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

名声大振

1947年夏天，季羡林回到第二故乡——济南[9] 。季羡林在济南走亲访友，应酬颇多，惊动了王耀武[9] 。他派人请季羡林去他的官邸赴宴，表示欢迎他回山东工作[9] 。王耀武还派人给季家送来了面粉、白糖等礼品，他的车队惊动了二里长的佛山街，从此季家名声大振。

回乡祝寿

1997年10月10日，季羡林在北大校园散步

每逢季羡林的生日这一天（8月6日），他的亲朋好友，学生晚辈，各级领导，甚至外国大使，都会向他祝寿。2001年8月，聊城和临清市的市政领导邀请季羡林回故乡，庆祝季羡林的九十岁生日，在祝寿大会后，季羡林在写《故乡行》一文时，却写下了一段文字：“八月六日——我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件事情：我的生日从旧历折合成公历是八月二日。"[10]

德国情缘

在季羡林留学德国期间，他通过好友田德望认识了街坊迈耶一家。

他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论文需要先打成清稿再送给教授看。可是他没有打字 季老在《留德十年》谈到的德国恋人伊姆加德

机，也不会打字，适逢迈耶家的伊姆加德小姐能打字，自己又有打字机，而且她很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德国呆了四五年，其间他又写了几篇很长的论文，都是请伊姆加德小姐打的字。所以，直至1945年季羡林离开德国前，还经常去她家打字。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季羡林常到迈耶加做客，迈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时，总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一对异国青年同时坠入了爱河。但是，季羡内心充满矛盾与痛苦：自己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次没有爱情的包办婚姻，但是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与伊姆加德恋爱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然而，放弃这段感情，又会使已经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生。最终，他做出决定，回到中国，不再与其联络。[11]

1991年，八十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时，首次披露了他五十年前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有读者读过《留德十年》被这段爱情故事所感动，专程到哥廷根寻找到伊姆加德小姐，发现她终身未嫁，伴着一台老式打字机，一等就是60年。为了季羡林，她支付了一生的光阴和爱情。[12]

情系家乡

季羡林支持聊城大学的发展，曾经几次来聊城大学，并欣然受聘任名誉校长，与家乡的这所大学留下了难分难舍之情。

1981年，聊城师范学院正式建立的第二年，季羡林应邀来学院参加新生开学典礼，举办了《从比较文学谈到中印文化交流》的学术讲座，[13] 并成为聊城大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批聘请的校外兼职教授。1982年10月10日，受聘任该校名誉院长，还热情洋溢地挥笔写下了“鲁西最高学府，山东璀璨明珠”、“聊城师范学院图书馆”的题词。1999年建校二十五周年，又应邀题写了聊师校训“敬业、博学、求实、创新”，并从北京赶来参加校庆活动。

教育部批准聊城大学更名后，他又为学校题写了“聊城大学之成立，诚所谓顺乎天理，应乎人情之盛举。行将见桃李遍鲁西，文风满山左，流风余韵普及神州矣。为鲁西庆，为山东庆，为祖国庆！”的贺词。2002年9月26日，聊城大学揭牌仪式上，北京大学副校长郝斌代表北大和季羡林先生专程到校参加仪式，并带来了季羡林先生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榻上写的《聊城大学揭牌仪式上的发言》，他代表季羡林接受了名誉校长的聘书。[14]

6人物评价编辑 2008年8月2日温家宝总理看望季羡林

季羡林在大陆被许多人尊重，并被一些人奉为中国大陆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温家宝曾五次看望季羡林。他称：“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您一生坎坷，敢说真话，直抒己见，这是值得人们学习的。（温家宝评）[15]

贺剑城称自己“为老搭档的逝世感到悲痛”，贺剑城道：“季先生对待学术、工作非常严谨，对自己和别人要求都非常严格。他精力过人，每天到单位非常早，有时竟然会提前三个小时到。贺老称，季先生一生对待学问十分刻苦，提及他在德国同时学三门语言的情况，笑称‘简直是自我折磨’。”（贺剑城评）[16]

7人物缅怀编辑中央领导对季羡林辞世表示深切哀悼

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回良玉、刘淇、刘延东、李源潮、张德江、 季羡林追悼会

徐才厚、李瑞环、李岚清、陈至立、马凯、孟建柱等中央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通过北京大学转达对季羡林先生辞世的深切哀悼，并委托北京大学向季老亲属表示慰问并敬献花圈。

同为国学大师的饶宗颐还写了一首悼念季羡林先生的挽诗。

●骨灰安葬

2010年4月5日，清明，季羡林的骨灰在他的家乡—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安葬。至此，季羡林先生实现了生前遗愿—回到“母亲身边”。季羡林先生生前遗愿将骨灰分为三部分安放：一部分在北京；还有一部分骨灰安放在河北，因为季老生前跟好友约好要安葬在一起，“谈一谈生前不能谈的问题”；而另外一部分，则由季承和家人一同带回老家山东临清，与季老的父母以及妻子合葬在一起。[17]

●家乡追思

2014年7月10日上午，季羡林亲友齐聚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季羡林憩园，举行季羡林先生逝世五周年追思会。7月11日是季羡林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日，临清市提前一天举行了纪念季羡林先生的系列活动，在季羡林憩园的追思会是其中一项。临清市委、人大、政府、政协以及季承、钱文忠、卞毓方、李小军等向季羡林先生敬献了花篮。

追思会后，临清市还在张彦青艺术馆举行了“追忆大师风范”纪念季羡林先生逝世五周年书画展，在临清宾馆举行了纪念季羡林先生座谈会。[18]

世人缅怀

憩园

季羡林憩园占地2387平方米，其匾额和“集群贤大成学贯中外，承历代师表德合古今”对联均由欧阳中石撰书。憩园包括荷塘区、广场区、微地形绿化区。

季羡林一生喜爱荷花，故在憩园内设立两个荷塘，广场区塑有季羡林汉白玉雕像、清塘荷韵碑和题字碑。季羡林生前每次回到故乡，都要到这里祭奠先辈。

季羡林纪念园

2012年8月2日上午，由季羡林基金会、泰山名人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纪念园落成暨铜像揭幕仪式在山东省泰安市隆重举行。[19] 季羡林铜像选取他在未名湖畔的身姿，让其坐在泰山望海石之上，面朝东方，是为了表现他的精神如山似海，内涵季老与泰山并肩之寓意。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　　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　　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93年3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贡献。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　　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995年11月，“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会”成立。　　夫人：彭德华。　　季羡林　　季羡林（1911～ ）著名学者，一级教授。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人。 1930年考取北京国立清华人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同年秋赴德国哥廷根大学深造，专修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 1940年获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1984年后改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多次被推选为中国南亚学会、中　　中国印度文学会、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亚非学会、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外国文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等学术团体的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　　季羡林教授主要从事印度古代语言、文学以及印度史、佛教史、中印文化关系史、吐火罗文的研究。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包括：中国西藏所藏梵文贝叶经整理与研究、吐火罗文残卷译释、印度文学史、。印度佛教语言及历史、中印文化关系史、糖史及东方文学史等。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一59印度民族起义》、《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入《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大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选集入《大唐西域记校注》（与他人合作）等。主要翻译作品有：《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入《罗摩衍那》、《家匿中的泰戈尔》、《大唐西域记今译》（合译）等。此外，近年来还发表了《印度文学在中国》、《关于大乘上座部问题》、《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人中国的敦煌残卷》、《古代印度沙糖的制造和使用入《商人与佛教》、”摩奴法论”汉译本序入《以文会房一记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及蚁蛙国际诗歌节》、《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一）提婆达罗问题》、《um问题－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一个例证》、《中印智慧的汇流》、《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问题》、　　《“梨俱吠陀”几首哲学赞歌新解》等论文。　　季羡林，1911年出生。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 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 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 ”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1.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很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2.新年贴春联，只要门楣上写着“百忍家声”就知道这一家一定姓张。中国姓张的全以祖先的容忍为荣了。

3.成功：获得预期的结果。

4.王静安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静安先生第一境写的是预期。第二境写的是勤奋。第三境写的是成功。其中没有写天资和机遇。我不敢说，这是他的疏漏，因为写的角度不同。但是，我认为，补上天资与机遇，似更为全面。我希望，大家都能拿出“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精神来从事做学问或干事业，这是成功的必由之路。

5.富者有礼高质，贫者有礼免辱，父子有礼慈孝，兄弟有礼和睦，夫妻有礼情长，朋友有礼义笃，社会有礼祥和。

6.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季羡林先生的去世，不止在文化界，也在新闻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时评人纷纷对老人的辞世发声发言。而我，一个对季羡林几乎一无所知，没看过他的任何一本著作，没听过他的只言片语，没经历过他所经历的苦难年代的普通人，似乎没必要来凑趣了，但是还是忍不住说说自己的一些感慨。

我想之所以人们怀念季羡林，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东方学或者大国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也不仅仅是他的智慧和勤奋，也不只是他的学术品格和个人品德。个人以为，更重要的是季羡林先生对普通人所产生的影响。

这种影响或许难以明说，但是确实存在。在历史上，总是有一些人，你或许不了解他，你可能并不能懂得他们持有的观点，你也不能明白他们所著说的内容，但是你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会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佩和尊重。而这种敬佩和尊重，也会反过来对你的行为和语言形成一种潜在的影响。比如胡适，比如傅斯年，比如储安平。

每个人，在这些大师身上，都能找到自己想要找到的东西。钦佩其学识的人，能从他们身上汲取专业的营养；尊重其个人品德的人，能够在他们生活中，树立道德的坐标。甚至是对其一无所知的人，也能因其而产生一个模糊的远景和目标。

周庆安说，我们之所以怀念季羡林，其实是在追忆一个大师辈起的年代；学习一种独立、自尊、诚实和执著的品行；怀念一个“以学术为业”的群体。他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论断说，在失去了神圣性和价值统一性的世界上，以学术为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独立的思考。当然，所有的独立思考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冷静的观察。因此，我们怀念季羡林。

但是对于我来说，对于我这个对他一无所知的人来说，我之所以写这篇文字，不过是因为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所产生的那个模糊的远景和目标。不过是因为我看到现实中，诸多不齿的现实正在这个老人远去的背后乱魔狂舞。

所以，当我看到人们再次对范美忠祭起道德大棒的时候，我开始怀念季羡林。这个在个人品德为人所称许的老人，这个以其个人的品格为许多时评家所称颂的老人，是不是经常挥舞起道德的大棒呢？如果真的存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的话，季羡林先生肯定是站在那个比我们都高的制高点之上吧？他是否又因此而处处以道德对其他人进行批判？

道德本来最应该是自省的层面，是自我要求和自我提高的内容。对其他人的道德批评不是不可以，但应该是谨慎再谨慎的。因为道德自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一个封闭的农村，异性当众接吻肯定是有违道德的，但是在开放的城市里，这种行为又是那么的自然而然。我们该用何种标准，改用谁的标准来做为其他人行为的道德衡量标准？

我不知道。

但是我模糊的知道，我们曾经经历过那样一个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人们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举起道德的大棒，打向一个又一个的文弱书生，知识分子。不单是季羡林老人，许多人在那个时代里被打倒，甚至被打死。而在曾经被我们用道德大棒打压过的老人去世后，我们为何还在一边怀念这个老人，另一边却又一再对其他人举起道德的大旗？

所以，虽然我一再承认对季羡林老人一无所知，但是在读周庆安在怀念季羡林老人的文章中，还是触动很大。在这篇文中，作者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曾经有许多次机会向季老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场合向这位大师表达过敬意。但是当季羡林先生真的告别我们的时候，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甚至会怀疑我们曾经表达敬意的真诚，以及老人接受敬意时的心情…

是啊，在“面对晚辈做的错事和傻事，满脸宽容”的老人离世之后，我们到底为什么在怀念他呢？我们对他的怀念到底多少是出于内心的真诚呢？在怀念中，我们到底留下了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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