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重大事件学习资料

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重大事件学习资料

1、第一次国共合作
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从1924年1月起至1927年7月止，历时三年半。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改组后的国民党由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变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革命得到全面迅速的发展，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1926年底到1927年初，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席卷大半个中国，全国反帝爱国情绪不断高涨。但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加剧，特别是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篡夺领导权的活动，日益猖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和新军阀势力，在1927年后加紧反革命扩张，接连制造一系列反革命叛变事件，使国共合作处于危急关头。1927年5月，中共虽然召开五大，力图挽回局面，但未能真正解决任何实际问题。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分共”，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大革命遭到失败。这次国共合作给中国共产党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主要是：（1）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必要的、正确的，但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2）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必须放手发动农民，坚决依靠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3）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必须重视武装斗争，建立党和人民直接掌握的革命军队。

2、五卅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上海、青岛等地的日本纱厂工人先后举行大规模罢工，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镇压。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的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激起全市人民的愤怒。5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运动发展形势，及时决定进一步动员群众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5月30日，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被英帝国主义拘捕l00余名。随后，有近万名群众聚集在上海南京路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竞开枪射击，当场死10余人，伤数十人。五卅惨案后，中共中央立即号召上海人民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大屠杀。31日晚，上海有组织的20余万工人成立了上海总工会，选举李立三为委员长。6月1日，上海全市的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开始了。6月7日，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推举代表，组成“工商学联合委员合”，提出了惩凶、赔偿、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外国在上海的军队等17项交涉条件。北京、天津、南京、青岛、杭州、开封、郑州、重庆等全国各大城市和几百个城镇的人民，纷纷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通电，捐款，表示支援，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并得到国际工人阶级的支援。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威胁利诱下，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动摇。6月26日，商界停止罢市，破坏了反帝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和总工会为了保存力量和巩固已有的胜利，决定停止总同盟罢工，到八九月间各业工人逐渐复工。五卅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涨的序幕。

3、一二九运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接着又向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1935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进—步控制察哈尔，并指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傀儡政权。国民党政府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竟准备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失地丧权，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12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今北京)爱国学生6000余人，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游行示威。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打伤和逮捕了许多学生。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6日，学生和市民1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学生的响应。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形成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4、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也叫双十二事变。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并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不仅拒绝张、杨的要求，而且调嫡系部队进驻陕甘，监视张、杨的行动，压迫他们继续进攻红军。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并屠杀当地要求抗日的青年。于是，12月12日，东北军在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西北军在西安城内西京招待所扣押了陈诚等重要将领10余人，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企图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形势，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参加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条件。随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作用，成为自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5、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5年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路线。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迅速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６项条件。1937年２月1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争取国民党共同抗日。1937年２月中旬至７月中旬，中国共产党派代表与国民党蒋介石先后进行了多次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但因国民党方面坚持取消共产党组织上的独立性，取消红军，取消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双方没有达成协议。1937年７月７日，日本侵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布通电号召全中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７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蒋介石。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庐山与蒋介石继续谈判。同一天，蒋介石发表了准备抗战的谈话。1937年８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扬言３个月灭亡中国。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胁，８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８月中旬，蒋介石被迫同意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1937年８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８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开赴华中抗日前线。在共产党的催促下，９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6、皖南事变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这明显地暴露了国民党制造分裂、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41年1月17日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中国共产党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不久，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随后，新四军扩编为9万余人。同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在一片反对声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更陷于孤立。1941年3月，蒋介石被迫“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彻底击退。

7、延安整风运动
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纠正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党的思想路线开始转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轨道上来。但由于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对于“左”、右倾错误思想根源还没有彻底的清算。抗战爆发后，党内又增加了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因此，党内存在着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2年春，整风运动开始。这次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贯彻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采用的方法是：在精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文件基础上，反省自己的工作、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具体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和克服错误的方法。党的高级干部还着重对于党的历史进行了学习、研究和讨论。这次整风运动，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树立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并帮助大量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转变了思想立场，使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

8、重庆谈判
重庆谈判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最高领袖于抗战胜利后，就国内局势以及和平、民主、建国等问题在重庆举行的重要谈判，也是国共两党历史上举行的首次最高层次的政治谈判。日本投降后，全国各界人士强烈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民主协商成立联合政府。蒋介石为欺骗公众舆论，于1945年8月给中共发出3封“万急”电报，邀请毛泽东亲临陪都重庆，共商国是。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离延安飞往重庆。29日，毛、周、王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开始谈判。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暴露其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最初4天，双方就政治、军事先作一般性商谈。9月3日，中共方面将拟订的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谈判方案是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出发，以国共两党现有政治军事的实际状况为基础，并在中共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包括军队的大批裁减和南方解放区的撤出)的条件下提出的。8日，张群代表国民党作答，坚持政令、军令统一，强调共产党要“放弃地盘”、“交出军队”。从10日至21日，国共代表进行6次谈判。17日，毛泽东同蒋介石、赫尔利(美国驻华大使)商谈，仍无进展。为避免和谈破裂，中共表现极大的克制和让步，在军事问题上表示以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为原则，愿将它所领导的军队缩编至24个或至少20个师。国民党方面表示它的军队整编计划正在进行，对于中共军队缩编数目可以考虑。在政权问题上，对于解放区和国民大会，双方申述各自的立场，同意提交政治会议解决。经过43天谈判，于10月10日双方代表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2日公布。次日，蒋介石即发布“剿匪”密令，以内战的公开化，将曾给全国民众带来一线和平民主曙光的《双十协定》撕得粉碎。重庆谈判，暴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真诚愿望。通过谈判，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更赢得了人心。

9、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解放战争初期，各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了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广大农民进一步迫切要求废除封建剥削，为了满足农民的要求，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把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各解放区迅速展开了土地改革运动。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解放区的迅速扩大，中共中央于1947年10月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掀起了更为广泛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土改中，出现过“左”的错误。自1947年冬至1948年春，中央大力纠正了这个错误，使土改得以健康地发展。

10、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新解放区有三亿一千多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为二亿六千四百万）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根据《共同纲领》关于“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于1950年6月30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经过充分准备，从1950年秋季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分期分批地展开。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以贫农、雇农为主的农民协会，是土地改革队伍的主要形式和执行机关，在土地改革中中农的利益得到保护，在农民协会领导成分中有l／3的中农参加，保证贫雇农与中农的团结，形成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统一战线。新区土地改革还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和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同时还采取了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对地主个人除极少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外，一般要给予生活出路，使其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在土改过程中，强调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一般要经过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征收土地和分配土地，以及颁发土地证庆祝翻身，动员生产等几个阶段。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和尚待解放的台湾以外，土地改革工作基本完成。土地改革运动的伟大胜利，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1、“三反”、“五反”运动
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1951年12月1日，由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发出了大量的贪污浪费现象，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从此，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中心任务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在“三反”运动中，揭发出了资产阶级不法分子同国家机关中的贪污分子相互勾结，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的一系列严重事件。对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根据“三反”、“五反”运动发展情况，中央作出了“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和违法工商业者的处理办法。到1952年夏，“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狠狠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和蜕化变质分子，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纯洁了党的队伍，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2、“大跃进“运动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1958年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５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在这之后制定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帐的主要指标过高，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从1958年11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到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1962年１月召开的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13、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冬和1958年春，在国民经济“大跃进”思想的指引下，全国农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修水库、造林、抗旱中搞起了大协作。1958年3月，党的成都会议制定了《关于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的文件。会后，河南省遂平等县和信阳专区出现了小社并大社热潮，有的地方办起了人民公社。同年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赞扬人民公社好。9日，毛泽东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的谈话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人民公社好”的口号立即传遍全国。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全国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0月底，有74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有12000多万个，占总农户的99％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地方混淆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挫伤了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破坏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经济的发展遭到了重大损失。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并给予了纠正。

14、“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特别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英勇顽强的斗争。正是由于这种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国民经济虽然遭受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党内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骨干的健康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最终粉碎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15、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既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又是党的建设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自我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致使“文化大革命”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为了促进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老同志亲自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开始了党在思想上、理论上规模巨大的拨乱反正工作。1978年5月10日，由胡耀邦直接领导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从理论上根本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随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及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迅速展开。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支持和领导下，从6月到11月，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参加了这场讨论，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发文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场大讨论，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1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6年9月28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再次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对这一提法有所说明。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作了全面的阐述，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同时进一步指出：“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对于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和指导作用。
17、邓小平南巡讲话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简明扼要地总结了前一阶段我国改革开放的所取得的成就，并且指出了下一阶段深入改革的方向，内容主要包括：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关键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建设的步伐要更快一点；判断姓“社”还是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影响，右和“左”都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时机，加速发展，力争中国经济建设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硬；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注意培养接班人，保证中国的长治久安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内部要搞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暂时曲折，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发展总趋势，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总之，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没有出路。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进一步阐明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阐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原则，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8、“三讲”教育
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国都要这样做，北京市更要起带头作用。”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讲学习，主要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首先是学理论。讲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持同一切歪风邪气和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定，对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这次为期3年的教育活动，发扬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采取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式，使全党同志，尤其使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党风教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这次活动无疑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997年6月30日，江泽民主席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香港，出席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香港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交接仪式后，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江泽民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李鹏总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即日（7月1日）起实施。1997年6月30日，江泽民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进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命令。7月1日北京时间零时整，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了香港防务。
20、九八抗洪精神
1998年6月中旬－9月上旬，我国南方特别是长江流域及北方的嫩江松花江流域出现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截至8月22日，全国共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江西、湖南、湖北、黑龙江、内蒙古和吉林等省区受灾最重。8月14日，江泽民在湖北抗洪抢险第一线发表《夺取长江抗洪抢险决战的最后胜利》的讲话，勉励广大军民坚定信心，严防死守，决战到底。9月3日—6日，江泽民再赴湖南、江西、黑龙江等地，视察抗洪救灾工作。9月28日，江泽民在全国抗洪抢险总结表彰大会上讲话指出，在这次同洪水的搏斗中，我们民族和人民展示出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同我们一贯倡导的革命精神和新时期的创业精神一样，都是我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21、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99年12月19日，江泽民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澳门，出席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19日深夜，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刚刚建成的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交接仪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澳门综艺馆举行，江泽民主席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朱?F基总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即日（12月20日）起开始实施。12月20日，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全面展开防务。
22、“以德治国”理念提出及其基本内涵
2000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以德治国”就是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道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积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规范。“以德治国”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借鉴中国历代的治国之道，吸取国外国家事务管理中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如何管理国家事务，如何教育引导人民崇尚高尚的精神生活思考的结晶。
2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及其基本内涵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时，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强调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2000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再次强调，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0年10月，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我们开展的各项工作，都要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看看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符合的就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2001年7月，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从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进步要求的高度，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三个代表”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继“七一”讲话之后，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三个代表’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贯彻“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2002年11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继续明确提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也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世纪交替的重要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国内外形势、党肩负的任务和我党自身建设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和把握，从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作出的战略思考，也是我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总结我党成立近80年来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的科学论断。
24、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及其基本内涵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2003年7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好地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同年10月中旬，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提出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概念。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就是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可持续”，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概括了战胜非典疫情的重要启示，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对于我们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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