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

关于司马迁的故事

1（诚实）.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坚持，有毅力）2.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分析及评论: 一个人，无论在遇到多大的打击与挫折，只要精神不倒，一切都可以继续。但精神是需要支撑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在因他陵事件而受宫刑后，发愤著书，就是因为他为自己寻找到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他们是周文王、孔子、左丘明、孙子、吕不韦和韩非等。而当我们的人生也遇上了难以跨越的坎时，是否也把司马迁当成自己的精神支柱？

主旨： 《史记》，是司马迁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鲁迅先生曾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也就是说，作为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的史记，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为朋友不惜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以及为了理想而放弃尊严的品德值得我们学习。适用话题有“坚强”、“意志”、“忍辱”、“诚信”、“心灵的选择”、“肩膀”、“雕刻心中的天使”等。

（孝顺）3.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他继承了父亲未完成的事业，并将其发扬光大。

4.（自强不息）

a.忍辱负重写《史记》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的大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父亲是西汉一个很有学问的史官。司马迁从小就跟父亲来到长安，10岁开始攻读古文，学习非常刻苦。

20岁后他漫游大江南北，到过长城，渡过黄河，登过泰山，经过长江，一路上采访民间传说，考察文物古迹，搜集历史资料。这些活动大大地丰富了他各方面的知识，培育了他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

司马迁漫游回来后，当了一名小官。不久他父亲病危，临去世前，拉着司马迁的手说：“我家世世代代都当史官，你将来也会接替这个职务。我早就想写一部通史，但这个愿望实现不了啦！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千万不要忘记啊！”司马迁坚定地回答说：“我虽然没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实现您的愿望！”

后来，司马迁当了史官，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皇家图书馆里的藏书、档案，整理和考证历史资料。那时的文字都刻在木简上或写在丝绢上，有时一部书就要堆满一间屋子，读书是很不容易的，到41岁那年，他开始写《史记》。

6年后，司马迁因直率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得罪了皇帝，被送进监狱。他在狱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但是他又觉得：“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就这样轻易死去，《史记》由谁来完成呢？他决心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

50岁那年，司马迁被释放出狱。他更加奋发，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写《史记》中去。他用了14年的时间，终于写成了这部50多万字的著作。《史记》是我国的第一部通史，一共写了3千多年的历史，其中有揭露帝王作恶的文章，也有歌颂奴隶起义故事。这是司马迁用毕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写出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b.直言无讳遭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因李陵事件，而遭宫刑。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贬低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汉武帝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

c.刚直不阿大丈夫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要“实录”就得有大丈夫气概。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汉武大帝》就有“刘彻召见司马迁，要看《太史公书》。刘彻夜读《太史公书》，愤怒，吐血。”的情节。

司马迁的名言

1.西伯幽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作也。

2.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3.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4.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5.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识理义。

6.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

7.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8.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9.士为知己者死

10.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11.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12.不识其人视其友。规小节者不能成荣名，恶小耻者不能立大功。

司马迁的人生观、生死观是非常积极，非常壮烈的，这贯穿在《史记》的各个篇章、人物、事件上。扩而言之，说《史记》全书就是对司马迁本人的人生观、生死观的深刻阐释，也未为不可。试从几个方面看：

　　司马迁认为：人生一世，应该不失时机地艰苦奋斗，以期为社会，为国家作出一番贡献，扬名声，显父母，使自己列于“立德、立功、立言”的士君子之林

　　《太史公自序》在表述《史记》选择什么人入“列传”时说：“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毫无疑问，《史记》所敬佩、歌颂的都是轰轰烈烈，为社会、为人世作出了突出贡献，或是在“立德”、“立言”上有突出表现的人。在司马迁笔下，不只他所敬佩的人是如此艰苦奋斗，勇于事功，即使那些受他批判的人也几乎都具有这种积极奋斗的精神。如李斯人生哲学的要义就是“得时勿怠”，就是“因瑕衅而遂忍之”。

　　司马迁这样看别人，也这样要求自己。他在《报任安书》中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又说：“君子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用父亲的话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他感于时代的要求与父亲的教导，立志要继孔子之后写第二部《春秋》。志大才疏是许多知识分子的通病，司马迁的认识也难免有不少偏颇，但不可否认，这里所表现的那种积极入世、艰苦奋斗、勇于建功立业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人类社会正是靠着这种锐气、力量，才得以不断前进，如果都像庄周那样把一切都看穿了，都去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潇洒，那人类社会还能有什么创造，有什么进步呢？

　　司马迁认为：人在困难面前，应该百折不挠；在灾难与逆境中要忍辱发愤，而困难与逆境恰好是激发人前进，鞭策人夺取最后胜利的绝好动力

　　正是本着上述精神，《史记》写了越王勾践、伍子胥、苏秦、张仪、范雎等一系列忍辱奋斗的人。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事已为人们所熟知。范雎早年，曾被魏齐所害。魏齐“令人笞击雎，折胁拉齿。雎佯死，即卷以箦，置厕中，宾客饮者醉，更溺雎。”后来范雎逃到秦国，几经奋斗，当了秦相，终于报了深仇。《苏秦列传》的文字，基本上取自《战国策》。《战国策》写苏秦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亲戚家人向其献媚讨好时，苏秦叹息道：“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到了《史记》里，司马迁将其改写为：“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惮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这种改动，分外突出地表现了司马迁旨在借题张扬他的忍辱发愤的思想。

　　司马迁倒过霉，受过极大的痛苦与侮辱，这件事“激”发了他发愤著书的更大动力，这些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从《太史公自序》与《报任安书》中感觉到。司马迁甚至由此把这种情绪推衍到极限，说一切伟大的事业通通是倒了霉的人干出来的。他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计，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在这里所表现的情绪，也许有些偏激，但这种思想情绪对于后世的影响，却是很重大、很积极的。它给了旧社会一切受打击、受迫害、受侮辱而怀才不遇的人们一种极大的鼓舞，给了他们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并给他们提供了一种有章可循的光辉范例。后世文人们在创作上有一种说法叫作“穷而后工”，这既是对于仕途不幸者的一种宽慰，同时也反映了一种逆境中自强不息，从而使坏事变为好事的常见事实。司马迁在这方面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异常宝贵的。

　　司马迁认为：人在生死关头要慎于抉择，要死得重于泰山，万不可死得轻如鸿毛

　　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因此在生死关头必须慎于抉择，既不能无原则地苟且求生，也不能糊涂一时地随便轻生，司马迁通过他笔下的许多人物，向我们揭示了这方面的人生哲理。蔺相如先是为了和氏璧，后又为了维护赵国的尊严，两次在强秦面前奋不顾身。司马迁对此无限敬佩。他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这里整个说的是生死观问题，可惜读这篇文章的人们对此往往不太注意。蔺相如威折了强秦，这当然好；即使蔺相如在这种场合被秦王杀掉了，其死也是“重于泰山”。屈原屡遭打击迫害，有志不获伸，最后在君昏臣佞，大敌压境的情况下，他不愿眼看着自己的国家灭亡，于是投汨罗而死。这种死是令才人志士为之痛心，为之丧气的。但是这种死可以激起人们对于昏君佞臣的愤恨，可以引起人们对于更广泛、更深层的许多问题的深思，可以树立起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人格。司马迁为此歌颂屈原说：“其志洁，故其言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也果然因为司马迁的这种歌颂而与日月争光了。

　　但司马迁同时认为，在意义不大的时候，人决不应该随意轻生，绝不能动不动就“豁出去”拼命。为此，他赞成韩信的忍受胯下之辱；他赞扬伍子胥的弃小节，背父兄，去国远逃；他也肯定季布的东藏西躲，甚至给人当奴隶以逃避刘邦的缉拿。

　　司马迁赞赏这种人，自己做的也是这种人。当他触怒汉武帝，被以“沮贰师”与“诬上”罪名判处死刑时，他忍辱含愤地自请改判了辱没族门的宫刑，其目的就是为了留下命来以图完成他那部正在写作中的《史记》。司马迁最终挺着活了下来，完成了他的历史名著，博得了古今中外一切世人的敬仰。如果司马迁当时就那么糊里糊涂地死了，历史在当时就已经给他画上了句号，那今天谁还会议论他与汉武帝谁是谁非的这桩历史公案呢?

　　既赞成必要的“豁出去”，又赞成必要的“忍辱”，二者的矛盾怎样统一呢?其取彼舍此，与取此舍彼的原则又是什么呢?《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与其兄伍尚的一段对话可以给我们一些解答。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被楚平王所囚，楚平王以伍奢的名义派人来叫伍氏兄弟回去，兄弟二人所面临的情势是一样的。伍子胥说：“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仇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伍尚说：“我知往终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耳。”于是二人分别作出了各自的选择，一个束手被擒回去陪着父亲死，一个杀出重围逃到吴国去了。在这里他们所考虑的就是怎样做才能使生命呈现出更大的价值，日后能报大仇的，那就“活”下去，不必顾忌眼下被人视为如何的大逆不道；日后不能有所作为的，那就不如现在“死”，还能落一个忠义孝顺之名。

　　这一来也就清楚了，司马迁并没有给人规定什么问题就应该死，什么问题就应该忍，他是要求每个人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要衡量客观形势，也要考虑自身的具体条件。其唯一标准还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四句话。司马迁的这个标准比历代儒家所规定的限制人们的教条要合理得多，民主得多，因而也更有价值得多。比如，后代儒家常说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于是就引导一些妇女在受到强人侮辱时，纷纷自杀，而历代统治者也一味表扬这种消极的无所作为的态度。只有唐代的谢小娥和明代白话小说中的蔡瑞虹等少数几个女子行动起来了，她们在受辱之后没有死，而是运用她们的智慧勇敢，坚决斗争，结果既为自己报了仇，也为社会除了害。这几个女子的行为倒是非常符合司马迁的原则。

其实，这个答案就在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面，因为司马迁就是立志学习他们才著成千古巨著《史记》的：“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也就是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子、《诗经》的作者~当然，还可以举出文章以外的例子，比如卧薪尝胆的勾践，失聪后仍然不懈创作的贝多芬，儿时惨遭抄家、后生清苦而呕心沥血创作巨著《红楼梦》的曹雪芹。诸如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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