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在山西省大同被判决死刑的的十三个犯人的判决书

前言：当今天年轻一代看到这些骇人听闻的公告，以及那些刑场毛骨悚然的照片，必定会难以置信！其实这就是曾经发生我们祖国土地上的一场悲剧，这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灾难，无一不浸透了人民的血与泪。文革中全国各地打倒之声不绝于耳，打砸抢之风比比皆是，众多开国元勋受到残酷迫害，成批的知识分子横遭凌辱，千千万万人受到摧残，曾经繁衍了中华民族和哺育了光辉文明的祖国坠落于一片黑暗之中.。

这是真实的历史，这是用任何谎言也无法掩盖的！这是任凭岁月的流逝也无法冲刷掉的，它永远被钉在了我们民族的耻辱柱上！

文革既是本世纪中国最不能容忍独立思考的年代，又是启动了一批思想先驱者独立思考的年代。许多的思想火花，往往还来不及燃烧，就被国家机器的暴力所扑灭了。

据最新出版的《特别辩护》一书提供的官方数字：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1980年9月2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共判处刑事案件120万余件，截至今年6月底，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复查了113万多件（其中，反革命案件27万多件）从中改判纠正了冤假错案25.1万件（其中，反革命案件17.5万多件)反革命案件比例中,冤案比例占64%,有的地区达到了70%至80%)其中林昭,张志新,史云峰等同志,均得到了平反昭雪”。我们从上述数字中就可在得知，被无辜枪杀的所谓政治犯又有多少啊!

今日的中国，与文革年代相比，当然是不可同日可语。然后，在告别曾经恶梦的同时，我们怎么能谈忘和疏远了那些不惜用自己生命点燃照亮黑暗的崇高精神。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是幸运的，但是我们的幸存，恰恰是由于那些不幸者在我们的前头承担了不幸！用他们年青的鲜血铺垫了我们今天的幸运道路。

可惜我们看到：人们往往习惯用忘却，或者说是冠冕堂皇的“向前看”来掩饰或者抚慰自己爱过伤害的心灵。中国有句俗话：好了伤疤忘了痛“，那些本应该永远铭刻在心中的东西，却是被我们有意无意淡忘。在许多场合我们喜欢谈论风花雪月，谈论时尚。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岁月真实的血淋淋的记录时，你还能无动于衷吗？

怎么今天的人们那么容易忘却苦难，又是那么容易满足现状？那些曾经为了真理而献出生命的勇士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仿佛在说：历史就这么过去了么？你们就这么轻易地原谅了专制，原谅了灾难？原谅了所有的这一切？

此刻我想到了林昭生前写下的一首诗：

将这一滴注入祖国的血液里，

将这一滴向挚爱的自由献祭。

揩吧，

擦吧，

洗吧，

这是血呢？

殉难者的血迹，

谁能抺去？

呜呼！要知道这是林昭在监狱中，割破自己身躯，用鲜血写就的呀！

下面就是1970年在山西省大同被判决死刑的的十三个犯人的判决书。

这份死刑判决书，这是二十二年前的真实材料。即使曾经经历过那个荒唐岁月的人，今天读着这一文件，仍然会觉得寒气逼人。因为稍微接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人，都难以理解其中视人命如草虫的逻辑。没有法律，没有法院的审理，也没有任何的辩护，就被处以极刑。

　 这份判决书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杀人如麻。一个案件涉及犯人二十六名，一下子枪决十三人，死刑比例极大。

　　第二，杀人权在谁手里？在号称“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机构手中。这里没有法院，没有检察院，没有原告、被告，也没有辩护律师、陪审团。

　　第三，为什么要杀人？判决书说是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就是说，领袖要杀人；还说是根据“广大革命群众要求”，就是说，百姓要杀人。就是没有“法”字。

　　第四，这些犯人为什么被杀？罪行便是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些犯人的历史上，还先后组织过“科学共产主义”、“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等组织。共产党执政者要杀的竟然也是信奉“科学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你说怪不怪？其实也不怪。只要与你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英明伟大的统师，哪怕你再“共产主义”还要共产主义，还要马列主义，也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都要被杀头！

　　第五，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也会成为罪状。例如，被称为“首犯”的王汝强，其罪行的一个内容就是：“其父系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

　　呜呼！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值得庆幸的是，这种可怕的时代已经成为远去的历史。人们的努力是为了罪恶不再重演。

下面的照片是一九六八年文革时期，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枪杀现行反革命的现场照片。那个两个被无辜枪杀的年轻人，也仅仅只是由于怀疑文革，创办了自己“向北”的小报，被判处死刑，年仅27岁。在听到宣判后，他面朝苍天，长叹一声：这是什么世道！然后从会场一直到刑场，他始终紧闭双眼，表示：这个世道睁眼与闭眼是一样黑！至死不睁直到一声枪响，他倒伏在这块曾经生他养他的大地上。

《文革中政治犯的死刑判决书》一览

　 最高指示

　　坚决地把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

（７０）军刑字第２９号

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简称“共联”），是以在押犯徐关增、王汝强为首，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份正式成立的；以“首都支部”为核心领导，行使最高权力，下设五个活动小组和一个越狱突击组，共网罗罪犯二十六人。召开反革命会议三十四次，先后通过了反革命纲领、路线、组织原则、组织纪律、成员条件，监内外联系方法和反革命暴乱计划。在反革命纲领里狂妄地叫嚣，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元首政府”，公开承认南修纲领和苏修路线。预谋在苏修挑起反华战争时，煽动犯人进行反革命暴乱，与帝、修、反里应外合，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其罪恶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先后书写反革命文章六十五篇、反革命诗词三百多首、反革命书信一百七十九件，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恶毒地攻击、诽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其疯狂地诬蔑、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气焰极为嚣张。

“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目的、有行动计划的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一、首犯徐关增，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浙江省新昌县人。一九六零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一九六二年改判无期徒刑。

　　徐犯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誓与人民为敌。一九六六年八月亲自策划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自封总负责人，“首都支部”主要成员。多次主持反革命会议，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封官委职，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进行反革命暴乱。在禁闭室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实属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二、首犯王汝强，男，三十五岁，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其父系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该犯一九五八年任英国驻京记者办公处翻译，因向英帝记者提供我国政治、政治情报，攻击、诬蔑政府，被判刑十五年。

　　王犯与徐关增狼狈为奸，同恶相济。一九六六年八月亲自策划组织现行反革命集团“科学共产主义”（简称“科共”），一九六七年三月和徐犯合并，成立“共联”，系总负责人，“首都支部”主要成员。多次主持反革命会议，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泡制反革命纲领“向马列主义战士提出的二十个问题”和反动文章八篇、诗词十二首、信件二十九封，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穷凶极恶地叫嚣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反动透顶，罪恶昭彰，实属死心塌地誓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杭州市人。其兄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该犯一九六零年因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被叛无期徒刑。

　　任犯一九六七年四月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共联”，任小组长。参加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先后书写“时事评论”等反动文章九篇，极其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禁闭室挖穿狱墙，与主犯常瀛清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反动透顶，猖狂至极。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四、主犯刘世广，男、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山东昌邑县人。该犯一九五八年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社会党”被判处十三年。

　　刘犯首先提出在大青山建立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制定反革命纲领，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进行反革命暴乱。亲自书写“梅花论纲”等反动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该犯是“科共”、“共联”发起人之一，两个反革命组织合并的策划者，积极扩充实力，罪大恶极，民愤甚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五、主犯鲍明，男，二十八岁，伪官吏出身，学生成份，天主教徒，重庆市人。其父鲍克系国民党中央委员。该犯一九五九年组织反革命叛国投敌集团，被判刑二十年。　　

鲍犯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在监内积极传递反革命信件，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制定反革命纲领，书写反革命文章四篇，恶毒攻击**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多次提出抢夺枪枝进行武装暴乱，上大青山为匪，与苏修里应外合，妄图依赖帝修反武力，实现其反革命阴谋。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六、主犯常瀛清，男，三十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河北省抚宁县人。一九六二年因策划抢劫枪枝、银行、向英帝驻华代办处投寄反革命信件和贪污盗窃罪被判刑十年。

　　常犯积极献策成立反革命集团，阴谋武装暴乱，担任三人突击小组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传递反革命信件二十余份，制定“组织纪律十一条”，提出从监狱突围出去到太行山、大青山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与苏修里应外合，为实现其反革命阴谋，还准备了逃跑用的便衣和大量药品。禁闭后与主犯任大熊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顽固到底，并将伪造领章帽徽烧掉，毁证灭据。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七、主犯任宗正，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江苏省丰县人。土改时其家被斗，其祖母被判刑。该犯在一九五八年组织反革命集团“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被判无期徒刑。

　　任犯是反革命组织“共联”的发起人之一，“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扩充反革命实力。准备便衣预谋武装暴乱，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八、主犯白微录，男，四十三岁，地主出身，旧职员成份，贵阳市人，其父被我镇压，该犯曾充当蒋匪军政要职。一九五一年两次混入革命队伍，被开除、劳教。一九六一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判刑十五年。

　　白犯与**有杀父之仇，系“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组织，亲自拟定反革命纲领，书写反革命文章，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彪付主席。传递反革命信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九、主犯陈威权，男，三十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沈阳市人。该犯曾因搞流氓活动，被开除学籍。一九六零年向南修驻华使馆投递反革命信件和到该使馆叛国投修，判形十五年。

　　陈犯积极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是“共联”发起人之一，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书写反动文章，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传递反革命信件二十余封，并亲自观察地形、路线、规定逃跑暗号，预谋武装暴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主犯曹介弘，男，三十一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江苏省武进县人。一九五八年因组织现行反革命集团“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同盟”被判刑十五年。

　　曹犯积极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准备便衣预谋反革命暴乱，书写反革命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非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一、主犯吴国延，男，二十八岁，伪职员出身，学生成份，辽宁省宽甸县人，一九六二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劳动党”被判刑七年。

　　吴犯首先和徐犯关增合谋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参与制定反革命纲领，预谋武装暴乱，积极传递反革命信件，发展反革命成员，当守犯王汝强被禁闭，其还向同犯打气：“坚定信心斗争到底。”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二、主犯汤福玺，男，三十岁，商人出身，学生成份，山东省蓬莱县人，一九五八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卫国军筹备会”判刑十二年。

　　汤犯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系“首都支部”成员，为“黑流水”地区负责人。曾观察地形，岗哨、制作领章、帽徽、发展反革命成员，予谋武装暴乱。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非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三、主犯关焕章，男，四十五岁，小业主出生，伪职员成份，北京市人，一九四八年曾受蒋匪河北省特务外围组织“干训团”训练，一九六零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民主自由保卫同盟”被判刑十三年。

　　关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搞反革命串联，预谋反革命暴乱。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认罪态度极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十四、同案犯马日新，男，二十七岁，城市平民出身，学生成份，天津市人。一九六三年因企图抢夺武器，投修叛国判刑八年。

　　马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三人突击小组成员，私藏军衣，伪造帽徽、领章、观察地形和预谋反革命暴乱，活动猖狂，气焰嚣张。判处无期徒刑。

　　十五、同案犯鲁少山，男，三十三岁，富裕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房山县人。一九五七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全民党”被判刑十七年。

　　鲁犯参加反革命集团，任小组长，系三人突击小组成员。预谋杀害我管教干部，武装暴乱，书写反动文章两篇，反动诗词多首，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罪行严重，判处无期徒刑。

　　十六、同案犯孟源，男，三十三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山西省清徐县人。一九六三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投敌叛国被判刑十二年。

　　孟犯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书写反动文章和诗词九十多首，进行反革命宣传，大造反革命舆论。气焰嚣张，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七年）。

　　十七、同案犯王作先，男，二十七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河南省尉氏县人。一九六二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复中会”被判刑十年。

　　王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年）。

　　十八、同案犯张久常，男，三十岁，富农出身，学生成份，河北省兴隆县人。一九六三年因企图杀害我公安战士被判刑十五年。

　　张犯坚持反动立场，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预谋越狱暴乱，观察地形、岗哨。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五年）。

　　十九、同案犯杨喜法，男，三十岁，中农出身，店员成份，河北省行唐县人。一九六三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刑十年。

　　杨犯在服形中，不接受改造，参加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任小组长。罪行严重。加刑七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七年）。

　　二十、同案犯郝祥龙，男，四十六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北京市人。一九六二年因书写散发反革命传单被判刑八年。

　　该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为反革命暴乱集团献策，举办刊物进行反革命宣传，统一反革命思想，罪行严重。加刑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三年）。

　　二十一、同案犯赵志强，男，四十四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山东省蓬莱县人。一九六一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刑十三年。

　　赵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观察地形、岗哨，预谋暴乱，罪行严重。加刑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八年）。

　　二十二、同案犯毕复英，男，三十一岁，小业主出身，学生成份，山东省威海市人。一九六零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民主自由党”被判刑十年。

　　该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严重。加刑三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三年）。

　　二十三、同案犯马辛未、万维钧、章鸥、吴淦修，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系一般成员；尚能坦白交待、检举揭发，有悔过表现，不予加刑。

　　对查获罪犯实物（见附表）全部没收，上缴国库。

　　此判

　 　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八日

其二：一九六八年四月，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某次公开宣判反革命分子，执行枪决的现场照片。这两位年龄不到三十的青年工人：王永增，巫炳源因为创办了一份小报“向北”，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对文革进行了抨击，而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目。

双目紧闭，仰面长叹！

血腥的枪口下，年青的生命飘然而逝。

终于倒在生养自己的土地上。

草菅人命，无法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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