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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人性的赞歌——《聊斋志异·连城》中乔生形象解读
作者：赵爱华
来源：《蒲松龄研究》 2013年第2期
赵爱华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聊斋志异·连城》是一篇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蒲松龄在“至情论”的基础上，将复杂真实的社会生活融入到青年男女的爱情之中，在连城和乔生为爱而死生生死死的动人故事里蕴含了厚重的现实基础。而在这黑暗社会中所发生的真挚爱情故事更透露了蒲松龄对美好人性的向往和渴求，尤其是与作者人生经历颇为相似的乔生形象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蒲松龄的人格理想，寄托了蒲松龄的情感愿望。
关键词：连城；乔生；人格理想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19文献标识码：Ａ
《连城》与《聊斋志异》中的其它爱情篇章如《青梅》、《阿宝》、《婴宁》、《辛十四娘》等在命名方式上都是以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的，但在人物塑造方面《连城》与其它同类故事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青梅》等篇都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和寄托对象，而《连城》中男主人公乔生也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而且从异史氏曰“一笑之知，许之以身，世人或议其痴；彼田横五百人，岂尽愚哉！此知希之贵，贤豪所以感结而不能自已也。顾茫茫海内，遂使锦绣才人，仅倾心于峨眉之一笑也。亦可慨矣”的感叹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写作目的是借乔生和连城的爱情故事来抒发自己对具有侠肝义胆却遭遇不幸的书生的痛惜之情。正因为乔生是作者情感抒发的载体，连城是心中理想女性的寄托，因此《连城》中的乔生和连城都是故事的主人公。而在《聊斋志异》中那些突出女性弱化男性的爱情篇章中，乔生形象更显得卓尔不群。
乔生不是拥有奇特之术的异人，不是潇洒自由的仙人，也不是掌握他人生杀大权的阎王，而是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读书人。他有着读书人的理想，有着世俗人的情欲，但他又与众不同，为人肝胆侠义，为情全心投入，为爱执着炽热。他是蒲松龄在感悟人情冷暖、社会百态的现实生活中根据自己的人格理想塑造的理想男性，他是《聊斋志异》中最为光彩的男性形象。
一、一片痴心为所爱
在爱情方面，蒲松龄用“一笑之知，许之以身，世人或议其痴”来评价乔生。“痴”的本义是呆傻，但在文学家心中往往有另外的含义。欧阳修的《玉楼春》里有“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一语，将情和痴连用，可见痴是情的极致。欧阳修的这一思想在明清时期得到了文学家的普遍认同，曹雪芹的《红楼梦》经常用“痴”传“情”，除了回目中用“痴女儿”、“痴情女”、“痴公子”、“慰痴颦”外，在表达写作主旨时更是用“或情或痴”、“痴男怨女”等语来显示对“痴”的全新诠释。的确，在这些有个性的作家笔下，“痴”不再是低智商的代名词，而是情的极点。乔生被世俗人批评的“痴”，正是他用情至深的表现。
《聊斋志异》中具有“情痴”的男性并不是只有乔生一人，《阿宝》中的孙子楚、《阿绣》中的刘子固、《婴宁》中的王子服等都有类似的品格，但是他们的“痴”还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而在这细末之处中更能体现乔生的不同之处。
表面上看孙子楚对阿宝的痴丝毫不亚于乔生，他为阿宝“自断其指”，甚至人魂分离，用情之专注不可谓不深，但是这个“性迂讷，人诳之，辄信为真”的“孙痴”对阿宝的深情多是出于被动。在未见阿宝之前他是在别人的怂恿下向阿宝提的亲，当遭到阿宝家拒绝后也曾“念阿宝未必美如天人，何遂高自位置如此？由是曩念顿冷”，后来在郊游途中他亲自见到了阿宝，“审谛之，娟丽无双”，这才坚定了他娶阿宝的信念。因此，他的钟情中有很强的“色”的因素。而乔生为连城舍命割肉时两人并没相见过，是一种自觉报答知己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功利性。
《阿绣》中的刘子固为了偶然一见的阿绣情愿忍受被骗的事实，对阿绣经手之物长期保存，甚至经年不再议婚。但刘子固的深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绣“姣丽无双”而“心爱好之”。所以当“媒人艳称复州黄氏女”时，他是“恐不确，命驾至复”，看重的是女子的容貌。后来当狐女变成阿绣的模样与之交往时，他没有丝毫的猜疑。最后在一次偶然的场合与“蓬鬓垢耳，出履蹉跌，不可堪”的真阿绣见面，他却“驰过之”，丝毫没有想到她是自己魂牵梦绕的女子。当阿绣“竟妆，容光焕发”后，其母抚掌曰：“无怪痴儿魂梦不置也”。由其母的赞叹和刘子固本身的行为可以推断，他看重的是女性的美貌，而不是心有灵犀的情感。因此同是痴心，刘子固的痴就缺少了乔生对连城的那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也与《瑞云》篇中贺生对瑞云“不以妍媸易念”的精神迥然有别。
《婴宁》中的王子服对偶然一见的婴宁“神魂丧失”，“肌革锐减”，被好友笑为“痴”。但是结合王子服和婴宁“有女郎携婢，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生注目不移，竟忘顾忌”的相见经过，就可发现，王子服对婴宁的痴也只不过是在容貌基础上的爱恋。
因此虽同是爱情篇章，同样以女主人公命名，同为表现男性痴情，但乔生的痴体现的是感情的交流，知己的奉献，而《阿宝》、《阿绣》等篇的爱情之痴只是肤浅的容貌之悦，缺乏情感内涵。
二、真情之人情意深
《连城》中的乔生为了报答连城的知己之爱，不仅为连城舍命割肉，甚至为连城欣然就死。在地狱中面对连城的疑问，乔生以“卿死，仆何敢生”回答。这虽然不是什么山盟海誓的言语，但却具有催人泪下的力量，乔生的这句简短的话足可以让阴冷的地狱散发出比炭火更热的温暖，这种温暖是人性之光的魅力。乔生对连城可谓用情至极，为情献身，为情而乐死厌生。
为爱情而舍弃自己，这种有情人在《聊斋志异》中也并非只有乔生一个，《香玉》中的黄生，《辛十四娘》中的冯生似乎也是这类人，但与乔生相比，他们的言行也缺乏感人的力量。
《香玉》一篇是作者着力歌颂真情的爱情故事。异史氏曰中说“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寄，非其结于情者深耶？一去而两殉之，即非坚贞，亦为情死矣。人不能贞，亦其情之不笃耳”，足可表明蒲松龄对男女深情的赞扬之情。但是故事里却有很多让人不舒服的地方。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崂山下清宫读书的黄生看到了分别穿着素衣和红衣的女郎，“遥望之，艳丽双绝”，“追过短墙，寂然已杳，爱慕弥切”。在黄生吟诗表达相思之后，素衣女郎香玉到来，两人“贪欢忘晓”，双宿双飞，但黄生还惦记着红衣女子绛雪，妄想“得陇望蜀”。在香玉的本体——白牡丹被人移走之后，绛雪出现安慰黄生，黄生却“欲与狎”，让人感觉不到他的专情。而且根据“后生妻卒”，“后十余年，忽病。其子至”的情节，可得知黄生原已成家，有妻子。那么从这里来反观黄生的行为就更显得其庸俗，或许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妻子不能满足他的情感需求，他才寄情于香玉和绛雪的，把她们视作艳妻和良友。因此《香玉》一篇的男女至情，缺乏真正的情爱因素，只不过是男性为弥补家庭缺憾的一种设想。
黄生对香玉和绛雪所谓的艳妻和良友的双重渴望或许就是蒲松龄最真实的情感要求，这还可以从《娇娜》一篇中体察出来。《娇娜》篇的异史氏曰中说：“余于孔生，不羡其得艳妻，而羡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此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虽然表面上说不羡艳妻，但羡腻友，实际上根据孔雪笠与娇娜及松娘的交往过程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想二者得兼。正因为《香玉》和《娇娜》是蒲松龄作为贫寒读书人的世俗理想的无意识体现，因此他所宣扬的“至情论”、“腻友说”并没有多少震撼人心的力量。
虽然《辛十四娘》中的冯生后来对辛十四娘非常专注，当十四娘“夜遣禄儿侍生寝”时，“生拒不纳”，而且“朝视十四娘，容光顿减；又月余，渐以衰老；半载，黯黑如村妪：生敬之，终不替”。冯生的行为有一种不以容貌论人的真心。但冯生最初对十四娘有情，是在一次偶行之时，“遇一少女，着红帔，容色娟好”，而“心窃好之”。之后，冯生发觉十四娘不仅容貌美丽，而且时时替他着想，因此面对帮他摆脱死亡困境而容颜渐衰的十四娘，冯生也投入了真心至情。其实辛十四娘与聊斋中《红玉》等篇的狐女一样，都是蒲松龄对侠义之人向往的心理体现，正像异史氏曰中所说的“若冯生者，一言之微，几至杀身，苟非室有仙人，亦何能解脱囹圄”。在辛十四娘面前，冯生的专注和痴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感动之后的报恩行为，而且两人的交往主要是以女性的付出和奉献为前提的。
与之相比之下，乔生对连城的情和爱更显得真诚可贵。他与连城的所谓第一次交往，是在连城父亲“意在择婿”的诗会中，面对连城的《倦绣图》，他想到的是女性的情感需求，而不是《倦绣图》中的美女。当连城“遣媪娇父命，赠金以助灯火”时，他感念两人的知己之情。在知己之情的基础上，乔生说出了男女交往“不以色也”的观点，并认为如果两人相知，“不谐何害”，也就是说只要感情相通，即使因为社会等外界原因不能结成夫妻，也没有什么关系。在乔生看来，只要两情相悦，婚姻的形式和男欢女爱都算不了什么。这种情感，远远超出了自唐传奇至明清时期小说中才子佳人“一见钟情”的爱情模式，也比明清其它小说中男女一交往便“淫邀艳约，云雨媾和”高尚无数倍。正是在知己之情的驱使下，乔生为从未谋面的连城毫不犹豫地割去了心头肉，甚至为连城厌生乐死。乔生对连城的感情是超越女色、超越生死的真情，没有任何功利的因素。
蒲松龄是一个终生落魄的下层文人，因此在爱情故事中，他对贫寒书生关注最多。
《青梅》中的张生、《封三娘》中的孟安仁等都与乔生一样，是作者赞扬的对象。“张生，字介受，家窭贫，无恒产，税居王第。性纯孝，制行不苟，又笃于学”，“青梅偶至其家，见生据石啖糠粥；入室与生母絮语，见案上具豚蹄焉。时翁卧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液污衣，翁觉之而自恨；生掩其迹，急出自濯，恐翁知”，充分显示了张生的纯良天性。面对青梅的自荐，张生考虑得也非常周全，既不以色乱性，又不愿辜负青梅的爱重之情，同时还考虑到婚姻与父母的关系。在《聊斋志异》中，张生是唯一一个在爱情面前如此清醒的男性。但在青梅“嫔于生”后，青梅就成了家庭的主角，张生完全退居幕后，因此张生与青梅的爱情也是建立在青梅对张生的看重和奉献基础上的。
《封三娘》中贫穷的孟安仁“布袍不饰，而容仪俊伟”，被封三娘预言为“翰苑才也”，但是孟生也只是徒具虚名。面对封三娘的到来，他“大悦，不暇细审，遽前拥抱”，男子重色的毛病一览无余，读书人的持重品行荡然无存。当后来与孟生结为夫妻的范十一娘想用娥皇女英的故事报答封三娘的恩情时，封三娘明确表示“不愿嫁”，但是“十一娘阴与生谋，使伪为远出者。入夜，强劝以酒；既醉，生潜入污之”。这个违背封三娘本意的举动是被封三娘最为看重且甘愿奉献的范十一娘和孟生所做的。这既无形中显示了善相天下之士的封三娘并不能真正相出人的本心，更表明了具有翰苑之才的孟生不过是一个最世俗不过的普通人，并不是真正看重人间真情的高士。
贫寒的张生和孟生是蒲松龄同情的对象，也寄托着他的个人情感，因此这两个人最后都高捷南宫，仕途顺利。但就男女之情而言，男女情爱本来是双方共同的事情，需要彼此的投入和付出。但是《聊斋》中的爱情故事大都是女性一方的付出，男性只要接受就行了，张生和孟生就是如此，因此他们的感情生活很苍白。而《连城》中连城和乔大年的情感都很丰富真切，因此在聊斋世界里，贫寒书生乔大年的形象与其它类似人物相比就显得深刻感人的多了。
三、贫寒书生情更纯
在《聊斋志异》中，处在爱情之中的男性大多是贫寒之人，达官显宦富贵中人则是作者摈弃的对象，而王桂庵似乎是个例外。他虽是“大名世家子”，但却是个有情人，为了一个偶然遇见的女子他多方寻找，昼夜思念，年余不再议婚。王桂庵超越门第观念的痴情举动对于一个世家子弟来说是很难得的，因此蒲松龄用他的名字做篇名，表示对他的爱重之意。但是王桂庵对芸娘钟情的初衷是在南游途中偶见了芸娘的“风姿韶绝”，“窥既久”，“以金一锭投之”，“又以金钏掷之”，一系列的举动虽显示了他对芸娘的喜爱，但富贵子弟认为钱可买色的观念也跃然而出，因此两人离别后，王桂庵“心情丧惘，痴坐凝思”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色所迷。后来他无意间来到芸娘家里，面对芸娘的疑问，他以“非以卿故，婚娶固已久矣”的回答表露真心。但在向芸娘的父亲提亲之时，“自道家阀，即致来意，兼纳百金为聘”的做法又显示了其纨绔子弟金钱门第至上的作风。
蒲松龄对王桂庵身为世家子弟却能钟情于一个寒门女子的做法是非常赞赏的，但是又不希望他的纨绔行为损害他的形象，因此塑造了村女孟芸娘及其父孟江蓠来改造王桂庵。孟芸娘名字中最主要的是“芸”字，芸是香草名，也叫芸香。西晋文人成公绥在《芸香赋》中曾有“美芸香之修洁，禀阴阳之淑精。去原野之芜秽，植广夏之前庭” ［1］ （P4350）之语，可见芸香是一种高洁的植物，且有除去污秽的功能。芸娘的父亲孟江蓠中的“江蓠”也是香草名，《离骚》中有“扈茳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2］ （P3）之句。自屈原的《离骚》之后，香草美人以喻君子就成了中国文人的固有观念，蒲松龄在这里仍有这方面的寓意。因此面对王桂庵见面掷金的浪荡行为，孟芸娘把他看成“儇薄子”而不屑理睬，致使两人离别后王桂庵因为她苦苦寻找一年之久；面对王桂庵提亲时的“纳百金为聘”的举动，孟江蓠以“息女已字矣”搪塞，让王桂庵神情俱失。实际上孟氏父女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是古代的隐士君子，他们对王桂庵行为的不满实际上是对世人金钱至上思想的反驳。正是在孟氏父女的感召下，王桂庵的纨绔习气逐渐消失。正是王桂庵在与仁人君子的交往中复归了美好的本性，他的爱情生活中情的因素才越来越浓。为了褒奖他的真情，作者超越生死以大团圆的结局来消解他偶然之中犯下的错误。
与王桂庵相比，乔生应该也出身富裕之家，但是由于他在朋友死后，“恤其妻子”，在看重自己的邑宰终于任上时又“破产扶柩”，最终家业凌替。从乔生由富变贫的过程，人们看到的是他的侠肝义胆。后来在和连城的爱情故事里，他的赤诚之心又被充分挖掘，最大程度上显示了美好的人性和真情至爱。就人和社会的关系而言，王桂庵可能看清了当时世态炎凉的强权社会，但是他看清之后是以放浪的行为来对待自己所遇到的人和事。乔生对他所处的时代也了如指掌，但是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虽然洞察人情冷暖，洞晓社会的黑暗和丑恶，但却能在丑恶的世俗面前仍保持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这种心肠是人人都向往的，但却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是在看清社会丑恶的时候更不愿意去做。但是如果人人都对社会失望，都看不惯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却在实际生活中不愿凭自己的力量做些改变甚至随波逐流的话，那么那个社会只能越变越坏，没有希望。正因为如此蒲松龄对乔生的行为非常赞赏，在某种程度上，乔生的真诚和真情正是蒲松龄为改变浇薄世俗而开的一剂良药。
对知己之情的渴望和对侠义之举的向往是蒲松龄终生的情感要求。在《雷曹》篇中，他塑造了一个与乔生类似的形象——乐云鹤。乐生潦倒场屋，与夏平子相交莫逆。夏生死后，“乐
以时恤诸其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赖以活”，与乔生的做法如出一辙。后来因生活所迫乐生弃儒从商，在商旅途中无意中帮助了一个异人，而得到了善报，对此蒲松龄以“至雷曹感一饭之德，少微酬良友之知，岂神人之私报恩施哉？乃造物之公报贤豪耳”评价。这和《连城》中感叹乔生对连城“一笑之知，许之以身”的情感一致，表达的都是对人间真情的渴望。在蒲松龄看来乐生和乔生都是“贤豪”，因此他们的侠义举动都得到了士大夫的敬重，也赢得了美好的未来。
总体来看，王桂庵的真情仅表现在爱情方面，乐生的真情则体现在男性士人之间，情感对象相对来说都比较单一，而乔生则合二为一，不管是对待爱情还是对待友情，他都非常执着，真诚以待，是理想男性的完美化身。乔生形象之所以被塑造的如此光彩照人，感动人心，与蒲松龄个人的生活经历及其价值追求也是密切相关的。
乔生“少负才名。年二十余，犹偃蹇”，蒲松龄也是在19岁时就以县、府、道考试全是第一的成绩中了秀才，但是之后一直郁郁不得志。乔生“为人有肝胆”，蒲松龄也颇具侠义心肠，在其子蒲箬说：“唯是天性伉直，引嫌不避怨，不阿贵显。即平素交情始饴，而苟其情乖骨肉，势逼里党，辄面折而廷争之，甚至累幅直陈，不复恤受者之难堪，而我父意气洒如，以为此吾所无愧良朋也者……凡族中桑枣鹅鸭之事，皆愿得一言以判曲直，而我父亦力为剖决，晓以大义，俾各帖然钦服而去” ［3］ （P283）；其友张元在《柳泉蒲先生墓表》中对蒲松龄的评价是“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并记述了蒲松龄为民请命的事情，“乡先生给谏孙公，为时名臣，而风烈所激，其厮役佃属，或阴为恣睢。乡里莫感言，先生独毅然上书千言以讽” ［3］ （P285）。这些事件或评语足以证明蒲松龄耿直的侠义个性和人品。而《连城》末尾“知希之贵，贤豪所以感结而不能自已也。顾茫茫海内，遂使锦绣才人，仅倾心
于峨眉之一笑也”的议论更是蒲松龄心灵的写照，在《聊斋自志》中他也以“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作结，两处的情感需求是惊人的一致。这些充分说明乔生身上附着着作者的影子，是蒲松龄人格精神的化身和人格理想的体现，寄托了他最真切的情感愿望和价值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