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是偷情的故事不是爱情的故事

《西厢记》是偷情的故事不是爱情的故事

导读：　　《西厢记》的前身是唐代诗人元稹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被多数人看做是元稹的自传体小说。讲的是张生与表妹莺莺相恋，偷偷同居，之后张生去京求取功名，抛弃莺莺。后两人都已成婚，张生又来求见莺莺，莺莺坚决不见，并题诗一首给他：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小说实则写的正是元稹的初恋故事。元稹与表妹相恋，后始乱终弃，为前程而娶贵族女韦丛，之后飞黄腾达，仕途平顺。小说写得生动感人，结尾却庸俗不堪，不过是为元稹的始乱终弃寻找借口。“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这就是张生抛弃莺莺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不过是莺莺的家世不足以助其飞升罢了。短短的一篇小说，却反映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在当时，女子的感情是不足道的，男人可以堂而皇之地抛弃情人，借攀高枝来博取富贵，所以元稹的行为在当时并不为人们所唾弃，反而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只可叹莺莺这样一个才貌双全，感情隐忍的女子就这样被负心薄幸的男人无端地伤害了，正所谓自古红颜多薄命。可惜从古至今，为了功名利禄抛弃爱情的男人从来就没有断绝过。
　　后董解元改变了原故事的结尾，将悲剧变喜剧，以两人成婚的大团圆结局来收场。王实甫在此基础上写出了杂剧《西厢记》，并一炮打响，流传千古，被万人称颂。但我细看故事，其实粗俗得很，远比不上《莺莺传》真实生动。哪里是什么纯真爱情的颂歌，分明是偷情苟合的进行曲。张生不过是个贪恋美色的轻薄文人，而崔莺莺也不再是《莺莺传》中品貌端庄，感觉敏锐，自尊隐忍，用情深远的莺莺了，变成了思春难耐，佯狂诈羞的浅薄女子。
　　两人身上哪有理想爱情的影子？爱情的基础是什么，首先是信任。可文中处处表现出莺莺对张生的不信任，怕他在异乡拈花惹草，怕他另结新欢，怕他状元及第后抛弃自己，如果两个人真正心心相印，爱得刻骨铭心，何来这些担忧？这担忧，缘自他们感情的薄弱，缘自张生流氓才子喜新厌旧的秉性，缘自维系他们关系的是情欲而非感情。张生既能因为莺莺的美貌而喜欢她，就完全可能因为别的女子才貌双全而移情别恋。莺莺道“若见了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张生说“再谁似小姐？小生又生此念”。可见不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而是因为觉得无人能比上莺莺，但天下美女何其多也，若再遇见个胜似莺莺的，以张生的个性品行，移情别恋指日可待。
　　我想《西厢记》之所以名动千古，一是在于它的艺术魅力，主要是语言的华美和灵动。“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寥寥数语便刻画出一副美艳凄绝的图画。整出戏处处“辞藻警人，余香满口”（《红楼梦》语），读来颇具审美的愉悦。
　　再者在于它满足了落魄文人的“才子佳人梦”。文人才子么，总希望能“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现实中落拓，就在艺术作品中寻求心理补偿。古代人读书为何，不过是为博取功名。有了功名，则财富有之，美人有之，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是也。当然这指的是庸俗的文人，志向高远、心怀天下的文人当志不在此。
　　本来只是卑劣的窃玉偷香，怎么反而成了爱情的颂歌了。这就像好色的画家，他心存不轨地让模特儿脱掉衣服，却告诉她说这是艺术。低俗的欲望披上了爱情的外衣，再加上才气的粉饰，就变得迷人起来。大团圆的结局以及一句“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混淆了人们的视线，迷惑了人们的思想，使偷情转换成了爱情，使泛滥的情欲转换成了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画皮，一张完美的画皮。
　　我并非维护封建道德的卫士，也并非禁欲主义者，张生与崔莺莺的类似于现代人的性解放，本也无可厚非，但若将它看做是爱情的真诚讴歌，却实在是有损爱情的美好本质。张生初见莺莺，便“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见到丫环红娘就想“若共他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他叠被铺床”，哪里是一见钟情？分明是“一见钟性”，对青春美色垂涎三尺，初次见面就琢磨着上床。即使是现代男女恋爱，也没有那么快就想着上床吧。
　　剧中多次写到张生的“上床情结”，当张生退了劫匪，听老夫人要宴请他时，便幻想着“小生到得卧房内，和姐姐解带脱衣，颠鸾倒凤，同谐鱼水之欢，共效于飞之愿。”与莺莺第一次偷情完毕后，感叹“成就了今宵欢爱，魂飞在九霄云外”；向往“今宵同会碧纱厨，何时重解香罗带”；叮嘱期待“必破工夫明夜早些来”。这字字句句都是对美色肉体的向往，对纵情性欲的渴望，哪里有半点爱情的影子？
　　所以，我看不出他们的爱情在哪里，《西厢记》不是爱情的颂歌，应该说是性解放的模本，是在亵渎爱情的美好和真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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