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第一百三十三篇《无衣》

《诗经》第一百三十三篇《无衣》

【篇目】

[作品介绍] [注释] [译文] [赏析一]~~[赏析五】【古风泊客一席谈】 无衣 [诗经·国风·秦风]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作品介绍]《国风·秦风·无衣》，为先秦时秦国民歌。作为《诗经》中一首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战歌。此诗赞颂了即将参加作战的将士，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秦哀公赋此诗，表示同意申包胥的请求，决定出兵抗吴救楚。全诗共三章，采用了重叠复沓的形式。[注释]⑴袍：长袍，即今之斗篷。⑵王：指指秦君。⑶同仇：共同对敌。⑷泽：通“襗”，内衣，如今之汗衫。⑸作：起。⑹裳：下衣，此指战裙。⑺甲兵：铠甲与兵器。⑻行：往。[译文]

谁说我们没衣穿？与你同穿那长袍。君王发兵去交战，修整我那戈与矛，杀敌与你同目标。谁说我们没衣穿？与你同穿那内衣。君王发兵去交战，修整我那矛与戟，出发与你在一起。谁说我们没衣穿？与你同穿那战裙。君王发兵去交战，修整甲胄与刀兵，杀敌与你共前进。

赏析壹壹／当时的秦国位于今甘肃东部及陕西一带。那里木深土厚，民性厚重质直。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朱熹《诗集传》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这首诗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确实反映了秦地人民的尚武精神。在大敌当前、兵临城下之际，他们以大局为重，与周王室保持一致，一听“王于兴师”，他们就一呼百诺，紧跟出发，团结友爱，协同作战，表现出崇高无私的品质和英雄气概。在《诗经》大量的战争题材作品中，《无衣》一诗以其高亢的精神境界和独特的表现方式受到人们的重视。《无衣》乃是秦哀公应楚臣申包胥之请，出兵抗吴救楚而作，是哀公征召秦民从军，士卒相约之歌。由于此诗旨在歌颂，也就是说以“美”为主，所以对秦军来说有巨大的鼓舞力量。据《左传》记载，鲁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陷楚国的首都郢都，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于是一举击退了吴兵。可以想像，在秦王誓师的时候，此诗犹如一首誓词；对士兵们来说，则又似一首动员令。如前所述，秦人尚武好勇，反映在这首诗中则以气概胜。诵读此诗，不禁为诗中火一般燃烧的激情所感染，那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令人心驰神往。之所以造成这样的艺术效果，第一是每章开头都采用了问答式的句法。一句“岂曰无衣”，似自责，似反问，洋溢着不可遏止的愤怒与愤慨，仿佛在人们复仇的心灵上点上一把火，于是无数战士同声响应：“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第二是语言富有强烈的动作性：“修我戈矛！”“修我矛戟！”“修我甲兵！”使人想像到战士们在磨刀擦枪、舞戈挥戟的热烈场面。这样的诗句，可以歌，可以舞，堪称激动人心的活剧。诗共三章，采用了重叠复沓的形式。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有所发展的。如首章结句“与子同仇”，是情绪方面的，说的是他们有共同的敌人。二章结句“与子偕作”，作是起的意思，这才是行动的开始。三章结句“与子偕行”，行训往，表明诗中的战士们将奔赴前线共同杀敌了。这种重叠复沓的形式固然受到乐曲的限制，但与舞蹈的节奏起落与回环往复也是紧密结合的，而构成诗中主旋律的则是一股战斗的激情，激情的起伏跌宕自然形成乐曲的节奏与舞蹈动作，正所谓“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佚名

赏析贰贰／在《诗经》大量的战争题材作品中，《无衣》一诗以其高亢的精神境界和独特的表现方式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由于作品的创作年代久远，文字叙述简略，故而后代对于它的时代背景、写作旨意产生种种推测。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认为《无衣》是讽刺秦君穷兵黩武、崇尚军力的作品；第二，认为《无衣》乃是秦哀公应楚臣申包胥之请，出兵救楚抗吴而作，是哀公征召秦民从军，士卒相约之歌；第三，认为《无衣》是秦人攻逐犬戎时，兵士间团结友爱、同仇敌忾、偕作并行、准备抵御外侮的歌声。笔者认为前两种看法均根据不足，而后一种看法较为可信。第一种意见的主要根据是毛诗《小序》。毛诗《小序》说：“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毛传对此诗的注释谨守《小序》之说。第一章诗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传》云：“上与百姓同欲，则百姓乐致其死。”郑笺申云曰：“此责康公之言也。君岂尝曰：‘女无衣，我与女共袍’乎？言不与民同欲。”又同章诗曰：“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传》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孔颖达疏申云曰：“至于王家于是兴师之时，百姓皆自相谓，修我戈矛，与子同为仇匹而往征之。由上与百姓同欲，故百姓乐从征伐。今康公不与百姓同乐，非王兴师，而自我攻战，故百姓怨也。”虽然符合《小序》之意，但解释中参入注释者的主观成见。如前两句为责备秦康公语，后三句赞扬王者出师，显得极勉强，而把前两句的主语定为正文中从未出现过的秦君，更是无中生有。如果客观地审视全诗，却诚如王先谦所云：“审度此诗词气又非刺诗。”（《三家诗义疏》）由此可见，第一种意见是站不住脚的。王夫之《诗经稗疏》中的见解是第二种意见中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此说的主要依据是《左传》定公四年（前506）的记载：“吴入郢……申包胥入秦乞师……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秦师乃出。”但这并不足以说明，《无衣》是秦哀公时为出兵救楚抗吴而作。因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前544）记载吴公子季札入鲁观乐，鲁乐工所奏各国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可以肯定，在秦哀公赋《无衣》之前三十余年此诗已经存在了。《左传》中关于赋诗的记载较多，它是春秋时期诸侯相互之间交往的一种手段。赋者，诵也，赋诗即是诵诗。在外交场合，当事人可以用赋诗的形式委婉地来表达自己的态度，而所用作品一般都是现成的。所以，秦哀公赋《无衣》只是通过诵诗来表达自己愿意出兵，和楚国共同对付吴国，并无征召秦民之意。以为哀公赋《无衣》就是哀公创作《天衣》，显然是极大的误会。至于王夫之这样的大学者也作如是解，那是智者千虑之失，我们不必为贤者讳。为什么说第三种意见较为可信呢？《汉书·赵充国传赞》说：“陕西天水、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同俗修习战备，高尚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汉书》作者班固于《诗经》有所师承，但他就否定了刺诗之说。首先，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无衣》产生地的地理、历史等情况。秦为帝颛顼之后，舜赐姓赢氏，远祖非子为周孝王养马于汧渭之间，世代居于接近西戎的西部边地。《史记·秦本记》载：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子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大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世父曰：“戎杀我大夫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遂将击戎，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庄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废太子，立褒姒子为嫡，数欺诸侯，诸侯叛之，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文公）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从上我们可以知道，在春秋早期以前秦与西部诸戎的斗争非常激烈，一方面因为自己的生存，要与诸戎争夺土地。另一方面又有保卫王室的责任。秦为大夫为诸侯，都是以伐戎为前提条件的。所以，伐戎也是秦国政治活动中的头等大事，在《诗经·秦风》中有所表现也是必然的。其次，我们可以对《无衣》全诗略加考察，其诗曰：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全诗共分为三章，每章五句。每章前二句皆是诗人的劝慰之辞，衣物是人类生活中必不可缺的基本条件，对征战在外，风餐露宿的战士显得尤其重要，而事实上，在具体的战斗生活中缺食少穿也是常事，“岂曰无衣”是要战士不以衣服破旧单薄为意，“与子同袍”是以自己的情况以宽慰战士。“同袍”，一般都解作共用一件战袍，此说不确。因为战士出征都各有自己的服装，不可能共用一套。又因为战士的服装都是统一的，其新旧薄厚情况也相当，故“同袍”应指同样的着装。下文还有“同泽”、“同裳”，都是同样的意思。“泽”，内衣。此句体现出诗人置个人困苦不顾的态度。各章后三句表达同仇敌忾之意。“王于兴师”的“王”当指周王，而非秦君，这一点，毛传所说不误.《说文》：“王，天下所归往也。”也就是说王是统一天下之君。自周王朝建立以后。周天子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故只有周天子可称为王。春秋以后，周室衰微，诸侯的势力渐大，但周天子的尊贵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尚未破坏，天子和诸侯的君臣名分仍保留着，如齐桓公称霸诸侯，还需借匡扶王室提高其号召力。所以，此时除被视为南蛮的楚国外，诸侯尚无自称王者。由于秦伐诸戎是受命于周王室，所以，“王于兴师”不是诸侯间的相互侵伐，穷兵黩武，而是为国家御侮的战斗。“与子同仇”，仇，偶也。意同“与子偕作”、“与子偕行”。虽是要走上战场，但毫无犹豫恐惧，语气极其坚定，这正是崇尚勇力、忘死轻生的秦人风俗之表现。《无衣》全诗贯注着共同克服困难，一致抗敌的高亢精神。宋人谢枋得说：“春秋二百四十余年，天下无复知有复仇志，独《无衣》一诗毅然以天下大义为己任。”（转引自方玉润《诗经原始》）真可谓善读诗者。佚名

赏析叁叁／ 《秦风·无衣》是《诗经》中最为著名的爱国主义诗篇，它是产生于秦地(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部)人民抗击西戎入侵者的军中战歌。在这种反侵略的战争中，秦国人民表现出英勇无畏的尚武精神，也创造了这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慷慨战歌。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先将一些较难理解的词解释一下。“袍”，即战袍，披可以为衣，盖可以作被。“王于兴师”，犹言国家要出兵打仗。于，为动词词头；兴师，起兵。“修”，修整。“戈矛”，两种长柄兵器。戈，即平头戟，长六尺六寸;矛，长两丈。“子”，你，指战友。“同仇”，是说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泽”，内衣。“戟”，一种长柄武器，无刺为戈，有刺为戟。“偕作”，即共同奋起。“裳”，下衣，指遮蔽下体的战裙。“甲兵”，即铠甲和兵器。“偕行”，同行，指一块儿上战场。全诗三章，每章的首二句，都以设为问答的句式、豪迈的语气，表现出那种奋起从军、慷慨自助的精神。所谓“无衣”，是说当时军情紧急，征衣一时难以齐备。但是，这点儿困难算得了什么，即使是一件战袍、一件内衣、一件战裙，也可以与战友共享。“同袍”、“同泽”、“同裳”，正生动地表现出大敌当前，战友们克服困难、团结互助的精神。每章的三、四句，则写他们一听到君王要发兵的命令，便急忙修整武器，磨励兵刃，整装待发。那“修我戈矛”、“矛戟”、“甲兵”的描述，正反映出他们那种摩拳擦掌、积极奋战的高昂的战斗热情。而每章的末句那“同仇”、“偕作”、“偕行”等语，则由共同对敌的仇恨，写到共同奋起、同赴战场，正表现出一种团结一心、同仇敌忾、誓死保卫疆土的义愤。全诗感情激荡，气势非凡，极像一首战士进行曲。它激昂高歌，表现出一种慷慨雄壮的爱国主义激情，和一往无前的大无畏精神，确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诗章。《诗经》“国风”中，反战的诗篇很多，但那是反对统治阶级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义之战。至于对抵御外侮、保卫家园的正义战争，人民群众还是竭诚拥护并踊跃参加的。每当国难当头之时，人民群众总是表现出一种高度的爱国热忱和英勇献身精神，这正是一个民族不被亡的根本。《秦风·无衣》正是表现了这种誓死抵御外侮、英勇卫国的精神。《诗经》中的这类诗篇，不仅真实地反映出人民群众在保家卫国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而且也标志着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一开始就进入了我国进步文学创作领域。这类诗歌，必将以它特有的光辉、巨大的魅力，照耀诗坛，教育和鼓舞后人。佚名

赏析肆肆／ 对于此诗的主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毛诗正义》认为《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另一种则以《诗经原始》、《诗集传》为代表，认为《无衣》，秦人乐为王复仇也。而我则赞同后者，通读本篇，丝毫没有刺用兵之意。诗中“王于兴师”可知，此王必是周王。春秋之前惟周天子为王。楚虽僭称王，然北方周地只称楚子（周封楚子爵）不称楚王。而周幽王为犬戎所杀，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受王命攻打犬戎。王封襄公为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歧丰之地。”秦始为诸侯，封于歧丰故周之地。则此王为周平王。周王兴师讨伐犬戎，故曰“同仇”。周人长期受犬戎侵扰。幽王时，犬戎攻克镐京，屠掠周地。故周人苦犬戎久矣。而秦人居于西戎，必然与犬戎有间隙。兴师讨伐犬戎，何来不满？必是同仇敌忾，互相召唤、互相鼓励，舍生忘死。《诗经原始》有云：“夫秦地为周地，则秦人固周人，周之民苦戎久矣，逮秦始以御戎有功，其父老子弟欲修敌忾，同仇怨于戎，以报周天下者，岂待言而后见哉？”且秦与犬戎有仇。周宣王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人君主死于犬戎之手，故上下一气，为其君仇，所以能同仇敌忾。所以《诗经·无衣》唱道：“与子同袍，与子同仇；与子同泽，与子偕作；与子同裳，与子偕行。”何来秦人讽刺其君好战与？再者说，秦人与戎狄杂居久矣，故其民风彪悍，好战、喜战。《诗集传》有云“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秦地本身水土厚重，其民质直。班固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汉书·地理志》有云：“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尚力气，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由此可知，秦人尚武之风浓烈。魏源《古诗微》云：“《无衣》，美用兵勤王也。秦地迫近西戎，修习战备，高尚力气，故《秦风》有《车邻》、《小戎》之篇及‘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之事。上与百姓同欲，则百姓乐至其死。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秦之先世与戎仇，屡有勤王敌忾之事，至后世民俗犹存。”又因为秦人长期与犬戎有间隙，纷争不断。由秦仲到庄公再到襄公。三代与犬戎有战争。再结合此诗背景，乃秦响应周王西征犬戎，国仇家恨在一起，其人民又怎么会因征讨犬戎而讽刺君主好用兵呢？再从诗本身来说。全诗共三章，用“赋”的表现手法，在铺陈复唱中直接表现出战士们共同对敌、奔赴战场的高昂情绪。每一章句数、字数相等，但结构的相同并不意味简单的、机械的重复，而是不断递进，有所发展的。首章“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言明我秦人与戎狄既有国仇，也有家恨，故曰“同仇”次章“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都是以“岂曰无衣”开言，正如前面所述，并非是无意义的重复。而是递进至“与子偕作”。既然已经是同仇，之后必然要复仇，如何复仇？定是“与子偕作”。最后尾章“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多说无益，此仇不共戴天，唯有与子共赴沙场，一雪前耻。越往后读，气血越沸腾。读完最后一句，气血沸腾，豪气冲天，不上战场厮杀一番不痛快。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同泽、同裳。此并非真的共用一件袍、一件泽、一件裳。而是通过写共用衣服，表达出同生共死，同仇敌忾，相互扶持之意。为什么诗中的秦人可以与子同袍呢？正如第一句所说“与子同仇”正是有共同的敌人才能同生共死。既然都可以同生共死了，那么必然可以“与子同袍”、“与子同泽”、“与子同裳”了。袍、泽、裳并无特定意义，但通过一层又一层的重沓复唱中表达出秦人不畏死亡，大无畏的精神。这首诗充满了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气氛，读之不禁受到强烈的感染。不禁为诗中火一般燃烧的激情所感染，那种慷慨激昂的英雄主义气概令人心驰神往。可推断出，此诗有可能是秦人的军歌，表现了秦人并肩作战的无为气概，充满激昂的精神。唱着如此同仇敌忾之战歌奔赴战场，百战百胜也不足为奇了。谢氏枋得所谓：“春秋二百四十余年，天下无复知有复仇志，独《无衣》一诗毅然以天下大义为己任。”此诗富有浓浓的复仇之意，即为复仇，秦民又怎会讽刺其君主好战用兵呢？有云：“英壮迈往，非唐人出塞诸诗所能及。”与《邶风·击鼓》，篇相比较《秦风·无衣》篇就更无刺用兵之意了。《邶风·击鼓》写了一名士兵被迫南行，与妻别离，却无归期。诸如“我独南行”的“独”，与无衣篇中反复出现的“同”字有着强烈的对比。“独”写出了，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擅动刀戈，与民意相悖。而“同”不单单则写出兵与兵之间的同生共死，还写出了上下一心之意。《击鼓》中所写的士兵，与其妻立下契约“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然后自己却被迫远赴战场，背离自己的誓言。此非我愿，却无可奈何。每读至此，哀伤之情油然而生。夫妻分离，也许再无相见之日。反观《无衣》也是奔赴战场，却没有儿女情长，而有同袍之情。此因《击鼓》乃讽刺其君用兵，导致家破人亡。《无衣》乃上下一心，同生共死。《击鼓》中的“不我以归”“不我活兮”道出了浓浓的厌战反战心理。而《无衣》中的“与子同仇”“与子偕作”“与子偕行”则反映出了好战，喜战的心理。与之相比较，《无衣》是赞扬了团结对敌，保家卫国之意。并无刺其君用兵之意。从诗本身的背景，民族风俗，诗歌艺术角度都没有讽刺其君好用兵之意。与诗经其他反战、风刺用兵的诗篇相比较也无讽刺其君好用兵之意。所以《秦风·无衣》篇是表达了当时秦人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团结对敌之意。依据其诗的风格和激昂的气势，也极有可能是秦人奔赴战场时所唱的军歌。佚名

赏析伍伍／很多人知道，《诗经》里没有吴地的作品。很多人不知道，《诗经》有一篇与吴国有关的作品。吴国军队破楚入郢。秦哀公被楚国使臣申包胥的忠心所震撼，允诺出兵帮助驱逐吴军，并“为之赋《无衣》”。《无衣》经孔子之手入编《诗经·····秦风》，遂使《诗经》有此一篇与吴国有关的作品。吴王阖闾兴师伐楚公元前515年，公子光取吴王僚而代之，成为吴王阖闾。阖闾得到伍子胥辅佐，建造大城，加强守备，爱民亲民，君臣团结，吏治清明，政通人和，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储备逐年增多，国力强盛起来。阖闾继承吴王寿梦的战略，联晋抗楚，向江淮地区扩张，梦想有朝一日称霸东南。但是，楚国早已成为长江流域强大的诸侯国。阖闾与伍子胥、孙武子夙兴夜寐，图谋动摇楚国霸主地位。公元前506年，吴军出动三万人的精锐部队讨伐楚国。吴国军队有水上作战的特长，陆路车战也训练有素。吴王阖闾亲自担任统帅，伍子胥、孙武子、伯嚭等为将军。深受楚国令尹囊瓦欺诈的蔡国和唐国与吴国结盟，在兵力、兵器、马匹和后勤保障方面给予吴国以有力支持。吴军士气高涨，行动神速，突破一道又一道防线，五战五捷，很快攻破了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诸侯国为之震惊。汉代刘安《淮南子·泰族训》记载：“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锺，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吴军陷于楚国军民的包围之中，孤立无援，四面受敌。秦哀公：“岂曰无衣？与子同袍”逃入云梦的楚昭王派申包胥出使秦国求援。申包胥跋山涉水，日夜兼程。他见到秦哀公，把吴国比喻为长蛇、野猪，说吴国要把中原各国一个一个地吃掉，如果楚国被灭亡了，下一个也许就是秦国。听了申包胥一席话，秦哀公请他到国宾馆下榻，等待答复。申包胥谢绝去宾馆，而是“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申包胥以道德力量打动了秦哀公。秦哀公向申包胥庄严宣示：“楚国虽然无道，但是有你这样忠心耿耿的大臣，我可以帮助扶持。”于是明确同意发五百乘援兵救楚，并“为之赋《无衣》”。《无衣》分为三章，每章五句。第一章：“怎么说没有衣服呢？我和你穿同样的战袍。”古代没有统一的军装，当兵打仗要自备衣裳，甚至自带兵器、军粮。贫苦家庭的子弟从军，难免衣衫不周。而军官或富裕家庭出来的兵丁，同样的衣衫不止一件。大家到了生死与共的军队，还分什么你我？“周天子点兵打仗了，赶快修好你我手中的戈矛，与你共同报仇雪恨！”第二章：“怎么说没有衣服呢？我和你穿同样的汗衫。周天子点兵打仗了，赶快修好你我手中的矛戟，一起与你驱逐共同的仇敌！”第三章：“怎么说没有衣服呢？我和你穿同样的下装，周天子点兵打仗了，赶快修好盔甲和你我手中的刀枪，一起和你奔赴杀敌的战场。”保卫家国的忠心，不怕牺牲的铁骨，团结一致的意志，兄弟战友的温情，浸润了同仇敌忾的战歌。歌词简明，通俗易懂，情感细腻，富有节奏，仿佛将军与战士、老兵与新兵之间的亲切交谈。从战袍谈到内衣，相互间体贴入微，生活化的诗句温暖着士兵，战场的萧杀寒气为之一扫而光。从戈矛说到盔甲，交流战斗中保存自己的经验，传授战场上杀敌致果的本领，歌词烘托出军事化环境，铺陈了战斗化气氛，涌动着克敌制胜力量。《诗经》作品适合唱，《无衣》适合大合唱。《诗经》作品也可以朗诵。秦哀公正是面对着楚国使臣申包胥，以朗诵《无衣》发布援楚抗吴动员令的。从古到今，秦人激愤则“吼”，哀公“赋《无衣》”必“吼”无疑。这一“吼”非同小可，地动山摇，经史留名！《左传》、《吴越春秋》均有记载⑶。早在公元前821年—公元前766年之间，秦国两代君主庄公、襄公尊王攘夷，领导秦地（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部）军民奋勇抗击西戎入侵，拱卫周室，洗雪家仇，在血与火的战争中集体创作了民歌《秦风·无衣》。公元前506年，秦哀公为发兵援助楚国，“为之赋《无衣》”，这里的“赋”，乃“不歌而诵”，即朗诵。“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秦哀公每朗诵一段，申包胥以三叩首大礼答谢，全诗朗诵完毕，申包胥九叩首。“同仇敌忾”的军歌再度气壮山河，响彻华夏！于是“秦师乃出。”吴军受秦、楚两国军队夹攻，内部又发生了夫概叛乱，还遭到越国乘虚而入的进攻。此时的吴王阖闾，进退失据，不能自主，被迫撤军回国。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抗暴军歌《诗经》产生的年代，中原大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风和畅，孔子、老子、庄子，文化巨人风云际会。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年四十二，鲁定公立。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 鲁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孔子做过这么几年官，主要致力于周游列国，整理编撰诗书礼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关于孔子与《诗经》，司马迁指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诗经》三百零五篇，其中《国风》传诵最广。来自十五个诸侯国的一百六十篇民歌，被称为“十五国国风”，出自郑国的作品有二十一篇。《雅》是宫廷乐歌，一百零五篇，有大雅、小雅之分。《颂》四十篇，是宗庙祭祀用的乐歌和舞歌，周人、鲁人、商人用来颂扬他们祖先荜路蓝缕的建国历程。《无衣》经孔子编入《诗经·秦风》，是中华民族民歌宝库和军事文学宝库中的瑰宝，是激励军民团结、反抗外来侵略的锐利精神武器。全面准确学习研究地方历史文化《诗经》里没有出自吴地的作品，并非说明吴地没有文化。吴地的水利、稻作、玉加工等方面的物质文化已经早早生长起来。但是，当吴地处于“无君、无大夫”即没有出现国家形态，没有实质意义上的领袖之时，总结提高不够，缺乏交流，文化发育成长较慢，再说吴地远离周王朝统治中心，交通不便，采诗不及，献诗无门。所以没有优秀民歌作品入选《诗经》。从吴王寿梦开始，吴地有了国家形态，接受晋国使臣申公巫臣，按晋国军队的建制整编军队，训练车战，提高了军队战斗力，按照远交近攻原则制定了联晋抗楚战略。寿梦亲自去北方朝见周天子，访问诸侯国，观看礼乐表演。寿梦还派四子季札去齐、鲁、郑、卫、晋等诸侯国考察，像现在的访问学者那样。应季札的请求，鲁国为他举行周朝歌舞表演，季札看得非常专心、非常高兴，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在孔子的学生中，唯一来自吴地的言子精通古代典章，是孔门最优秀的弟子之一。可见，从寿梦开始，吴国开始学习中原文化，启动南北交流。可贵的地方文化自觉，对于后世吴地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某些方面后来居上，具有重要意义。苏州大学教授、博导范培松和苏州教育学院教授、《中国园林美学》学科创始人金学智主编《苏州文学通史》，定这个时期的公元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为苏州文学起点，认为这是“有文献可稽的一个极其遥远而又非常良好的开端”，实乃中肯之论！当年的吴、楚关系早已被历史抚平。楚国贵族春申君治吴有方，成为吴地人膜拜的偶像。《诗经·秦风·无衣》成为中华民族共同财富，当然也是吴地文化财富。 今天的吴地，全面准确学习研究历史蔚然成风，吸取民主精华，批判封建糟粕，提升地方智慧，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成果为世人瞩目。佚名

《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白话翻译：“谁说我们没衣穿？与你同穿那长袍。君王发兵去交战，修整我那戈与矛，杀敌与你同目标。谁说我们没衣穿？与你同穿那内衣。君王发兵去交战，修整我那矛与戟，出发与你在一起。谁说我们没衣穿？与你同穿那战裙。君王发兵去交战，修整甲胄与刀兵，杀敌与你共前进。”关于本诗的诗旨，有三种说法：第一，认为《无衣》是讽刺秦君穷兵黩武、崇尚军力的作品。毛诗《小序》说：“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郑笺申云曰：“此责康公之言也。君岂尝曰：‘女无衣，我与女共袍’乎？言不与民同欲。”；陈奂《诗毛氏传疏》：“此亦刺康公诗也。”第二，认为《无衣》乃是秦哀公应楚臣申包胥之请，出兵救楚抗吴而作，是哀公征召秦民从军，士卒相约之歌；第三，认为《无衣》是秦人攻逐犬戎时，兵士间团结友爱、同仇敌忾、偕作并行、准备抵御外侮的歌声。

泊客认同第三种说法。何也？本诗全篇包含着团结友爱、同仇敌忾、视死如归、抵御外侮的激昂斗志。岂能是“刺”诗？读本诗须搞懂两个关键词：一曰“袍泽”，一曰“同仇”。一曰“袍泽”。亦作“ 袍襗 ”。 战袍（外衣）和衬衣（内衣）。泽，通“ 襗 ”。正因为《诗·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后遂称军队中同事、战友为“袍泽”。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不是说军中战友没有衣服穿。古时，无论是王或诸侯统一发放军服还是须由将士自理，都不可能“无衣”。本诗称“无衣”为夸张写法，意在强调军中将士同甘共苦，团结友爱。 二曰“同仇”。本诗也不是秦国为救楚抗吴而作。泊客仅举一例子。诗文当中有“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一句。春秋之前惟周天子为王。“王”只能指“周王”，而抗吴援楚非王命也。因此，本诗不可能是为救楚之诸侯混战而作。“王于兴师”不是诸侯间的相互侵伐，穷兵黩武，而是为国家御侮的战斗。且，本诗明确指出“同仇”，何为同仇？周人长期受犬戎侵扰，周幽王为犬戎所杀，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受王命攻打犬戎。秦人居于西戎，久与犬戎有仇。周宣王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故周王兴师讨伐犬戎，秦人曰“同仇”。本诗三章，每章前两句表示将士的同甘共苦，团结友爱；后三句表达同仇敌忾、誓死抵御外侮之意。本诗每章前两句，让泊客想起《游击队之歌》；而后三句则又让泊客想起《志愿军之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吴闿生《诗义会通》评论本诗：“英壮迈往，非唐人出塞诸诗所及。”而陈继揆《读诗臆补》则曰：“开口便有吞吐六国之气，其笔锋凌厉，亦正如岳将军直捣黄龙。”因此，本诗是《诗经》中最为著名的爱国主义诗篇，是一首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的慷慨战歌，也是中国史上第一首军歌。描写了秦人抗击西戎入侵，赞颂了将士们团结友爱、同仇敌忾、偕作并行、舍生忘死、抵御外侮的英勇气概和英勇无畏的尚武精神。

诗经133心 · 养性 · 品生活

这世上有三样东西是别人抢不走的：

一是吃进胃里的食物，二是藏在心中的梦想，三是读进大脑的书。古风泊客 ┃ 也许是最有深度的古文赏析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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