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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宋代诗歌的发展

发布时间：2020-09-15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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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宋代文学 宋代诗歌的发展、演变与特点1 一.北宋诗的发展
宋末的方回说：“宋铲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桐江续集》卷32《送罗寿可诗序》）说宋初诗坛已经铲除“五代旧习”，稍嫌夸，但把宋初诗风归为三体，则颇为准确。 “白体”是指效法白居易作诗的一批诗人，代表作家有徐铉、昉、王禹偁等人。宋初优待文臣，且提倡诗赋，所以当时的馆阁之臣酬唱成风，编成了许多酬唱诗集。他们的诗歌主要模仿白居易、元稹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其中，王禹偁的诗歌继承和发扬了杜甫和白居易诗歌的写实传统，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诗歌平易流畅，简雅古淡，有的长篇诗歌，叙写自己的遭遇和怀抱，畅所欲言，挥洒自如，开宋诗散文化、议论化之先声。清代吴之振《宋诗钞》称其诗“独开有宋风气”，可见他在宋诗发展中的地位。
“昆体”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是宋初诗坛声势最盛的一派。宋代馆阁之臣酬唱的风气到真宗朝达到极盛，以亿、筠、钱惟演为代表的一批馆阁诗人，大量地写作辞采华丽、属对精工的诗篇，彼此唱和应酬，使得这种风气流行起来。作品题材较狭窄，容较单薄，有的咏帝王故事，有的咏宫廷生活，更多的是如《梨》、《柳絮》一类咏物诗。西昆体诗人最推崇商隐，兼重唐彦谦，诗歌词藻华美，对仗工稳，音韵和谐，在宋初诗坛弥漫S. . . . . ..
.. . .. . . 着白体和晚唐体崇尚白描、少用典故的诗风背景下，西昆体的出现无疑令人耳目一新，它初步反映出北宋统一帝国的堂皇气象，因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欧阳修《六一诗话》）但西昆体对晚唐至北宋开国初的诗风是有一定冲击力的，元人方回认为“西昆一变，亦足以革当时风花雪月、小巧呻吟之病。”（《瀛奎律髓》），这是很有见地的公允之论。
西昆体的致命不足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诗歌题材围狭窄，缺乏时代气息；二是诗歌艺术立足于模仿，缺乏自立精神。另外，西昆体实际上带有浓厚的贵族趣味，也和宋代社会的特点不合，西昆体具有明显的娱乐倾向，也和道统文学观日趋强化相抵触。这些也是它遭到批判、最后衰歇的根本原因。
“晚唐体”诗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合诗风的一群诗人。其中最主要的作家是林逋、野、寇准、阆与所谓“九僧”，这些诗人除寇准是高官外，大多是隐逸山林的处士和僧人，他们偏重以苦吟的写作方法，在狭小的格局中描绘清新小巧的自然景象，表达或是失意惆怅，或是闲适旷达的士大夫情趣，描绘清邃幽静的山林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只有林逋、寇准等人的诗歌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颇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而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容也比“九僧”诗稍为充实一些。“晚唐体”诗人对后代诗歌在语言上喜欢翻新出奇倾向的出现，有一定影响。但总的来说，“晚唐体”诗歌意象单调，形式S. . . . . ..
.. . .. . . 呆板，所表现的情感不出乎闲适、旷逸、愁闷、惆怅之类，色彩比较单一。
二．北宋中期诗歌的全面繁荣
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是在宋代文学总体上处于衰退的情况下产生的。它一方面顺应着思想控制强化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也在寻求文学新的立足点和艺术风格。在这里起着中枢作用的是欧阳修。欧阳修的诗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欧阳修作诗，力矫西昆体的不良诗风，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要求诗歌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他本人不少的诗文创作，都是涉及具体的社会问题、有感而发的，还有不少诗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或抒发个人情怀，这些诗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与西昆体同类诗歌有着本质的区别。
欧阳修诗歌受愈影响较大，主要体现为以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欧诗的散文化，首先表现在以古文章法写诗，讲究转折顿挫，虚实正反；其次是句子结构的散文化；欧阳修古诗几乎通首散行，长短句杂出，骈偶对仗者甚少，句子结构与散文无异；再次是诗中直接运用散文常用的语气助词或在句子中用介词及结构助词等。欧诗之散文化，以其新异的面貌起到了打破诗歌常规体制的作用，但从艺术性来说，那些极度散文化的古体长诗，确实找不到多少诗趣。欧诗的散文化，与愈一脉相传。然而诗好为古奥，欧诗务趋平易，一些以近体为主的短篇之作，常以浅近自S. . . . . ..
.. . .. . . 然的语言写境抒情，但琢磨很细，意脉完足，有一种亲切流畅的风格。
梅尧臣是专力作诗的文人，存诗2800多首。梅尧臣虽沉沦下潦，却非常关心时政，每逢朝中有重大的政治事件发生，他总爱在诗中予以反映。这些诗或以寓言的形式抨击邪恶势力，或干脆直书其事。他积极地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对他担任地方官时目睹的贫民惨状作了尖锐揭露，感情愤激，继承了杜甫、白居易传统。梅尧臣诗更值得注意的是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体现了宋代诗人的开拓精神。他常常从日常生活琐事中取材，并把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写得饶有兴味。与题材容趋于平凡化相应的是，梅诗在艺术风格上以追求
“平淡”为终极目标，追求一种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一种超越雕润绮丽的老成风格。梅诗的题材走向和风格倾向都具有得宋诗风气之先的意义，后人评之曰：“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元人龚啸《跋前二诗》，见《四部丛刊》本《宛陵先生集》附录正是着眼于此。从欧阳修到王安石、轼都对梅尧臣诗歌赞叹不已，这也正是宋人对这位一代诗风开创者的公正评价。
与欧阳修、梅尧臣共同革新诗风的重要诗人还有舜钦。舜钦性格豪迈，诗风也豪放雄肆。他早年慷慨有大志，自视甚高，却总是受到排挤甚至遭到诬陷，所以既感到自己无法为社会尽到应有的责任，又感到个人失意的苦闷。这两种情绪纠结在一起，使S. . . . . ..
.. . .. . . 彼此都强化了。他喜以诗歌痛快淋漓地反映时政，抒发强烈的政治感慨，表达对黑暗腐朽势力的蔑视。《宋史》本传说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舜钦还写了不少的写景诗，这些诗同样显示了诗人开阔的胸怀和豪迈的性格，他喜欢写雄奇阔大之景，赞美自然界的壮伟力量。舜钦在诗歌的语言艺术方面，力图用新意象、新句法来打破圆熟旧的诗歌格局。他的诗中常可以看到散文化的句子，生僻艰涩的语汇，怪异奇丽的意象。他的诗最明显的弱点，就在于有时只顾感情的宣泄，而忽略了感情表达方式与语言在力的推敲，以致显得粗糙乃至气格不完。宋诗畅尽而伤直露的特点，在诗中已见端倪。
欧阳修、梅尧臣、舜钦等人的诗歌创作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然而他们为革新宋初诗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宋诗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稍后的大诗人王安石、轼等人正是沿着他们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王安石是以政治家自许的，从青年时代起就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以太平宰相自居，后又以顽强的态度投入政治斗争，其理想决不是要做一个“文人”。在他三十岁会见欧阳修时，欧阳修在赠诗中非常客气地将他比作白、愈这样的顶级大文学家，他在酬答诗中却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公。”(《苕溪渔隐丛话》引《漫叟诗话》在他看来，愈还是文人气太重。他的文学观点以重道崇经为指导思想，他写诗与作文一样，有重视实际功用的倾向。但是他也把诗歌看作是抒情述志的工具，偏重于抒写S. . . . . ..
.. . .. . . 个人的情怀，反映的生活容也更为丰富。
宋代文学 宋代诗歌的发展、演变与特点2
王安石存诗一千五百多首，诗歌创作以退居江宁为界，大致划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宗杜，学习杜甫关心政治时事，同情人民疾苦的写实精神。其中写得更出色的是咏史诗，他继承了左思、杜甫以来借咏史以述志的传统，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表达了新颖的看法，并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或人生观念。王安石退出政治舞台之后，仕途的丰富经历、变法失败的复杂心情，使他的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晚年，王安石沉溺于佛释。宋代文人喜谈佛释，大约始自王安石这一代人。前期诗歌中洋溢着的政治热情和百折不屈的斗争精神已逐渐消退，心情渐渐趋于平淡，诗风也随之趋于含蓄深沉。大量的写景诗取代了政治诗的位置，艺术上走上杜甫“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路。诗歌注重对仗、用典和声律的精益求精，吸收王维诗歌的取境之长，追求诗歌的艺术美，并以此独特的抒情方式和艺术风格，创立了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标举的“王荆公体”。后期王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正是写景抒情的绝句，也正是这些诗使王安石在当时的诗坛上享有盛誉。王安石学杜甫及其诗歌创作，熔论议、学问、诗律以一炉，达到“致用”、“务本”的融合为一，以精严深刻见长，而又以闲淡新奇出之，反映了宋人对诗歌从价值选取到审美理想的全面S. . . . . ..
.. . .. . . 要求。在宋诗的发展过程中，王安石不仅推动了宗杜、学杜之风的兴盛，而且以其深邃的思想、新颖的见解，及后期诗歌对艺术技巧、字句锤炼的新的探索，乃至喜欢用典，在散文化的长篇里发议论之习，在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和发展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宋代文人有着强烈的结盟意识，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了领导风气的文坛盟主。不同时期的盟主之间还存在着类似于禅门宗祖衣钵相传的继承关系。早在欧阳修主持文坛的时候，他就明确表示把将来领导文坛的责任交给年青的轼，并预言轼的成就将超过自己。轼对此也当仁不让，充满自信与自负。如果说，在北宋的文学变革中，欧阳修是一个中枢式的人物，那么，轼则代表了这场文学变革的最高成就，宋文、宋诗、宋词都在轼的手里达到了高峰。
轼一生经历两次在朝——外任——贬谪的过程，既经历了顺境，复历了逆境，荣辱、祸福、穷达、得失兼于一身。轼学识渊博，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他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能够欣然接受，并且认为它们之间本来就是相通的。当然，轼在政治思想上跳不出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但道、释思想对其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特别是在仕途上屡次遭受打击之后，道、释的出世和超脱思想就越发严重，几乎成为其人生修养与立世的精神支柱。轼对苦难并非由此而变得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S. . . . . ..
.. . .. . . 而至的不莘，把儒家固有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的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然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随缘自适，处逆如顺，从而有效的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超然物外的生命式蕴涵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使得轼的性格又有极随便、极通脱、极放达的一面，因而他能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这种坎坷的人生遭遇，“身行万里半天下”的丰富阅历，使轼在诗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在反映现实时，轼直接把诗歌作为向政治反对派作斗争的工具，“讥讽朝廷政事阙失”（《乌台诗案》引轼语），在以诗歌干预政事方面，轼比杜甫、白居易走得更远，最后竟导致乌台诗案的发生。所以前人对此评曰：“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黄庭坚《答洪驹父书》）“观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时《龟山语录》）这些评价，恰能看出轼以诗干预政事的针对性、斗争性。轼一生，宦海沉浮，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轼歌咏自然的作品非常多，容也十分丰富，还带有深厚的自我感情，美学情趣也显得更为高雅，这也是对前人同类诗的发展。轼一些写景诗以及由此生发的哲理诗，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情理交融，意在言外，情、景、理三者有机统一，义蕴无穷。这在唐诗中颇为罕见，但在轼S. . . . . ..
.. . .. . . 诗中却屡见不鲜，并且成功地解决了哲理诗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寓抽象的哲理于具体的意象之中，二是融枯燥的哲理于动人的情感之中。这也是轼在艺术上的成功，才使得他能够开拓哲理诗的新时代。轼论诗、题画、评书法之诗，也有很高的成就，表现出他深广的艺术造诣和善于把握与再造各种艺术境界的才能，同时寄寓了轼自己的艺术见解、审美情趣与人生体验，也是轼对诗歌题材开拓上的重大贡献。
轼才高学博，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轼作诗讲究才学，推重才气。他的才气首先表现在生动活泼、丰富浪漫的想象上；其次表现在他细致的观察力与细腻的表现力上；再次表现在构思布局的波澜起伏、变化莫测上。轼在讲究才气的同时也讲究学问，这主要表现在他善于使事用典上。这又是诗很重要的特征。“东坡先生之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介、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啻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变化万状，则凡波澜于一吟一咏之间，讵可以一二人之学而窥其涯涘哉！”（王十朋《百家分类注东坡先生诗序》）
轼在继承前人，特别是愈、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基础上，于诗中发表议论，且表现得更自觉、更成熟。诗议论，有以下几S. . . . . ..
.. . .. . . 个特点：首先是不空发议论，而是或借助于形象，增加韵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梅、欧诗歌浅率无味、生硬晦涩的毛病；或与叙述紧密结合，边叙边议，使这些议论有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敏锐的洞察作其坚实深厚的基础；其次是议论本身新奇警策，富有启发性，充分显示了作者思辩的敏锐，识见的卓越。哲理诗虽不能说始自轼，但在他手里才形成局面却是事实。轼作诗善于偕谑，擅长比喻。比喻虽是诗人共用的手法，但轼诗歌却用得最好，堪称古典诗歌中的比喻之王。生动新奇，层出不穷，妙喻连生。庆之说“子瞻作诗，长于比喻。”（《诗人玉屑》卷17）“联用比拟，局阵开拓，古未有此法，自先生创之。”（查慎行《初白庵诗评》）。
三．北宋后期的诗歌：黄庭坚与诗派
轼继欧阳修之后成为新的文坛领袖之际，宋代文学的发展也达到了高潮，其中宋诗的成就更是进入了颠峰阶段。北宋后期，门弟子相继崛起。黄庭坚、观、耒和晁补之四人，被称为“门四学士”。此外如轼之弟辙，与氏兄弟并称为“二三孔”的文仲、孔武仲、孔平仲三兄弟以及唐庚、师道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轼的影响，在北宋后期，这些门人物成了文学领域一枝最大的力量。但是由于轼写诗的方式是凭才情而随意挥洒，不主故常，所以别人难以追随仿效。而且由于从元祐后期开始，激烈的党争常常导致文字狱，轼那种敢怒敢骂的作风更使人敬而远之。于是，作诗极其讲究法度，题材又偏重于书斋生活的黄庭坚便成为青年S. . . . . ..
.. . .. . . 诗人学习的典。到了北宋末南宋初，追随黄庭坚的诗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声同气应的诗歌流派----诗派。这是两宋诗坛上最重要的现象。
在轼周围的作家群中，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最为突出，他最终与轼齐名，二人并称“黄”。黄庭坚在文学史上之所以享有盛名，一是因为他是诗、词、文全才的作家，并有自己一套独到的文学见解；二是因为他被后人推为“诗派”“一祖三宗”中的三宗之首。甚至被推为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宋代文学 宋代诗歌的发展、演变与特点3
黄庭坚论诗，强调推出新，要求诗人志向高远，勇于创新，有自成一家、压倒前人的气势。他一再声称“文章最忌随人后”（《赠敞王博喻》）、“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矢志于诗歌创作中的“独辟门户”。这是难能可贵的艺术追求。黄庭坚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创作态度严谨，故在诗歌创作上力避前人的词滥调，“宁律不谐，不使句弱；宁用字不工，不使语俗”。作硬语，押险韵，用僻典，诗风瘦硬峭拔，自成一家，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诗歌立意曲深，富有思致，耐人寻味，余味无穷。第一，黄庭坚的诗歌不论长短，往往都包含多层次的意思，章法回旋曲折，绝不平铺直叙；第二，黄诗运用修辞手段往往善于出奇制胜。他喜欢用典，更喜欢从一些冷僻的书籍中引用；如果是人们熟悉的，他则尽量用得出人意料。黄诗中用得最成功的是那S. . . . . ..
.. . .. . . 些用常见的字词组成新奇意象的作品，如《寄黄几复》： 我居君南海，寄雁传书不能。桃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见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
字面较为平常，典故也是常见的，但经过巧妙的构思，以故为新，在整体上取得了新奇的艺术效果。但有时也求奇过甚，不够自然，如在《观王主簿几荼蘼》诗中，他以男子比喻花，就招致了许多人批批评。黄庭坚还重视炼字造句，务去言，力撰硬语，如《赠师道》诗中有“秋水粘天不自多”、《次韵询斋中晚春》诗中有“春去不窥园，黄鹂颇三请”等句。第三，黄诗还有声律奇峭的特点，一是句中音节打破常规，如“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句；二是律诗中多用拗句，以避免平仄和谐以致圆熟的声调。黄庭坚的三百多首七律中有一半是拗体，这也是形成其生新廉悍风格的重要原因。 黄庭坚论诗，要求诗歌创作要象杜甫那样“句律精深”，又能做到“无一字无来处”，因而提倡“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这大致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指借用前人诗文的词语、典故，加以冶点化，化为新，使之在自己的诗中起到精妙的修辞作用；二是指师承前人的构思与意境，使之焕然一新，成为自己的构思与意境。
黄诗以鲜明的风格特征而自成一体，当时就被称为“黄庭坚S. . . . . ..
.. . .. . . 体”或“山谷体”。如果以唐诗为参照标准，那么，“山谷体”的生新程度是最高的，它最典型地代表了宋诗的艺术特征。与此同时，山谷体也具有奇险、生硬、不够自然的缺点。所以后人批评宋诗时，“山谷体”往往首当其冲。不过，黄庭坚晚年的诗歌逐渐克服了上述的缺点，体现出归真返朴的倾向。
诗派的另一个宗主师道，与黄庭坚并称“黄”。`师道因不满新学而不应科举，至三十五岁才由轼的举荐而任州学教授。他家境贫寒，除做了几年州学教授外，一直是位布衣。直到四十八岁才任秘书省正字，次年冬天即因冒寒参加郊祀，又不肯穿妻子从品质不端的亲戚处借来的棉衣，受冻得病而卒。他的生活圈子相当狭小，诗歌的题材容也比较狭窄，主要是写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慨，但写得真挚诚恳，是寒士生活的真实写照。所以后人称赞说：“其境皆真境，其情皆真情，故能引人之情，相与流连往复，而不能自己。”（清卢文弨《后山诗注跋》）大抵来说，师道的诗歌有以下两种风格：一是讲苦吟，重锤炼，求新奇，斗工力，近似黄庭坚。虽有些力作，但多数情况却是想力逼杜甫而不至，以至弄得词涩而言苦；二是师道诗歌中也有一些平淡自然真率之作，这些作品虽非他刻意之作，但往往是其诗中的精华，特别是一些写给亲人的诗歌尤佳。
黄庭坚、师道去世之后，诗坛的空气趋于凝固。经过王安石、轼、黄庭坚、师道等人的努力，宋诗的特征已基本定型，黄庭坚、师道法度森严的创作更为青年诗人提供了法则和规，而严酷的政S. . . . . ..
.. . .. . . 治局势又从外部促使诗人的心态更加敛。于是，他们的诗歌就由社会转向个人，由外界转向心，由生活转向书本，由阙转向江湖，由儒学转向佛老，在反抗流俗之弊的同时又不知不觉地关闭了面向社会生活的大门，吟咏书斋生活，推敲文字技巧，便成为诗派的创作倾向，这也是当时的整个诗坛的倾向。
北宋后期的诗坛，总的说来，是在轼、黄庭坚诗风的笼罩之下。然就当时来说，轼的影响实大于黄庭坚。但诗的局面大，包容光，继起者难以全面发挥，黄庭坚诗则门径隘而力专，较易进步，特别是南渡后吕本中标举诗派，影响深远，所以轼的影响反而为其所掩盖了。 四．南宋诗的发展
南宋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靖康之变”已在宋人的心灵上留下了耻辱的记忆。中原沦陷，南宋小朝廷靠屈膝求和、不思进取、偏安江南，加之岳飞等抗敌爱国英雄的被害，更激起了广大百姓和富有正义感、有民族自尊心的士大夫的爱国热情。诗人们也从此逐渐放弃了诗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取古人成言”的条条框框，使诗歌创作面向社会人生，反映多灾多难的时代生活，体现了民族的呼声，诗风也随之一变。
南宋诗的发展，一般以永嘉四灵的出现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尤袤、万里、成大、陆游为代表，宋诗创作继北宋后期之后，出现第二个繁荣发展时期。

南宋前期的诗人，大多出入诗派，或多或少地受到轼、黄庭S. . . . . ..
.. . .. . . 坚诗风的影响。但时代的巨变促使他们对“体”进行认真的反思，放弃诗派那一套旧的创作原则与表现手法，去抒写以抗战爱国为基调的诗篇。从总的倾向来看，南宋前期的诗歌创作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诗歌创作有“尊杜”、“宗黄”开始转向师法自然，逐渐摆脱诗派末流的影响，表现出独创意识的觉醒；二是诗歌面向生活，创作题材有所扩大；三是忧时伤乱，爱国主义成为诗歌的主题。
南宋后期，陆游、成大、万里和尤袤“中兴四大诗人”虽以卓越的诗歌成就力矫诗派末流之弊病，成为南宋诗歌的突出代表，但他们的诗基本上还是与欧阳修、梅尧臣、轼、黄庭坚一脉相承的，可以说仍是对宋诗传统的发展。至南宋后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们对这个传统的不满，于是“永嘉四灵”和江湖诗人先后出现，诗风才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永嘉四灵的出现，从文学角度来看，一是不满于理学家们“以道学为诗”的诗论主，二是矫诗派之失，即针对诗派末流“资书以为诗”和形式上的生硬拗捩、追求平淡清瘦，而抬出晚唐合、贾岛与诗派末流对抗。徐玑、徐照、翁卷、师秀四人，都出于永嘉学派叶适的门下，均喜为近体，专工五律，注重白描，少用典故，不发议论，刻意求新，与欧阳修、梅尧臣、轼、黄庭坚以来至诗派的宋诗传统不一样。但由于他们的才力不足，四灵诗显得容贫乏，局度狭小，情调凄清幽咽，成就不高，更无理论建树，因而随着四灵的相继殁世，便偃旗息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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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江湖诗人的代表是戴复古、克庄。四灵诗尊晚唐，江湖诗人也尊晚唐，进而仰慕盛唐和选体，二派的诗学崇尚确有因袭关系。但江湖诗人大多是一些浪迹江湖的失意文人，其中不少人不满朝廷，关心时事，能体察民间疾苦，对现实态度比四灵诗派更明确，因而有一些揭露社会弊端、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作。他们的诗歌风格不一，其中一些人的诗不假雕饰，有时虽未免过于平直，然清新流畅、古朴自然的佳篇亦不少。
宋亡前夕，国难当头，民族忧患意识使一批爱国诗人崛起于宋末诗坛，文天祥、汪元量、翱、林景熙、思肖等爱国志士，奔赴国难，抒坚贞不屈之志，发“黍离”、“麦秀”之思。宋诗至四灵、江湖，本已出现“衰气”，而宋末爱国诗人却以时代的悲歌为宋诗留下了光彩夺目的最后一页。这是历代诗坛所罕见的景象。
宋代文学 宋代诗歌的发展、演变与特点4
1．与义、曾几等人的诗歌
在南宋初期，诗派在艺术风格与表现容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吕本中是后期诗派最重要的诗论家，他在理论上发挥诗派的“活法”之说：“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夏均父集序》，见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主摆脱既有的法则而自有所得，表明盛行于当时诗坛的源于黄庭坚的诗法在部发生了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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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南宋初年的诗坛，创作成就最高的是与义和曾几。与义的诗歌创作以1126年北宋都城汴京的陷落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多是一些咏物写境、抒发个人情怀之作，风格上虽也学杜学柳，但并没有学到精髓，有时不免明显带有太重锤炼、追求生新的诗派的特点，甚至被后人推为派三宗之一。与义的后期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巨大的社会变动、动荡的生活经历使他转变成一个面对现实的诗人。诗歌的容上多描写时事，感慨国情，表现其爱国主战、抗金复国的思想，风格也更神逼杜甫，显得沉郁顿挫，慷慨悲凉，诗派繁缛尖新的特点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与义的诗歌善于用平畅流丽又工于锤炼的文学语言，细腻而生动地描绘一些片段和细节，并在这些片段和细节中寄寓着丝丝哀怨，使其诗歌呈现出一种生新幽峭、闲中取神的风格。这是他对渊明和柳宗元等人的继承发展，也使得他在宋诗中能独树一帜。“缙绅士庶争传诵，而旗亭传舍，摘句题写殆遍，号称新体。”（胜仲《去非诗集序》）
曾几虽未被吕本中列入宗派图，但从他的诗歌创作以杜甫、黄庭坚为宗、讲究参悟、讲究句律来看，后人将他列入派是有道理的。在诗歌创作中，曾几能把个人的忧患与国事结合起来，表现出深沉悲愤的爱国忧民之情。他的诗更多的是表现自己生活的闲适诗、咏物诗和酬赠诗。其手法以白描为主，其风格以清淡平易、细腻工稳、活泼从容见长。这又是对派诗风的创新与发展，在宋诗由派转向中兴诗派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过渡作用。他S. . . . . ..
.. . .. . . 的诗对南宋诗歌、特别是对陆游诗与江湖诗有相当大的影响。“南宋诸家，格高韵远，可上接香山，下开放翁者，其惟茶山乎？”（翁方纲《七言律诗钞》卷首） 2．万里、成大的诗歌
万里思想可称述者，大致有三：一是具有较强的爱国思想，力主抗敌御辱；二是有较强的爱民思想，主轻徭薄赋；三是有较强的理学思想，终身服膺正心诚意之说。一生勤苦，据传作诗两万多首，是我国文学史上写诗甚多的作家之一，现存四千二百多首。他的诗歌创作走过了异常曲折的历程：“予之诗始学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即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唐人及王、、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诚斋荆溪集》）可见他经历几个阶段，最后才摆脱前人的束缚，师法自然，独出机杼，自成一家，《沧浪诗话》称之曰“诚斋体”。“诚斋体”在创作方式上，一是善于敏感地发现与迅速捕捉在自然万物与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常人所不能发现或容易忽略的富于情趣与美感的景象，这是万里热情地投入生活的结果；二是注意在这些景象中融入自己的主观领悟与体验，使之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趣，即所谓“不是胸中别，何缘句子新”（《蜀士甘彦和寓公门馆，用予见芩夫诗韵作二诗见赠，和以之》）。这则是他把理学及禅宗观物体验方式引入诗歌的产物。“诚斋体”在语言方面以自然流畅、风趣活泼为基本特征。在语言形式上，万里并不太用力，而努力追求S. . . . . ..
.. . .. . . 语言形式以外的某种意味。具体说来，首先，万里的诗句大都句法完整而意脉连贯，很少有断续拼合与跳跃连接的，这与诗派的语言风格不同；其次，是多采用自然的口语、俗语入诗，使诗歌象日常对话那样活泼，并求得新颖、生动、轻快与风趣的效果。 从容和题材来看，万里最擅长的乃在描写山川风光、自然景色，其次在于描写日常生活的片刻感受，他的诗较少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很少表现尖锐、深重的人生感受，即使有一些表现国事、表现民生的作品，也不如陆游、成大等人的作品表现的那样直率。诗歌大多取材细琐，缺乏雄大的气魄，有些诗歌更有粗率滑易的毛病，让人觉得浅俗无味。偶尔出现的一些卖弄学问的地方，又走到了诗派的老路上去。不过，万里毕竟是一个开创了新的诗风的诗人，这是一味模仿古人的诗人无法比拟的。 成大是一位关心国事、勤于政务、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他诗歌的最大成就在于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泛，揭露的社会问题也比较深刻，这是万里所不能及的。他的诗歌从多方面生动而深入地反映爱国思想，虽不像陆游那样慷慨激昂，但表现得却相当广泛。特别是在使金时所作的七十二首绝句，真实地记录了沦陷区的实际情况，抒发了收复河山的豪情，批判了宋王朝丧权辱国的罪行，反映了中原人民眷恋故国的感情，揭露了金统治者的残暴行径。而贯穿其中的中心思想，是对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与悲愤情感。这些诗歌写作上灵活多样，有借怀古咏史以针砭现实的，有借比兴寄托来抨击时政的，有借纪行写景以抒发爱国思想S. . . . . ..
.. . .. . . 的。通过各个侧面的记叙，合起来便成了一幅长卷，完整地反映了当时北方的风物与民情，和诗人对此的深沉感慨。
成大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在古代田园诗中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在古代诗歌史上，田园诗事实上大多是自抒隐逸情趣的抒情诗，一类如渊明、王维通过歌咏乡村风光与农民朴素的劳作生活，表现士大夫对城市生活、政治生活的厌倦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显示他们恬和淡泊的志向；另一类如唐代王建、籍、聂夷中等人的作品，则上承《诗经·豳风·七月》以来的传统，主要揭露农村现实的痛苦，斥责官吏豪强对百姓的盘剥，这类作品重在表现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所以大多没有田园风光的描写，在习惯上也不被看作是田园诗。成大创造性地把上述两个传统合为一体，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农村秀丽的风光和农家劳动、生活习俗的场面，也能看到农民所遭受的沉重剥削与他们困苦的生活，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之诗。
成大诗歌的最大特色是风格多样，兼善众长，既有清新妩媚的一面，又有奔逸隽伟的一面。要而言之，不出“精工”二字。他的诗在当时就享有盛名，更得到后人的推崇与仿效。 3． 陆游的诗歌
陆游的诗歌创作和他的生活经历有紧密的关联，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清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放翁诗凡三变”，即少工S. . . . . ..
.. . .. . . 藻绘，中务宏肆，晚造平淡。这样的说法基本上符合陆游诗境界的变化。
陆游诗歌的容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国主题和日常生活的吟咏。正如《唐宋诗醇》卷四二所说：“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宕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为歌咏，以寄其意。”抒发自己扫胡尘、靖国难，为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呐喊，是陆游诗歌容的首要特征。这类作品同时有两个侧面组成：一方面是他渴望万里从戎、以身报国的豪壮理想；另一方面则是他壮志难酬、无路请缨的悲愤心情。他的诗中始终贯穿的一个特征就是“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的豪情壮志和“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从这一精神出发，陆游激烈地抨击那些苟且偷安之辈和朝廷的妥协求和政策，这也是陆游诗歌的又一个特色。尽管陆游对祖国有着献身精神，但“报国欲死无战场”，长期遭到冷酷现实的扼杀，因此他的诗中有大量作品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悲愤，这同样是他诗歌容的另一鲜明特色。可以说，无论是从质量上来看，还是从数量上来看，无论是从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从对后代的影响来看，陆游的爱国诗歌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把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主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说以表现民族意识为主要容、以豪放悲壮为感情基调的一类作品构成了陆游诗歌的主旋律，那么，陆游还有不少诗歌以S. . . . . ..
.. . .. . . 细腻冲淡的笔法、闲适恬和的情调，写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它构成了陆游诗歌的另一种旋律。这类诗歌往往以平和朴素的韵味和深永秀逸的意境感染读者，使之在细细的品味涵咏中感受诗人的人生情趣和审美理想。
宋代文学 宋代诗歌的发展、演变与特点5
陆游生活在唐宋诸大家之后，前人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他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集众美于一炉因而也成了他诗歌的一大特色。他早年深受诗派的影响，中年之后的诗风有所变化，主要是他广泛学习了前人之长。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从屈原、渊明、灵运、白、杜甫、高适、元稹、白居易乃至宋代的梅尧臣、轼等诗人，都是他借鉴的榜样；白、杜甫、白居易、梅尧臣等人的艺术风格，从不同角度都给他以影响。他的诗融百家之长，成一家之风。正因为师法广泛，又从自身的需要灵活运用，再加上诗作繁多，陆游的诗歌风格多样，具有诗经之风致，屈原之浪漫，渊明之淳朴，王维之静穆，岑参之恣肆，白之壮浪，杜甫之沉郁，梅尧臣之古淡，轼之飘逸，一直曾几之规矩、吕本中之流转。诗歌的体裁各体兼长，其古体诗豪放遒劲，律诗精工圆美，绝句深沉而有情致，尤其以七律写得又多又好，为前人所推崇。德潜说：“放翁七言律，对仗工整，使事熨帖，当时无与比埒。”（《说诗晬语》）由于容的不同，这些七言律诗在风格上也有差异：抒发报国之志、悲愤之情的一类，偏向于深沉郁勃；描写自然景物S. . . . . ..
.. . .. . . 和日常生活的一类，则偏向于简淡古朴。陆游是我国古代在七律诗的创作上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
当然，陆游诗在艺术上并非没有缺点，这主要表现在有时过于圆熟，不免失之粗滑松脱，显得气势有余而含蕴不足；由于诗写得又多又快，有些作品免不了自袭窠臼，词意重出互见，往往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清人朱彝尊说他“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憎。”不是毫无道理的；由于他学习和运用各种不同的风格，使得他诗歌的独创性不能得到很强的体现。至于用典过于堆垛、化用前人诗句而缺乏新味的情况也有不少。 4．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
诗至南宋末期逐渐衰落下去，开禧北伐失败之后，宋室再次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和议，宋、金之间再次处于相对稳定的对峙阶段，而陆游式的慷慨悲歌已无嗣响，代之而起的是以流连光景、咏叹人生为主的两个诗人群，一是永嘉四灵，二是江湖诗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两个诗派。
“永嘉四灵”是指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他们分别是徐照、徐玑、翁卷和师秀，字号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故此得名。永嘉四灵的出现，与南宋著名思想家叶适的积极扶植是分不开的，而从文学方面来看，一是不满于“以道学为诗”，即当时理学家宣扬性理哲学的枯燥无味的诗；二是“以矫之失”，即反对诗派末流的“资书以为诗”和生硬拗捩的诗风。他们主诗应“自吐性情”，刻意求新，以晚唐合、贾岛为宗，诗歌创作要求“贵精不S. . . . . ..
.. . .. . . 求多，得意不恋意”，主“以不用事为第一格”，追求清新自然的审美情趣。他们诗歌的容主要是描写清邃幽静的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虽然缺乏深广的社会容和时代风云之气，但也不乏痛心时事和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作。四灵诗轻古体而重近体，尤以五律为工，格律严谨，语言晓畅，风格平淡自然，给人于耳目一新的感觉。
“江湖诗派”因书商起所刊《江湖集》而得名。这些诗人有布衣，有官宦，而绝大多数是因为功名不遂而浪迹江湖的下层文士。由于被收入《江湖集》的诗人身份各异，又没有公认的诗学宗主，所以江湖诗派是一个十分松散的作家群体，他们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倾向而已。江湖诗派成员众多，人品流杂，其多数人对于国事政治不甚关心，但也不甘于清贫寂寞的隐逸生活。他们热衷于交游、结社、互相标榜，甚至以诗歌作为干谒权贵、谋取钱财的工具。他们追求的是社会的承认以及由此带来的实际利益，并不在乎沾染庸俗习气。这种习气给江湖诗人的创作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他们写了许多用于献谒、应酬的诗，容大多数是歌功颂德或叹穷嗟悲，空洞无聊。此外，献谒、应酬之作往往是即席而成，率意出手，有时为了逞才求博，以多相夸，结果是辞意俱落俗套，在艺术上相当粗糙。
江湖诗派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他们在这方面受到“四灵”的影响，字句精丽，长于白描，境界较为开阔，又稍胜于四灵。江湖诗派大多诗人未能自成一家，只有克庄与戴复古的诗歌S. . . . . ..
.. . .. . . 成就较高。
5．文天祥与宋末遗民诗
蒙古人崛起后，经过反复的战争，终于摧毁了南宋政权。这场巨变使一大批诗人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在宋亡前后，爱国诗人们采取了两种抵抗方式：其一是奋起抗敌，以死殉国。这一类诗人以文天祥为代表；其二是眷念故国、宁为遗民，不肯降附新朝，以翱、枋得、林景熙、思肖为代表。他们用以报国的方式虽有不同，但都能在民族危急的时刻保持民族气节，他们的诗歌都是用血泪凝结的悲歌，风格都有慷慨悲壮的倾向，所以在文学史上，他们往往被看作是一个群体。
文天祥的诗歌以元人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为界，分为明显的前后两期。前期的诗歌比较平庸，学了些诗派的技巧，常常搬弄典故，堆垛词汇，写些应酬诗乃至赠相士、丹士、道士、咏相面、占卜、算卦的诗。后期置身于民族斗争的漩涡之中，把个人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以诗记录当时坚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正气歌，诗风大有改变，不仅容变得充实丰富，情感变得深沉厚重，而且诗歌语言也变得沉着凝练多了。他自言：“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指南录后序》），目的在于“使来者读之，悲予志也”（《指南录后序》），也是为了使“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这种以诗为史和以诗明志的态度，与诗派主要从语言技巧上仿效杜甫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S. . . . . ..
.. . .. . . 由此更能够接近杜诗苍劲悲凉、沉郁顿挫的风格。只是由于处境的不同，文天祥的诗写得更直露急切、也更多一层绝望的悲愤。文天祥为诗标举杜甫，作品的风格也力学杜甫。他晚年诗作中一种重要的形式就是“集杜诗”，即把杜甫的诗句重新组合成诗。他在燕京狱中写了《集杜诗》一卷，，共五言绝句200首，他把历来被视为文字游戏的集句诗，变成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创作。这200多首集杜诗，清晰地写出了宋亡前后的历史过程，且渗入了诗人自身的感受。
翱是宋末遗民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一家。他的诗沉痛悲凉，意旨深密，深刻地反映了在异族统治下人们的哀痛的心情。他最好的作品是为纪念文天祥而作的一些诗文。
汪元量是一位身份独特的诗人，他原为宫廷琴师，元灭宋后，跟随被掳的三宫去北方，流落燕京，曾屡至囚所探望文天祥，后来当了道士，云游名山，不知所终。汪元量的诗歌具有高度的纪实性，代表作《醉歌》10首、《歌》98首和《越州歌》20首，忠实而显要地记述了宋亡的历史过程，其中所记的某些细节，甚至有非史籍所能详者，具有“宋亡之诗史”（钰《湖山类稿跋》）的特色。他自己也以作诗记史为目的，因而继杜甫之后又荣膺“诗史”的称号。汪元量的诗受江湖诗人的影响，不常用典，不多议论，每每以朴素的语言白描叙事，语言清新流畅。不足的是，力量较弱，模拟气较重，且多以绝句为主，故尔缺乏浑厚沉雄的力量。时代的巨变，使许多文人无法再沉浸于恬淡闲适的人生情S. . . . . ..
.. . .. . . 趣中，也无暇在追踪古人的风格技巧和雕琢字面中悠然吟唱。于是以自然朴素的语言抒写自然涌发的“哀”与“愤”的情感，成为宋元之际遗民诗的基本特点。这些爱国遗民诗，抒亡国之痛，发故国之思，沉痛悲哀，泣血吞声，使南宋后期诗坛缺乏激情、气骨衰弊的习气一扫而空，诗人们用血泪悲歌表现了民族的尊严，从而为宋代文学画上了气壮山河、光照日月的句号。
宋代文学 宋代散文的发展、演变和特点1 一．宋代散文的特点
宋代散文承中唐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从思想容上来看，宋代散文一是多以讲学为目的的言道之文，二是多以论政为目的的政论之文，三是多以记录见闻为目的的笔记之文。言道之文具有很强的哲学性，政论之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笔记之文具有机很强的趣味性和学术性。分期论述如下：
1．北宋初期，承袭晚唐五代之风，以骈文为主，也有人作古文。这一时期的最大的成就乃在于古文运动的再次兴起。代表性作家有柳开、王禹偁、石介、仲淹、洙等。从思想容上来看，这些古文家的最大特色是言道与论政密切结合，教化性较强；从艺术上看，其最大特色在于提倡平易自然，但创作实践上尚不能尽如人意，有时不免露出辞涩言苦的毛病。
2．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时期。欧阳修实际上为此期的领袖。从思想容上来看，言S. . . . . ..
.. . .. . . 理与论政逐渐分开，以程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言理遂成为理学家的目的；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则强调关心百事，言政遂成为古文家的主要容。从艺术实践上来看，古文家不但把宋初平易自然的理论主完全付诸实践，而且还发展了古文的艺术韵味，使之更具有文学性。
3．南宋初期散文创作充满爱国激情，文人纷纷以文言政，要求抗敌北伐，批判投降求和，具有高度的战斗性，其文风也慷慨激昂，气盛势足，理明词畅。
4．南宋中期又是散文创作相对发达的时期，其中尤以鼓吹北伐、议论国是的政论之文和倡明理学、论辩哲理的讲学之文成就最高。前者以辛弃疾、陆游、万里、成大、亮为代表，后者以朱熹、陆九渊叶适等人为代表。这两大容在写作上皆条分缕析、切当翔实，较之北宋散文更富有论辩力和逻辑性。
5．南宋末期的散文呈现衰落趋势，自中期以来就出现的萎靡文风此时有增无减。但在南宋亡国之际出现的文天祥、翱、邓牧、王炎午等一大批作家，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纪实抒情散文，其容仍以抒发爱国情怀为主，但在亡国之际风格更显得悲慨沉痛。
二．宋初散文：柳开与王禹偁。
北宋初年，宋王朝开国之后的升平景象，使文坛仍然追求晚唐、五代的美学风尚：辞藻典丽而容单薄的骈体文甚为流行，西昆体泛滥文坛，出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S. . . . . ..
.. . .. . . 锼刻骈偶，棅瑳弗振。”（《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4《四朝国史·欧阳修传》）的徘徊局面。
首先起来反对五代文风的是高锡、梁周翰、柳开、穆修等人，而以柳开最为有名。柳开以推崇、柳，扭转风气为己任，“吾之道，孔子、孟轲、雄、愈之道；吾之文，道，孔子、孟轲、雄、愈之文也。”（《应道》）这种把道统与文统扭合为一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柳开还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并因此反对文体华艳，这种思想在宋初本应起到矫正五代浮华文风作用，可是柳开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而他所说的“道”又仅仅是指“圣贤之道”，因而容易使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加上柳开为人粗豪狂诞，为了反对骈文，人为地把文章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涩，很难吸引人。所以尽管他大声疾呼，却应者寥寥，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影响。柳开也十分恼丧地说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洎书》） 宋初在散文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可以说，王禹偁是连接唐之杜白与宋之欧的关键人物，也是形成宋代诗文特色主流之先河。王禹偁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不是把“道”当作纯粹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围就比柳开的广泛。同时，他又主易道易晓，不排斥文采，提倡创新。他的一些优秀的古文篇章，继承了、柳的传统而文字较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端S. . . . . ..
.. . .. . . 倪。宋代大作家无不推重王禹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 三．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的完成
经过宋初作家多方面的探索，针对晚唐五代文风进行革新的思潮逐渐形成。到了宋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伴随着仲淹、欧阳修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开展，文学革新的思想变得更为自觉。因为改革政治，表达政见需要儒学理论的指导以及切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于是一度中断了的、柳古文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的主要功绩在于继、柳之后再一次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以古文变革晚唐、五代以至宋初卑弱靡丽的文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一代宋文树立了光辉的典。首先，欧阳修继承了、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持有新的观点，他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时者。”（《答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论文重道，又注重“文”（形式技巧），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代上人王枢密求先集序》），而“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师鲁墓志》）反对以“道”代“文”。这重文道并重的思想，把文学看得与道同等重要，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提高了文学地位。再次，欧阳修论文，虽然极力推崇愈，但不取其好奇尚险，而取其明白晓畅，略其“沉浸浓郁”，而重其“文从字顺”，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S. . . . . ..
.. . .. . . 靡雕琢和怪僻晦涩。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等人的偏颇，又矫正了、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各类文体中，欧阳修以散文的成就和地位为最高，论者以其和愈相比，称他“文章为一代宗师”（枋得《文章轨》）。散文的题材、容、文体非常广泛，而以论道、论政、抒情三类成就最高。论道是对北宋初期散文的继承，论政、抒情又是北宋初期散文的一大发展。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政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的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是古文的实际功用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他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政论文慷慨词，感情激越；史论文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在他的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与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另外，欧阳修还工于文赋，他继承了唐代古文家以文为赋之风，所作既屏弃了汉大赋式的铺，又摆脱了六朝骈赋的铅华，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对文赋的确立、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秋声赋》就是他的代表作。除此而外，他还对四六体进行了革新，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典故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为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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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 宋代散文的发展、演变和特点1
一．宋代散文的特点
宋代散文承中唐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从思想容上来看，宋代散文一是多以讲学为目的的言道之文，二是多以论政为目的的政论之文，三是多以记录见闻为目的的笔记之文。言道之文具有很强的哲学性，政论之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笔记之文具有机很强的趣味性和学术性。分期论述如下：
1．北宋初期，承袭晚唐五代之风，以骈文为主，也有人作古文。这一时期的最大的成就乃在于古文运动的再次兴起。代表性作家有柳开、王禹偁、石介、仲淹、洙等。从思想容上来看，这些古文家的最大特色是言道与论政密切结合，教化性较强；从艺术上看，其最大特色在于提倡平易自然，但创作实践上尚不能尽如人意，有时不免露出辞涩言苦的毛病。
2．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时期。欧阳修实际上为此期的领袖。从思想容上来看，言理与论政逐渐分开，以程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言理遂成为理学家的目的；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则强调关心百事，言政遂成为古文家的主要容。从艺术实践上来看，古文家不但把宋初平易自然的理论主完全付诸实践，而且还发展了古文的艺术韵味，使之更具有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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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3．南宋初期散文创作充满爱国激情，文人纷纷以文言政，要求抗敌北伐，批判投降求和，具有高度的战斗性，其文风也慷慨激昂，气盛势足，理明词畅。
4．南宋中期又是散文创作相对发达的时期，其中尤以鼓吹北伐、议论国是的政论之文和倡明理学、论辩哲理的讲学之文成就最高。前者以辛弃疾、陆游、万里、成大、亮为代表，后者以朱熹、陆九渊叶适等人为代表。这两大容在写作上皆条分缕析、切当翔实，较之北宋散文更富有论辩力和逻辑性。
5．南宋末期的散文呈现衰落趋势，自中期以来就出现的萎靡文风此时有增无减。但在南宋亡国之际出现的文天祥、翱、邓牧、王炎午等一大批作家，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纪实抒情散文，其容仍以抒发爱国情怀为主，但在亡国之际风格更显得悲慨沉痛。
二．宋初散文：柳开与王禹偁。
北宋初年，宋王朝开国之后的升平景象，使文坛仍然追求晚唐、五代的美学风尚：辞藻典丽而容单薄的骈体文甚为流行，西昆体泛滥文坛，出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棅瑳弗振。”（《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4《四朝国史·欧阳修传》）的徘徊局面。
首先起来反对五代文风的是高锡、梁周翰、柳开、穆修等人，而以柳开最为有名。柳开以推崇、柳，扭转风气为己任，“吾之道，孔子、孟轲、雄、愈之道；吾之文，道，孔子、孟轲、雄、S. . . . . ..
.. . .. . . 愈之文也。”（《应道》）这种把道统与文统扭合为一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柳开还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并因此反对文体华艳，这种思想在宋初本应起到矫正五代浮华文风作用，可是柳开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而他所说的“道”又仅仅是指“圣贤之道”，因而容易使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加上柳开为人粗豪狂诞，为了反对骈文，人为地把文章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涩，很难吸引人。所以尽管他大声疾呼，却应者寥寥，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影响。柳开也十分恼丧地说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洎书》） 宋初在散文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可以说，王禹偁是连接唐之杜白与宋之欧的关键人物，也是形成宋代诗文特色主流之先河。王禹偁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不是把“道”当作纯粹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围就比柳开的广泛。同时，他又主易道易晓，不排斥文采，提倡创新。他的一些优秀的古文篇章，继承了、柳的传统而文字较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端倪。宋代大作家无不推重王禹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 三．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的完成
经过宋初作家多方面的探索，针对晚唐五代文风进行革新的思潮逐渐形成。到了宋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伴随着仲淹、欧阳修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开展，文学革新的思想变得更S. . . . . ..
.. . .. . . 为自觉。因为改革政治，表达政见需要儒学理论的指导以及切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于是一度中断了的、柳古文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
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是欧阳修。他的主要功绩在于继、柳之后再一次举起古文运动的大旗，以古文变革晚唐、五代以至宋初卑弱靡丽的文风，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一代宋文树立了光辉的典。首先，欧阳修继承了、柳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持有新的观点，他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时者。”（《答诩第二书》）其次，欧阳修论文重道，又注重“文”（形式技巧），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代上人王枢密求先集序》），而“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师鲁墓志》）反对以“道”代“文”。这重文道并重的思想，把文学看得与道同等重要，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提高了文学地位。再次，欧阳修论文，虽然极力推崇愈，但不取其好奇尚险，而取其明白晓畅，略其“沉浸浓郁”，而重其“文从字顺”，提倡“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欧阳修在理论上既纠正了柳开等人的偏颇，又矫正了、柳古文的某些缺点，从而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在各类文体中，欧阳修以散文的成就和地位为最高，论者以其和愈相比，称他“文章为一代宗师”（枋得《文章轨》）。S. . . . . ..
.. . .. . . 散文的题材、容、文体非常广泛，而以论道、论政、抒情三类成就最高。论道是对北宋初期散文的继承，论政、抒情又是北宋初期散文的一大发展。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政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有的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是古文的实际功用价值与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他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政论文慷慨词，感情激越；史论文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在他的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与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另外，欧阳修还工于文赋，他继承了唐代古文家以文为赋之风，所作既屏弃了汉大赋式的铺，又摆脱了六朝骈赋的铅华，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对文赋的确立、发展有一定的贡献。《秋声赋》就是他的代表作。除此而外，他还对四六体进行了革新，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典故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为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
宋代文学 宋代散文的发展、演变和特点2
从柳开到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特别是经过欧阳修的创作实践，在散文创作上解决了两个大问题：一是再度强调了唐代古S. . . . . ..
.. . .. . . 文家所倡导的“明道”的口号，进一步清算了浮华不实的文风；二是要求文风朴实，语言平易自然，文从字顺，扫除了在文中使用冷僻艰深词句的旧习，缩小了文言文与口语的距离。此后，宋代散文基本上沿着他们所开辟的古文之路发展。 四．轼的散文创作
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重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论大道似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他并不认为文学的目的只在于阐发儒家道德理念，他肯定文学在表现作者的生活情感、人生体验和哲理思考等方面的作用。其次，轼心目中的“道”并非仅是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所以轼主文章应该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文风。
在散文写作方法方面，轼最重视的是“以意为主”，因此，他既反对外表华丽而缺乏涵的骈体文，也反对怪僻而不可读之文，更重视在“意”的支配下的自由挥洒、变化无端的艺术风格。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的指导下，他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散文风格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自然、畅达。他的散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地方。
S. . . . . ..
.. . .. . . 轼擅长写作议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以谈史论政为要。这类文章大都能针对时弊，有为而发，言之有据，目光犀利，议论纵横，气势恢弘。文笔在自然流畅中又富于波澜起伏，有较强的力度与感染力。更能代表轼散文成就的是随笔、游记、杂记、赋等感情色彩较浓厚的文体。这类散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写作手法比前人更自由，常打破各种文体习惯上的界限，把抒情、状物、写景、说理、叙事等多种成分糅合起来，以胸中的感受、联想为主，信笔写去，文章结构似乎松散，但却于漫不经心中贯穿了意脉，引人入胜，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字的特点。轼的辞赋和四六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疏宕潇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他又是骈文大家，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四六文典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在迁谪时的诸表启，几乎和泪代书，凄恻感人。轼的四六文以散文的气势和笔法去作骈文，务去华辞，提炼雅语，以疏通畅达、流转自如见长，不以文采密丽取胜，开宋代骈体新风。
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五．南宋的散文和骈赋
与北宋散文相比，南宋散文的成就稍为逊色，没有产生像欧阳修、王安石、轼那样的大家。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文体中，南宋S. . . . . ..
.. . .. . . 作家对前人有所发展和超越，南宋散文在总体上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
1．政论文和笔记小品
南宋自始至终受到北方强敌的威胁，抗敌御侮是当时最重要的政事，所以政论文多以吁请抗敌、谋划复国大计为主要容。这些文章的政治功利目的十分明确，大都秉笔直书，义正词严。它们不很注重文学技巧，然而气势磅礴，言辞恳切，在欧、、曾、王之外开辟了古文的新境界。
南宋初期，抗金将领和爱国志士在国势危急之际坚决要求抗敌，留下了许多彪炳史册的政论文。如宗泽的《乞毋割地与金人疏》、《请驾还汴疏》，纲的《论天下强弱之势》、《请立志以成中兴疏》浚的《论恢复事宜疏》等。岳飞的《五岳盟祠记》和胡铨的《戊午上高宗封事》更是慷慨激昂，气壮山河，具有极大的战斗力。南宋中期的政论文以替朝廷出谋划策为主要容，亮和辛弃疾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辛弃疾写了《美芹十论》和《九议》，全面而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提出了进取的方案，文笔酣畅，意气风发。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力主恢复中原，告诫孝宗不可苟安而痛失良机。南宋的政论文使散文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意义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气势之雄伟和逻辑之严密比北宋散文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宋的笔记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南宋的许多作家都撰有笔记专集，如陆游有《入蜀记》、《老学庵笔记》、罗大经有《鹤S. . . . . ..
.. . .. . . 林玉露》、洪迈有《容斋随笔》、成大有《吴船录》等。这些笔记散文容十分丰富，举凡史事杂录、考据辩正、诗文评论、小说故事、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等，应有尽有。不少文章的文字表达生动有趣，具有相当的文学性。南宋的笔记集流传下来有近百种，其中的小品文成就尤高，堪称晚明小品文的先驱。 2．南宋理学家的散文
两宋理学发达。理学家把人在的道德纯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骛视为人生的危险。所以北宋的二程就直接提出了“作文害道”和作文也是“玩物丧志”的观点（《二程遗书》）。又由于他们与古文家都以儒道为旗帜，所以他们指出古文家宗道履道的不彻底性甚至虚伪。到了南宋，理学愈盛，并出现了集大成的宗师朱熹，这种鄙视乃至取消文学的理论因他的阐发产生了一些改变。朱熹继承了周敦颐和二程的文道观，并对文与道的关系作了更深入的论述。首先，他强调“道”的重要性，道是根本，而文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其次，朱熹又并不认为文与道是毫不相干的，他曾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事实上承认了文学的价值。朱熹是两宋理学家中最具文学修养的人，在创作上，他强调作家的人品修养，承认感情在文学中的作用，多次强调“感物道情，吟咏情性”（《朱子语类》卷80）不像其他理学家那样不近人情，只是反对流于滥而已。他还反对模拟，提倡创新，强调平淡，注重涵咏、S. . . . . ..
.. . .. . . 曲折、风致，特别推崇比兴和温柔敦厚的风格，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出朱熹文学思想的重要特点。
朱熹的文论对南宋的古文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散文被置于理学的规之下，文成为从属于道的表现工具，这妨碍了作家对艺术作深入的研究，并导致了一些粗糙鄙俚的语录体散文的产生。另一方面，朱熹毕竟没有完全抹杀文学的价值，仍然为文学在理学思想的支配下保留了一席之地。
理学家的诗文主要是用来说理的，大部分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他们也有一些文学性较强的作品，有些虽是宣扬理学思想，但能借助生动的形象；有些则突破了自己理论上所设的藩篱，抒发了较真实的感情，在表达上也能做到明洁浅易、平淡自然。 自从程朱理学兴起，唐宋古文的系统就受到严重的挫伤。后世的正统“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不是直接沿续唐宋古文的，它们都沾染了道学气味。桐城派的开山祖方苞更直接指出学唐宋古文对于其经学上的不纯粹要有所警戒。可以说，以“载道”为理论宗旨的古文一脉到南宋已趋衰微。
宋代文学 话本小说与说唱文学 1． 话本的产生与体制
“话本”是说话艺人表演时所用的底本，“话”就是故事的意思。“说话”是唐宋以来一种表演伎艺的名称，就是说书或讲故事。从事“说话”伎艺表演的人，称为“说话人”。作为一种S. . . . . ..
.. . .. . . 表演伎艺的专业名称，“说话”始见于唐代，但是我国的说唱艺术在唐代以前早就存在了。而后随着“说话”艺术的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宋代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
宋代的“说话”，上承唐代“说话”而来。又因为城市经济的发达、瓦舍勾栏的设立、说话艺人的增多、市井观众的捧场，民间说话呈现出职业化和商业化的特点。他们学有专攻，分工很细，属于“说话”围的伎艺就分为四家：一为小说；二为讲史；三为说经；四为合生。其中以小说、讲史两家最为重要。小说以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讲史是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
话本的产生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口头流传。许多民间故事、历史传说以及社会新闻等，经过说话艺人的收集、整理、加工而成；二是书会编撰。伴随着瓦舍和职业艺人的出现，书会先生应运而生，到了南宋，保护书会先生利益而成立的行会——“书会”出现了。书会先生专门替说话人和戏曲演员编写话本和脚本，随着书市和印刷术的发展，话本由写本变为刊本，广为流传，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有了可供阅读的通俗白话小说。大体而言，传世宋元话本可分为三类；一是叙事粗糙文字粗糙的说话艺人的底本，如《三国志平话》等；二是以说话艺人口说故事为主要容的记录整理本，文字通顺，描写细致，叙事周详，可能出自当时的读书人或书会先生之手，如《错斩宁》、《碾玉观音》等；三是文人依据史书、野史笔记、文言小说等改编而成的通俗故事读本，S. . . . . ..
.. . .. . . 如《宣和遗事》等。 2． 小说话本
宋元话本数量很多，据《醉翁谈录》、《也是园书目》、《宝文堂书目》等书记载，约140多篇小说话本的题目，但由于话本小说的流传之初以单本形式出现，所以多有散佚。保存至今者也可能经过元明人的加工润色。从前人的记载和小说的容、表现形式等方面考察，基本上可判定为宋时遗留的话本小说约有40余种。 小说话本取材广泛，容丰富，突破了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以上层社会或士大夫生活为描写对象的藩篱，广泛地反映了宋元时期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矛盾与世态人情，充分体现了市民的生活情趣和审美意识。
现存的小说话本，其题材和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爱情；二是公案；三是神仙鬼怪。其中以描写爱情婚姻和诉讼案件的作品数量最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宋元小说话本中爱情故事，通过对妇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种种遭遇，揭示反封建的社会主题，表现她们为争取婚姻自由，追求幸福生活所作的反抗和斗争，作品往往突出女性对爱情生活的主动追求。如《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都是这类题材的优秀作品。
小说话本的另一个突出容是公案故事。以讼狱事件为题材的这类故事，直接反映了当时复杂的社会矛盾，揭露和鞭挞了腐朽的封建吏治。《错斩宁》、《宋四公大闹禁魂》等都是这类题材作S. . . . . ..
.. . .. . . 品中的代表作。此外，《合同文字记》、《三现身龙图断案》、《简帖和尚》等篇，也从不同侧面反映民间纠纷和社会矛盾，人们还可以从中见到当时的世态民情和社会风纪。
宋元小说话本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首先，追求情节曲折，故事性强，这是小说话本的显著特点。小说话本还注重故事情节结构的完整性，讲究开头，注重结局，严谨完整，以适应市民群众的心理要求和欣赏趣味。其次，运用生动的白话口语叙事状物。再次，小说话本也很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并善于通过对人物的心活动以及人物言行等的细致刻画来表现人物，塑造出了许多生动鲜明具有个性的人物。总之，宋元小说话本描写细致，生动逼真，字里行间留存着说书艺人的风致，表现出叙事的口语化、声口的个性化和谈吐的市井化等特点。 3．讲史话本
宋元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现存宋编元刊或元人新编的讲史话本，大多标明“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平话》等。“平话”的含义，盖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也之用于念诵，不施于歌唱。另外，称之为“平”，当是强调讲史虽脱胎于话本史书，而语言风格却摆脱艰深的文言而趋于平易。
现存宋元讲史话本中，宋人编的有《梁公九谏》、《五代史平话》、《宣和遗事》等。《梁公九谏》是讲史话本的早期作品。元人编刊的讲史话本，今存《全相平话五种》，即《武王伐纣平话》、S. . . . . ..
.. . .. . . 《七国春秋平话后集》、《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续集》、《三国志平话》等。这些讲史话本，实际上是传统的史传文学与民间口传故事结合的产物，在体制结构方面大致有三个特点：一是篇幅较长，分卷分目，因为讲史容丰富、复杂，必须有较大的篇幅才能讲完。最长的如《五代史平话》有十余万字，一般也有四、五万字左右。由于篇幅长，为了讲说与阅读方便，大都分卷分目，通常标出故事情节容，成为后来章回小说回目的滥觞。二是每部讲史话本，开端都有一二首七绝或七律诗，称为“开场诗”，或概括全部历史，或交代该部讲史话本的容，或以评论发端。在话本的末尾都有一首七绝或七律的“散场诗”，用以总结全书的容。三是采取断代编年的叙事方法，叙述时标出故事发生的年号、月份，按时间发展顺序讲述故事情节。此外，在讲述故事本事之前、“开场诗”之后，往往先讲说一段前代的历史，以与讲史话本的本事相衔接。此外，讲史话本以讲述为主，语言多为半文半白，在叙事之间常常穿插诗词、书传、表章、信柬，以便引起兴趣，增加读者或听众的历史知识和文学知识。 4．诸宫调
诸宫调是一种说唱文学，产生于北宋，盛行于金及南宋，至元便渐趋衰亡。它取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首尾一韵，再用若干宫调的许多短套联成长篇，杂以简短叙述，用来说唱长篇故事，故称为“诸宫调”。演唱时采取歌唱与说白相间的形式。就其整体而言属于叙述体，但部分唱词有模拟故事中人物口吻的S. . . . . ..
.. . .. . . 代言体。北宋之后，诸宫调继续流行于中原地区一些城市和南方临安等地，故有南、北诸宫调之分。伴奏的乐器也不同，大约南方用笛子，北方用筝和琵琶，故北方诸宫调又称为“搊弹词”或“弦索”。现存诸宫调有《致远诸宫调》（残本）、《天宝遗事诸宫调》（辑本）、《西厢记诸宫调》。
《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唯一完整的诸宫调作品。本事见元稹《莺莺传》，但从根本上改变了原作的主题，歌颂男女主人公爱情，认为：“从今至古，自是佳人合配才子”，改变原作生对莺莺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为男女双方共同争取自主婚姻而和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家长斗争、取得胜利的喜剧。生从轻薄书生成为用情专一的志诚人物，莺莺也从柔弱哀婉、无力左右自己命运而成为追求爱情、敢于反抗的人物。同时红娘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西厢记诸宫调》是很成熟的以唱为主的说唱艺术。它一共使用了十四种宫调的一百九十三套曲，共五万多字。作品充分发挥了诸宫调说与唱相辅相成的特点，将叙事与抒情结合起来，既曲尽其妙地叙述了男女主人公波澜起伏、好事多磨的恋爱故事，又深入细致地刻画出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心理活动。 《西厢记诸宫调》的语言优美，既不太文，也不太俗。作者一方面提炼生动活泼的民间口语，一方面吸收古典诗词中富有表现力的语汇，形成一种朴素而典雅、浑成而成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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