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思瑶“双城”之下的“娜拉”回归 - 张爱玲《倾城之恋》再解读

发布时间：2013-12-10 18:05:23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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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思瑶 :“双城”之下的“娜拉”回归——张爱玲《倾城之恋》再解读

摘要：在《倾城之恋》中作者通过叙述女主人公从“出走”到再次回到婚姻的历程，揭示了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背景下的受到西方女性解放思想影响下的时代女性为了追求其生存权利的斗争与无奈。同时，我们看到女主人公白流苏在争取生存权利及个人解放时所具有的“不彻底性”特征，而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不仅在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更在于40年代中国所处于的中西文化碰撞时期的整个社会、传统封建家庭乃至女性自身的变化。

关键词：张爱玲《倾城之恋》女性解放

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先生就做出了关于“娜拉出走之后怎样”[1]的演讲，直言“出走”的“娜拉”的结果实在只有两条路：落堕，或者回来。这种悲剧式的预兆似乎成为了时代女性在追求解放时难以跳出的怪圈，这同样也是当时小说家和文人乐于探讨的话题[2]。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亦是通过叙述女主人公白流苏的情感生活表达了隐含作者对于处于新旧时代交替、中西文明碰撞下的“出走”女性的命运走向的思考。

一

故事发生于40年代的中国，回环于两座城市——上海和香港。“双城”的结构形式则是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对于“出走”女性命运的影响。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男女主人公的碰撞亦是两种文化的较量。白流苏是封建落寞家庭的闺秀，全文开端就写到“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3]这样的封建家庭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脚步，白流苏便是成长于斯。白流苏在这场碰撞中的较量在于范柳原是否愿意与其成就一段婚姻，她“所仅有的一点学识，全是应付人的学识。凭着这点本领，她能够做一个贤惠的媳妇，一个细心的母亲。”[4]可如果只作为范柳原的情妇，那么她“在这里她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5] 而范柳原成长于英国，接受到的是西方的教育，更甚者，在回国之后因其地位的显赫，范柳原早已被女人宠坏了，他“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嫖赌吃着，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6]而偏偏是这样两个有着巨大差异的两个人的命运碰撞到了一起，在这样的碰撞中，文化之间的需求差异便体现出了其不同文化视角下的的集体无意识。范柳原的较量就在于辨别白流苏对是否有真心，这不仅仅是两种文化的碰撞，更是爱情与婚姻之间的较量。范柳原所受到的西方观念影响使他“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7]他，而他所追求的爱情是白流苏所理解不了的，因为在白流苏看来所谓的纯粹的爱情，或精神恋爱，不过是走向婚姻的路径，而就其本身其并无意义可言。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在双重文化中生存，而在这样一种被西方文化“侵染”的文化视角下，白流苏这一类的从封建婚姻中“出走”的相对“进步”的女性群体也往往面对着“围城”现象的叫嚣。女主人公白流苏因不满婚姻现状而毅然选择逃离围城，而在小说的开篇“娘家”的压力已让她无立锥之地，这就决定了其产生的再婚的意图——通过婚姻来摆脱这种令人窒息的生存现状。如果说女性完成其性别解放的先决条件在于经济独立，那么对于“长期寄居”状态下的女主人，无论是在婚姻中还是在“娘家”，这种中国传统女性世代的“女奴”性的人生命运及女性附庸于男性的封建意识及都决定了其独立生存的构想都只是无谓的挣扎[8]。即便其曾坚决地放弃过一段不如意的婚姻，而这种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的依附性人格也导致了她缺失了逃离“出走”——“回归”的悲剧性怪圈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女主人公有力算进机关试图得到婚姻却不曾试图真正进行反抗，进而追求独立与解放的原因。通过细读文本可以发现隐含作者对于女主人公的选择及命运既有同情与无奈，亦有反讽与否定。

面对女主人公的“出走”再到“回归”，封建家庭的伦理道德似乎成为了严酷的拷问者。白流苏不堪凌辱离婚回到娘家，娘家却是在“骗”光了白流苏所有的财产并无利可图时企图把白流苏推入火坑——为已故的前夫守寡。这种所谓的前途打算，究其原因，其一是封建伦理道德，而更为严酷的则是人性在利益面前所表现出的自私。文本中可看到白流苏的兄嫂的极其无情残忍的讽刺言语，更看到母女关系在利益争夺面前的脆弱。面对女儿的哭诉，白母并不为其主持正义，反而是得过且过，甚至赞同其应再回前夫家。隐含作者在这里把无限的同情给予白流苏的同时亦拷问了利益关系下的母爱，在利益面前，人性是不可靠的，更不要说母爱，母爱亦是建立在利益均衡的条件下的。这样的看法显然是偏激的，然而这种偏激恰恰也是对在受着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古老中国传统家庭的拷问，亦是一种讽刺，通过对于女主人公的母亲这样一个冷漠自私的形象的描写，隐含作者意在传达的是时代女性在试图实现其自我解放时的无助，女性自我救赎的压力不仅仅源于社会，更来源于家庭，甚至是母亲。白流苏离婚在家七八年，娘家亲属只顾责怪其是“吃白饭的”，并勒令其回到前夫家守寡，却不愿为她的前程未来做过多考虑。一如文中白流苏所言：“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哪儿肯放我们出去交际？……别说他们根本不赞成，就是赞成了，我底下还有两个妹妹没出阁……还顾得到我？”[9]可见人情之自私凉薄。在白流苏试图用法律来证明其离婚的事实时，白三哥大喝：“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叶落归根。”[10]在这里所谓的天理人情的封建伦理道德不过是资本主义金钱至上思想的挡箭牌，亲情在封建伦理道德及个人利益面前土崩瓦解。隐含作者同情白流苏的遭遇，更是对这种在亲情范畴下对利益趋之若鹜的人的鄙夷与讽刺。而这种现象在当时社会中，即资本主义与传统封建生存模式并行的社会中，未尝不是一种遍的现象。严肃的伦理作为利益的面具而存着，而当流苏真的涉及到再婚时，白家见到其离家便可扩大利益，便不闻不问了。在这里，封建伦理道德的崩塌亦是西方现代文明对于中国传统封建文明的对抗，而在这种意识形态下——即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受到伤害的无疑还是处于社会弱势层面的广大女性。

二

如果说封建家庭在面对利益追逐时所表现出的冷漠与病态是逼迫“出走”女性返回到婚姻的动力源，那么女性之间的倾轧则是更为荒凉且残酷的推动力。男权是维护封建礼教的主力军，而这些依附于男权的女性则成为了帮凶。在白流苏和范柳原在舞场上“初识”后，白四奶奶骂白流苏是“残花败柳”[11]，更不要妄想去得到范柳原。文本中的白四奶奶基本上就是一个“泼妇”的形象，对白流苏的辱骂和嘲讽在文本中多次出现，隐含作者对于这类女性男权维护者给予了严厉的讽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已是弱者，而女性的被扼杀往往也是来源于同样处于悲哀境地的同性，讽刺意味之深令人唏嘘不已。而白流苏作为被同性压制的弱者中的弱者，却进行了反击，白流苏吸引住了范柳原的目光，在舞毕归家之后她心中暗想：“宝络心里一定也在骂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12]隐含作者认为在当时的社会中，即便西方文化已开始侵染到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但其封建的思想意识根基仍是难以动摇，也就是说男权对于社会的主导地位是无法动摇的，因此隐含作者对于来自男权的倾轧更多的是无奈，而对于女性之间的相互倾轧，这种博弈是充满讽刺性的。白流苏因不满前夫的压制而毅然离婚，然而在面对同性的倾轧时，她又通过获得男性的爱恋来获得同性的尊重，而这种尊重更一种讽刺，同性对于白流苏既是骂又是敬佩，骂她不固守做女人的本分，敬佩的是她有着其他同性所没有的获得男人爱恋的能力。

除了女主人公家中的典型封建女性，徐太太这一形象也值得深思。乍看来是徐太太促成了“白范”姻缘，帮助白流苏逃离了冷漠无情的娘家。但细读文本可知徐太太亦是同白三嫂一样的封建男权的女性维护者。范柳原是徐先生的上司，徐太太一再积极地把流苏引荐给范柳原的原因也再简单不过——为了丈夫的升迁才“助人为乐”。白流苏在小说中也暗自揣度：“世上的好人虽多，可没有多少傻子愿意在银钱上做好人……牺牲一个不相干的孤苦的亲戚来巴结他，也是可能的事。”[13]徐太太虽有意促成白流苏和范柳原，但究其前文许太太言说到的范柳原本无意与婚姻的事实，二人最终的婚姻大概是她的意料之外。隐含作者在这里为文字注入了更多的悲凉意味，女性之间，即便是相互帮助，背后也是大有原因可寻，而这原因无外乎此女性所依附的男性的利益及自己个人的利益，苍凉如此，讽刺如此，可见女性在追求解放和实现生存权利时的无助而孤独。

三

如果是说源自封建家庭及同性的倾轧是白流苏回归婚姻的外部因素，那么其本质因素还在于女主人公个人的抉择。白流苏作为成长于旧式封建家庭的女性，虽在离婚时已有觉醒的迹象，但究其本质，白流苏毫无独立生存能力可言。出走的“娜拉”若要生存下去，或者更好的生存下去，只能“回去”或者“落堕”。张爱玲曾在《谈女人》中写道：“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遍的妇女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14]那么白流苏回到婚姻中的初衷则不外乎是寻求一张“长期的饭票”，而婚姻于其而言“根本就是一种长期的卖淫”[15]生存于旧式封建家庭的白流苏并不能理解婚姻与爱情间的关系，即便稍有感知，也被残酷的现实和千百年来的封建婚姻现状抽空了。所以对于造成“出走”女性回归婚姻的现实来讲，女性自身更是推动其走向了这条背离女性解放的道路。隐含作者对此反讽也好，怜悯也罢，更多的是对于现实的无奈，而这现实不仅是外部的压力，更是女性自身对于渴望个人独立的无力无助。“她未尝不想出去找个小事，胡乱混一碗饭吃。再苦些，也强如在家里受气。但是寻了个低三下四的职业，就失去了淑女的身份。那身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16]

而白流苏这个人物形象亦有她的可贵之处，她虽为了生存而再次屈从于男性话语权下的婚姻制度，但其某种意义上的觉醒在为其带来矛盾与痛苦的同时更增添了进步的影子。在白流苏第二次回到香港的时候，她认定了自己已在这场两个人的较量中失败了，“固然，女人是喜欢被屈服的，但是那只限于某种范围内。如果她是纯粹为范柳原的风仪与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说了，可是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17]隐含作者对于白流苏的这一进步思想充满肯定和同情，肯定其在某种程度上已有了觉醒的预兆，认识到了这段婚姻的本质是自私的较量，同样意识到了个人的悲哀——即这段婚姻是建立在谋求个人生存而非爱意与好感上的。面对这样的事实，最为悲哀的不是为了婚姻而婚姻的大众女性，而是已经“出走”却不得不回归的“娜拉”们。而“回归”了的“娜拉”们似乎也踏上了轮回式的悲剧命运，隐含作者的态度很明显：婚姻是无法牵制住受西方文化熏染的男人的，所以在全文最后当白流苏终于成为了范柳原的法定妻子，“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18]值得庆幸也不过是自我安慰，用冒险换来的婚姻已开始走向人情之间的分离，这一场“倾城之恋”的悲剧性的结局不言而喻。

评语

正如论文所说，《倾城之恋》使用了一种“反传奇”的叙述方式，城市的沦陷和倾颓只是男女情爱较量的一个背景，完全没有悲戚离愁和乱世情缘所带来的震撼之感，背后留下的是精明的算计和人生的悲凉。论文把男女之间对于爱情和婚姻的不同看法置于中西文化差异的时代舞台中加以审视，以“双城”的对位式结构推衍女性“出走”和“回归”的悖论故事，重新反思文本蕴含的“娜拉出走之后”的结局和命运。论文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现了女性受到家庭和同性压迫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算计。生存所面临的压力和困窘是娜拉们悲剧性轮回之路的推手。论文由女性依附性的生存和命运对张爱玲式的反讽和否定体验颇深，透视了生命华美之袍下的肮脏与无奈。

[1] 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165页。

[2] 胡适于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的《易卜生主义》、及在1919年于《新青年》发表的的独幕话剧《终身大事》都阐述了其对于时代女性解放的思索。同时代的作家，如郭沫若在1923年创作的的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鲁迅在1925年创作的小说《伤逝》及茅盾在1928年至1930年期间创作的小说《虹》所探讨的问题也都与此相关。

[3]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6年版，第49页。

[4]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6年版，第84页。

[5]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6年版，第84页。

[6]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6年版，第57页。

[7]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8] 于青：《女奴时代的谢幕——张爱玲〈传奇〉思想论》，《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9]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6年版，第55页。

[10]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6年版，第50页。

[11]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6年版，第60页。

[12]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6年版，第61页。

[13] 张爱玲：《倾城之恋》，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6年版，第62页。

[14] 张爱玲：《谈女人》，《天地》，194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