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读后感 以往的大多数关于领袖人物研究的著作中,基本上是运用历史方法,从领袖人物成长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来考察他们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的作用。尼克松在继承这个基本方法的基础上,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路径上都加以创新。研究方法上,著者运用了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技术,对书中各章节中关于战后不同国家领袖人物的个性描述都是基于自身与他们的近距离接触的经历。参与式观察的好处在于研究者可以亲眼目睹实际发生的事情,而不是不加分析地认同报告人所提供的情况。[1]由于尼克松工作经历的原因,使得他可以有难得的机会在战后三十五年的时间里直接研究世界领袖人物。他访问过世界80多个国家,同除了斯大林以外的战后世界重要领袖人物直接打过交道,而且目睹他们进行领导的情况,使得他可以从自身经历的角度去分析他们成败的原因。研究路径上,尼克松在研究战后世界领袖人物时集中运用了精英理论。精英理论是通过分析统治者和杰出人物的性格及其政治统治行为来考察和分析政治现象的一种研究途径。[2]著者通过选取战后不同的领袖人物,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对他们的性格和政治行为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他们对世界历史进程或是某些具体领域、事件产生的重要作用。基于这样的思路和安排,书中写到了温斯顿·丘吉尔、夏尔·戴高乐和周恩来等战后世界的重要领袖人物,这些不同的领袖人物也构成了本书的主要章节。本书共分为九章,第一章《是他们影响了世界进程》清晰地勾勒除了全书的理论框架以及著者的写作思路,同时交待了他对领导能力、领袖界定等问题的认识。后面的七章选取战后一些领袖人物进行具体的个案分析,个案之间相对独立,但是又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因为这些领袖生活在冷战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他们之间的思想或是政治行为多少有相互的影响。第九章《在舞台上》主要论述了对领袖领导能力的见解,是对以上诸多个案分析的总结和升华。 二、领袖政治行为与时代的互动 领袖政治行为与时代的互动关系一直是政治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著者没有重蹈既有研究中的误区,即机械 的“个人与时代的辩证关系”。书中对领袖的个案研究折射出冷战不同阶段世界形势对领袖们决策的重要影响,但不是简单重复“个人推动时代进步、时代对个人产生影响”这样僵化的公式。相反,著者更注重的是,领袖本人对这种具体而外在的国内外形势变化所产生的反应,并把这种变化放在领袖本人对外认识的变迁过程中来认识。正如阿诺德·沃尔弗斯强调的那样“外在于行为体的因素只有当它们影响决策者的头脑、情感和意愿的时候,才能变成决定因素。人决定以某种特定方式来行动,这是发生于人类精神领域的事件,它必然代表着任何政策行为的一连串事件中的最后一个环节。”[3]也就是说,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对领袖们政治行为产生影响是不证自明的道理,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是,领导人是如何有选择地接受外来影响,并且如何处理这种影响变化与既有路线的关系。本书中第七章《周恩来》中关于周恩来对中国当时所处的孤立境地的逐步认识和他与尼克松的接触互动的分析最为典型。事实上,在六七十年代,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中国处于孤立的境地到最后做出与美国和解的决定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各种导致他认识到这种情况以及最后做出与既有路线相反的决策的因素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影响周恩来的想法,问题是这些因素是否为他所接受以及他怎样根据这些因素来决策。 三、领袖如何进入“伟人”行列 关于领袖人物如何进入“伟人”行列,著者提出了一个可靠的公式: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著者认为,战时的挑战使领导人的所显示出来的品格易于衡量,和平时期的挑战可能是巨大的,但领袖战胜这些挑战构不成戏剧性的事件,也引不起人们的重视。所以,战时领袖的评价高于和平时期的领袖。这种思路贯穿于著者在对领袖进行个案研究的各章节当中,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共同使领袖人物进入“伟人”行列。例如,麦克阿瑟之所以伟大不关在于他领导盟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对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造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此同时,著者强调被广泛称之为“伟大”的并受人们尊崇的领袖人物并不一定是道德意义上的“好人”,伟大的领袖更侧重的是他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的影响。通常,人们在谈到伟大领袖时,只是很少提到那些在高度道德水平上治理国家事物的人,更多地是谈到那些以宏伟规模非常有效地行使权利从而极大地改变历史和世界进程的人。 四、对领袖的领导能力的认识 关于领袖领导能力的见解,著者也提出了系统的论述,尤其体现在最后一章《在舞台上》。著者在阐述领导力见解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单靠理论、现实或是抽象的概念来论述,而是往返于大量领袖人物的具体经历和关于领导能力的基本概念之中。正如约瑟夫·奈所言“单靠理论或者历史是不足以解释问题的。我们只有往返于历史和理论之间才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4]著者明确区分了领导者素质与领导能力的区别。领导者的素质并没有系统而又固定的论述,可能给领导者带来好处,也可能带来坏处。所谓的这些素质并不是领导者固有的,可能一些商界成功人士或是一般民众同样具备,问题在于这些优良的素质是否为领导者正确而又成功的运用,并对自身的政治行为产生益处。领导能力要以领导者的优良素质为基础,当领导者在运用这些素质时懂得去权衡后果即是否会给自己的政治行为带来益处,素质才可能转化为能力。此外,领导能力的体现还在于,领导者是否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自信,并能够以此来激发人们的热情,使自己的行为得到民众认同和追随。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d453e28bf524ccbff121847c.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