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论经典作文讲评
策论文
（1）多管齐下，全面推进节能降耗工作
近年来，国际能源和资源性产品价格暴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成本压力和资源性产品的供应安全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在某些地方，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企业的正常生产，此外，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是全世界面对的迫切问题，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也是我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可以说节能减排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
虽然随着技术和装备的进步，我国工业产品的能源消耗近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会增加对能源、资源的需求，增加对环境的压力，因此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任务非常艰巨。要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必须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手段和宣传教育的配套措施，调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积极性，多管齐下、全面推进节能降耗工作。
一是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正确处理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节能减排的关系，真正把节能减排作为硬任务来抓。建立健全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和问责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节能减排负总责，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把节能减排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
二是加大政策的调控力度。把节能减排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通过严格的土地、信贷、项目审批、进出口关税和配额、差别电价等措施，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快增长；加大淘汰电力、钢铁、建材、电解铝、铝合金、电石、焦炭、平板玻璃等行业落后产能的力度；全面实施节约和替代石油、燃煤锅炉改造、热电联产、电机节能、余热利用、能量系统优化、建筑节能、绿色照明、政府机构节能以及节能监测和服务体系建设等十项重点节能工程和水污染处理、燃煤电厂二氧化硫治理等减排工程；启动第二批循环经济试点，加快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示范和推广，促进资源的综合节约利用。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等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
三是加快节能减排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建设。加快制定、修订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法等节能减排的有关法律法规，加大节能减排的监督检查和执法力度。对没有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企业，强制实行能源审计和清洁生产审核；对未按规定建设和运行污染减排设施的企业和单位，公开通报，限期整改；对恶意排污的行为实行重罚，追究领导和直接负责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检测体系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重点企业以及发电、建筑、交通、运输等领域的节能减排管理制度的建设和管理。
四是通过深化改革消除制约节能减排的体制性和机制性障碍，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利用经济手段激励引导企业节能减排。积极稳妥地推进煤、油、气、电、水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按照补偿治理成本原则提高排污单位排污费征收标准，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完善促进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将能源和环境的成本内化到企业的生产决策中去，将节能减排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引导企业自觉地实施引进新技术、改造旧设备、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等节能减排行动。
五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参与到节能减排行动中来。节能减排不仅是企业和政府的事情，还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通过广泛的新闻宣传，是全社会了解节能减排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及国家采取的政策措施，提高全民的节能环保意识，在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从而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推进的节能减排工作格局。
（2）文明伴我行，全民共推进
——谈国民文明素质的提高
文明素质的内涵丰富，它不仅指知识水平，也包含道德素质；不仅体现在言谈之中，也体现在日常举止上；不尽关涉个人修养，也容易引发公众效应。因此，事情虽微小，意义却深远。
提高国民文明素质是增强国家软实力的必然要求。国际竞争，不仅仅局限于硬实力（如军事、科技），也体现在软实力之上，而文明素质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国民的文明素质是一张具有丰富内涵的名片，是国家精神的浓缩，它能使人们在有限的空间里，体味到无限而又独到的意蕴；能在短暂的时间里，感受到中国的亲和力。国民是国家的主体，是国家的基本元素，在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方面更是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提升国民文明素质是增进社会和谐，建立宜居环境之需。飞溅的唾沫，满地的垃圾是藏污纳垢之地，也是病菌传播的绝佳途径；公共场所高声喧哗，公交车上争抢拥挤，也是引发人际矛盾的重要导火索。。。。。。因此，高尚的文明素质，是联接心与心的纽带，也是促进相互理解信任的重要因素。
提升国民文明素质，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曾经有人说过，一个人要是智育不过关，是次品；要是体育不过关，是废品；要是德育不过关，则是危险品。此话道出了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要在社会安身立命，除了需要健康的体魄、聪慧的大脑之外，还应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扩而言之，则是应该有较高的文明素质。
由此可见，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文明素质无不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因此，在当代，许多国家和地区均把提升国民文明素质视作一件重要事情，并对此常抓不懈。我们的国家更不甘落后，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一个被称作礼仪之邦的泱泱大国。然而，通过文中所给材料，我们遗憾地看到，我们国民文明素质并没有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没有与时代潮流同步前进。粗俗的脏话不绝于耳，旧有的习俗和行为屡见不鲜，公德意识淡薄。。。。。。如此种种，已经严重地损害了我国的国际形象，极大地制约了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如旅游业）。因此，提升国民文明素质，势在必行，刻不容缓！
目前，国民素质不高有诸多原因。我认为，它与我们在思想上不重视，监管不严厉，文明观念不先进，物质设施不完善等密切相关。针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我提出几点对策。
提升国民文明素质，要加强宣传，让人们树立正确的认识。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只有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才会在行动中有所落实。因此，要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宣传媒介，制造浓厚的舆论氛围，让人们在铺天盖地的各种宣传教育面前，潜移默化地意识到提升国民文明素质的重要意义，并自觉落实相应的要求。
提升国民文明素质，要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内因是事物的根据，外因是事物的条件。许多时候，人们之所以没有依照一定的社会规范做出相应的行为，是由于其疏忽大意所致。因此，这就需要建立良好的监督机制，比如罚款、曝光等，让人们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不端，从而在外力的作用下将文明理念内化，在日常生活中将文明理念外化。
提升国民文明素质，不仅要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文明方式和理念，还应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与国际接轨，充分发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精神，建立新的文明方式和理念。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随着社会的变革，必然要求不同形式的文明素质。因此，我们要充分研究现代社会的特点，抛弃陈旧甚至落后的习俗，并提炼出与之相适应的文明方式和理念。比如，随着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转型，人们的生活由“家庭人”向“社会人”转变，这就必然要求人们不仅要继续重视家庭、邻里等小团体成员内部的文明素质，还要重视大团体、公共领域的文明素质提升。
提升国民文明素质，还需要建立完善的配套设备。完善的物质设施可以起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作用，它能在静默中提醒人们讲文明言语、做文明行为。如果没有相应的物质基础，讲文明便会在很大程度上沦为空谈，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垃圾桶、痰盂、厕所、候车牌等必不可少。
文明素质的提升，不是一朝一以即可蹴就，也不是寥寥几人的努力即可促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行动起来，争做提升中华文明素质的助推器！
（3）保护文化遗产切忌破坏式“打造”
近几年来，我国出现了空前热烈的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热。据报道，目前全国至少还有近百个项目已宣布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问题是，不少地方好像到现在也没明白，“世遗”主要是一项保护性、公益性的事业，而不是产业性、行业性旅游资源。于是，有些“世遗”所在地往往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盲目开发利用，热衷于破坏式“打造”，直到把文化遗产搞得面目全非。因此，保护文化遗产，切忌破坏式“打造”已经成为我们传承文化瑰宝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文化遗产见证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蕴涵着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民族生命力和创造力，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民族魂魄之所在。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民族文化传承，增强民族情感，增进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但是，个别地方为配合旅游开发将文化遗产进行低层次改造，一味拆旧村建新村而不对文化遗产加以认真保护等现象，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被保护项目的繁荣，实际是对文化遗产的一种根本性伤害。
为了保护好文化遗产，要杜绝破坏式“打造”，首先应该提升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要深刻认识到文化遗产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很多文化遗产都已经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所以，我们应该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上议事日程，千方百计地筹措资金，用于这项艰巨的保护工程。
其次杜绝破坏式“打造”，还需要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划中充分考虑“不能建什么”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在建筑规划中不能只考虑“建什么”，还应考虑到哪些东西不能建。按《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对于文化遗产我们只能“合理利用”。即“利用”必须以保证历史文化遗产不受损坏为前提，“利用”要有利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文化遗产，我们并不缺少必要的法规约束。但是政府在执法方面却“一团和气”，往往使相关法规形同虚设。杜绝破坏式“打造”，不让文化遗产被糟蹋，最需要严格执法，对于那种因决策失误、玩忽职守，造成文化遗产被破坏的责任人，要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对于文化遗产，我们不能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其文化内涵，为了“申遗”进行一些破坏式的“打造”，而应该秉承道家无为的精神，尽可能地保护文化遗产的原貌，使它在现代社会依然能够大放异彩。
（4）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从科学研究理念到科技工作地位、从科技体制机制到科研环境条件、从科研布局到科技实力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体系。但是我国科技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关键技术自给率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发明专利的数量少，有核心竞争力的发明专利数量更少；缺乏自主的核心技术；企业专利申请少。
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国只有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有效地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才能牢牢把握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加强自主创新，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把科技工作摆上各级党委和政府重要议事日程。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制定和实施正确有效的科技政策措施，着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要抓住重点、集中力量，形成协调一致和分工合作的良性机制，切实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要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观念、提倡科学方法，努力形成全社会共同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的良好氛围。
加强自主创新，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国家应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着力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以及能够提高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核心技术和配套技术，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带动国家整体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加强自主创新，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继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的有效机制。要确立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投入的主体地位，增强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坚持先进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创新相结合，实现市场开拓、技术创新和生产经营一体化。要加强经济政策和科技政策的相互协调，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和实现产业化的政策环境。要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国家要继续增加科技投入，同时要吸引社会资金参与科技开发，逐步形成多元化的科技投资体制。
加强自主创新，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知识和人才的长远需要，加大统筹城乡教育发展力度，了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推动教育全面协调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支撑。要努力建设学习型社会，在全社会树立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使每个人都不断获得新知、增长才干，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坚持把发展、培养、使用、凝聚优秀科技人才作为科技发展的重要任务，建立健全一整套有利于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激励机制，促进创新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才脱颖而出。
目前，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问题突出。面对国内外的不利因素，我们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多管齐下，切实加强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走上社会和谐之路，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意义重大而深远。
（5）短信息谣的关键是信息公开
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理是对政府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的考验。这次广东湛江利用手机短信平息“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地震”的谣传，稳定灾区民心的成功例子显示了当地政府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时负责的态度和较强的应急反应能力。这一事件未造成严重的后果，关键在于政府将权威信息及时公开，它给了我们政府一些处理类似事件可以借鉴的经验。
“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地震”谣言的流传，很明显会引发潜在的社会危机。面对危机，当地政府部门反应迅疾，通过短信的全面覆盖，成功化解了谣言可能引发的群体恐慌。湛江的此次危机处理，既显示了手机气象短信应急服务平台在应对突发事件中作为信息传播工具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显示出政府将权威信息及时公开对化解危机的决定性作用。
首先，充分发挥媒体的传播功能，让事实说话，让公众充分知情是化解突发事件的关键。在湛江息谣的过程中，手机短信作为媒介，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它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一种让事实说话、平息社会恐慌心理的功能。毫无疑问，手机作为传播工具和其他各类传播媒介有着同样的工具意义。充分尊重媒体的传播规律，更有利于政府信息的公开与透明，也更有利于破解谣言滋生的问题。作为舆论现象，无论是流言还是谣言，都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集群行为方式。“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地震”的谣言之所以无端生起，本身来自大量暴雨所导致的信息的重大性与模糊性。而息谣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会发生地震”这种政府的权威信息与“引发大地震”这种民间流言之间的博弈。其中，能否让公众舍弃由流言与谣言形成的“舆论”，转而接受政府的权威信息，考验着政府的应急反应能力和公信力。对此，政府的最佳选择就是及时提供权威信息，发布真相，从而填补社会舆论真空，取得公众信任。
其次，政府部门应该及时公布准确的信息，避免出现群体恐慌和对于政府的信任危机。有的地方政府部门在处理类似重大事件的时候，习惯于遮遮掩掩，不敢将全部事实公开，殊不知这样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引发公众大规模的心理动荡和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多次突发公共事件给我们的朴素警示是：在一些重大而模糊的信息面前，谣言永远只能止于信息透明与公开。像湛江事件一样，政府部门的权威信息，在第一时间起到了息谣作用。相反，因“怕引起市民恐慌”而不公开处理信息的做法，只会引起更大恐慌。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对明显属于谣言的舆论，需要政府部门及时予以澄清。而对可能并不全属谣言的舆论，也同样需要政府部门负责任地站出来，及时提供真相，这样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信息公开作为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注定要成为决定危机管理成败得关键因素。但我们应该看到，“湛江大暴雨要引发大地震”谣言的迅速被平息，离成为处理公共安全普遍推行的准则，尚有距离。信息公开还任重道远。
2政论文
（1）让诚信生长在法治的阳光下
最近，河北“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再一次引起国内外对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近年来，“大头娃娃”、“苏丹红”、“瘦肉精”、“齐二药假药”等一系列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发，食品药品监管形势日渐严峻。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素来讲究民以食为天、童叟无欺的礼仪之邦，最基本的食品药品安全却屡屡出现问题，最推崇的道德诚信却连连被严重损害？
悠悠万事，民生为本。我们要确保食品药品安全，重塑社会诚信，需要靠思想教育，需要靠专项整治，需要靠危机处理，但起根本性、基础性、全局性和长期性作用的还是体制和制度。
那些制售假冒伪劣、有毒有害食品药品的生产者、经营者以及他们的保护者，说到底还是受利益的驱使，为了利益不计后果、践踏法律，直至泯灭良知、出卖良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建立一整套极其严格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和制度，让一切心存侥幸、图谋不轨的个人与企业不敢和不能以身试法；让一切企图违反法律谋取不义之财的行为被及时发现和遏制；让一切胆大妄为、利欲熏心、铤而走险的违法犯罪分子身败名裂、倾家荡产、追悔莫及，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让一切遵纪守法、诚信经营、质量为先的生产者、经营者最大限度地获得诚信的红利、体制的保障、法治的阳光。
唐人戴胄曾言：“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法律体现的是国家的诚信与意志，是以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施的。如果我们不能保证国家制定的法律十分完善，不能保证国家的法律得到严格的执行和普遍的遵守，我们就不能确立国家的公信力和政府的公信力，也就不可能真正保证企业的诚信、公民的诚信和整个社会的诚信。
胡锦涛总书记一再告诫全党要进一步增强“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温家宝总理也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虽然我们这些年在维护社会稳定、处理突发性事件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但我们要认识到，处理突发性和群体性事件既是一项复杂、艰巨的重大任务，又是一项长期、系统的社会工程，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又会产生。过多依赖事后补救、末端治理的解决方式很容易陷入盲目被动、疲于应付，甚至恶性循环的境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还要认识到，越是从发展的早期进入发展的中期和后期，越是从粗放发展阶段转向科学发展阶段，制度的保障和推动作用就越加凸显，就越需要把法制建设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全局性、基础性和战略性地位，将法制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式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牢固基石，努力用法制来防纠纷于未起，化矛盾于未发，坚决克服在发展过程中人们个体行为和政府管理行为选择的功利化、短期化、表面化倾向，坚决纠正对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暂时利益的过渡追逐，坚决防止在处理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突发性事件中出现任何体制性迟钝和麻木现象。
诚然，体制建设和制度创新的成效有一个从小到大、从隐性到显性的过程，难以立竿见影，快速见效。但是制度的导向和预期作用却使其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雪球效应”，制度执行得越持久、越稳定，其成效就越成倍放大；而如果我们现在在制度建设上稍有松懈，未来出现的问题就可能是全局性、长期性，甚至是灾难性的，解决起来事倍功半，积重难返。这方面的正面例证不胜枚举，负面教训也极其深刻。当前我们要特别重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保护公民权益类法律制度、公共服务体系类法律制度、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类法律制度、制约公共权力类法律制度、化解社会纠纷类法律制度。要使这五类法律制度相互依存、紧密配合，共同构成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和谐发展的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
（2）政府绩效管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政府绩效”是行政管理学近年来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之一，它运用科学的方法、标准和程序，对政府机关的业绩、成就和实际工作作出尽可能准确的评价，在此基础上促进政府改进工作和提高绩效。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政府绩效评估已成为各国政府考评和改进工作的重要手段，突出公民导向，逐渐走向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
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政府绩效本质上是政府的发展观和政绩观的具体体现，绩效评估标准的确立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为基础。因此，实施绩效管理就是政府工作的方向。要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要求落实于经济社会建设的丰富实践中，就必须有科学的、先进的政府工作评估体系。只有用绩效管理的经济、效益和效率标准来评估政府工作，才可以全面检验政府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情况，才能全面详细、客观实在地反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工作的效率，才能检验地方政府在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是否真正做到了科学发展。科学实施政府绩效管理，以绩效管理设置的指标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可以进一步促进政府自身建设，推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提高地方政府工作的效率与质量，促进地方政府创造更多的公共价值，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是创新公共管理的必然趋势。绩效管理所包含的经济性评估要求政府树立成本意识，效率测定是检测政府的投入产出比，效益评估关注的是组织工作的质量和社会最终结果，体现在人民满意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上，这些绩效评估的内容可以满足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要求。绩效管理以“结果为本”的理念符合现代公共管理的新理念，以下放权力为取向也符合公共管理要求分权的新模式。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机关绩效管理在实践中具有计划辅助功能、监控支持功能、促进功能、激励功能、资源优化功能五个重要的功能，是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是创新公共管理的必然趋势。
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机构臃肿、行政成本高、办事效率低是目前政府不可回避的问题。绩效管理充分考虑到政府运行的每一个环节，在决策、执行、结果等政府权力运行的节点，制定或设立了规范化、程序化的目标与标准，并且以市场机制为依据迫使政府机构将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作为工作的目标，这样将大大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绩效管理，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项在探索与实践中不断推进的工作。总体来说，目前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在内容和重点选择、绩效指标体系设计、绩效评估程序和方法、绩效评估结果利用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我国政府绩效管理问题还比较突出，规范化程度低、绩效评估分散在多种管理机制中、评估内容和侧重点差别很大、评估程序和方法不一致、缺乏制度化的评估标准，还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实践和创新。
为推动政府绩效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充分发挥绩效评估在政府管理现代化中作用，必须从价值、理念、制度和技术等多个层面，对政府绩效管理的评估标准进行系统的反思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政府机关绩效管理的原则和目标，在拟定出适用全国机关的效率评估标准基础上，各地各部门依据这些原则要求，结合实际，规范化、科学化完善修订当前的目标责任体系，制定各地的细化评估标准。
绩效考核作为评价政府、部门及其领导工作实绩的重要依据，要科学地使用，避免走两个极端：一是将绩效评估结果束之高阁，与干部任用、内部激励和资源配置完全脱节。二是在绩效评估结果的利用上急功近利，把奖惩、任用作为绩效评估结果利用的唯一形式。
政府绩效考核是服务型政府改革的崭新举措，，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抄照搬，因此，我们要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个环节，最终取得令人民满意的成绩。
（3）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迈出了坚实步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取得了新进展和新突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我国行政改革的总趋势和必然选择，也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坚强政治保证。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顺应现代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现实需要。构建服务型政府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发展的重要趋势。政府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民，政府只有为人民服务，得到人民的支持和认可，才能为自己的政治地位建立合法的基础。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我国行政环境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要求、新课题、新矛盾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对我国政府的建设和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必须用公共服务的理念改造政府，必须适时调整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组织、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必须改进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服务流程，为民众提供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等诸多公共服务，通过政府职能的有效行使，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迫切需要。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利益多元化时代，人民需要表达利益，需要通过行政参与来实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表明全球化时代政府必须是服务型政府。作为组织形态的政府应该当好社会的“掌舵人”和“仲裁者”。在现代社会，政府行政机关在本质上是社会服务机关，它是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部门，是兴利除弊的部门，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部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改革必须精简机构，切实转变职能，转变管理方式，实现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加快从“越位”的地方“退位”，在“错位”的地方“正位”，在“缺位”的地方“补位”，严格依照国际惯例和规则办事，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形象。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服务型政府的根本任务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要求，把经济决策权归还给市场主体，同时为各类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公平交易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让市场主体各自决策并独立承担经济后果和社会影响，从而培育市场经济环境，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根本动力。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政府的角色定位变了，它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和市场环境的培育者，而无论规则制定还是市场培育，都是为市场、企业、公民提供服务。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不是政府需要干什么，而是社会需要政府干什么，政府应该起到它应有的“掌舵人”与“灯塔”的领航与服务功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政府把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调节，政府也由原来对微观主体的指令性管理转换到为市场主体服务上来，转换到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再是全能型、管制型政府，其管理方式必须由指挥经济变为服务经济，只有这样，才会有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对政府改革和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谐社会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指向，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在影响和谐社会构建的诸多因素中，政府无疑居于主导方面。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是公共治理的和谐，而政府实施是公共治理的主体，只有政府真正实现了从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才能构建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政府认真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社会累积的各种矛盾、各种问题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形成。
可以预见，尽管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但随着以“利民便民”、“政令畅通”为旨归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
3、评析文
（1）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统筹兼顾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文化资源，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与矛盾，以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保持广大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统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建设是包括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内的统一整体，两者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行政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把经营性文化混同于公益性文化，以至于许多文化单位事业不像事业、产业不像产业，事业也要搞创收，产业又由政府包起来。这种体制缺陷所带来的是功能上的越位甚至错位，极大地限制了文化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文化事业因政府投入不足或投入取向失当、机制不良，造成活力不足、服务不够、文化基础设施薄弱，进而造成文化社会功能弱化；另一方面，某些文化产业又因游离于市场体制之外，未形成进入市场主动竞争的意识和机制而难以有大的发展，进而造成文化经济功能弱化。只有加大改革力度，坚持统筹兼顾，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区分开来，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功能到位，实现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双轮驱动，才能充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统筹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个文化市场。从国内来看，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我国有13亿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3.6亿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希望，也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稳定的服务群体；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3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这是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广大农民需要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文化建设最大的潜在市场。从国际来看，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了难得的国际空间。汉语是世界上重要的语种之一，海外有5000多万侨胞和华人，外国人学汉语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我国文化发展的国际空间会越来越大。我们一定要用好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机遇，统筹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个文化市场。
统筹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弘扬时代精神。文化是民族生命体内的血液，包含着独特的遗传基因，文化的传承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屹立不倒的力量源泉。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之根，就没有中华民族精神之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就无法建立。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少糟粕，如等级观念、官本位等，对这些东西必须加以剔除。另外，文化又传达着一个时代的情绪，表现着一个民族的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因此，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妥善处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批判与创新的关系，充分吸收中华文化的精华，同时去除其糟粕，构建适合当今时代要求，引导中华民族积极向上的价值体系。要结合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内容形式的创新，这是目的；二是文化体制机制的创新，这是保障；三是文化传播方式的创新，这是手段。只有大力推进三位一体的全面创新，才能铸造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文化辉煌。
（2）转型升级是出口解困的根本途径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出口贸易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在国内外多种因素交互作用下，中国出口增长速度逐月回落，2008年11月出现10年来首次负增长，增长率降到-2.2%。面临严峻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中国出口经济应该如何应对呢？一方面，政企携手，共克时艰，千方百计保持出口稳定增长，保持我国出口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另一方面，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实处，充分利用金融危机中蕴藏的机遇，推进出口的转型升级。
目前，外部需求迅速萎缩，个别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性生产过剩的矛盾比较突出，我国出口企业普遍出现了利润降低、订单减少、企业倒闭等现象。但是一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生产调整灵活性较强的企业，反而抓住了竞争对手纷纷陷入困境的机遇，扩大了市场份额，取得了良好的出口增长业绩。因此，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关键是要增强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根本途径是加快出口转型升级。
出口转型升级的目标，是要实现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这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要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地位。为此，需要不断加大研发力度，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产品并扩大其出口。同时，积极延伸服务价值链，发展物流、营销、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的服务活动，逐步建立起由中国企业掌控的全球销售网络。二是要大力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不断改善出口产品结构，大力发展清洁生产、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密集型企业产品的出口，合乎我国的基本国情。同时，要优化出口的区域布局，不断开拓和培育新兴市场。
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五个关系。
第一，处理好保出口与促升级的关系。在当前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要处理好保出口与出口转型升级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要利用当前的金融危机，淘汰落后的出口生产能力，加速一些出口企业的破产倒闭。但是，我国出口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如果听任出口企业倒闭，就会带来大量的失业，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在困难的形势下要把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放在首位。企业要先生存，其次才能图发展。
第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有效引导有利于确定出口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加快转型升级的进程。但政府引导必须尊重市场规律，要因势利导，而非一厢情愿，更不可越俎代庖。综观其他新兴经济体出口转型升级，其动力主要来源于因虚拟生产要素成本抬升而产生的强大的市场压力。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为高附加值的出口产业活动创造适宜的环境；建设共用的研发平台，保护知识产权，为研发成果的产业化提供金融平台；改进通关便利化，完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适应高端产业活动的要求；改善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系，完善外汇管理体制，为本土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提供便利与支持。
第三，处理好转型升级与转移的关系。我国出口产业在布局上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优化出口产业的布局是转型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出口产业布局调整同样要尊重市场规律，对于具有“大进大出”特点的加工贸易，引导其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难以满足其对物流的要求，可能产生事倍功半的效果。加工贸易布局的优化，主要应着眼于在沿海地区优化布局，即引导加工贸易活动从珠三角向广东东西两翼地区、北部湾地区转移，从长三角向苏北鲁南地区转移。
第四，处理好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的关系。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出口超过我国出口总额的一半。这是过去30年我国大力吸引和劳动密集的出口导向型外资政策的结果。外资企业对于扩大出口、解决就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在研发决策方面受制于其母公司的战略，其品牌和国外销售渠道更操控于其母公司。要发展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由中国企业控制的国际销售渠道，必须依赖本土的跨国公司。因此，扶持本土的跨国公司，对于出口转型升级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要鼓励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配套、合作与竞争，不断提升内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支持内资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着力培育本土跨国公司。
第五，处理好海外并购与出口转型升级的关系。获取国际品牌、海外销售渠道，是出口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但是，考我国在境外新建销售渠道和培育国际品牌，难度大、耗时长。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令不少国外企业经营困难，股价大幅缩水，这为我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国际品牌和销售渠道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国家可以有选择地放松对外投资的管制，建立海外并购基金，加大对出口企业海外并购的融资支持力度，帮助我国企业不失时机地并购海外研发能力、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加快出口转型升级的进程。
出口贸易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在当前的经济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变困难为机遇，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这才是中国企业走出困境的治本之策。
（3）从“又快又好”到“又好又快”
近年来，我国的发展条件进一步改善，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发展势头进一步趋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呈现出增长速度较快、经济效益较好、物价水平较低的态势。但在一片大好形势之下，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在“十一五”开局的一段时间里，单位GDP能源消耗不降反升；经济的“黄金发展期”与能源、资源、环境制约等方面的“矛盾凸显期”交织，愈益影响全局、制约长远。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必要在工作中和总体发展要求上更加鲜明地强调：要“又好又快”，把“好”放在首要的、决定性的位置，以“好”来统领“快”，坚持“好”中求“快”。
从理论上分析，只有质量好、效益高、消耗低、环保优的发展，才能使“快”具有值得追求的实质意义和转变增长方式的正面效应；反之，不好的快速发展，则是一种资源的低效配置甚至错误配置，会加大浪费而得不偿失，难以为继，应当努力避免。在发展中以“好”来统领“快”，是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优化配置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现实工作上考虑，长期以来把“快”置于“好”之上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惯性很大，不易扭转。只有在指导思想上把“好”摆在“快”的前面，使“快”服从于“好”，“好”中求“快”，才能有效遏制单纯追求GDP增长的偏颇，真正做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正确处理“好”与“快”之间的矛盾，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而真正实现科学发展。
“又好又快”发展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既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大起大落，更要坚持好中求快，注重优化结构，努力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坚持又好又快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各类生产要素潜力的有效途径，是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实现综合国力整体跃升的必由之路。对此，我们必须具有深刻的认识和准确的理解，必须坚持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必须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必须不断强化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就要把思想统一到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认识上来，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努力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在我国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十一五”时期，应该而且必须在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要求上，更加明确地、坚定地强调“又好又快”，以“好”统领“快”。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也是形成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目标的现实需要。
（4）破除“潜规则”刻不容缓
“潜规则”，顾名思义，即潜在的规则。虽然号称规则，却又没有明文规定；虽然不具合法性，却又对人们具有约束力。其具体表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例如进药得“回扣”、审批得“红包”、贷款得“分成”等等、规则虽潜，却已经在不少地方、行业、部门和人际交往中盛行；规则虽隐，却早已经被人们心领神会。一言以蔽之，“潜规则”就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规则。“潜规则”的蔓延，危害了社会肌体的健康，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破除“潜规则”势在必行，刻不容缓，意义深远。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潜规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离不开诚信、公平、秩序和法治等重要的“品质”。通过正当的竞争，企业之间实现优胜劣汰，市场资源得以合理配置，消费者的权益得到可靠保障。然而，“潜规则”的存在，使得从事商品经营活动或服务的个别市场主体，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商品或服务的质量上，而是寻求各种“捷径”，通过向相关部门送钱或提供其他利益等非正常渠道，打通关节，为自己的产品开拓甚至垄断市场。这不仅阻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损害了其他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市场主体的利益，侵犯了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还进一步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交易的秩序。它不仅使市场不能有效、准确地发出“信号”，而且还经常“反映”出一些“假象”，从而使市场“晴雨表”的功能丧失，也使国家的宏观决策部门无法准确判断相关情况。因此，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潜规则”是干部健康成长的隐形杀手，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权力寻租”、关系准则和金钱原则等都是官场“潜规则”的表现，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不能正确的对待手中的权力，利用各种机会，大肆寻求权利的“寻租”。一些企业经营人员、采购人员、供销人员、公关人员，以及部分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利用工作和职务上的便利，“官商勾结”、假公济私，不惜一切手段，不计一切后果，唯利是图、暗箱操作，搞不正当交易，得实惠、捞好处，使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变为行贿受贿、人情世故和关系网的恶性较量。如此，势必滋生腐败歪风。此外，在官场的一些“潜规则”的运行，也使得许多干部不是将心思放在认真工作、为官谋福利上，而是放在千方百计打通关系上，如此一来，行贿、买官、卖官的不正之风大行其道。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潜规则”败坏了社会道德，毒化了社会风气。“潜规则”游离于法律、法规等“显规则”之外，甚至与之相背离，为法律所不容，也为道德所不允。在“潜规则”的作用下，升迁时，工作干得好不好并不重要，关键是要看与领导关系怎样；审批时，商品质量好坏也不重要，关键是要看与政府相关部门关系怎样；考试时，学习能力高低也不重要，关键要看与老师关系怎样。。。。。。这些现象的存在，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颠覆了人们的道德评价标准，毁坏了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而且使歪风邪气盛行于社会，合法经营、诚实劳动、德才兼备等理念也面临被边缘化的命运。长此以往，不仅社会肌体的健康被腐蚀，而且使人们的观念认识发生了严重错位；不仅破坏了当前的社会稳定与和谐，而且阻碍了民族和国家健康发展。
“潜规则”犹如一张无形的网，身在其间的人们，任你有着再善良的愿望，都抵不住被其同化的命运。我们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一定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切实采取行动，展开一场围剿“潜规则”的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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