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山西诗人中，名气最大的要数白居易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又一位大诗人，世称李杜白为唐代三大诗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于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为官，父亲为朝奉大夫、襄州别驾、大理少卿，累赠刑部尚书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干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出生时，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时代需要大诗人，白居易适逢其时。他因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又绝顶聪明，五六岁便学写诗，9岁便能够辨别声韵，加之家庭和社会给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时代读书特别刻苦。后来忆及当时读书情况，他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少年时代又曾经过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对社会各方面都有所了解。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这位杰出的诗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眼看还要继续乱下去，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乱。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所以他15岁时便写下了记录当时真情的一首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后来又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诗云：“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理感受。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16岁时，已经写出不少可以传世的好诗，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诗《赋得古原草送别》。据说白居易初到长安，去拜见老诗人顾况。顾况闻他名居易，便开玩笑说：“长安米贵，居恐不易。”及读到这首诗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时，大为赞赏，说有这样的文笔，居长安不难。这首诗，确见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长安，顾况为之延誉后，白居易有时居长安，有时在别处，曾去过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结了一些诗人，真正开始了他的诗人生涯。他27岁方从乡试，次年为宣州刺史崔衍所赏识，送往长安应试，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以第四名及进士第，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岁时自洛阳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长安约百里，到35岁时，罢校书郎，随后又授周至县尉。次年，他由周至县尉调充进士考官，补集贤院校理。这年冬季，授翰林学士，就在授翰林学上这一年前后，娶杨虞卿从妹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遗。
当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满，或黜或贬。初任拾遗的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极言不当任意贬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当时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此后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为李德裕所排挤，由此决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顺利。他任拾遗期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难免使得皇上或权臣不满。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亲去世，白居易丁忧居渭村，而他的爱女金銮子也在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贫又病，好友元稹时常分俸济其困难。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后因上疏请急捕刺武元衡者，为宰相所恶，被贬为州刺史，又为中书舍人王涯所谗，追诏再贬为江州司马。此次连续被贬，对白居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和教训，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为避祸远嫌，“不复愕愕直言”，“世事从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称为“天涯沦落人”，以游历山水、作诗为事，慕起陶渊明来，希望作个隐逸诗人，并转而事佛，企图从佛教中求得解脱。总之，被贬江州司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转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后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还。宪宗崩，穆宗继位，授中书舍人，后又拜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转上柱国。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奋，诗云“得水鱼还动鳞发，乘轩鹤亦长精神。”但因当时朋党之争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么作为，而且“终日多忧惕”，惊叹“高有罾缴忧，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权幸谗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请求外任，于长庆二年（822年）出为杭州刺史，避开了朋党残酷倾轧的朝廷，从此思想进一步消沉，诗云：“谁知名利尽，无复长安心。”“敢辞官远慢，且贵身安妥。”荣枯任之，听天由命，颇有些与世相忘的意思了。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情自娱。他蓄妓与嗜酒无厌，直到暮年。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嗜酒，据他自己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宋人统计白居易诗，说他“二千八百首，饮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为了逃避现实，自我麻醉。他还进一步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倚托，寻求解脱之法，用佛家消极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传》所载白居易向名僧致礼稽问佛法宗意，与名僧探讨佛理妙义，多在出守杭州后。白居易进而持斋坐道场，并且从此后一直好佛，经常持三长月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场。所以白居易又为古代文人中崇佛、达观的代表，历代不少人对他称赞备至。其实，他之崇佛，并非真心事佛，而是为了解除烦恼，寻求解脱，是对社会的消极反抗，是一种退缩，也是在当时社会环境中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饱经忧患后，才潜心释氏以寄托。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云：“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可知他是先酒乐而后佛的。他甚至怀疑真有佛否。同时又炼丹学道。从严格意义上讲，白居易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时，他之崇佛，还出于健身的原因。这便是他有时一边持斋、坐道场，一边又在心中想着妓乐美酒的原因。
虽则消极、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绩斐然，关心民间疾苦，最为人称道的是修筑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们为了怀念他，名所筑之堤为“白堤”，此外，还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饮用。
长庆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于是，他卜居于洛阳履道里。至此为官20来年，竟然凑不足买房钱，只好以两匹马抵偿，于此可见他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苏州刺史，在苏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刘禹锡罢和州刺史，刘、白二人结伴归洛阳。一年后，白居易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58岁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称病，免归，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从此不复出，后除河南尹，寻以病免，64岁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因心境消极和健康原因，他不愿再为官了。60岁时，儿子阿崔夭折，这对诗人又是一打击，73岁时，曾施家财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揖。卒年75岁。
从白居易一生仕途看，虽多为官，但总不顺利，老是处于一种忧愤不安的状态中。作为一个诗人，却成就极大，可以说名动朝野，甚至妇孺皆知。大概因为他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和以后的数次被贬，多为外官，经历极广，对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为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白居易的诗，前面已讲到，自少年时代便写得很好。16岁时“野火春风”之句，已成为千古名句。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以极大的感染力。
他45岁时所作另一首歌行体长诗《琵琶引》，也是同样受到人们高度评价的诗。他被贬作江州司马后，在浔阳江头和友人话别，舟中离别酒筵上，感伤之中，忽听邻船有弹琵琶声，移船相邀，原来是一位年老色衰、独守空船的歌妓，也有无限愁绪，借琵琶寄托幽怨。白居易听了她的身世，不仅深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产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慨，便作了这首可与《长恨歌》媲美的长诗。前面叙歌妓的生平状况、可悲身世，后面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转而写己，最后云“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司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很多优点，描写细致，音节和谐，尤其描写琵琶声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叹。而最重要的，还是感情的真挚。这两首长诗，是白居易留给后人的无价瑰宝。
白居易其他诗歌中，价值很高、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为正义而大声呼喊，“不识时忌讳”的勇气是非常令人钦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剑，《重赋》谴责官府进奉羡余物，残酷盘削百姓，“夺我身上绫，买尔眼前恩。”《轻肥》写权贵赴宴会的气概和酒食的丰美，最后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写公卿们日中乐饮、夜半歌舞的享乐生活，结句是“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买花》写长安城中有钱人竞买牡丹、以豪奢相夸耀，最后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议婚》同情贫家女难以出嫁，《伤友》慨叹苦节之土的凄惨生活，《伤宅》讽刺豪门大兴建筑，“一堂费百万”。《不致仕》嘲讽八九十岁不肯退休的贪权者。《立婢》对不为好官立碑而虚伪地为某些人歌功颂德表示不满。《五弦》对当时不少人不懂传统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挞和发牢骚者，是对德宗贞元到宪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统治阶级，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遗近者相目而变色矣。”白居易对自己的《秦中吟》也甚为自负，在编其诗集15卷完成后题的一首诗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新乐府》是与《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来的，是白氏讽谕诗中重要的另一组诗，共50首，写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间的事，时间跨度较《秦中吟》大，内容也更广泛。白氏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鞭挞、讽刺，辞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声疾呼。这些诗篇爱憎分明，除讽刺外，也有歌颂。这些诗篇，充分说明了白居易反对什么，赞美什么，是作者心迹的真实表露。他在《新乐府序》中明确宣布，这些诗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实”，宣称自己写的都是真实事件，更表现了一个中青年诗人扶正疾邪的战斗精神。在诗风上，继承了《诗经》、乐府古诗和杜甫歌行的优良传统，又采用了当时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带有创造性的风格。
总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是他全部诗歌中最富战斗力的作品，连同《长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诗歌中最优秀的部分，也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之外，还有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也大都写得很好。总的来说，前期诗歌较后期诗歌更有价值。因为世途险恶，他后来的诗作再也没有了中青年时期的锋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明代诗论家胡震亨《唐音统签》中曾有宋朝诗人张文潜看到过白居易诗手稿的记载，说“真迹点窜，多与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诗、改诗之刻苦认真。他的诗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平，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获得的。
白居易的诗，在他在世时便已广泛流传，甚有影响，使他颇感自豪。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土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元镇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一个人的诗作，在当代即产生这样的社会效果，在古代是极少见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不言而喻，白居易诗对后代诗歌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白诗将永远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喜爱，流传千古。
==============================================================================================
后来白居易诗名日盛，在全国的学校、旅舍、码头、妓馆这些公共场所，男女老少都在吟诵白居易的诗歌。
当时有个军官想招个歌伎，有个歌伎为了自抬身价，就说自己能够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果然这招奏效，这名歌伎的身价真的被抬起来了。白居易对此大约多少有点得意，在给朋友的信上特意炫耀了一下。
唐朝流行文身，社会上也不完全把文身和不良青年画等号。一位狂热的超级“白迷”，从脖子往下浑身三十多处文上了白居易的诗句，经常洋洋自得地在街头袒胸露臂，放声高唱。
文学上的成就固然值得自负，但那不是白居易心目中的目标，建功立业才是永恒的主题。白居易生活在唐朝的衰落时期，面对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混乱局势，白居易积极向皇帝进言，希望能够得到采用。
这个时期的白居易是坦荡刚直、勇于任事的，但无论什么时代，这样的人总是显得很不“懂事”，他管闲事甚至管到了皇帝的后宫。时值大旱，白居易居然斗胆请求皇帝遣散一部分宫女，一则缩减开销，二则减少社会上的旷男怨女。结果谁都能料到，他这分明是去找骂。
壮年气盛、直言无忌的白居易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反倒给自己招惹了不少强大的敌人。事实上，他那过于急切直率的作风，让亲自提拔他的皇帝都受不了，有时皇帝老子话还没说完，白居易就直愣愣地顶嘴：“陛下错了。”皇帝当场变了脸色，事后对人说：“这小子是我提拔的，居然敢这样，多半是不想混了。”
虽然皇帝没有马上拿白居易怎么样，但祸根已经埋下。后来宰相被刺杀，白居易第一个建议追捕主谋，政敌们趁机指摘他越权，照例再加上些谣言，就把他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的第一个政治高峰结束了。
江州司马白居易虽然失意，在著名的《琵琶行》中，和偶然相遇的长安歌伎大起同病相怜之叹，但他还在等待机会，他仍旧怀着希望。
再次回到京城，一开始，白居易行事的风格依然不改，为了坚持立场，甚至不惜和多年好友元稹翻脸。然而政治集团之间激烈的倾轧斗争终于让他渐渐“懂事”了，白居易从忧虑到失望，再到逃离。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为了躲避政治旋涡，甘心外放，做地方官去了。
个人的意愿在庞大的命运车轮前显得实在太渺小，只有少数人一生都是斗士，白居易不是那种政治需求特别强烈、个人意志特别坚定的人，诗人早年的理想已经在现实中渐渐消磨。
白居易也有老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他开始享受生活了。
他人是老了，却开始蓄养大量家姬，还亲自指点她们学习乐舞。拜他的诗歌流传之赐，白居易的家姬非常有名，其中最有名的是小蛮和樊素，“素口蛮腰”这个香艳的说法，就来自于白居易。
不仅如此，白居易似乎还很喜新厌旧，他10年内换了3批家姬，只是因为过了几年就觉得原来的家姬老了不中看，而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67岁了。
当然，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生硬地评判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在那个时代，白居易的行为不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没有什么不妥。不过，以白居易当时的年龄，怎么说也不够自重。当青春不再时，人往往会遇到精神上的危机，白居易在这个时刻再一次显示出了自己意志上薄弱的一面。
一场大病之后，白居易大约也感觉到了自己来日无多，虽然恋恋不舍，还是把他最钟爱的小蛮和樊素都遣散了，算是为她们的前途做了一点打算。当初吟唱出“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那个悲天悯人的白居易，此刻多少又有点回魂了。
然而白居易对待女性的态度一直被质疑，后来就有了他逼死朋友侍妾的传闻。关盼盼是白居易好友的妾室，好友死后，关盼盼独居10年没有再嫁。白居易听说后，写诗一首送给关盼盼，大意是感慨好友一死，好友当年在关盼盼身上的心思全白费了。本来人死万事空，这种感叹可说是很正常。但也可以理解为谴责关盼盼不够意思，没有以死殉夫。关盼盼看了这首诗，不久绝食而死。
这段公案后来就成了白居易的罪状。不过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传说的可信度不免要打个折扣。白居易虽然晚年沉迷于声色，但也不至于非把别人的老婆逼死，他好歹没那么糊涂吧。
没有人是完人，白居易当然也不是。他会退缩，会消沉，但他自有掩盖不了的光彩，我们记住他，最终还是因为他的诗篇。
==============================================================================================
唐文宗太和３年（公元８２９年）４月，年近花甲的大诗人白居易到达洛阳，住进５年前他在洛阳长夏门东履道里购置的宅第。洛阳为唐陪都（时称东都），５年前，他以太子左庶子身份被派到东都时，便买下了这片住宅，预作自己的终老之地。其后，他历任苏州刺史、刑部侍郎等内外官职，冗务在身，难如所愿。如今，终于奉诏为太子宾客（系东宫即太子属官），分司东都（即以太子的名义分管东都事务）。所谓“分司”，实际上并不任职，不过是对达官显宦退休后的一种特殊优待。这份并不当差的优渥差事，正是他所向往的。 诗人自己有诗为证。
就在太和３年，白居易写过一首题为《中隐》的诗。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士大夫大都在出仕和归隐之间矛盾、徘徊。所谓“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朝政紊乱，仕途险恶，迫使官员不得不考虑归隐以明哲保身。归隐也有不同的选择。有道是“大隐隐于闹市，小隐隐于山林”，白居易选择的是“中隐”，既不在朝廷做官，不在都城长安居住，也不退隐于偏远的山林，而是去东都洛阳任一个虚设的官职。这样，依旧可以享受做官的好处，又避开了政治矛盾的中心——险恶的朝廷。中唐时期宦官弄权，藩镇割据，朝中不时波涛汹涌。白居易屡经宦海风波，加之进入了暮年（写《中隐》一诗时已５８岁），意志走向消沉，做这样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他似乎有先见之明：他离开长安６年之后的太和９年，唐文宗与大臣李训、郑注合谋铲除宦官，不料计泄，反被宦官挟持。宦官头子仇士良、鱼弘志策动神策军作乱，包括４个宰相在内的大批官员被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事变”。遇害的宰相中有两个是白居易的好友。白居易一贯反对宦官专权，此时如在长安，很有可能被卷进去，遭遇不测之祸。
从白居易个人的角度看，他晚年选择到洛阳“中隐”，应该说是他的幸运。那么，题目上的“不幸”，又怎么讲呢？
白居易自太和３年春来到洛阳，到唐武宗会昌６年（公元８４６年）秋去世，在洛阳居住了１８个年头。其间除在河南府尹（驻洛阳）任上当了约两年半的行政长官，其它时间基本上处于休闲状态，终日饮酒赋诗，以文会友，放情于山水之间。我们看他晚年所写的自传《醉吟先生传》，可以想见他那时期的生活常态：“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他常去游览之地，便是洛阳城南伊水边上的龙门及与龙门石窟隔水相望的香山寺一带。由于宦海浮沉而萌生的消极遁世思想，想来也由于地近佛窟，由于“交游一半在僧中”，耳濡目染，这位曾经意气风发、敢于针砭时弊的诗人，晚年也皈依佛教，遁入空门。这在他的《醉吟先生传》中也有剖露：“栖心释氏（释迦牟尼），通学小、中、大乘法。”太和６年，他的至交、诗人元稹去世，他用为元稹撰写墓志所得六七十万钱的笔润，重修香山寺。此后，更成了香山寺的常客，乃至临终之前，遗嘱“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后人为尊重他晚年不得不作出的人生选择，将他葬于香山，并将其夫子自道、实为其晚年生活写照的《醉吟先生传》，刻在一方天然巨石上，立于墓侧。
这位本来入世甚深，志在匡济天下，且在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地方官时体恤民情、政绩卓著的大诗人，是不是就此完全出世，只管“独善其身”了呢？
我们来看他在退隐洛阳后写的一首诗：“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事，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读这样的诗，我们自然会想到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不止是吐露一下心声而已，他把这颗恤民之心，吐在了贯穿龙门的伊水之上。
龙门口南面的伊水河段，有一处被称作“八节滩”、“九峭石”的险滩，礁石狰狞，水流湍急，水道经常阻塞。船筏过此，常常翻船、搁浅。因此，即使在数九寒天，船夫筏子们也得光着身子，赤脚下水拉船推筏。常来香山寺的白居易，耳闻目睹，深为同情，忧虑之思常常形之于言。去世前两年，他倾注自己的财力，并借助香山寺僧的支持，开通了八节险滩。这位寄情山水的诗人，终归未忘民瘼。但是，从他晚年留下的诗篇来看，放情山水、遁入空门的诗人，已经和“中隐”以前那个意气风发、敢于针砭时弊、仗义执言的白居易拉开了很大的距离。“龙门涧下濯尘缨，拟作闲人过此生。”（《龙门下作》）“空门寂静老夫闲，伴鸟随云往复还。……”“……且共云泉结缘境，他生当作此山僧。”（《香山寺二绝》）他这个时期的诗作，大率如此。他依然保持了平易自然、不事雕琢的诗风，可烟火气明显淡化了。
我们从他当谏官（元和３年白居易迁升左拾遗）时期所作《秦中吟》、《新乐府》中读到的那些反映民生疾苦、抨击权贵和政治弊端的诗篇，从《有木》那组寓言体中读到的那些讽喻诗，在他晚年的诗作中，几乎消失了。卖炭翁、新丰折臂翁（《新乐府》）似乎退出了他的视野。那些震撼人心的警世之句，诸如：抨击权贵的“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秦中吟·伤宅》）；愤慨于权贵穷奢极欲而百姓陷于绝境的“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秦中吟·轻肥》）；揭露豪门“贵有风雪兴……醉暖脱重裘……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秦中吟·歌舞》），这样一些振聋发聩的浮世绘式诗作也和他一起退隐。《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那种悲辛之叹已经绝响。环境变了，心情变了，要他再一掬一把“江州司马青衫湿”之泪，那是弄错了时空。应该说，这是白居易晚年的“不幸”。这“不幸”，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的，是千载而下的读者的不幸。
当然，对古人，我们不能苛求。由于历史局限而造成的白居易晚年诗作上的不足，并未影响他在中国诗歌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位“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大诗人，已凭其大量的杰作，在诗坛上托起一个高高的座位。他晚年的那些诗作，对中国、特别是对他选择终老的洛阳来说，也不失为很值得研究的一份文学遗产。伊水有幸，它两岸的龙门石窟和白居易墓，同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进入２１世纪时的事情。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曾去洛阳参观龙门石窟和白居易墓,那时候墓园荒芜，记得在墓地上只看到那块刻着《醉吟先生传》的巨大的石碑。今年春天，我再去洛阳，看过龙门石窟后，特意重访白墓。墓地已扩大成占地４０多亩的“白园”，和龙门石窟隔伊水遥遥相对，构成一幅意涵丰厚的文化风景。在白园，我留意到两处景点。一处是“乐天堂”。堂门两边一副对联，左为：“西湖筑白堤，龙门开八滩，倡乐府，诗讽谕，志在兼济天下。”右为：“履道凿园池，香山卧石楼，援丝竹，赋青山，乐于独善其身。”把诗人“中隐”前后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都照应到了，而堂内的那尊诗人塑像，也兼具入世、出世两种情态：身处园池，目接山水，一副闲散氛围；而一手扶地，表情肃穆，又透出忧国忧民之情。而在南北两道诗廊中陈列的中国书法家和日本书法家所书碑刻，则多为诗人忧国忧民如《卖炭翁》、《杜陵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样一些名诗佳句。以白居易的诗眼，历史的评价、历史的选择应该是他生前可以预料的，可他自己所作的选择，我们只能抱憾了！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de37101aa76e58fafab003d6.html
文档为doc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