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寒夜》
《寒夜》是巴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始作于1944年秋冬之际的重庆，此后时写时辍，1946年12月30日完成于上海。最初在1946年8月至1947年1月上海出版的《文艺复兴》上连载，1947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以后几十年里，又印行数十版。《寒夜》被公认为是继《激流三部曲》之后巴金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巴金后期（40年代）作品，要比三十年代更成熟。就艺术水平而言，超过了早期的作品。在风格上变得深沉。作品内涵复杂丰富。《寒夜》是意蕴丰富、技巧精湛的作品。可以说是巴金的最圆熟的艺术精品。
故事梗概 《寒夜》描写的是1944、1945年间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战时首都”重庆的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悲剧。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汪文宣、女主人曾树生曾经是上海一个大学的教育系的同学，他们有着共同的献身教育的理想，真诚相爱，组成了自己的家庭。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两人只得以小职员的职位谋生。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行员。他们将自己的儿子放在一家贵族学校读书。汪文宣的母亲为了解除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汪母和曾树生婆媳不和，相互冷嘲热骂，在吵闹中度日。汪文宣爱妻子，也爱母亲，在吵闹中唯唯诺诺，莫衷一是，痛苦不已。物价上涨，家庭经济拮据，汪患了肺病，终日咳嗽，但他不肯多用药，拖着病体坚持到公司上班。战争形势越来越紧，有门路的人纷纷逃离，曾树生终于忍受不了眼前的压抑，跟随大川银行年轻的陈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病情加剧，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死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老家。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寒夜，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旧屋，但已经物是人非，她茕身一人，不知所往。
创作动机 《寒夜》中包含着作者抗战时期的感受和战后生活的体验，在前后两年多的创作时间里，巴金经历了抗战时期的艰辛，也感受到了战后生活的幻灭。尽管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小人物依旧在狭小的生活空间里，在喧闹的生活环境中感受人生的孤寂。战争无限的延长，使战时状态日常化了，人们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矛盾冲突着，消耗着时光。物质的贫困折磨着人，庸常的生活考验着人，巴金也有感于亲人和几个文学同道在肺病的折磨下死去，感受着小人物的痰与血，作者将这种沉郁的现实感受倾注到创作中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迫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而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
人物分析：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汪文宣 是一个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读大学时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办教育来改造社会，树有教育救国理想。之后他与同学曾树生恋爱、同居，可以想见他当年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礼俗的热情与勇敢。但是，现实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庸人。他的性格和心理已经具有了某种病态。他对周围世界充满惊惧，反应高度敏感，总是没有根据地胡思乱想和猜测。例如，他看见上级注视的目光，便疑心上司对他不满，听到上司说话，他也要琢磨半天，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同样，他对自己与妻子的感情也是充满了担心，时常为猜测所苦恼，但却没有勇气与妻子交流。当他发现妻子在跟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走进咖啡厅时，他想问个究竟，却又“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想等他们出来再说，又怕妻子难堪，也使自己难堪，最后犹豫再三，“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汪文宣忠厚老实而又善良懦弱, 他任劳任怨地干着报酬极少的工作。汪文宣对于生活给予他的不公平的待遇内心十分不满, 但孺弱却使他只能将此强行压制在心中, 因而形成了他思想和行动互相矛盾的性格特征。但除了内心更加深刻的痛苦之外, 他不可能从社会生活的本身去寻求根本的原因, 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作家描绘了汪文宣矛盾的感情生活, 从另一角度刻划了他优柔寡断的性格。他没有力量去调解不和睦的婆媳关系, 他爱她们, 他没有勇气抛弃任何一方, 最后只有在两种爱的漩涡中一直挣扎到死。
曾树生的塑造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形象。既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性，又是一个爱家爱先生爱孩子的传统女人，然而，却无法与母亲和睦相处，最终只能是选择逃离这个带给她无尽痛苦和折磨的家庭，虽然她百般的不舍。曾树生是一个受新思潮影响的女性, 到抗战末期, 现实生活的磨砺使她的思想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曾树生爱善良老实的丈夫, 但她越来越不满他对什么都忍受的态度, 以致二人产生了精神上的鸿沟。树生也知道一切应该由环境负责, 但金钱在侵蚀着她的灵魂, 对所胃自由的追求和理想不能实现的矛盾, 使她内心空虚而无所寄托。她关心重病的丈夫, 但不甘心让生命消耗在永无结果的争吵中她爱丈夫, 却不能使婆母不恨她, 她觉得牺牲了青春, 换来的却是敷衍和仇视。她的离去, 一方面是为了家庭的生活, 儿子的学业, 但更重要的是要救出自己而逃避家庭矛盾另一方面, 她不愿失掉高薪金的职位, 而且她和陈主任搭伙做生意, 在经济上有密切联系, 要丢弃这一切, 她缺乏足够的勇气。她虽为去留问题进行过激烈的心灵搏斗, 但最终为了自己的“ 幸福” 抛下重病的丈夫走了。在兰州她每月按时给家中寄钱, 并未忘记这个家。但是文宣写信来要求她回信向婆母道歉, 使她感到了莫大的委屈, 她不愿做一个任婆母辱骂的奴隶媳妇去换回甜蜜的家庭生活, 因而写了一封绝交信, 吐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 说明同文宣分开的理由。她虽同情婆母老来贫的心境, 但实在不能忍受她残忍地破坏自己的爱情生活。母亲在一天, 他们中间就不会有和平与幸福。因此, 他们必须分开, 以免互相折磨、互相损害而变为路人。以后她虽照常给家中寄钱、写信, 但文宣心中的伤痕一直到死也未能愈合。几个月后树生回到重庆, 已是人去楼空、物是人非, 她悔恨交集, 孤独地徘徊在寒夜的路上。她虽是一个不屈服于生活的女性, 但她没有明确的生活理想, 最终也只能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
汪文宣和曾树生虽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 但他们都无法摆脱社会为他们安排的悲剧命运。作家正是通过二人的悲剧, 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固有的弱点, 更是鞭挞了黑暗的社会对人性的摧残, 客观上也表明了知识分子只有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紧紧联在一起, 才会找到正确的出路。
汪母 母亲的形象是一个尤其另人同情的不幸人物。年轻守寡，守着孤儿寡孙度日，仅有的爱全部都给了他们，甚至不能允许别人分享，包括儿子的妻子以及孙子的母亲。她的爱表现得无微不至，却也是独断专行，因此也是制造这个家庭悲剧的核心人物。汪母是一个旧式知识妇女, 她爱儿子, 却难以容忍儿媳。她认为宁肯饿死, 做人也不要苟且, 即使做老妈子, 也比做花瓶强。因此, 她看不惯儿媳经常参加舞会宴会。她不高兴媳妇来分儿子的爱,以为树生能挣钱, 就来役使她, 所以她有意无意地发脾气, 不客气地抢白媳妇, 还时常自觉不自觉地破坏儿子的夫妻感情生活。
《寒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
《寒夜》的思想内涵 在《寒夜》中，作者继续着他的《家》等早期小说中揭露与批判的主题，但是拓展与深化了广度与深度。他的矛头不再局限于封建制度，而是整个的旧社会、旧制度，是整个的黑暗的社会现实。1948年1月小说再版时，他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语意双关地写道：“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的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今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地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 暗示了他的作品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解放后他说得更明白具体了。1961年他在《谈〈寒夜〉》一文中说：“在我的小说里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指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我有意把结果写得阴暗、绝望。没有出路，使小说成为所谓的‘沉痛的控诉’。”1980年他在《关于〈寒夜〉》一文中再一次写道：“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那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 小说始终将这个家庭的悲剧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展开。战争的威胁，时局的混乱，官僚的腐败与自私，贫富的悬殊，失业与逃难的恐惧，成为这个家庭所无法承担的压力。正是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为了挣钱，为了保住可怜的工作，汪文宣坚持带病上班，使病情不断加剧。更为严重的是，他在精神层面上始终保持谨小慎微的态度，生怕同事领导看不起自己，生怕他们不高兴，为此，在单位上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声，甚至强忍着不咳嗽，一旦没有忍住，他便像是做了贼一样，偷偷地将带血的痰揩干，不敢声张。但即便这样，最后还是免不了被辞职的结局。曾树生本是一个热情、有理想、有活力的女性，但是在现实环境中，无钱无势的她不得不放弃理想，委身于一家银行，在那样的环境中她哪里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在银行里，原本学教育的她又只能做着像“花瓶”一样的工作，陪人吃饭、喝酒、唱歌、跳舞，但她的内心却并不快乐。然而现实的无奈，却又一步一步把她往那条路上推，以至最后抛夫别子离家北上。汪母是在儿子家境困难的时候来到这个家庭的。她曾经是一个才女，当过教师，但是现在却不得不放下一切的尊严，像一个二等老妈子一样操持着繁重的家务。她爱儿子，但却又无能为力，她把自己最值钱的物品——包括已死的丈夫留下的作纪念的戒指，一件一件地卖掉，去买鸡，买药，也不过是杯水车薪，甚至她明知儿子得了严重的肺病，但也无法阻止他到公司去上班，因为家里确实是太穷了。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因为耽误了治疗而痛苦地死去。 作者以汪文宣的家庭为中心，适当地将笔墨延伸到这个家庭之外，写出了另外一些普通人的悲剧。汪文宣的同学唐柏青，原本是一个文学硕士，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不敢得罪上司，在妻子即将生产的时候离开了她，结果又因为医院的极不负责，致使妻儿双亡，他从此更加贫穷堕落，借酒浇愁，最后在马路上被汽车将头碾成肉泥。汪文宣的同事老钟，善良忠厚，最后得了霍乱，被送到一个只有两个医生四个护士二十张病床，却收了三十几个病人连盐水针都来不及打的糟透了的医院治疗，不到一天便死去了。这些悲剧进一步证明，汪家的悲剧不是偶然的，它不过是整个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 汪家的悲剧原因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的冲突。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畸形的，仍然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中国文化和这个国家一样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旧的依然强大，新的还不曾真正建立，新旧文化的冲突让中国人在精神上无所适从。汪家的悲剧直接的原因是汪母和曾树生没完没了的争吵，而她们的争吵实际上是新旧两种不同观念的交锋。汪母虽然有知识，当过教师，但她的思想却是保守的顽固的，她不甘心失去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看不惯曾树生的新的生活方式，她甚至认为曾树生没有和汪文宣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没有明媒正娶，便只能是姘头。给儿子治病，她也只认中医，反对去进行西医检查。相反，曾树生代表了一种新的观念，她希望过一种自由幸福的生活，她说：“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她并不愿意去恪守传统的妇道，爱打扮，善交际，她和汪文宣的结合严格来讲就是一种同居的关系，但她并不认为这有多重要。她主张用西医给汪文宣治病，她主张将儿子送到贵族学校去接受教育。正是这种“文化意识（包括人生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相左，使婆媳之间达到了一种‘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难以调和的对立状态”
。两个其实都非常善良的女人因此如同敌人，她们互相仇恨，互相挖苦、讽刺。她们虽然都爱着文宣，但这种爱在她们观念上的冲突面前却变得那样的微不足道，无能为力，她们明明知道这种无休无止的争吵会给文宣带来无穷的痛苦，但又无论如何无法避免，是她们把自己所爱的人送进了坟墓。 巴金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悲惨的命运以及他们的致命的弱点，就是懦弱。巴金在他的《关于〈寒夜〉》中一开始就说：“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鞑我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像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那么这种毛病是什么呢？他回答说是“作揖哲学”，是自己忍受苟安的心灵弱点。对于人性的弱点的揭示与批判可以看做是《寒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的确，导致汪家悲剧的重要原因正是包括汪文宣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在人性上的严重的缺陷。汪文宣同时被两个女人爱着，这应该是这个家庭和谐相处的最好的基础，但是在汪文宣那里，这个和谐的基础却成了两个女人仇恨滋生的温床，她们用各自的方式爱着他，而性格懦弱的他却无法用爱去调和她们的分歧。他爱妻子，也爱母亲，但他把爱看作是无条件的让步，任两个女人的仇恨肆意蔓延。懦弱无能、谨小慎微是这个“老好人”的致命弱点。 除此之外，作者还对人的普遍的性格弱点比如女人的自私，做了深入的审视。汪母的自私最明显地表现在她对儿子的爱上。巴金说：“汪文宣的母亲的确非常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曾树生也说汪母“看不惯我这样的媳妇，她又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当她的儿子在口里十分亲热地念着树生这个名字时，她非常气愤，她感到自己“压不倒那个女人”，她极力怂恿儿子离婚，她如同幽灵总是飘荡在儿子媳妇之间。这种自私使她把对儿子的爱转化为对媳妇的极端的憎恨。曾树生的弱点同样在于她的自私。她追求个人的幸福与快乐，她说：“我活着的时候就只想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她给汪文宣写信说：“我知道在你生病的时候离开你，也许使你难过。不过我今年三十五岁了，我不能再让岁月蹉跎。我们女人的时间短得很……我只想活，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可怜我一辈子就没有痛快地活过。我为什么不该痛快地好好活一次呢？人生就只能活一次，一旦错过了机会，什么都完了。所以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她爱文宣，但她忍受不了家庭的贫穷，忍受不了黑暗冷静与寂寞，也无法摆脱物质享受的诱惑。她宁愿靠做“花瓶”去换取物质上的享受，她出入咖啡店，出席各种宴会、舞会，尽管是生活所迫，尽管有时她也受到良心的责备，但她似乎只有在这些场合才感到自己生命的存在，感到生命的活力。
《寒夜》的艺术特色
1. 平实朴素的现实主义文风，是小说的突出特征。如果说巴金的前期创作在现实主义中还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话，那么《寒夜》则标志着作者现实主义创作的成熟。在取材上，写没有英雄色彩的凡人小事，同样是写家庭，《寒夜》写的不再是生活上层的大家庭，而是生活底层的普通小家庭，写他们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加尊重人物的客观真实性，不再对人物作简单的情感判断，人物性格更加丰富复杂。正如作者所说，《寒夜》中的“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在描写现实生活上，不再轻易地流露自己的感情取舍，而是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进行冷静客观的书写，写得含蓄深沉，他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咐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量呼叫‘黎明’了”。
2. 出色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是小说的又一特色。巴金在早期的创作中也不乏出色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但叙述人激昂的情感影响了对人物心理深度的开掘。而在《寒夜》中，作家能够体察人物的心情、处境，通过多种艺术手段，挖掘人物内心深处的意识流动，用大量生动的细节，表现人物复杂的心理世界。汪文宣在妻子离去之后，来到妻子常去的咖啡馆，要了两杯咖啡，让侍者为对面的咖啡加上牛奶，小声地与假想中的妻子交谈，对妻子的无限思念尽在其中。疾病和敏感脆弱使内向的汪经常处于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中，这也是他内心活动最为活跃的时候，他为母亲与妻子的冲突痛苦着，为自己无力解决这个矛盾痛苦着，也为自己的懦弱无能苦恼着。汪文宣分裂的自我不断地对话，相互驳斥、相互冲突，充分表现了他清醒的自我审视和无力重塑自我的沮丧之情。小说中多次表现汪文宣的梦，他梦见逃难时自己急于寻找母亲，愤怒的妻子离他而去；梦见妻子与陈主任远走高飞。梦是人现实生活中压抑的思想情感的真实流露，他在梦中也难以挽留住妻子，显示出他对妻子的关心和无能为力。而曾树生也不断在是离家出走还是留下来之间犹豫着，在恪守妻子母亲的职责和追求热情的充满活力的生活之间徘徊着，她对汪文宣的感情也充满矛盾，既又同情、爱怜，也深深地失望，这些矛盾复杂的感情此起彼伏，人物分裂的内心活动使小说具有复调色彩。
3. 出色的氛围营造，增强了小说的悲剧色彩。小说中大量运用对比场面，强化主人公的悲剧人生。在街上敲梆子的声音、夫妻吵架声音、戏班子走过的喧闹声、小贩叫卖“炒米糖开水”的声音中，汪文宣静静地躺在床上，屋外生命的喧嚣声和屋内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汪文宣最终在锣鼓喧天的庆祝胜利时默默地死去，小人物的卑微与寂寞由此可见。小说中多次出现寒夜的意象。开篇，汪文宣一个人在街上行走，感受到“寒气不住地刺他的脊背”；而结尾，曾淑生走在阴暗、寒冷、荒凉的市街上，“她不时地掉头朝街的两旁看，她担心那些摇颤的电石光会被寒风吹灭。夜太冷了。她需要温暖。”“寒夜”既是汪文宣与曾淑生在寒冷的夜间街头行走的自然感受，也体现了现实战时社会环境的严酷和家庭成员之间的难以化解的敌意和隔膜给人带来的寒冷黑暗之感。汪文宣受尽了冷酷的上司、刻薄的同事的歧视，也受够了爱他的母亲与妻子的冲突，在疾病痛苦和爱的缺憾中悲哀地死去。生活在继续，曾淑生依旧在寒夜中独行。
4. 结构严谨，首尾照应。小说在结构艺术上较之早期的作品更加完善，也更加自然，整部作品从汪文宣在寒夜中寻找曾树生始，到曾树生在寒夜中回家寻找汪文宣止，围绕“寒夜”做文章，情节完整统一。而大量细节的重复，拓展了小说的社会反映面。开篇，汪思念与母亲吵架负气出走的妻子，听着街道上小摊贩抱怨战时的生活艰辛；结尾，曾树生在失去亲人后漫无目的地走着，耳边响起了胜利后难以返乡的人们诉苦声。让汪、曾的悲剧被社会悲剧笼罩着，个人的不幸与民众的不幸自然地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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