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人生边上的杨绛（上）

走在人生边上的杨绛（上）

　　“人生实苦”，这是杨绛《走在人生边上》发出的感慨，经历了无数风霜雨雪，1997年春，爱女钱瑗先二老而去，钱钟书长期病重住院，1998年岁末，离开了相濡以沫63年的妻子，“我们仨”只剩下了87的杨绛，内心的苦痛可想而知。

　　杨绛有过一个以学术为重温馨幸福的家

　　1935年7月，不到25岁的钱钟书和24岁差几天的杨绛结婚，紧接着俩人一起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大学，他们接受的是先进的西方教育，中西交融的文化背景奠定了他俩一生的精神气质和品位。

　　1937年5月，杨绛的散文《阴》和钱钟书的《谈交友》同时刊载在《文学月刊》一卷一期上，刊物主编朱光潜在《编辑后记》中写道：

　　钱钟书在牛津，远道寄来他的《谈交友》，他殷勤在书城众卉中吸取精英来酿出这一窝蜜，又掺上兰姆和海兹尼特风格的芬芳，他的夫人杨季康女士的《阴》以浓郁的色调渲染出一种轻松细腻的情绪，与《谈交友》可谓异曲同工。

　　在牛津大学，钱钟书攻读文学学士学位，杨季康作为陪读则在这个世界第一流大学的图书馆里从容的读着满架满屋的文学经典，不论读书治学还是料理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他俩都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1936年5月，他俩有了一个小名圆圆的可爱女儿钱瑗，杨绛体弱难产，几乎在医院坐完了月子，钱钟书一个人过日子，每天都来探望，经常苦着脸告诉杨绛：“我做坏事了。”他不是把墨水瓶打翻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就是把台灯砸了，把门轴弄坏了关不上门，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或者说“我会修”，于是钱钟书放下心来回到住处，女儿的出生给他俩的出生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女儿出生一百天，他们告别了牛津来到了巴黎，进入巴黎大学，钱钟书不想为一个学位赔掉很多的时间，只想自己下功夫扎扎实实读书；杨绛则想按照自己的计划读书。初到法国，杨绛的法文功底比钱钟书好，读福娄拜的《包法利夫人》钱钟书的生字比杨绛多，一年后钱钟书的法文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杨绛。钱钟书读法国文学从15世纪的诗人维庸开始，一家家读下去，一直读到18、19世纪，在清华大学他学过德文，以后自学意大利文，钱钟书一本接一本的读，而且必做笔记，一天读中文、英文，另一天读法文、德文，以后又读意大利文，读得自在又快活，这时再也不是两个人读书，而是三个人读书，小圆圆看到大人读书就来抢书，于是给她买一只高凳，买一本便宜的丁尼生全集，她坐在高凳里，前面摊着本大书，拿着一支铅笔，学大人的样，一面看书，一面在书上乱画，一点也不闹。杨绛和钱钟书不仅比赛着读书，而且大胆地进入了融会贯通的境界。杨绛既是妻子也是母亲，得处理众多日常杂事。

　　日本侵华，杨绛一家为国为家十分焦虑提前回国

　　1937年7月，日寇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钱钟书的中英庚款奖学金本可以延长一年，“我们为国为家都十分焦虑”，于是杨绛和钱钟书带着圆圆于1938年8月如期归国，船到香港，杨绛把钱钟书的笔记和书、衣物另外归拢在一边，钱钟书应西南大学之邀去昆明，1岁多的小圆圆刚断奶，眼看着爸爸坐上小渡船离开大船，渐去渐远，她还不会说话，直发呆。

　　船到上海，杨绛遇到的是国破家残、生灵涂炭的现实，苏州老家已被日本飞机炸毁，母亲病死在逃亡途中，父亲携子女避居上海，杨绛带这小圆圆有时候挤居于钱家，有时候挤居于爸爸家。圆圆大了一些，已经学会爬楼梯，爬到四楼的三姨家，看着小表姐读《看图识字》。有一天，杨绛大姐、三姐和两个妹妹都在笑，叫杨绛，“快来看圆圆念书”，圆圆把为她新买的《看图识字》倒过来从头念到尾，一字不差，起初大家以为圆圆听熟了背的，后来才明白，圆圆坐在小表姐对面旁听，认的字全是颠倒的。圆圆有过目不忘的聪颖，大人只要教过一遍，不用温习，全能记住。

　　为了生存，杨绛当过母校振华分校的校长，当过家教和小学带课教师。珍珠港事变后，日军进驻上海租界，杨绛到北区小学上课得乘无轨电车，到黄浦大桥。乘客下车，排队过桥，向把守桥头的日军鞠躬。后来乘客不用下车日本兵上车检查，乘客都得起立。有一次杨绛起得慢些，日本兵过来用食指将杨绛下巴一抬，杨绛哪受过这样的侮辱，一字字大声喝道：“岂有此理”，这时候车上静的掉根针也能听见，日本兵对她怒目而视。杨绛也怒目瞪着前面的车窗，相持不知多久。杨绛和乘客的心都提到嗓子眼里，那日本兵终于悻悻地转身下车，几次回头看杨绛，杨绛保持原姿势，一动不动。电车开动后乘客像死而复苏似的议论纷纷，杨绛身边的同事吓呆了，喘着气说：“呵唷，侬吓煞吾哉！侬哪能格？侬发痴啦。”

　　以后日本人接管杨绛教书的学校，杨绛就辞职不干了。

　　这时钱钟书已回到上海。体质不好、贫病交加，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1942年冬天，戏剧家陈瑞麟和李健吾怂恿杨绛：“何不来个剧本。”杨绛被说得心动，利用在半日制小学教课的余暇，写出了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写寄人篱下的孤女李君玉被舅舅们“踢皮球”似的踢来踢去，写尽孽生于病态文化的虚伪目标。最后女主人公竟然得到称心如意的结局，故事环环相扣，悬念丛生，人物个性鲜明，语言生动活泼，演出后引来阵阵喝彩。海报上需要作者署名，杨绛怕出丑不敢用真名杨继康，用的是姐妹间的称呼“绛”，就这样杨继康成了杨绛，伴随了她的一生。

　　随着《称心如意》演出的成功，杨绛接着写出了深受观众欢迎的《弄真成假》《游戏人间》《风絮》。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百姓备尝艰苦，杨绛的戏曲的笑声表现了漫漫长夜中自信的乐观主义，体现出一种智慧的观照，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

　　由于好评如潮，钱钟书被称为杨绛的丈夫。这时杨绛已没有固定收入，剧本若或上演，多少可以改善生活。《称心如意》搬上舞台，上演税只够请朋友在小饭馆吃一顿饭；剧作出版，杨绛一家吃了一顿老大房的酱鸡酱肉，三月不知肉味的圆圆可高兴了，吃完了还想找来吃。《听杨绛讲往事》里的一张照片生动的反映了她得意的状态。

　　看了《弄假成真》的演出，钱钟书说：“我也要写，我要写篇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就是有名的《围城》）杨绛听了很是高兴，“好啊，我支持你”，并催他快写，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很俭省，恰好女佣不干了，他们就不再雇佣人。劈柴、生火、做煤球、做饭，还得给婆婆、钟书和圆圆洗衣服，有时还得缝纫，全是杨绛的事。杨绛成为灶下婢，不是染个花脸，就是被烟熏得满眼是泪。有时切菜切到手指或是被滚烫的油烫出泡来。钱钟书的婶母见杨绛这位千金小姐、大家闺秀，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实在难得，外边名气那么大，在家什么活都干，很感慨也很喜欢。幽默地说：“继康呵，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是痴人有痴福。”宣哥是钱钟书的小名。杨绛一直把钱钟书看的比自己还重，为了这个家，再苦再累，她都心甘情愿。

　　1945年暮春，杨绛父亲在苏州去世。杨绛悲痛不已；钱钟书不太服自己的父亲，可服自己的岳父，对岳父感情很深。

　　1945年，日本败局已定，却更加横行，加紧了对中国百姓的控制。这一年八月十五日，老百姓终于盼来了小日本投降的消息，钱钟书和杨绛总算熬出了头。

　　日本战败，杨绛和钱钟书开始在学术上展露头角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杨绛由于过去劳累过甚，积劳成疾，一直病病恹恹，正好清华大学吴晗来到上海招聘教师，为了改变生活环境，1949年8月24日，钱钟书和杨绛带着女儿圆圆登上火车，两天后到达解放后的北京。在清华大学，钱钟书主要指导研究生，按照清华的规矩，夫妇不能同时同校担任专职教授，杨绛只好做兼职教授，按钟点记酬，工资不多，杨绛幽默的自称为“散工”，好在可以逃避开会。教学之余，她看到一本英译西班牙流浪汉小说，流浪汉是无业游民，没有家产，没有固定工作，到处流浪。小说颇适合杨绛的幽默气质，她决心把这本16世纪的西班牙经典之作译为中文，书名就叫《小癞子》，1950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译完《小癞子》，杨绛怕荒废法文，又开始翻译18世纪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名著《吉尔?布拉斯》。

　　1950年8月，钱钟书奉调进城，参加毛选英译委员会翻译毛选，周末回清华指导他所负责的研究生。

　　圆圆在上海已读完初中一年级，到北京应该读初二。由于年龄不够，学校认为只能从初一读起，重读浪费时间，学校课外活动和开会还多，圆圆体弱，杨绛买了初二和初三的课本，在家教数学、物理、化学和英语语法。钱钟书每周为圆圆改中、英作文。代数愈做愈难，杨绛想偷懒，对圆圆说：“妈妈跟不上，你自己做下去，能行吗？”圆圆说，能行。于是自学，不用大人教了，有空则到清华园里漫游，这个十二岁的女孩认定：“水木清华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1951年她考取了女十二中高中一年级，代数得的满分，进城住校。虽受冷遇，泰然处之，体验生活并创出佳作

　　1951年下半年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活动，最初的称呼是“脱裤子、割尾巴”，以后改成稍微文雅的“洗澡”，按职务分为大盆、中盆、小盆，讲师以上的都得洗澡过筛子。积极分子背着洗澡者收集各种各样的材料，然后上纲上线当面批评其错误的资产阶级思想，这叫“背对背、面对面”。洗澡一般有三个阶段，即思想动员阶段，酝酿讨论阶段，声讨控诉阶段。杨绛也得洗澡，学生认为她的问题比较简单，既不属于“往上爬”的典型，也不属于“混饭吃”的典型，检查一次就通过了，意想不到的是当天晚上控诉大会，一个从未教过、从不认识的女学生上台咬牙切齿地控诉，杨绛讲课不讲工人，专讲恋爱，见了情人，应当脸发白，腿发软，结了婚的女人也应当恋爱，大礼堂几千双眼睛齐刷刷都射向了杨绛，控诉完毕，大伙闹哄哄走出礼堂，杨绛“恰似刚从地狱出来的魔鬼，人人都避得远远的”，对这莫须有的罪名，她独自一人回到家里，钱钟书和女儿都不在身边，思绪万千，好在问心无愧，看了一会书，便睡下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特意打扮得喜盈盈地拎着菜篮去往菜市场上人多的地方转悠，有的人见了她躲开，有的佯佯不理，有的和她打招呼，还有人和她说说笑笑。杨绛看到了人生百态，这一特殊体验为她以后写作《洗澡》这篇小说，奠定基础。

　　1952年下半年，全国高考进行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清华大学从综合大学改成单一的工程院校，杨绛和钱钟书调往文学研究所外文组，编制暂归新北大，当时钱钟书和钱瑗都在城里，杨绛叫了一辆板车和女佣把东西从清华搬到北大中关园宿舍。

　　1954年，杨绛译出47万字的《吉尔?布拉斯》开始在《世界文学》刊物上分期登出，1956年钱钟书完成了《宋词选注》。在文学所没人看得起杨绛，外文组没有一个人愿意接纳她，集体编写《西洋文字史》不参与者仅杨绛一人。文研所与人民文字出版社合作出版三套丛书，除了杨绛，所内的研究员都是编委，审稿都是她的事。参加社会活动和文娱活动也不找杨绛，她一直遭到冷遇。1956年钱钟书升为一级研究员，杨绛却永远压着不动，一直到退休，杨绛始终是三级。谈到这段经历，杨绛笑嘻嘻地说：“从文学研究所1953年成立，到1977年改革开放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25年间，我是一个零。我开始有点困惑，后来觉得很自在，所以改革开放后，还自觉自愿地把自己收敛为一个零。”

　　研究所不给杨绛分研究课题。1954年是菲尔丁逝世两百周年，杨绛自己找了一个题目，菲尔丁的全部作品读完后，把能找到的传记和批评也一一加以研究，写了一篇五万字的《菲尔丁关于小说的理论和实践》，在1957年《文字论评》第二期发表了。北大两语系李赋宁教授对此文赞不绝口，一再向学生推荐。想不到反右之后的双反运动拔白旗成为典型，杨绛说：“当了白旗，挨了一顿批，我方知‘挨批’就是挨一顿乱骂。”

　　中宣部副部长，编委会领导林默涵读过杨绛翻译的《吉尔?不拉斯》，觉得不错，于是请她翻译《堂?吉诃德》，从哪一种文字转译都行，杨绛找了五种最有名的英、法课本进行对比，觉得只有从原文翻译方能忠于原著，已掌握法文、英文的杨绛，决心再学西班牙文。1960年3月，读完了《西班牙文入门》后，便开始读西班牙小说，由浅入深以后选择了最权威的《堂?吉诃德》版本进行翻译，文化大革命她的翻译工作被阻挡了八年。 　　1966年8月9日，杨绛作为资产阶级学者被揪了出来，三天以后，钱钟书也揪出来了。杨绛去职妇女厕所，钱钟书去职清扫院子。随着运动的升级，抄家和批斗成了家常便饭，杨绛的头发被剪去一截，钱钟书的背上给抹上吐沫、鼻涕和糨糊，衣服都渗透了。斗完后又勒令他们拖去鞋袜，排成一对，大家弯着腰，绕着院子里的圆形花栏跑圈儿，谁停步不前或直起身子就要挨鞭打。不发工资，每月只发生活费，存款全部冻结，每天上班后，身上得挂牌，牌上得写明姓名、身份和种种罪状。在单位挨批斗，回到家仍要接受所在街道群众的批斗，有人用皮带猛抽他们夫妇，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杨绛都泰然处之，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杨绛写到：按西方成语“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丙午丁未年同遭大劫的人，如果经过不同程度的摧残和折磨，彼此间加深了一点了解，滋生了一点同情和友情，就该算是那一片乌云的银边或竟是金边吧？――因为乌云愈是紧密，银色会变成金色。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乌之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去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钱瑗在学校是三好学生，三好学生自然会发展为共青团员，一次回家，钱瑗苦恼地迸出眼泪，说：“她们老叫我入团，我总说，还不够资格呢，让我慢慢争取吧，现在她们全都说我够格了，我怎么说呢？”“入了团就和家里不亲了，家净是糖衣炮弹”，杨绛安慰她说：“你不会和家里不亲，妈妈也不会扯你后腿。”钱瑗很快就成了团员，和家里关系丝毫不变。1955年秋季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她的志愿是“当教师的尖兵”，大跃进中，下放钢厂炼钢，师傅因她在学校属美工组，能画，就要她画图，师傅非常欣赏这个好徒弟，带她一处处参观。师傅常有创见，就要钱瑗按他的创见画出图来，按图做出模型，灌注钢水。回校时，师傅送给她碗口大的毛泽东像。1959年，学校分配钱瑗回学校当助教。有时三口人下馆子，他们不仅吃饭吃菜，还欣赏其他桌上吃客夫妻吵架或是主客与同桌吃饭者的关系，钱钟书是近视眼，但耳朵特聪，钱瑗更是耳聪目明，所以他们吃馆子是连着看戏，三个人在一起，总是无穷的趣味。

　　小精灵聪慧懂事，用自己的方式安慰父母

　　钱瑗1963年到大兴县搞四清，1965年又到山西搞四清，1966年回到学校，表现特别突出，随即由工作人员蒋亨俊（校方）及马天骇（公社）介绍“火线入党”。

　　文化大革命中，杨绛和钱钟书先后被“揪出来了”，作为革命群众，钱瑗回家先写好一张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思想界限的大字报贴在楼下墙上，回家偎着母亲坐下，从书包里取出给妈妈做的一套睡衣，比着衣袖长短是否合适再缝上最后几针，把衣服叠好，放在杨绛身边。接着从包里取出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找出一个玻璃瓶子，剥去包糖纸，装进瓶里，把糖纸装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发现糖纸。每月工资除了饭钱都拿回来家用。当时钱钟书和杨绛作为“牛鬼蛇神”只发生活费，钱瑗强忍住眼泪，把泪水往肚里咽。

　　1969年为了落实“五七指示，干部下放农村进行劳动锻炼，学部建立的五七干校在河南罗山，作为先遣队钱钟书得于11月16日离京，杨绛请假收拾东西，女儿钱瑗、女婿王德一各自在工厂劳动，只能休息日回家帮着收拾行李。杨绛把耐脏的绸子用缝纫机做了个毛毯的套子，准备经年不洗，又给钱钟书补了一条臀部加厚好像乌龟壳的劳动穿的裤子。11月16日，杨绛和女儿女婿一起到火车站送行，候车室里人来人往乱哄哄的，德一忙放下自己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看见女婿忙前忙后，杨绛和钱钟书感到：女婿忠厚，女儿和他在一起可以放心。

　　安顿好钱钟书，下车后杨绛和女儿流下了眼泪，不等开车，钱钟书就催促他们赶快回去。回家后，钱瑗和王德一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厂。

　　1970年7月12日，杨绛所在的连队下干校，上次送钱钟书有女儿女婿，这次送杨绛的只剩下钱瑗一个人，王德一因“五一六”之嫌已被迫自杀身亡，看着女儿踽踽独归的背影，杨绛闭上了眼睛，让眼泪流进了肚里。

　　到了息县干校，看见钱钟书“又黑又瘦，简直变了个样”，脸上长了个脓 ，不过不再烧锅炉，而是白天看管农具，晚上巡夜，还兼任信差。

　　在干校，种豆种麦是大田劳动，大暑天，早上3点空着肚子下地，6点送饭到地里，吃罢早饭劳动到午间休息，黄昏下地一直干到晚上，还得自己脱坯，自己盖房子、养猪。菜园班，得日夜看管菜地，杨绛分到白天看菜地。钱钟书去村上邮局取报纸和信，可以绕点远到菜地和杨绛说上几句话。

　　1972年3月，在周总理的特别关照下，钱钟书和杨绛作为又一批老弱病残离开干校回到了北京。

　　随着噩梦般“文革”的结束，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钱钟书和杨绛开始在中国和国际学术界出头露面。

　　1979年春，杨绛和钱钟书同机赴法，钱钟书转机赴美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的第一个访美代表团，杨绛则留在法国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法代表团的一员，做为期一个月的访问。杨绛如饥似渴地汲取国外的研究成果，购买了不少自己研究需要的书刊。西班牙驻华大使一再邀请她出访，杨绛都坚辞了，第三任大使通过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这次实在赖不掉了才答应下来，对此钱钟书不无得意地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1983年11月，杨绛随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西班牙和英国访问。1986年10月，为了表彰杨绛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和《小癞子》的贡献，西班牙大使代表国王和政府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堂吉诃德》译本的出版曾是出版界的盛事，首印十万套很快售完，次年第二次印刷又印了十万套。1978年5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先遣队来到中国，遇到的是北京书店门前排着长长的队伍购买《堂吉诃德》中译本的盛况，在邓小平举行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国宴上，杨绛第一次参加国宴，邓小平将杨绛介绍给国王和王后，并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贵宾。 　　钱瑗原是北师大俄语系教师，后改教英语。1978年，她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奖学金，原定一年，后又延长一年，爸爸妈妈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她学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不得不忍受别离的滋味。女儿是他们的宝贝，也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他们这个三口之家，因为女儿生动活泼，钱钟书的幽默淘气充满情趣。钱瑗天赋高，肯刻苦，自律甚高，能弹奏鸣曲，还善绘画，她画的《爸爸卧读》《爸爸入厕》惟妙惟肖，令人看了发笑。她人缘好，信息多，每次回家发布信息，使很少外出的父母耳目一新。

　　钱瑗开出的《英语文体学》属于国内首创，她受国家教委之托编写的《高校英语专业文体学教学大纲》对全国高校英语教学起到了开拓性的推动作用。在北师大，钱瑗做为博士生导师，除了给研究生上课还给本科生上课，她是中英合作项目负责人，英国《语言与文学》编委，全国高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和北师大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委员。一个个头衔压得她喘不过气来。钱瑗的病是累出来的。在学校，她总是抱着一摞摞书匆匆忙忙。她不仅上师大的课，还有北大的课，北外的课，她不得不自学高等数学和统计学。学生写论文抄袭，她一定要花许多精力和时间找出原著来向学生指出出处。

　　作为教材评审委员会的审稿者，一次外省一个大学寄来一篇论文，要找个认真的审稿者，校方把任务交给了钱瑗，她读后似曾相识，再读似有抄袭之嫌，此事关系重大，不可贸然断定，于是根据回忆，翻了很多很多书，终于找到了出处，列出了抄袭部分的页码和段落。她翻书和钱钟书一模一样，用两个指头摘着书页，稀里哗啦地翻得飞快。

　　外出开会，大多有一次旅行，那么多委员，只要钱瑗从不参加，她或留下读书备课，或赶回北京照顾双亲。钱钟书住院，钱瑗不能常与妈妈去看望爸爸，每周去一两次跟钱钟书谈谈家事，学校事，总比妈妈早退，急于回家备课。1995年钱钟书已没有力气说话，但他喜欢女儿来陪他坐坐，他很高兴，有时女儿要提前几分钟走，钱钟书一定生气，说：“没到时间呢！”再过几分钟就告诉钱瑗：“走吧。”钱钟书不用看表就知道时间，一点不差，钱瑗幽默地说爸爸是“灵童”。

　　1995年春，钱瑗开始咳嗽，然后腰疼，她都没当回事。人非钢铁，钢铁过度疲劳也会断裂，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钱瑗心力交瘁，就这样，“我们仨”这条坚韧的钢链在钱瑗这个环节出现了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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