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其自然”与“征服自然”
生命的物质是什么，生命的存在方式是什么，正常生命状态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保持健康、追求长寿所必须解决的认识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的认知与讨论，形成了古代人类的生命观。就体育的研究而言，它主要指人们对人类“自身自然”的理解或认识，即人的“自身自然”是可变的还是不可变的，人的健康是可控还是不可控的，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有着不同的认识视角，因此提出的问题并不完全一样。中国提出的问题是：在保持健康与追求长寿的体育实践中如何处理好人的主观努力与自然规律的关系；希腊提出的问题则是：在追求幸福生活的体育实践中能不能对人的“自身自然”进行改造或控制。尽管视角与提出的问题不同，但中国与希腊的落脚点都在一个问题上：积极的身体锻炼或后天对身体的养护，对人的生命运动和人的生活有无的意义。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层面上，我们来看看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各自关于健身的不同理念。
1 中希关于“身心关系”的认识
1．1 中国关子“身心关系”的认识
1．1．1 是形体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形体，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 就体育的研究领域而言，早在先秦时期，先哲们就提出了“形体保神”(《庄子?天地》)和“形具而神生”(《荀子?天论》)的命题。充分肯定了身体在生命运动中的决定意义。《淮南子?原道训》。
指出：“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二失位则三者伤矣。”有形的身体，是生命的“房舍”(载
体)；无形的“元气”，是生命的动力(生命的始基物质)；精神；引，是生命的主宰(生理和心理功能的总和)；三位一体，各有各的职责，一损俱损，而最终导致生命的瓦解。认为生命现象是形体与精神一体二用的统一运动状态。所谓“一体二用”，范缜有过一个解释。他在《神灭论》中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也。”“形”是生命的物质表现形式或生理的物质形态，“神”是生命的活力表现形式或心理的物质形态，它们都是万物的始基物质“气”的衍生物，只有二者的结合才会有生命运动，才能成为“人”。有形，神才有所附丽得以体现，即“神须形以存”之谓；有神，形才有别于其他生命体和非生命体，即“形恃神以立”之谓；这二者是不可偏废的，这就是范缜的“名殊而体一也”(尽管名字不同，实际上是指同一个东西)。生命是形神(或身心)不可分离的存在方式(一体)。
1．1．2 正是在“一体二用”的基础上，中国古人探讨了身心与健康的关系 《灵枢?五变》曾指出，“肉不坚”者、“五脏皆柔弱者”、“小骨弱肉者”、“皮肤薄而不泽”者等肌体处于不良状态的人群，易于感染疾病。王充也讲“五脏不伤，则人智慧，五脏有病，则人恍惚，恍惚则感痴矣。人死五脏腐朽，腐朽则五常无所托矣。”强调了机体的状况是确定生命状态健康与否和存在与否的基础。中国古人在强调身体是生命运动的基础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精神”在决定生命运动状态中的特殊作用。嵇康指出：“精神之于形骸，尤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尤君昏于上，而国乱于下也。”强调了精神对形体的控制与调节作用，认为在防治病患与维护肌体健康方面，精神起着主导作用。也就是说，生理(形)健康是心理(神)健康的基础，心理健康则影响着生理健康。这种身心健康观念对中国古代人们选择体育保健行为具有重大影响。
1．2 西方关于“身心关系”的认知 西方有关本体论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是“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
“思维(精神)先于存在(物质)，还是存在先于思维”，是西方提出问题的方式或讨论该问题的着眼点和起点。在古代希腊，关于“灵魂”就已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原子论、理念论和功能论。
1．2．1 “原子论”肇始于德谟克里特，他认为不可再分的“原子”是构成宇宙和万物的始基物质，灵魂也是由原子构成的“灵魂是由最根本的、不可分的物体形成的，它由于它的精致和它的形状，是能动的。”伊壁鸠鲁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在“致希罗多德的信”中作了阐述。主要观点是：躯体和灵魂都是由原子按不同结构组成的，灵魂是由精微的原子构成；灵魂与所“居住”的“容器”(形体)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灵魂在躯体中分为理性与非理性两部分，是生命存在的决定因素。
1.2．2 “理念论”是以柏拉图为代表 柏拉图认为“理念”(或理性)是世界的根源，不是万物产生了理念，而是理念产生了万物。当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神“便把理性放到灵魂里边去，把灵魂放到身体里边去”，于是便有了人的生命活动。因此，“灵魂是最初的东西，是先于一切形体的，是形体变化和移动的主要发动者。”他还强调地指出：“神并不是在身体之后再创造灵魂的。……实际上，神使灵魂先于身体而生成，比身体年长，比身体优越，因而它是统治者，而躯体则是臣民。”同时，灵魂是不朽的，当它离开一个人的躯体之后，需经过3000年左右的轮回，方才可以重新进入另一躯体中，成为一个新人的生命运动的“统治者”。
1．2.3 依据亚里士多德有关“灵魂”的论述，我们可以将他的观点命名为“功能论” 综合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的有关论述，其主要观点如下：首先，任何生命体都是“质料”(形体)与“形式”的统一体(他称为“实体”)。其次，灵魂的功能是一个递进的功能链，大致可分为“滋养能力、感觉能力、思维能力以及运动能力”，“有些动物拥有全部的能力，有些动物则只有部分能力，有的甚至仅有某一种能力，正是这个造成了动物的区别”。植物、动物与人的区别，主要在于灵魂的不同功能与不同“质料”(形体)的结合。第三，“灵魂是存在和生命的原因与本原……所有的自然物体都是灵魂的工具，动物的躯体就是为灵魂而存在，植物的躯体也是这样。”自然，人的躯体也是一样。第四，作为现实生命体(实体)，灵魂是不能脱离躯体的，“但灵魂自身绝对不是躯体，因为它不是躯体，而只是依存于躯体，因此，灵魂寓于躯体之中”。第五，灵魂中用来 思维与判断的能力被称之为“理智”，它是人与其他生命体相区别的根本能力，又被称之为“心灵”。灵魂的滋养、感觉等较为低级的能力是与某种具体“质料”结合在一起的，是不可分离的。但“心灵”则是可以与躯体分离的，因为“灵魂的这一部分唯有在思维时才现实存在着。所以认为它和躯体混合在一起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是那样就会变成某种性质，如热或冷，或者具有某种器官，就像感觉一样，而心灵并不具有自己的器官”。由是，就人的现实生命运动而言，心灵和躯体又是可以分开的。
1．2．4 综上所述，希腊古代先贤对“身心关系”的理解，尽管存在认识上的差距，有的甚至相对立(如原子论与理念论)，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的基本模式都是“二元并存”不管是原子论的躯体“容器”说，还是理念论的灵魂“注入”说，功能论的灵魂“寄寓”说，都把人分为身与心两部分，而不同于中国的“一体二元”。
2 中希关于“人天关系”的认识
2．1，中国关子“人天关系”的认识
2．1．1 “人天关系”在中国古代体育方面的反映，主要集中在对人的主观努力的可行性与遵循客观规律的必要性的认识方面 荀子早就指出：“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使之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认为一个人生命的长短与健康状况，主要取决于一个人的行为特征，人对“自身自然”的养护所做出的主观努力，将决定一个人的健康与否和长寿与否。这就是嵇康提出的“寿夭之来，在于善求”的命题。他明确指出，决定一个人的长寿与否的主要因素是一个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而不是所谓的“天命”。善求者，可以健康长寿；不善求者，则可能多病早夭。肯定了一个人的主观努力对自身身心健康的积极意义。
2．1．2 我国古人肯定人的主观努力对身心健康的积极意义，并不是否认身心发育的客观规律，更不主张违背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 而是在认识和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强调一个人的主观努力。庄子曾通过“庖丁解牛”的寓言阐明了养生要“依乎天理”(遵循自然规律)的道理。
《吕氏春秋》中则更进一步地阐明了一个人保持身心健康的主观努力与客观自然规律的关系。《尽数》云：“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比，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
这里提出了四点值得肯定的思想：第一，生存环境的变化与变迁，是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第二，生存环境变化对一个人造成的影响，取决于这个人对这些变化的认识和采取的对策；第三，万物的变化是必然的，在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面前，一个人只能在客观规律允许的条件下，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做出一定的努力；第四，人的主观努力，不是使有限的生命得以无限的延续，而是在于通过自身的努力，保持身心的健康，不但自己早死(毕其数)。
中国人在保持身心健康和追求长寿的实践中，中国古代哲人一方面阐明了一个人生来死去的必然性，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一个人主观努力的可行性，在处理客观规律(天命)与主观努力(人为)的关系上，既强调了遵循客观规律的必要性，也指出了个人努力的重要意义。
2．2 西方关于“天人关系”认识
2．2.1 西方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对身心后天锻炼的主张方面 首先，我们看一看苏格拉底与他学生艾毕凯奈斯关于身体健康的对话：
看到和他在一起的艾毕凯奈斯年轻而身体很不好时，苏格拉底说道：“艾毕凯奈斯，你的身体多么缺乏锻炼啊!”
“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运动员啊”，艾毕凯奈斯回答。
苏格拉底反驳道，“那些参加奥林比亚锦标争夺赛的人，也不见得比你更是运动员啊!难道你以为雅典人随时可能决定向敌人进行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是一件小事吗?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身体健全的人的成就和身体不好的人的成就都是相反的；身体健全的人健康而强有力，许多人由于这个缘故在战争中光荣地保全了自己，避免了各种危险；许多人救援了朋友，对祖国做出了贡献，并因此而得到了人们应有的感激，获得了极大的荣誉和无比的尊重。因此，他们能够在余下的一生中愉快地光荣地生活，并把美好的产业遗留给自己的子孙。”
“不要因为城邦没有正式规定军事训练，就自己也疏忽起来，而是应该更加注意锻炼才是。尽可能使身体保持最良好的状态，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何况，使得本来可以通过锻炼而变得极其美好和矫健的身体竟因自己的疏忽而致孱弱衰老；这也是非常可耻的。但一个疏忽怠惰的人是不会看到这一点的，因为健康的身体通常是不会自发地产生的。”
在这段谈话里，苏格拉底批评了参加体育竞赛才锻炼身体的思想，指出了不管是否是运动员，保持健康强壮的体魄对人生的重要意义，身心健康必须伴以适宜的体育锻炼。苏格拉底还曾指出：“那些天生体质脆弱的人，只要锻炼身体，就会在他所锻炼的方面强壮起来，比那些忽略锻炼的人更能够轻而易举地经受疲劳。”认为后天的努力，可以改变先天身心的缺陷。
德谟克里特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如果身体能够拿他一生中所遭到的痛苦和苦难来对灵魂提出控告，而由我来判决这案件的话，我将很愿意惩罚灵魂由于疏忽而使身体毁坏。”“人们比留意身体更多地留意他们的灵魂，是适宜的。因为完善的灵魂可以改善坏的身体，至于身强力壮而不伴随着理性，则丝毫不能改善灵魂。”强调身心的健康状况与人的主观努力有着很大的关系。
2．2．2 亚里士多德则从身体锻炼的原则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切技艺和学术[实用之学]要是不仅以片断的陈述为满足，而有志于研究整个问题，则每一种专门的技艺和学术就应该把擅长的那一门内所有各方面的事情全部加以考虑。例如体育这一门就得考虑，适合于不同体质的各种不同教练方法；何者才是最合乎理想的教练方法――所谓理想方法就是适宜于具有最良好的体质而又具备最优越的生活条件的人们的最好教练方法；以及何者才是普遍相宜于大多数人体质的教练方法――在这方面，体育教练也得一并给予考虑。此外，还得计及有些人们愿意接受教练，却不想造诣到可以参加体育竞赛的那样高度的技艺，[成人]体育教练和少年竞技教练又得为这些人们设置某些对他们相宜的较低课程。”这段话提出了要研究体育锻炼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要求，并指出体育锻炼要依据不同的对象与不同的目标选择或设计不同的练习方法和练习内容，强调了体育锻炼必须遵循身体锻炼的规律，依据不同任务区别对待。
在以古代希腊为代表的体育思想里面，重点强调了身心健康状况的可变性与可控性，突出人的后天主观努力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意义，并十分重视选择合理的身体锻炼方法。
3 中希关于体育锻炼与生命运动关系认识的异同
3．1 强调身体的基础地位相同，但对生命结构的理解不同
3．1．1 中国与古代希腊对人的身体在生命运动中的基础地 位的认识是一致的 中国提出的“形具而神生”与西方依据古希腊思想总结的“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或亚里士多德“自当先重体育，培养灵魂所寓的身体”，在强调身体在生命运动中的基础地位没有本质的区别。
因此，在体育锻炼与健康维护活动中，不能忽视对身体的锻炼或养护。在这个问题上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是相同的。
3．1．2 但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则有着很大的区别 中国主张“人天合一”的学说。这一学说“主张主体融入客体，或者客体融入主体，坚持根本同一，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在中国人看来，人的身与心(精神与形体)都是“气”(物质本原)的衍生物，是一体的，不可分的，只是在功能上存在区别，形成了“一体二用”的生命结构观念。而古代希腊主流思想则认为世界是可分的，应当分成人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在对生命结构的问题上，认为是由躯体与灵魂(精神)两部分合成的。灵魂有灵魂的来源和功能，躯体有躯体的来源和功能，它们是可分的，在维护生命运动中二者是不可偏废的。由此形成了“二元并存”的生命结构观念。应当指出，尽管在古代希腊大多数都主张灵魂与躯体是可以分离的，但这都是从一般意义上讲的，而不是指个体生命现象。因此，它们虽然承认灵魂不灭，躯体与灵魂可以分离，但没有主张个人是可以不死的，躯体是可以不朽的，而是更看重保持健康的身体与练就健壮的体格。
3．2 强调主观努力的重要性相同，但主观干预的性质不同
3．2．1 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在维护人的正常生命运动和保持身心健康方面，都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重视后天的努力：都认为后天的努力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改善生命存在的现实状态，有助于健康、长寿目标的实现。因此，对生命运动施加一定的影响是维护健康生活、实现长寿愿望的必要措施，这在中希大体是一致的。
3．2．2 由于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在生命结构方面的认识差异，中希“施加一定的影响”性质则有着明显区别 “一体二用”的身心观，“施加一定的影响”的前提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在中国人看来，在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中，总存在许许多多的影响身心健康的不良因素。这些不良因素往往会破坏正常的生命运动，给身心健康带来巨大的危害。因此，为了维护身心健康或正常的生命运动，就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克服形形色色的不良因素造成的危害。这些措施不是要改变生命运动的自然轨迹或规律，而是使生命运动回复到自然轨迹。这就是庄子提出的“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的去人任天的养生实践原则。而古代希腊的“元并存”的身心观，建立在人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相分离的“二元”观念的基础上，其“施加一定的影响”的立足点，在征服、支配自然的强烈愿望上。因此，古代希腊施加的影响在于改造人的“自身自然”，按照社会的需要塑造人的体魄。这决不是说古代希腊不注重生命自然规律的探索，恰恰相反，古代希腊对生命运动的自然规律探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他们探索生命运动规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征服与支配人的“自身自然”。
中国干预措施的目标是：回归自然、顺其自然；西方干预措施的目标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其主观于预的性质完全不同。
3．3 强调精神(灵魂)的主导作用相同，但关注和解决问题的重点不同
3．3．1 中国与古代希腊对精神(灵魂)与形体(躯体)在保持健康的生活的关系方面，都一致地认识到精神(灵魂)的主导作用 在中国有“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的命题，在古代希腊则有“用灵魂的善，改造身体的善”的主张。但是，中国与古希腊关注和解决问题的重点不一样。中国主要是在“情欲与健康”层面，探讨其机理；古希腊则主要是在“感性与理性”层面，主张其取舍。
3．3．2 在中国，人们认识到感官情欲对人的生活的巨大影响，特别是对身心和谐的破坏作用 因此，在养生领域，无论何家何派，都把“养神”作为养护的重点。所谓“养神”，是通过心理调节和行为规范来杜绝因变态心理产生的有害行为和导致的生理功能紊乱，防治疾病，维护身心健康的养生方法。其基本要点是：适情志、和喜怒、节欲望、调刚柔。一方面要遵循和满足自然的生理需求；一方面要节制或转移由感观和经验引起的情绪波动；只有处理好二者的不同需求，才能够保持一个性和的身心状态，从而获得一个健康的体魄与实现长寿的目标。在古希腊，大多数哲学家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只有理性才值得信赖。所以，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灵魂”的掌控下。身体只有在灵魂的控制之下，才能真正得到改善。这就是苏格拉底所说：“在你身体中的心灵，是随它高兴地指挥着你的身体的。”中国强调的是：精神在影响人的正常生命运动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古希腊强调的是：选择灵魂(理性)的需要而不是躯体(感觉)的需要(即按照一般社会需要来塑造自己的体魄)。
4 结 论
由于古代中国与希腊对身心关系认识的差异，由于古代中国与希腊对生命运动干预的出发点和侧重点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健身理念。
1)古代中国“一体二用”身心观，在肯定生理(形)健康是心理(神)健康基础的前提下，突出强调了精神对形体的控制与调节作用，认为在防治病患与维护肌体健康方面，精神起着主导作用。中国人在保持身心健康和追求长寿的实践中，中国古代哲人一方面阐明了一个人生来死去的必然性，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一个人主观努力的可行性，在处理客观规律(天命)与主观努力(人为)的关系上，既强调了遵循客观规律的必要性，也指出了主观努力的重要意义。中国认为，人的主观努力，不是去改变生命运动的正常轨迹，而是纠正或调整现实生命运动所面临的问题与偏离正常轨迹的失误，使其回归自然、顺其自然。
2)古代希腊的先贤对“身心关系”的理解，尽管存在认识上的差距，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的基本模式都是“二元并存”。不管是原子论的躯体“容器”说，还是理念论的灵魂“注入”说，功能论的灵魂“寄寓”说，都把人分为身与心两部分，而不同于中国的“一体二元”。古希腊强调的是：选择灵魂(理性)的需要而不是躯体(感觉)的需要。即按照一般社会需要来塑造自己的体魄，突出了对体格、体能、体貌的要求，从而主张控制生命运动，按照人的理性需要去影响生命运动，强调征服人的“自身自然”和改造人的“自身自然”。古希腊人重点强调了身心健康状况的可变性与可控性，突出人的后天主观努力对身心健康的重要意义，并十分重视选择合理的身体锻炼方法。
3)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健身理念对中国古代人们选择的体育保健行为与古代希腊人所倡导的健身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最终形成了风格不同的体育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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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志者自有千计万计，无志者只感千难万难。
2、实现自己既定的目标，必须能耐得住寂寞单干。
3、世界会向那些有目标和远见的人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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