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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25日，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我不想做‘名人’了，玩玩。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真是无奈之言。没有“名”的人，总觉得人之“有名”是很风光的事，但真到了“有名”，如果不是想借虚名来骗钱或牟利，其实是很苦恼的。因为各色人等都要来这“名”上蹭一蹭，或托名以营利，或借名以自炫，或遭拒而恼怒，或仰慕而纠缠，或谬托知己强作解人，或有意贬抑以显其能。总之，“有名”便多是非，名气越大，是非越多。是是非非，听由别人编排，最后的结果便是没有了“自己”。
譬如鲁迅，因为名气太大，所以各色人等都有一个自己需要的“鲁迅”。为了某种利益各取所需外，他还会被随心捏造。这些不同的“鲁迅”，善善恶恶，判若云泥。
鲁迅吸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到了中国烟草商(尽管是“国营”的烟草商)手里，就变成是烟草“成就”了鲁迅。在云南红塔集团的院子里，有一尊鲁迅雕像，手里夹着一支卷烟。塑像边的石座上刻道：“他的烟如同他的消瘦、坚毅的脸庞，如同他的文章与笔，这就是他与烟草的共生关系。”
“共生关系”，费解。是说有鲁迅才有烟?不妥，因为鲁迅出生之前几百年烟草已输入中国;是说有烟才有鲁迅?也不妥，因为非但鲁迅出生之前烟草已经存在，并未生成鲁迅;而且在他死后烟草继续存在，鲁迅却未能再生。鲁迅的“消瘦”或同烟害有关，鲁迅的“坚毅”、“文章与笔”则同烟草风马牛不相及，因为不坚毅，不握笔，不写文章的吸烟者比比皆是。“共生”也者，只是烟草商拿鲁迅来做广告罢了。
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其实同烟无关。如果文章真要依赖烟草，中国就不会有屈原、司马迁，也不会有陶渊明、李白、杜甫、王维，不会有苏轼、辛弃疾，也不会有关汉卿、王实甫，因为直到明代中叶以后，烟草才开始在中国流行。相反，鲁迅一生为烟所苦，他的早逝，烟草之害是脱不了干系的。
许广平情意拳拳，鲁迅一再表示到厦门后酒已不饮，烟也少吸，身体较前为好，但少吸卷烟未能持久，因此告以又要编讲义，当可少吸，以宽慰许广平。可惜，这一保证也未能兑现。同年12月3日，他去广州前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到中大后，拟静一静，暂时少与别人往来，或用点功，或玩玩。我现在身体是好的，能吃能睡，但今天我发见我的手指有点抖，这是吸烟太多了之故，近来我吸到每天三十支了，从此必须减少。我回忆在北京的时候，曾因节制吸烟而给人大碰钉子，想起来心里很不安，自觉脾气实在坏得可以。但不知怎的，我于这一事自制力竟会如此薄弱，总是戒不掉。但愿明年能够渐渐矫正，并且也不至于再闹脾气的了。”这一番自我检讨表明鲁迅非不知吸烟的危害，也非无意戒烟，他对戒烟认同，决心“从此必须减少”，而且深责自己自制力之薄弱，后悔对劝他戒烟的亲人、朋友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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