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散文

杨朔散文分析

记得以前学过的一篇散文叫《荔枝蜜》，现在对于它的印象已经模糊了，更没有注意到它的作者是谁，直到最近学习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散文”，才对这篇散文的作者杨朔有所了解。首先“十七年散文”，指的是以1949年建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间的这十七年中，作家创作的类型为散文的文学文本的总和。而在这其中，处于公开发表状态下的散文又是十七年散文的主流。在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散文作品中，以杨朔、刘白羽、秦牧等人的散文较为出色与成功。而这其中，又以杨朔的散文成就最高且自成一体。

杨朔，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散文家。人们把他与刘白羽、秦牧并称为“当代散文三大家”。他生前写下的散文，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散文，在意境创造、诗意构思、人物描写、谋篇布局、语言风格等方面，形成了具有“诗的意境、诗的结构、诗的语言”的艺术个性，被文学界称为“杨朔模式”或称“杨朔体散文”。杨朔的散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7-1949）主要内容是赞美革命，宣传抗战，抨击国民党。艺术上采取写实手法。作品回避自我，很少写到自己的感情。散文比较简单和直露。第二阶段，（1949-1955）生活画面变得比较开阔，内容较丰厚充实，抒情成分明显增强，表达的感情也由外露转向了内向和深沉。第三阶段，（1955-1968）是杨朔创作的成熟期。1956年，杨朔发表了《香山红叶》，这篇散文被认为是杨朔散文创作成熟的一个标志。他的最大的特点是把散文当诗一样来写，随后创作了《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等散文。

所以要了解杨朔的文章就要了解他在1955年—1968年所创作的散文，首先这段时期杨朔的题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迅速及时反映朝鲜战争的通讯特写，讴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过程中的英雄事迹及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的；二、赞美与抒写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成就、崭新风貌与普通劳动者平凡但却伟大的精神境界；三、叙写亚、非等第三世界国家的自然美景，反对新老殖民主义者的英勇斗争，歌颂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其次，就其散文的特点来说，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觉的为人民写作，强烈的主观抒情性

对于杨朔的这一个特点，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他个人的经历决定的。早在1942年抗日战争之中，杨朔就到达了延安，进入中共中央党校专门学习马列主义，后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并于194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深入矿山、农村体验生活，后来又以新华社特派记者的身份先后参加了清风店、石家庄与平津战役，随部队东征西战、驰骋疆场。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一系列描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兵群众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小说。包括：《红石山》、《北线》、《大旗》、《月夜黑》等。因此可以看出杨朔是十分自觉的遵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引的文艺工作者的道路，以为工农兵服务作为自己从事文艺创作的方向。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散文作品中的那些他所极力塑造与歌颂的工人、农民、战士等人民大众的形象虽则平凡，但却充满着生动、鲜活、朴实而感人的力量。

因此，就是这样的经历使杨朔在建国后形成了与巴金、沈从文、胡风等自由主义作家或坚持五四文艺创作思想作家完全不同的创作心态。杨朔在建国后文艺创作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对于中国共产党文艺政策的适应问题。对于新政权他没有丝毫的陌生与隔阂，不存在任何的迟疑与观望。作为这一场伟大革命的直接参与者，此时的杨朔所显示出的完全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对于新政权新社会，他有着坚定的信念和无限美好的憧憬。他所要做的只是毫不迟疑的将自己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对新世界的建设中去，用他的笔抒写出这个全新社会的美丽，并勾画出一幅未来的美好蓝图。从而让更多的人与他一样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并为之奋斗。因此他认真的观察新社会与旧社会的每一点不同，充满热情的歌颂着这个社会中的新人、新事、新风尚。如：在《京城漫记》里，他通过解放前后北京陶然亭地区人民生活条件的巨大反差，歌颂了新中国建国后北京人民生活及自然环境日新月异、越来越好的巨大变化；而在《滇池边上的报春花》一文里，敏锐的他则将关注的视角指向了人们的生活理念，通过与独龙族姑娘媛娜的聊天反映出了真正成为了主人后的少数民族人民心理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篇章，无不显示出了杨朔散文自觉的为人民写作和强烈的主观抒情性的特点。

二、自成一体的散文写作模式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杨朔的散文，特别是他散文的结构作为学习散文写作的人必须研究的模版，正是因为杨朔的散文写作形成了一种极为稳定的精道的体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杨朔体”。具体来说，陈思和先生将其概括为：“从写景入手，然后引出在风景中活动着的平凡人物，最后通过比兴象征将景物与人物联系起来，升华出人民性的歌颂这一抒情主题。”的模式。比如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名篇《荔枝蜜》，作品以我本来对蜜蜂的误解开始，然后写我因为休假时的住所临近荔枝园，在品尝了醉人的荔枝蜜后，对酿造了这好蜜的蜜蜂产生了好奇，接着写我在养蜂员老梁的带领下参观了养蜂场，并在老梁的解释中明白了蜜蜂的高尚改变了自己原来的错误看法，最后由高尚的蜜蜂联想到了我们不辞辛劳的人民大众将主题升华到为了人民、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工作的高度。全篇先抑后扬布局巧妙、结构紧凑、起承转和、错落有致，行文过程中感情过度自然，主题深化的鲜明而真实，确实是散文写作艺术中学习谋篇布局的经典范例。只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杨朔对散文写作的贡献。

与这篇文章体式相同的还有《香山红叶》、《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等许多篇目。应当说，杨朔确实已经将这一体式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想如果是对初学者来说，这一结构精道的体式也能使学习者在体式的控制下更好的组织材料、适当的发挥。

但正如一切体式性的东西都具有缺陷一样，“杨朔体”同样也有着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就是僵化的问题。“杨朔模式”出现了“时人所称道，今人所诟病”的现象。任何故事即使再好，但如果读者看了第一段就知道三段后会写什么，那么必然就会削弱文章的可读性。同时，同样模式的文章一再出现也一定会造成读者的审美疲劳。其次，“杨朔体”就如一副禁锢，将杨朔自己与所有学习杨朔文章的人束缚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了，从杨朔自己来说，文章千篇一律。而对于他的学习者而言，“杨朔体”束缚了他们的思路，降低了他们文章的活力。

但是，不论是优点还是缺点都体现了杨朔散文的这一鲜明特点：体式化的写作。

三、散文诗意的构思技法

杨朔的散文是有诗意的文章，而杨朔着力创造诗的意境，把散文当诗一样写。杨朔说：“我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磨练的古典诗章。”他说：“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吗？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在寻求诗的意境。”比如，翻开杨朔散文，不难发现他散文的诗意有一些是从古典诗章中点化而来。然而，杨朔又不像前人那样将古典诗章的诗意点化在同类体裁的作品里，而是避俗求新把古典诗章的浓郁诗意点化在散文的主题里和全文的布局中，创造出充满时代精神和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如《香山红叶》中，杨朔把古典诗章的浓郁诗意点化在全文的布局中的佳作。该文的诗意是作者从杜牧“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山行》诗中点化而来。并以“霜叶红于二月花”作为全文诗意的基调。作者用“红叶”比喻老向导，托“红叶”火一样热情，言老向导的高尚品格，创造出充满时代精神的诗一般的艺术境界。

除此之外，杨朔更多的采用其他方式来进行他的诗化散文的创作，在《荔枝蜜》中，作者先采用抑扬构思法，先写“蜜蜂是画家的爱物，我却不大喜欢”，“每逢看见蜜蜂，感情上疙疙瘩瘩的，总不怎么舒服”。后来，作者了解到蜜蜂的生活习性：“最爱劳动”，“酿的蜜多，自己吃得可有限”，“从来不争，也不计较什么”。作者便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是多么高尚啊！”接着采用联想和比喻构思法，作者从蜜蜂“最爱劳动”的生活习性联想到辛勤劳作的农民；作者把蜜蜂的高尚品质比喻人民群众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高贵品质。最后，采用虚实构思法，作者在文尾写道：“这黑夜，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小蜜蜂。”这个梦一点也不奇怪，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梦，就是杨朔的自我写照，写出了藏在他心灵深处的崇高理想，表达了作者献身人民，为人类酿造甜蜜的精神生活的豪情壮志，同时也深深表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崇敬之情和加入劳动人民行列的心愿。作者从“厌蜂”到“看蜂”，又从“看蜂”到“赞蜂”，再由“赞蜂”到“赞蜂式人物”，最后由“赞蜂式人物”到“梦化蜂”整个情感变化过程中，先抑后扬，善用联想，巧用比喻，先实后虚，把随处可感的生活真实熔铸到艺术的真实里和形象的塑造中，创造出清新可感，耐人寻味，充满诗意的艺术境界。

这个特点大大影响了同时代的散文创作，当时许多人都向杨朔学习，于是文坛上诞生了诗化散文的模式。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散文由简单走向精致，由粗糙走向注重艺术形式，就这个转变来说，杨朔的影响功不可没。

四、过于拔高的政治内核对艺术水平的压迫

在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往往要求作家有自己独到的看法、见解，也就是要有私人性的言语。然而这样就必然会与时代共鸣的要求发生抵触。当来自时代共鸣的压迫并不沉重时，作家们往往还能将自己的审美情趣主动向时代共鸣靠拢，在时代的大合唱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一旦来自时代共名的压迫强制的消解了作家自己的声音，则必然会造成文学作品的水平降低）。对于杨朔先生的散文，这样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在前面我曾说到，杨朔先生是一位自觉的全心全意为新政权新社会歌唱的作家，因此他作品的政治功利性也就表现的非常的强。而由于这种压过一切的政治抒情，他在选择材料时往往就会为了体现体现这一写作目的而特意的安排一些拔高主题但不符合人的审美习惯的题材。这样做也就自然的给读者造成了一种突兀的感觉从而降低了文章的艺术水平。这是由于在“十七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必须表达一定的政治主题，日常生活、寻常的事物不具有独立的意义。 杨朔之前，很多散文直接写到重要的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杨朔散文把日常生活、日常的场景引入了散文。但是日常生活在杨朔散文中仍然不具备独立的意义。它们必须依附于某个政治主题在作品中才能获得合法性

比如在《金字塔的夜月》一文中，作者开始一直在引导读者感受的是在茫茫夜色映衬下散发着无限魅力的神秘金字塔。但在介绍金字塔历史的时候却突然引入了一段对“原子弹是否能摧毁金字塔”的讨论。虽然作者将这一段与后面的文章联系起来用心良苦的想说明即使是原子弹也摧毁不了埃及的历史与民族精神。可这一设置在我看来实在突兀，当然我并不认为作者在这里做了假，杜撰了这么一段，但作者在选材时显然是为了升华主题才将这一段有些突兀的材料选入的。

通过上面的一些粗略的分析，我们大概的了解了杨朔散文的一些特点和局限。而杨朔是十七年之间最为著名和重要的散文作家之一。那么通过对他的散文特点的分析，我们又可以看到那个年代下散文创作的特点与局限。但无论是杨朔的优点还是缺点，他在我国散文史上都留下那光辉的一页，谁也无法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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