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钱庄

上世纪80年代，凭借敏感和勇于创新，温州人方培林创办了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培林由此被称为从“外围”推动中国金融改革的第一人。

　　敏感的温州人

　　1978年5月，浙江苍南县钱库镇江南医院职工方培林看到《光明日报》上那篇著名的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随后对真理标准问题的举国讨论中，方培林隐约感觉到，中国要发生变化了。

　　6年后，中央发出的1984年“一号文件”终于让方培林找到了机遇。文件中第三部分提到“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区限制。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鼓励集体和农民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将资金集中起来，联合兴办各种企业，尤其要支持兴办开发性事业。”

　　“我当时就想，入股就意味着股息。既然鼓励，等于承认股息是合法收入，也就是说不劳可以获得利益。如此，那民间自由借贷的利息也应该是合法的。”方培林一步步演绎他的逻辑链条。

　　方培林所在的钱库镇，当时是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基地之一，这里的副食品、烟酒、针织品批发覆盖了温州周边多个县市，小商品批发业兴起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银行利率低，很少有存款，经营者自然无法从银行贷款。而民间高利贷利息之高，许多小企业主负担不起。

　　“为什么不走‘中间道路’引导民间借贷市场呢？”方培林深入调查，了解到镇周围5个大队流动资金需要1000万元，大约缺口200万元，而农民手头有大量闲散资金。因此，他确信，办金融服务社肯定大有市场。

　　按方培林的设想，就是成立一家股份制的金融服务社。实行“董事会制”，先投股集资，然后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并选出董事长，由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终结算，由董事会研究作出合理分红。 　

　　当方培林拿着材料到镇里申请时，没想到政府的思想更开明。当时的镇委书记黄德余说：“现在那么多人放高利贷，上头都没有干涉，你公开搞借贷服务，为什么不行？”方走后，黄德余打电话请示县长刘晓骅，刘也觉得可以试试。之后，在黄德余的主持下，镇里专门召开了一个镇委扩大会议，对方培林的方案进行讨论。

　　两天后，黄德余对方说：“还是不要搞股份制，万一股东思想不统一，就容易出问题。就你一个人去办吧，也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方兴钱庄。”为了稳妥，黄德余觉得还是应该到上级弄个“批文”。考虑到让县里“用批文对办私人钱庄这种出格的事给予肯定，恐怕还为时早了些“，黄德余决定由镇里发个文件。

　　9月19日，钱库镇政府专门发了一个红头文件。

　　拿到文件后，方培林准备在国庆节那天开业。恰巧9月28日，两位消息灵通的温州日报社记者找到他，因急于报道，方培林的钱庄就在当月30日提前开业，一块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竖立在钱库镇横街29号方家老宅。按原人行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的说法，这比人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还早了一个月。

　　挂牌的第二天，四大国有银行的领导都找上门来，说钱庄不合法，必须关闭。第三天，人们发现“方兴钱庄”的招牌不见了。不过，29号院仍是人来人往。方培林把钱庄转向“地下”了。

　　邂逅王岐山

　　1985年夏天，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处长的王岐山来到浙江，听说温州有个私人钱庄，王岐山专门到钱庄一探究竟。

　　方培林回忆说，当时王岐山听他介绍完钱庄后，握着他的手说：“你是下乡知青，我也是下乡知青，你在黑龙江插队，我在延安插队。革命先辈为了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这一代人碰上改革开放，你就大胆去干，把地下的、民间的东西统统搬到台上来。”

　　临走的时候，王岐山还鼓励方培林：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涉及到农村金融市场。王岐山走后，方培林找到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把自己关在屋里，一字一句地仔细学习。

　　同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派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对方兴钱庄进行调研。

　　调研完后，应健雄对方培林说，总行很快会有个关于银行的管理条例出来，在中国，个人是不许办银行的。要他抓紧时间把资金收拢，停掉钱庄。

　　1986年，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李云河在北京开会时，碰到王岐山，王岐山很关心方培林钱庄的情况。李随即给温州市委发电报，让方培林速到北京。

　　方培林到北京后，王岐山邀他一起探讨农村金融改革。王岐山对他说，让你办钱庄就是想让你把民间那种无序的借贷进行引导。还有，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单纯靠金融体制本身变革，这个步伐还是太慢了，必须有外围的力量来推动。你们外部，社会上的金融服务做起来了，多种层次的金融服务做起来了，就会加快国家金融体制的变革。

　　在王岐山的支持下，钱庄总算没有停。

　　黄金时期

　　1987年9月16日，温州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首批1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那天，市委办公室打电话到方培林家，请他火速到温州参加会议。

　　到了温州，他才知道，这是市委书记董朝才召开的一个专业户代表会。会上，董朝才向大家披露了中央决定在温州办试验区的消息。

　　回到家，方培林坐不住了，立即给县委书记周方权打报告，要求批准钱庄公开营业。周方权向市里请示把钱庄作为试验区的试验项目，获得温州市政府的同意。市委书记董朝才专门给方培林签字，“允许方兴钱庄继续试办，并请有关部门给予办理营业执照”。

　　很快，工商部门发了营业执照。但“金融许可证”却在中国人民银行卡了壳。拿到营业执照，方培林把“方兴钱庄”的牌子擦拭一新，重新挂上。并在招牌上方又嵌上“温州试验区”五个仿宋字。“金融许可证”虽然停顿了，业务却没有停下来，还出奇的好。

　　方兴钱庄在经营上的灵活性，弥补了银行在严格的法规体系内运行的各种不便。比如银行的服务时间是8小时，而方培林的钱庄是24小时服务，贷、存款随时都可进行。他经常不停地奔走于各大户之间，了解各家进货和售出情况及手头现金的余额。同时他又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一旦需要，就有15万现金可解燃眉之急。

　　利率的浮动也灵活地体现了市场的需求和规律。当时银行利率是：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方兴钱庄的活期存款1％，3个月以上为1．2％，一年是1．5；贷款利率在1．5％至1．86％之间浮动。这“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

　　方兴钱庄的停业

　　据人行原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回忆：“我们最大的担心就是风险，而风险的焦点就是，这个钱庄是方培林一个人办的，万一出了事，他顶不了。”当时，总行三令五申要清理这个问题，考虑到方兴钱庄在当地的影响，如用强制手段取缔，肯定会造成客户的损失而产生社会混乱。所以，要通过银行自身的改革来取缔它，减少震动。

　　为了与钱庄竞争，并挤掉钱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率先在温州施行利率改革试点，温州的银行实行利率浮动。

　　到1989年，方培林也感觉到，应该把钱庄停掉。“当时，地方上已经没有很好的政策支持，体改委、工商局、工会都可以审批金融机构，各种合作社、基金会等金融服务机构一哄而起。加上当时社会舆论和政治的压力太大，根本不允许钱庄继续搞下去，那干脆就不干了。”就这样，坚持了5年之久的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停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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