而无效,三十年(1941春,逐由各小党派协商结合国共两党以外之各党派,而组织民主政团同盟,使之成为一个大的力量,居于国共两党之间,调和监督,以期全国终能达到民主的团结。”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全国代表会议后,各地区成立和发展了组织,开展了活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更加广泛地发动起来。各地都有些共产党员参加了民盟,民盟本身的战斗力也日益加强,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政治力量。民盟在抗战后期积极要求实现民主宪政、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斗争,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并在斗争中增进了对共产党的了解,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成为与中国共产党呼应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这对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支持了民盟的斗争,提高了民盟的政治地位。这场斗争,锻炼了民盟,教育了群众,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坚持了抗战、团结、民主的路线,挫败了妥协、分裂、独裁的路线,终于使国民党不得不在抗战胜利后邀请共产党到重庆谈判,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推迟了大规模内战爆发的时间,使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影响 三、张澜
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10月继黄炎培之后担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至1955年2月9日逝世。
1911年领导标志民族觉醒的四川保路运动,反对清政府卖国,促进了全川人民大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获孙中山赞扬。1918年在北京设立“四川省省长行署”,五四运动时期,任北京《晨报》执行董事,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 抗日战争时期,张澜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自1941年10月继黄炎培后任民盟中央主席,直至1955年2月逝世止,共14年。他领导民盟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1943年著文《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揭露国民党“实施宪政”的骗局,阐明民盟的民主政治主张,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抗战胜利后,他领导民盟响应中共团结统一、和平建国的主张,坚定地与共产党保持一致,反对内战。1945年12月致函国共两党,对团结、民主、军事、国家建设诸问题,提出民盟的意见,吁请国共双方于1946年元旦下令停战。1946年代表民盟出任旧政协首席代表。内战爆发后积极促进国共和谈,和谈破裂后,领导民盟总部发表声明,拒绝出席伪国大。1947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张澜在民盟总部被迫解散的次日毅然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严正表示“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决不变更。我希望以往之全体盟员,站在忠诚国民之立场,谨守法律范围,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以求达到目的”。1948年1月,致信民盟三中全会,支持恢复民盟总部。1949年,因拒绝去台湾,在上海遭国民党政府软禁,后经中共地下组织营救脱险。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参加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为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盟原为当年国民参政会里国共以外的三党三派参政员组成,所以初期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张澜同志本是无党无派参政员。他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并连任至解放以后直到他逝世,是因为他德高望重,公正刚直,主张正义,爱国爱民,在这一三党三派联合政治组织中众望所归,同时也因他与当时抗战大后方的地方实力派的历史关系,有利于在当地开展民主运动;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是久经考验、坚贞不屈的民主战士。
1945年毛主席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同周恩来同志几次到“特园”和张澜同志密谈,为尔后中共与民盟共同奋斗奠定了基础。在旧政协会议中,民盟代表团与中共代表团达成一项谅解,即双方在提出重大政治主张之前,事先彼此协商。这一谅解开创了中共与民盟政治合作的先例。旧政协的五项决议公布之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然而不久就被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张澜同志毅然决然地领导民盟同共产党合作,坚定地与人民
共命运,经受了严峻的历史考验。
1946年10月,蒋介石利用和谈时间完成了全国性的军事部署,在从人民手中侵占张家口的次日,悍然宣布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明目张胆地最后撕毁政协决议,关闭和谈之门,妄图给法西斯政权披上合法外衣,更肆无忌惮地把全国人民推入内战火海。正当国民党反动派对所谓第三方面加以威胁利诱,迫使限期交出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的紧急关头,民盟内部的民社党步随早在政协开幕前夕即已叛离民盟的青年党后尘,单独交出了他们的代表名单。当时滞留重庆的张澜同志,从重庆“特园”同南京民盟总部通长途电话,他严肃说道:“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当天下午和晚上他又接连两次打电话给民盟总部,反复叮嘱千万不可提交名单。他在这重大历史关头,以高度革命责任感,从政治上代表着广大盟员的心愿,保证了民盟上层领导的一致。直到他从报纸上看到民盟总部发表“决不参加”的声明,他才捻髯笑道:“我可以睡得着觉了。” 1947年,反动派肆意逮捕、屠杀各地民盟盟员,查封盟办报刊,并于ll月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张澜同志不为横暴所屈,在被迫解散的次日毅然以个人名义向上海报界发表声明,严正表示“本人对于中国和平、统一、民主前途之信念,本人为此目标之努力,并未稍更。本人诚恳希望盟友在爱国公民之立场上,在法律之限度内,继续为我国之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不久,沈钧儒等同志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