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资治通鉴》

司马光《资治通鉴》

今天我们接讲宋代第二部史学名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面从太史公《史记》下来，中国有了所谓纪传体的正史，这以后，编年体孔子《春秋》比较在中国史书里的地位是在正史之下了。可是不断还有人写编年体，如在汉代就有荀悦的《汉纪》，南朝有袁宏《后汉纪》，这两书一路传下到现在，而且荀悦《汉纪》是很出名的。此外还不断有。在《唐书·艺文志》里，编年史有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也不算少了。可是还有不在这里面的，如梁武帝曾叫他群臣写一部编年的通史，卷帙很大，后来没有传。就是《唐书·艺文志》里这四十一家的编年史，传的也不多。直要到宋代司马温公出来写成《资治通鉴》，才是等于孔子《春秋》以及《左传》以下第一部最成功最像样的编年史。以后的史家，特别看重此书，所以常称“两司马”，一个是司马迁、一个是司马光。

《通鉴》共两百九十四卷，上面并不直接《左传》，实际上也等于是直接《左传》，下面到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除掉本书两百九十四卷以外，还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目录是所谓“年经国纬”，实际上学，的《史记》的表，预备我们容易查。考异三十卷，现在附在《通鉴》本书里面。有些是这书这样讲，那书那样讲，下了考据工夫来定其得失。这书是司马光奉诏编集的，开始在宋仁宗时，他编了八卷，叫做《通志》。后来宋神宗要他继续编下去，直到他编成，神宗赐书名为《资治通鉴》。说他对政治上有帮助，可资以治国。

司马光编集此书，朝廷许他“自辟官属”，又许他借用政府馆阁藏书，最后又许他“以书局自随”。司马光脱离了中央政府，去到别处，这个书局也可以跟着他跑。所以这书虽不是一部官修书，但是由政府诏修，并用大力资助。

司马温公编集这部《资治通鉴》，特别重要帮他的有三人：一是刘恕（贡父），一是刘恕（道原），一是范祖禹（纯父）。这三人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当然特别是史学了。照从前说法，两汉是刘恕帮忙，三国下来一路到隋这一段是刘道原的工作，唐五代是范祖禹的工作。他们三人，或许刘贡父责任更大些，此外两人助编部分，刘贡父也预闻到。此书自宋神宗命他续编起，到全书完成，前后十七年。尚有仁宗时开始的战国一段，《通志》八卷，前后共花了十九年。这一工作，实在是相当繁重。待全书编完，原稿保留在那里，共有两屋子。黄鲁直（山谷）说他曾去看过，在洛阳的两屋子草稿，他看了几百卷，没有一个字是草写的，可见当时所花工夫之审慎而认真。司马温公自己说：他自限三天删定一卷。若今天有事中断，明后天定要补足。他又说：我生平精力尽于此书。他先要他三位助手先写一个“长编”，把一切材料都编进，最后的删定则是他自己的责任。有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详细说明怎样的修法。先编集一切有关材料。实际上从前人写历史，都是——样，必先汇集史料。如其发生问题，互有异同，就要考异工夫。在作长编之前，还有草卷。由草卷而长编，而考异，大概这三人都参加工作。最后删定，就由司马温公自己一人任之。所以这部书虽是四人合作，实际上等于司马温公一人工力。因为最后的决定在他，这里要，那里不要，都是他一个人的眼光和见解。

这一书，大家知道，当然绝大部分是根据十七史来，把纪传体删改为编年体。其实根据正史外，还添进很多书。宋代高似孙写了一书名《史略》，他曾查考《资治通鉴》参据各书，除正史外，还有两百二十多家。高似孙自己说：他前后花了七年工夫去查考每一条史料，把来开一目录。这些添进的部分，却多见《通鉴》之着意处。王船山曾说：《通鉴》能于十七史之外，旁搜纤悉，以序治忽，以别贤奸，以参离合，以通原委，盖得之百家之支说者为多。这是说：政事之治乱，人物之贤奸，事情之原委离合，往往在添进去的那些小文字中见出。若譬温公《通鉴》如绣成的鸳鸯，船山这番话，却把绣鸳鸯的针法线路指点出来了。我们要研读《通鉴》，船山的话，不失为一绝大的指示。

但诸位试想，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六十多年，他只用两百九十四卷都拿来写下，可见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进史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但在他删去很多史料以外，还添上两百几十种书的新材料进去，这工夫当然是极大的了。善读《通鉴》者，正贵能在其删去处添进处注意，细看他删与添之所以然，才能了解到《通鉴》一书之大处与深处。

然而真讲起来，他所更重要的还是在删掉史料方面。因为在宋仁宗时，他开始写《通志》八卷，本名其书为《编集历代君臣事迹》，这是全部《资治通鉴》最重要的重心。不关这重心的他当然不要。如讲制度，我们上一次讲过杜佑《通典》，他的主要内容，当然在君臣事迹里边也可有，因一切制度都是历代君臣讨论定下，但《通鉴》的重要处则不在制度方面。又如各正史中《艺文志》《地理志》《礼志》《乐志》等所收，《通鉴》都不要。因此书所重，只是讲历代的君臣事迹。我们且先讲《资治通鉴》所不要的东西。有人说：《通鉴》不载文人，又如在《东汉书》里有很多隐士高士之类，他多不载，这也不能怪。他书的原来重心是要写“历代君臣事迹”，都与政府有关系的。亦有许多大学者，根本没有进政做事，或是个隐士，或是个文人，当然他书里没有。特别给人家注意的，如他书里没有屈原。直到今·天，屈原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屈原的文学，温公《通鉴》当然可以不要，但屈原有—-段时间与闻楚国的外交，特别是同张仪争议这—件事，温公《通鉴》也都没有。《左传》也不载颜渊，那是为编年史体例所限，但屈原究与颜渊不同。今人因《通鉴》不载屈原，遂疑屈原尤其人，那就更不对了。其次如鲁仲连，在战国时，鲁仲连从没有做过官，但“义不帝秦”这一个故事很是重要。鲁仲连在中国历史亡的地位也很高。后人时常称道他。只看《文选》里所收许多咏史诗，多有歌咏到鲁仲连的，这人好像是为后来人特别看重的人物，而《通鉴》里也没有。又如汉初的商山四皓，《史记》—上说：汉高祖要废太子惠帝，张良设法教太子去请当时隐居商山的四个老人，到太于宫里作客，有——天给高祖看见了，从此就知道太：子不可废。这个商山四皓的故事，也是直到今天为大家所传诵，可是《通鉴》里也没有。又如汉景帝时吴楚—匕国造反，汉朝派周亚夫带了军队去征讨，在路上见到剧孟，周亚夫说：我得到此人，这问题就解决了。剧孟是在太史公《史记·游侠列传》里边的人，他在当时势力影响之大，也是轰动——时的人物，但是《通鉴》里又没有。又如东汉光武帝有一同学严光，光武做了皇帝，就物色严光，请他来，又请他住在宫里，和光武同睡一床，睡中严光把脚放上光武肚子上去，明天主天文的官，因看天上星象获知此事，光武既不以严光为罪，严光也终辞光武归隐。固然夜看天象一节有不可信，而严光之终辞归隐，则其事可信。这个故事，极为后世传诵，但《通鉴》里也没有。像此之类，我们历史上很多故事，所谓“脍炙人口”的，《通鉴》多删去。唐代玄宗时，要姚崇做宰相，姚崇先提出了十件事情，所谓“十事开说”，他要皇帝先接受他这番意见，这也是一篇大文章，但《通鉴》里也没有。后人说，温公“不采俊伟卓异之说”。凡属后人所喜欢讲的那些“俊伟卓异之说”，往往温公都删了。姚崇提出十大事，对于当时现实政治并无发生很大关系。对现实政治有关的，如唐初魏征的谏书，又如后来陆贽的奏议，《通鉴》里都载得很详。他不仅依照着新旧《唐书》，还另外去翻着魏征陆贽的原书，直从原书里去采材料。可见司马温公写《通鉴》，他自己有一个主张和标准。要的便要，不要的便不要。可是在他不要的中间，如一部《通鉴》里没有屈原，总觉得是一件憾事。后世相传，屈原投水死节，温公或许不看重这事，但屈原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物，他的《离骚》直到现在被一辈文学家传诵，他劝楚怀王不要听张仪的话，有关战国大局，温公《通鉴》里没有他，也没有说出其所以然。其他诸人，虽说有些对当时实际政治并无具体影响，但在当时乃及后世的政治和社会上，在心理方面、风气方面，无形影响也甚大。温公《通鉴》里不载，所以引起了后人的注意和讨论。

温公《通鉴》另有些地方使后人不满，如他特别看重了扬雄荀或，便是一例。当然《通鉴》短处决不止此。不过我们对于一书，只能多采其长，不当专指其短。一书总有缺点，也是举不尽举。我们试再举一例。汉初晁错的《贤良对策》，《史记》《汉书》都有，但温公《通鉴》一字不着。董仲舒《对策》，《通鉴》载得很详。这种地方，可见温公是有其别择之用心的。等如他不采姚崇的十事开说，而于魏征陆贽的奏议则采录极详。所以我们读一书，要了解此书精神所在。任何书不会都使人全体满意。我们做学问读书，要能采其长，不是要索其瑕疵，来批评它的缺点。今天我们则反其道而行之，不懂得一书长处，而喜欢来找它短处。或许所找出的也并不是它短处。特别如讲《通鉴》里的所谓“正统论”。中国历史上早有正统论，我们前面已讲过。《通鉴》在三国时以魏为正统，后人多致不满，如诸葛亮人寇围祁山之记载等。陈寿《三国志》固是以魏为主，但书名《三国志》，平称《魏志》《吴志》《蜀志》，也不能说它定是尊魏。在《魏志》太和五年有诸葛亮入寇一条，在《魏志》叙魏事，自应如此下笔。《通鉴》太和五年“汉丞相亮帅诸军入寇”，明是跟着陈寿《三国志》来。不过陈寿《三国志》是秃头的，说“诸葛亮人寇”，《通鉴》加上“汉丞相”三字，并不称他为“蜀”，这是对了。所以这一条的笔法，亦很难辩其是非得失。《魏志》又有一条说：“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而《通鉴》青龙二年却说：“亮悉犬众十万由斜谷人寇”，是陈寿《魏志》里没有写“人寇”，而温公《通鉴》反写了“入寇”字眼，就引起了后来朱子写《通鉴纲目》之动机。像此之类的事情还有，三国时孔融死了，范蔚宗《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十三年曹操杀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这一年是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若孔融犯罪，应是犯了汉朝的罪，而范书却说：曹操杀孔融，这是所谓据事直书，杀孔融者实不是汉献帝，而是曹操。而在《通鉴》里却说：“大中大夫孔融弃市”。我们单看这条，当然觉得是《后汉书》好过了《通鉴》。《通鉴》里又有——条，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一路向下，《通鉴》就称他“魏公”，不再称“曹操”。若照《后汉书》看，不是汉献帝封曹操做魏公，乃是曹操自封为魏公，两书笔法大不同。显然又是《后汉书》好过了《通鉴》。又如班固《汉书》，汉平帝封王莽为安汉公，但下面都只写“王莽”，不写“安汉公”。这因班固是东汉初年人，王莽已失败而死，班氏当然不称他“安汉公”，以后也不称他帝。但王莽曹操向来为后人相提并论，如说曹操司马懿——样，而温公在《通鉴》里却说，曹操的天下是自己打来，不是取之于汉，这未免不足以服后世人之心。温公在当时，又另有—件事使后人觉来怪。温公不喜欢孟子，因孟子说齐国可以王天下，温公很不赞成此说法。在温公一意提倡尊君，拥护统——的中央政府，在五代十国以后，再能有宋代之—·统，在历史上真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无怪宋儒要对此尽力卫护。但温公究不免视此过重，虽然在三国时，实际上并未统—·，而《通鉴》定要推魏做正统，又反对孟子以齐王的意见，特著《疑孟》一书。在他是——个极端主张尊君的，主张尊君，为要维护大一统的政府，这是我们该对他了解的。然而终不免有过分处，不能得后世同情。《通鉴》里还有很多例可商量。如记年号，一个皇帝在一年中间改年号的很多，不是定到明年开始改，而《通鉴》所记年号，都以最后一个做决定，这样就有很多毛病。如在十月十一月改的年号，而《通鉴》却提前在—月二月就都用这新年号了，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弄乱。以上我举出几点《通鉴》为后人批评的地方，一是有好多事删除不入《通鉴》，二是《通鉴》的正统观，三是他的年号记载等，有不能叫人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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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再讲到《通鉴考异》。我常说有写史，有考史，有评史，《通鉴》这三部分都完备。他的三十卷《考异》，有的考得非常精细。此一部分，甚为后人看重。但我在此，不拟举例细讲。说到评史，从前正史上有“赞”、有“论”，《通鉴》里常见有“臣光曰”，对——人一事有评论。他因此书是献给朝廷的，故自称臣光。《通鉴》一开始就是周命魏赵韩三家为诸侯，上接《左传》，中间还缺了几十年。《通鉴》为何不从《左传》直接写下，他自谦不敢接《春秋》。但为何挑着这一年开始?因温公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乃当时天下之大变，从此周朝就再不能和春秋时代之东周王室相比。下面便有“臣光曰”一篇长论，畅发其义。在当时，魏赵韩三家实际已成为诸侯，晋国早已分掉，东周天子的承认不承认，似乎无关系。承认了，他是诸侯，不承认，他也还是诸侯，可是我们直到今天，却感觉司马温公这——‘篇长论，还是非常有眼光，有意义的。我们今天都要讲承认现实，当道义法律屈服：厂事实势利之下时，公开地承认便是屈服，要正义昭彰，则惟有不屈服，不承认。我们上二面讲孔子《春秋》，已经讲过这—·层。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项极伟大的精神。所以在史学上必要争正统，到今天我们还是要争，而如东周君之命魏赵韩，三家为诸侯这是大不该。温公选此年作为他《通鉴》的开始，而便有—篇很长的“臣光曰”大议论，我们到今渎来，正可觉得他的写史，所占的地位是极伟大、精神是极高远的。近代学人看不起“臣光曰”，那只是眼光短浅，对温公用意深长处不了解。

我们再举…-—例。《通鉴》第二百九十…卷“五代周世宗”时，那年冯道死了。五代八姓十三君，实是乱世之极。冯道迭做历朝大臣，自称“长乐老”。他——辈子富贵、得意，人人推尊他，认为了不起。直到宋朝，还如此。如范质是宋朝大臣，却称赞冯道，说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范质也不是个坏人，而那时早已是宋朝的天下了，但正义未显，冯道依然受人崇拜。直要到欧阳修出来修《新五代史》，才把冯道大大批评了——番、第二人接起的，就是司马温公。在《通鉴》冯道死的那年，他就全部抄下了欧阳修《新五代史》里—篇批评冯道的文章，下面再加“臣光曰”，自己又——篇大文章，再加批评，直到今天，冯道为人，才算论定。这也算是当时—‘个大是非，我们该提出注意。《通鉴》里温公—切批评，当然电有的地方为后人不满意的。如温公辨才—与德，未免太看重了德而不看重才。有才固不能没有德，但有德也不应无才，两面不能太偏，但《通鉴》中有些评论，我们究不该全把现代人眼光束反对，，现代人往往看不起《通鉴》中那些“臣光曰”，所以我今天也特地要同诸位—一讲。我们学历史的，不仅要能考史，还要能写史，也要能评史。对历史要能有见解，能批评。

再说到司马温公之写史。诸位当知，把纪传体正史改成编年体，这里面有许多困难很要费工夫的。如《三国志·赤壁之战》，牵涉到三个国家，文章该从哪里写起?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鲁肃、周瑜，有关系的人多得很，《通鉴》写赤壁之战，开始从鲁肃同孙权讲话开始。鲁肃说：现在事情很紧张，我请到荆州去看看刘备方面怎样态度，再决定我们对付曹操的策略，诸位读了《通鉴》，才知鲁肃是当时很有眼光的一个大人物，他到了荆州，诸葛亮才跟着到吴国来，下面吴国才决定同刘备联合抗拒曹操。赤壁一战以后，就成为三国鼎立。鲁肃是此转变中一枢纽。可笑的是后来明代人的《三国演义》，全把史实写错了，诸葛亮也不成为一个诸葛亮，而鲁肃则变成了一个最无用的愚人，给诸葛亮玩弄于股掌之上。周瑜应是个英雄，而《演义》里也写得他十分可怜。诸位若看王船山《读通鉴论》，他极论当时人才，懂得国际局面天下大势的，在蜀有一个诸葛亮，在吴有一个鲁肃，在魏有一个曹操。因在吴在蜀有诸葛亮与鲁肃两人，吴蜀才能联合起来抵御北方。到了鲁肃一死，在吴国方面，就再没有人懂得此大形势。而刘备派关羽守荆州，关羽也不懂天下大势重要所在。他去荆州，诸葛亮告诉他“北拒魏东联吴”六个字，乃他一意拒魏而不懂得要联吴。以后吴蜀失和，吕蒙渡江，关羽死了，从此吴蜀对立，刘备就自己去征吴，又失败了。诸葛亮重来联吴，实因非此不足以拒魏。王船山此一看法，非常深刻。其实《通鉴）上早已写得明明白白，船山也只是读《通鉴》而有得。诸位读书，应懂得像此般用心，自己见解慢慢也就高了，才能来讨论上下古今，自己也变为一个有用的人。千万不能照现在的读书法，只拣一个题目找材料，自己的见识学问不得长进。此是读书做学问一最大分歧点。诸位读书又应有一种无所为心理，只求细心欣赏。如读《通鉴》赤壁之战那一节，试去把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曹操传》、《孙权传》、《周瑜传》、《鲁肃传》有关各篇分从四面看，看能拼出怎么样一段事迹来，如此始能兼通编年史与纪传史双方体例与各自的得失长短。

我又特别喜欢读《通鉴》写安史之乱这一节。安禄山史思明的军队，打进唐朝的两京以后，当时李泌有一个主张，且暂不要用力收复两京，只佯作攻势，可使安史军队常在这东西两京一带作防。然后从陕北秘密派军队渡河直捣其后方，去攻安禄山史思明的老巢三镇，三镇既下，他在前线的军队可以不战自溃。若如此作战，以下唐代便可没有藩镇之祸。但唐肃宗觉得老皇帝还在，他急得要拿下长安、洛阳，收复两京，才可告无罪于天下。不悟取下长安，安史军队还可退到洛阳。取下洛阳，安史军队还可退回北方。下面就变成了一个苟安之局。在当时，李泌这番话，也许是一番空理论，并未见之事实，而温公《通鉴》却把这番理论详细记下，正为这番理论影响到唐代此下大局面。此处可见温公史识了不起，他才把此一番并未见之事实的空理论详细记下。如姚崇十事，温公不取，而李邺侯的这番理论，他却取了。这番理论，只在《李邺侯家传》中，而不见于新旧《唐书》。温公《通鉴》取材之博，用意之精，有如此。宜乎这一部《通鉴》，成为宋以下一部极伟大的史书。只举如上面赤壁之战安史之乱的事，便可见得。

再说到南宋时，有朱子起来作《通鉴纲目》，又有袁枢来写《通鉴纪事本末》，这两部书，我们下面还要讲。到元代有王应麟，有书名《玉海》，书里面有一部《通鉴答问》，可见王应麟对《通鉴》也是用过很大工夫的。在王应麟同时有胡三省，他一生就注了一部《通鉴》。现在我们读《通鉴》，都是胡注本。后来到了明代，有严衍，写了一部《资治通鉴补》，此书也是很花工夫的，其实也等于是《通鉴》的另—番注。我们从这许多方面，可以看到《通鉴》—书对将来的影响，所以此书直到清代乃至今天，还是一部学历史的人所必读的书。而后人要想写《续资治通鉴》，却始终写不出一部可以接得上温公《通鉴》的。清代已有不少人下工夫，到今天，我们能不能再有人来写一部《续通鉴》呢?我们当从宋元明清直写到现代，这也是一番了不得的大工作，我想一时绝对没有这样的人来胜任此工作。因我们今天的史学，已经到了一个极衰微的状态之下了。

我刚才讲的王船山《读通鉴论》，也是一部很了不得的好书。特别是在清末民初，这部书大家非常看重。我有一位朋友，是留学法国的，他年龄比我大。抗战时，有一次，我们同住在重庆，我的《国史大纲》初出版。我上午有课，他读我《国史大纲》。吃了饭，两人午睡后，出外散步，便讨论我的《国史大纲》。他忽然背起《读通鉴论》，我十分惊讶地说：你怎么还记得能背。他说：他年轻时读过。他留法回来，是一个老教授，但所教不是历史课程。此时他已过六十，他还都记得能背幼年所诵，这真使我吃了一大惊。在清末民初那时，凡是开新风气的人，几乎没有人不读《读通鉴论》。从民国以来到现在，六十年中间，一切都大变了，《读通鉴论》便少人理会。但《读通鉴论》实是一部好书，值得读。诸位治史学，更不可不一看。我希望慢慢能有少数人起来，再改变风气，能把史学再重新开发出一条新路。特别像我这两次讲到的像欧阳修、司马光，特别在五代史里讲到冯道，司马光亲自把欧阳修的批评抄进他的书，抄了又自己再加批评，其他温公《通鉴》里五代一段，抄欧阳修的不止一处，屡见有“欧阳修曰”的评语。民初以来，大家看不起欧阳修《新五代史》，认为材料少，要研究五代，应看《1日五代史》，这种见解，我认为有些不妥。《旧五代史》里材料尽多，但我们读了引日五代史》还该读《新五代史》。否则像冯道其人，或许还是中国历史上——个人人物，受人敬羡，此下也变不出宋朝，变不出此下的中国。诸位要知道，宋明两代，虽经亡国之祸，异族入主，其间可歌可泣的史事着实多。不能不说欧阳司马两位史家有他们的影响。我怕我们此下，又要变成五代，冯道的时代又来了，欧阳司马为宋代开出新史学，也只是少数。人在努力，我盼今后也有人来努力，开出新路，让我们这个史学能对国家民族将来有——番大贡献。所以我要说唐代无史学，而宋代的新史学实是了不得。我们即以此两人为例，便可见当时新史学精神所在。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摘自：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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