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

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

作者的概况

在对书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之前，先介绍下作者的基本概况。套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宇文所安，听上去像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其实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现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系比较文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诗歌，是唐诗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美国学者。他给自己的中国名字取了复姓“宇文”，“宇文”是复姓中典型的北方少数民族汉化姓氏，是古代胡人的姓，并且从《论语·为政篇》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中摘得“所安”两字，作为自己的身份符号。

宇文所安编著了有关中国文学尤其是唐诗的论著十多部，其代表性的论著有：有《初唐诗》《盛唐诗》《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等。与妻子田晓菲一起编写了《剑桥中国文学史》，还与林顺夫合编了《抒情诗的生命力》；翻译了诸如《文心雕龙》等国学经典。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对宇文所安赞赏有加，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美国汉学家是：“斯蒂芬·欧文排第一，他是惟一可以和欧洲人一样思考的美国汉学家，惟一一个，连他的英文也不是一个美国人的英文。他的新思想特别多，他会开拓一个新的方向。不管哪个国家，包括德国美国在内的汉学家，我们只能够数一数一只苍蝇有多少脚。他是真正的汉学家，他在天上，我在地上。”

说到宇文所安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渊源，要提到他的少年时期就对诗歌感兴趣。美国的五六十年代正是“垮掉的一代”和嬉皮运动盛行的时代。宇文所安在那个年代读金斯堡的诗和凯鲁亚克的散文，同时也开始喜欢中国古典诗歌。他自己说的一番话道出了中西方诗歌的差异，也表达了对中国诗歌的喜爱之情：“西方现代诗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诗人站在一个特别的、与人群分离的地方讲话，譬如站在一个台上，对着黑压压的人群朗诵；中国古典诗里有更多人与人的交流，是一种社会的、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很喜欢这种关系。”

宇文所安身为物理学家的父亲，曾一度担心他对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古典诗歌的嗜好，会让他将来饿肚皮。宇文所安也曾自嘲说，自己后来竟能够自食其力，“实属侥幸”。但事实上，宇文所安拥有极其出色的文学感受力、富有创造性与实验性的文笔又显得异常飘逸和灵动。他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描述出的不是一个客观世界，这个世界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充满了丰富的个人感悟和解读。

《追忆》

《追忆》这本书被誉为是宇文所安最富盛名、最成功的代表作，他尝试把英语“散文”(essay)和中国式的感兴相混合来进行创作，可以说代表着在一种英语文学形式里对重视文学价值的再创造。现代中国的散文强调作者的主观性和主体的随意性。英文中的散文essay则是指把文学、文学批评以及学术研究集中被分开了的范畴，重新融合为一体。两者相结合，带来了愉悦的阅读感受，也带给人思辨的体验。

全书不遵循时间和空间的规律，更不用局限于历史的完整，作者所关注的仅仅是一些痕迹和味道，通过新颖独到而又论证充分的阐述与分析为我们建构了一个一追忆的殿堂：“诗、物、景划出了一块空间，往昔通过这块空间又回到了我们身边。”作为一个异国人，他在看待中国的历史时显得更为轻松，没有压抑的负重感，也没有陈旧的思想的束缚，完全是抱着审美和愉悦的、带有新鲜感的态度来打入我们传统的最深处的，结果让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我们也大为惊叹说原来自己的文化中也有那么多被忽视的迷人的精粹，别有一番天地的感觉。

在汗牛充栋的中国古典文献中，宇文所安拣选了十几篇诗文其中讨论的包括中国古典的散文、诗歌辞赋，不分年代，所有的讨论的古典作品都与回忆有关，作者出其不意地将它们勾连在一起，包括那些硝烟湮灭，只言片语的石碑，那些锦楼坍塌，绣户隐约的闺香。从这些容易忽略而不可捉摸的细节里，通过精彩的阅读、想象、分析与考证，向我们呈现出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根本性主题：追忆往事。

说实话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会突然发现自己对自己国家的古典文化了解的实在太少。在这个美国的汉学家笔下，以“追忆”为共同主题的这本书中，各章节所展开的方式和维度是如此参差各异，以至于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我一时甚至找不到合适的词来概括他到底读了什么，又向我们读者传递出了怎样凝练的信息。

有的中国学者认为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学存在误读现象，不可否认在实际情况中，必然会存在着真正的误读，但误读同样也是一种理解。没有人能够真正还原历史的真相，我们说如果一部作品真的做到让所有的读者产生相同的单一感受，只能说明这部作品还不够伟大不够优秀。关于解读的这一点，宇文所安举了一个例子，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很多人都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写给他的妻子的，但根据史料，如果李商隐是在四川写这首诗的，那么他的妻子应该已经去世了。很多学者想方设法来证明当时李商隐的妻子没死，等等。宇文所安认为学者的这种考证很成问题。但这首诗有着很长的阅读历史，一读到这首诗就想到他和他妻子，觉得格外感人。这样的解读，从作者生平来看是错误的，历史知识也是错误的，但不能否认这是很感人的解读，这样的误读是很有意思的误读。

类似这样的新解读和阐释是其实是为国学经典传统注入新的活力，使它能够继续繁衍下去。就好比之前莎士比亚在英国并不是很有名，当时英国人喜欢看莎士比亚全集的还没有喜欢看简奥斯丁小说的人多，但在国外掀起了研究热潮后反过来又在英国国内也形成热点，从而使得这样一个文学得以继续繁衍下去并逐渐地走向世界，变得富有影响力。同样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大的世界文化名著，除了《圣经》以外就是《道德经》。近年来，国内也开始逐渐重视起国学，在世界各地兴办的孔子学院数量也日益增多。所以这样看来有时候，文学是要离开自己的故乡然后回去才能重新活起来的。我们也应该感谢诸如宇文所安这样的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发扬和宣传作用。

在导论中，宇文所安对往事和历史做了区分:写往事可以写下它的来龙去脉(“本末”)，而写历史则是在对文明的集体记忆中撷取材料。他还提到了几种对待往事的态度。一种是将往事作为现在的借鉴，另一种则是把过去取同现在进行比较和对照，这些都和《追忆》中要说的对往事的纯粹追忆不同。宇文所安说，如果仅仅把过去应用于现在，我们就永远掌握不了完整的过去和有生命的过去。只有对文明的延续性有所反思，了解传递的意义，人的行动才会具有永久的价值和意义。接下来，宇文运用八章散文式的语体，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个中国传统的经典意象轮廓。

第一章，先借《诗经》谈对礼法文明的记忆；再借岘山上的“堕泪碑”，还联系了杜预、欧阳修等人所写的一系列与此相关的文章，比如孟浩然的诗歌《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宇文所安侧重历史地联系砚山上的“堕泪碑”，提出每个登上山的人都希望把自己与这座山联系在一起从而被后人记住的观点，认为欧阳修之所以要写《岘山亭记》，就在于要把羊祜等人占据的偌大地盘挤小一点让出空来，使得他的朋友史中辉能把他的名字铭刻进山里，为后人记住。这一点似乎在之前国内专家学者解读文本的时候未曾被提起过。我国古典文学专家叶嘉莹先生在《叶嘉莹说初盛唐诗》中也曾对这首诗进行分析，她主要侧重于孟浩然本人的生平，因为他仕隐两失，感到生命落空，登上岘山看到古人羊祜的碑文还在，不禁老泪纵横，不能自已；宇文所安等汉学家研究中国的文学，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解释角度出发，且不说是否理解有偏差，至少带给我们很大的启示性。

第二章，作者借庄子、张衡、王阳明等人谈生者对死者的记忆。他从庄周与骷髅的对话起笔，又讲到明代王阳明写给陌生吏目的《瘗旅文》。《瘗旅文》是作者埋葬三个客死在外的异乡人以后所作的一篇哀祭文。一老一壮一少这三个异乡人，仅为了微薄的薪俸而万里奔走，却暴死异乡。他们与作者素昧平生，但祭文的感情却写得相当深切，王阳明在悲客死之人的同时也借以抒发自己被贬异域的凄苦和哀伤。原本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但是在宇文所安的笔下却有了不一样的味道。他认为王阳明在文中表达浓烈的谴责味道：“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别无选择；你来这里却是为了五斗米的薄俸，结果毁了你自己，还非得要我来照顾你。”随后又说王阳明向死者提出了控诉，列举了死者亏欠活人的账目，并且借此自夸，要死者对他感恩戴德等等，意在揭示活人出于同死者建立某种关系的需要，而对死者追加其生前可能的往事和联系。

这些认识与我们之前的印象完全不同，我只能说我钦佩他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但不能苟同。一方面，他们没有中国传统的束缚，但同时，他们也没有中国文化传统所提供的养分

第三章，借杜牧、鲍照谈对朝代盛衰的记忆。宇文所安以杜牧赤壁为生发点，通过后人对赤壁一诗富有自我意识的咀嚼和回味来猜测另一种可能的历史和作者的创作意图，由此引出道德必然性的机械运转。比如谈到杜牧在赤壁大战600年后的追忆与假设：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背后隐藏的道德必然性，如果曹操真想统一中国，就不会把心思放在二乔身上，东风当然不会帮助动机不纯的人。随后他又借鲍照《芜城赋》申言鲍照站在往昔繁华今朝衰败的废墟之中，充满义愤地观望不可到达的过去。在这一章中，回忆行为仅仅起了抛砖引玉作用，其落脚点不在回忆本身，而是回忆引导出的对道德必然性和非道德必然性的（表现为大自然必然性的机械运转）二者关系的探索，是对中国文化千年来不知不觉形成的必然性机械运转的强大车轮的推敲与预测。

第四章，借李贺、白居易谈记忆写作的断片性质。这一章里，作者首先比较了代表东西方文化传统的论语和圣经，提出圣经自身具有内部的整一性，而论语则为断片结构，这种完整性的失落也同样表现在与论语具有一脉相承关系的中国古典诗歌中。中国古典诗歌是从诗经里的诗延续下来的；它们同论语里断片式的格言之间也有血缘关系。随后，宇文所安借李贺《长平箭头歌》中具有断片意义的断镞来阐述断片所包含的价值。我国古代主要的文学体裁诗歌篇幅短小，就像一个个断片，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和情感却丝毫不逊于小说和戏剧。在提到庞德对萨福诗残缺的诗文的译解时，宇文所安强调了略而不言给残留断片带来的特殊强度，这样一来为诗人提供了可利用的形式，把诗的不完整作为来自生活世界的一个断片，从而发掘出它更深一层的涵义。随后作者又顺着思路提到了沉默的美学和留白，留白作为中国画的常用表现手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也被诗人纯熟地运用着，宇文所安举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例子“别又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样的沉默，简洁清幽，又能让诗歌得以无限延续。正如宇文所安所点出的：中国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它最为独特的属性之一就是断片形态：作品是可渗透的，同做诗以前和做诗以后的活的世界联结在一起。

第五章，通过李清照谈对物的记忆。宇文所安依照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行文思路，以李清照的回忆为主线，细细地梳理李清照赵明诚对古物渐变的情绪。新婚之初，李清照和赵明诚致力于搜集金石书画，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对古物中凝结着的过去的价值产生共同的博古激情。归来堂书库建成后，两人对藏品的态度产生分歧，他丈夫越来越把它们当一回事，以致失去了觅得这些藏品的闲适之情，陷到对荣利的计较里去了，李清照文李清照于古物的喜爱渐渐渗进对现状的抱怨，以及对往昔共同赏玩的欢愉之情的留恋。当她历尽兵灾战火后，面对所剩无几的古物，她的回忆内容已不再是这些古物本身所凝聚的历史价值，而是它们在其初婚时带给她和赵明诚的愉快时光。除了这些粗线条的梳理外，宇文所安在文中还注意到两个细节：李清照强调贫俭和人称的变化。他说：对节俭的形容在她的故事里自始至终都相当突出，从经常要质衣去购买灵碑拓，到她谈及的没有寻常做官者家里常有的那些奢侈品，再到赵德父去世后她所面临的显而易见的拮据窘境；随着书库的建成，人称的问题就变得敏感了，省略它们既是用来掩饰，也是用来记载家庭矛盾。宇文所安先生认为是李清照出于对命运循环的恐惧和对富裕无可避免地会带来的贫穷所作的一种徒劳无益的抵抗人称变化方面，李清照在家丑不外扬传统心理下，尽管她和赵明诚关系已大不如昔，但是她希望在金石录后序中掩饰这一关系变化，企图给读者一个错觉：他们夫妻始终是融洽地夫唱妇随。因此在整篇序中，李清照以温婉含蓄的方式表达对赵明诚的不满，但她没有意识到余这一人称的出现已经透露其对家庭关系的不满和抱怨。一般读者读《金石录》后序多未注意这一点，所以往往得出这样的结论：李清照和赵明诚是一对幸福伉俪。这两个细节的阐述充分体现了宇文所安先生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独特视角和认真态度。　　

诚然，记忆的文学能让人在自然冰冷无情的盛衰交替中感受到一丝丝的温暖，但是并不总是那么甜蜜。宇文所安在李清照为《金石录》所作的后序中发现了回忆漩涡的可怕力量，他这样写道：“回忆也能成为活人的陷阱。回忆过多就会排挤现实。”

第六章，借沈复来谈对日常生活的记忆。沈复试图通过复现不完满的真实过去以给回忆的一个妥善结局。《浮生六记》便是沈复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的回忆录，尽管其与真实有一定距离，但作者却更愿意接受它。 在《闲情六记》的章节里，笔触间都是沈复对孩童时代的回忆，有“二虫斗草间”，然后癞蛤蟆吞了二虫的记载。宇文所安作了这样的延伸：二虫其实是在交配，“在沈复的小花园之外，有某种残忍的东西在等待时机，某种大于小世界的存在物，它随时准备摧毁花园，准备当恋人们正处在从未料到会如此快乐的高度快感之中的时候，吞食他们或者他们的性器官。这种解读非常的出人意料。此外还有一处，原文说的是“卵为蚯蚓所哈（吴俗呼阳为卵），肿不能便。”宇文所安做出了如下的解释：当他在花园里自渎的时候，阳物“为蚯蚓所哈”……是鸭子想要吞食他的“卵”。他认为沈复只有在自渎时才会将性器官露在体外，而且还仔细地挑选了当地俗语来形容自己的性器官，甚至认识到必须用称之为“卵”的方式来对它加以掩饰，使它缩小，成为侏儒世界里的东西。

事实上并非如此，根据一个苏州当地人的解释：在苏州男孩小时候是穿开裆裤的，当孩子蹲下来看草中的虫斗和癞蛤蟆吃虫，则“卵”离地面很近，确实会发生肿大的症状。苏州人一向认为说是蚯蚓所“哈”，而治疗的最直接最有效方法，不是去医院找泌尿科，而是捉一个鸭子张开嘴来咂咂，如沈复所说的：开口哈之也。一般是，由一人把孩子的“卵”抓住，一人捉一个鸭子，把它的嘴张开，两边凑过来，一咂就好。在苏州，凡是男孩，遇到过的有很多。所以这个故事并不像宇文所安所说，是沈复的神话化，也不是什么被邪恶的兽类咬食的故事。宇文所安以一个完全陌生的视角来看待吴语中的风俗，这种想象无不体现了他超强的理解力和拓展思维，尽管是一种误读。

第7章《绣户：回忆与艺术》谈论的是南宋末年的大词家吴文英，这正是一位被困在杭州记忆之中的诗人，他所写的每一首词几乎都在追忆他的亡妾。宇文所安说：“在中国的传统里，恐怕没有谁的诗词像吴文英的词那样执著地同回忆和回忆的行为缠绕在一起。一名离开他没有再回来的女子，从生平上为理解他的许多首词提供了背景。但是，吴文英的回忆的意向可以同任何主题拴系在一起，读了他的全部词作，我们可以明白，是他对回忆的迷恋影响和制约了他对被遗弃的反应，而不是相反。” 以追忆而进行的创作就像“绣户”，一扇绣上了精巧花纹与图案的绢门。关上门，真实得足以把世界的尘嚣都隔在门外。吴文英在上百种不同的翻版中，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写下同一首关于失落和回忆的词。 这时，所有的追忆都是无害无温的，再沉痛的往事都只不过是绣在门上的线条。

最后一章，带有总结性质，谈记忆与写作，与第一章前后呼应。

带给我们的启示

1.主观和客观互相包容，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理论对文学的影响力。相比于东方客观的切入文学史的角度，宇文所安更喜欢将自己的主观感受和体验融入作品本身，忽略掉文化的差异和历代评论的桎梏，只是通过感性的接触写下最直接的无系统的片断，却形成一种另类角度的魅力。

2.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宇文所安的研究，无论是方法还是结论都与我们之前所接触的不一样。当我们质疑西方人如何理解中国古诗的意境时，宇文所安却反问我们一个中国人能理解托尔斯泰或者莎士比亚吗？事实也是如此，对于现代的中国学者来说，他们离唐朝也是同样遥远的。凭什么就能够认定我们自己所理解的就是正确的呢？这会不会是一个先入为主的成见，是不是一种思维的束缚？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学术时可以站在相对纯粹的学术立场来讨论一切文本，避免不必要的政治争端和社会革命对学术视点的左右。且不说理解得如何，更为重要的，在于西方的思想切入点会可以带给国内的学人一种全新的经验，注入新的活力。

下面是值得展开的问题：

　　 1、谈写作与记忆的关系时，是笼统地谈“文学”，还是有必要按诗歌、散文以及小说的不同门类分开来谈？毕竟，抒情体与叙事体对记忆的呈现方式是不同的。

　　2、古典写作的记忆性，也体现在文本本身，比如互文与典故。这使得所有的古典写作像是一部写作一样。《追忆》对记忆写作的“形式”上的关注不够，第四章倒是提到“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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