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的现代性解读

论金庸小说的现实意义

龚伟

内容摘要：金庸作为当代武侠小说的大师，他的作品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五四新文学的经验，在保持武侠小说传统型范的同时，通过自己的艺术笔墨，体现出现代人应有的时代意识，成功地实现了武侠小说从思想到艺术的多方面革新，使作品呈现出许多崭新的质素。其中有很多可以借鉴的现实意义，诸如对现代诚信问题的担忧、对民族问题的理解、对中国侠文化的新诠释、对治学一道的自我见解等等，都是他的小说中与众不同的地方。本文就从这些方面入手，探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金庸；武侠小说；现实意义

“凡是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这是作家林以亮先生对金庸武侠小说流传之广的一种描述。这绝不是夸张之言，金庸小说的读者数以亿计，金庸热其持续时间之长、覆盖地域之广、读者文化跨度之大恐怕都是无人能及的。

可能有人会说武侠小说无非就是些打打杀杀、男欢女爱、因果报应，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谈武侠小说的雅俗之争，其实武侠小说固然有大量的不值一提的庸俗与低劣的内容，但也有很多可以借鉴的人生哲理和现实意义，而金庸的武侠小说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他的作品不但破除了旧武侠小说热衷仕途、嫉仇嗜杀、迷信果报等封建烙印，而且崇尚个性自由与人格独立，反对封建专制与黑暗暴政，重视人的社会责任，将侠义精神从旧日“士为知己者死”提高到“为国为民”的高度。金庸小说还渗透着男女平权、爱情专一、认为权力失去制衡必然导致腐败等现代思想观念。金庸也是以平等和一视同仁的态度写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第一位武侠小说家，他所塑造的契丹血统英雄乔峰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放射出异彩。尤其值得钦佩的是，在中国大陆个人迷信盛行、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中天、国家民族陷入深重灾难的“文革”年代，金庸在一系列小说作品中揭露“文革”错误，反对个人专制，批判个人迷信，抨击造成社会混乱的夺权行为，讽刺黑白颠倒、丧失理性的政治批判运动，表现了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与大无畏的勇气。《笑傲江湖》这本书就是为此所写的，在“后记”中他说：“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划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所以说金庸的小说其实一直都在显示着耐人寻味的现实意义——“《射雕英雄传》是一部‘侠’的颂歌；《神雕侠侣》则是一部‘情’的浪漫曲；《倚天屠龙记》则又是一部‘人伦之爱’的咏叹调；《笑傲江湖》是一种政治的寓言；《鹿鼎记》是一部文化批判的故事；《天龙八部》是一部人性悲歌的集锦······”金庸曾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通过小说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这说明他在自觉地追求武侠小说的思想性与现代精神。这样看来，其实金庸作品中的现实意义及人生哲理才应该是我们看金庸小说最大的收获。那么下文我们就试从现实意义的几个角度来对金庸作品作一番解读。

一、诚信

“诚信”是什么，其实前人早已给出了答案。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肯定“诚”是一种真实不欺的美德。孟子则说“诚者，天之道也，人之道也”；程颐认为：“以实之谓信”，而子曰：“民无信不立”，可见，“信”不仅要求人们说话诚实可靠，切忌大话、空话、假话，而且要求做事也要诚实可靠。而“信”的基本内涵也是信守诺言、言行一致、诚实不欺。《左传》云：“信，国之宝也。”就连伟大的奸雄曹操也深知守信之重要：要夺取天下，赢得天下人之心，不守信焉能服众？诚信是金。而我认为金子有价，诚信无价，失去了做人最基本的诚信，纵然有万贯家财，又有什么意义可言？普通人应如此，那么侠客呢？金庸的《笑傲江湖》中给出了标准答案，在第三十五章“复仇”中这样写道：“武林中人最讲究‘信义’二字。有些旁门左道的人物，尽管无恶不作，但一言既出，却也是决无反悔，倘若食言而肥，在江湖上颇为人所不齿。”可见，就算是江湖中人也是要守信的。《侠客行》中的玄铁令主人谢烟客曾发过誓：决不可以一指之力加害于将玄铁令交在自己手中之人。他为了不违背自己的誓言，即使在没有外人的情况下仍然硬生生收回了打向“狗杂种”石破天的手掌，而且他一心想让石破天求他做一件事，好完成自己发出玄铁令时的承诺，却从没想过杀了石破天来抵赖，虽然他可以做到无人知晓且有这个能力。这样一个始终邪大于正的人物却把承诺看得这么重要，不正是说明了守信是人们在社会中的立身处世之本吗。孔子曾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正可与之对照。

其实不光邪派人物如此，正派人物何尝不是呢？《射雕英雄传》中的江南七怪与丘处机打赌，各自找回郭靖、杨康，并传授他们武功，于十八年后再让他们一比高下。就为了这一个约定，双方都耗费了十八年的光阴，矢志不渝地来完成这个承诺。这里固然有江湖中人对信义的理解，但也确有值得我们现代人去深思的东西。就连西毒欧阳锋这样的大反派，一旦与人订约后也是决不反悔的。而在现代功利社会上，可以信赖的人何其少，信赖了一个人而被出卖的事何其多，以致每个人每日都活在小心提防他人的气氛中，实在不痛快之极！

在金庸的书中，即使是孩子说过的话也是算数的。幼年的郭靖曾答应逃亡中的哲别不说出他的去向，力抗敌人的鞭子而不肯说出他的藏身之处。作者对此大加称赞，借哲别和铁木真之口对郭靖进行了肯定。小孩子如此，那么淫贼呢？《笑傲江湖》中田伯光与令狐冲打赌，输了以后因为有赌约在先不得不拜仪琳为师，但从此却是从无反悔，一直对仪琳敬重有加；又在身受桃谷六仙种种折磨之时，不肯泄露风清扬的行踪；更在令狐冲危难之时不愿弃他而去，一个大淫贼能够做到这样也真难为他了。而文中令狐冲同样也答应过风清扬不将他传授自己剑法一事说出去，后来纵使师父怀疑他剑法的来历也不肯透露这个秘密，以致造成大误会。文中写道：“······但男儿汉须当言而有信，田伯光一个采花淫贼，在身受桃谷六仙种种折磨之时，尚且决不泄露太师叔的行踪。令狐冲受人大恩，决不能有负于他。”遇见任盈盈后又因为答应护送她而放弃了去少林寺治病的机会。总之《笑傲江湖》中最讲信用的人就是他们两个。田伯光自己说：“田伯光事无不可对人言。奸淫掳掠、杀人放火之事，旁人要隐瞒抵赖，田伯光做便做了，何赖之有？”这样一个淫贼，坏是坏，但是却坏得赤裸裸，毫不掩饰，坏得顶天立地，就是因为他守信重义且豪爽坦诚，是一个真小人，而不是一个像岳不群那样的伪君子。

中国的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数千年来始终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周敦颐《周子全书·通书·诚下》中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孔子《论语·述而》中则说：“以四教：文、行、忠、信”。在当今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建设中，我们仍然可以借鉴并利用其作为新的时代道德标准。而“诚信”作为五常的一部分，是现代司法体系、金融体系、商业体系、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在当代中国人的观念教育中已没有了“诚信”这个字眼。在世界的企业界，当代中国人没有契约精神是众所周知的，法律对中国人都没有用。社会上充斥着尔虞我诈、厚颜无耻，为了出名不择手段，交往中利字当先，反映到商业中则是轻易毁约、商业欺诈等等等等。这些无不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恶劣的影响，最可悲的是，我们不仅浑然不觉，反而还乐在其中。诚信，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了。

凡此种种，无不反映了金庸对重信守诺这种行为的褒扬，这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传统美德，实在不应该被我们所摈弃。金庸先生恐怕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会在作品中给我们留下了这些警示吧！

二、民族问题

说起中国历史，就一定得提到中原汉人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纠葛。汉人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古已有之，如夷、狄、戎、蛮、胡等，这里的歧视味道，既有民族仇恨的原因，但同时也明显地反映了大汉族的那种自大和盲目的不良习性。在金庸的小说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在汉人与少数民族的比较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我们在每一部写到少数民族的书中都能找到这样的例子。如《书剑恩仇录》，其中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汉人反清复明，一个是回疆木卓伦部反抗满清暴政。作者本应对回、汉两族都加以褒扬，可是我们却可以看出，作者有意无意之间写出了他们的差异，而褒扬之意在回疆英雄一边，对汉族英雄虽未必有明显的贬抑之辞，但两者对比，却不能不使汉族英雄黯然失色：木卓伦在接到满清将军的战书后只写了八个大字的应战书——“抗暴应战，神必佑我。”如此英雄气概，实令人景仰。而汉族英雄们在干什么，又是怎么干的呢？他们在大搞“人际关系”，以便“曲线救国”！汉人巧智，自然不肯像木卓伦这么傻干，而是要讲谋略，用巧计，他们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想用计策使乾隆中计被擒，陈家洛幻想自己与乾隆皇帝是同胞兄弟，想抓住他后再晓以大义，策反乾隆，结果被乾隆将计就计，让汉族英雄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指望满人的皇帝倒向汉人一边，这本来就是痴心妄想。相比起来，回疆英雄们却从不依靠幻想，而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证明了自己是不会为暴政所屈服的，就连天真幼稚且手无缚鸡之力的香香公主都为了民族大义而香消玉殒。红花会英雄们倒是没什么损失，他们一计不成，便全身而退，回去想下一个“曲线救国”的计谋去了！

《书剑恩仇录》还只是民间英雄们的比较，《碧血剑》中则是朝廷统治者的比较了。文中崇祯的刚愎自用、庸碌无为，李自成的自毁长城、兵匪一家与满清统治集团的令行禁止、博采众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作者并没有说满清就是人民的救星，只是在当时的历史中为什么明朝会最终灭亡、清朝会取而代之，这里至少也给出了一个答案。而在《神雕侠侣》中，忽必烈的英明干练与南宋君臣的昏庸则再度形成了对比。当然汉人政治的腐败并不等于其民族的落后；而满清与蒙古人领袖的英明神武也不等于其民族的先进。应该承认，中国古代汉民族的政治体系中确实有很多无法避免的弊端，这导致了中国古代政治的腐败与天下兴亡不断更替的宿命轮回，汉民族的农耕意识则直接导致了民族性格中的懦弱、保守、顺从以及封建君主制的诞生；而少数民族虽然有种种优点，但其血腥的野蛮性对中国古代社会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对双方百姓的摧残也是不争的事实。抛开这些不论，事实上少数民族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对汉族起着刺激与催化的作用。中国的民族史就是一部游牧民族不断侵入中原，刺激着汉民族不断演变、前进的历史。绝大多数时间汉民族胜利了，将少数民族赶出了中原；有时则失败了，但却像一个熔炉一样将各民族融合在了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更大的新民族——中华民族。其实人生来就是平等的，何必分什么夷汉呢！何况在如今看来，当时的“异族”早已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鹿鼎记》中有一个很有趣的隐喻：当主人公韦小宝问起母亲“我的老子究竟是谁？”时，母亲告诉他：“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又说：“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生的好，有点像他。······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这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不过绝对没有外国鬼子，“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在这里，金庸对韦小宝的身世故弄玄虚，说他母亲接过满、汉、回、藏、蒙的各族客人，那么韦小宝就可能是满、汉、回、藏、蒙任一族的后代。这表明这一形象是中国多民族的骨血拼凑而成的，这正是民族大融合观念的表现！同时也表明了金庸一以贯之的民族平等精神。

在武侠小说中承认并写出中国少数民族及其领袖的地位和作用，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金庸是第一人。“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就认为“贯穿在金庸小说里的思想主流，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金庸自己也说过：“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这是金庸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正是金庸小说富有现代现实意义的生动体现。

三、侠之大者

在中国，“侠”的形象最早见于韩非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中，韩非对侠十分反感，在《韩非子·六反》中这样说：“行剑攻杀，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廉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名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而自司马迁的《史记》将侠写入《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并大加赞赏认为其“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信义，义者有取焉”后，侠文化便在中国的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千年以来，“侠”在中国的历史真实与文化作品中均绵延不绝，它既是中国传统心理的产物，又是文学与文化的精粹之一，也是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的一种定式所构成的一种人格神的象征。侠就是中国式的英雄，也是中国式的神灵。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不信神，但却信侠。因为侠就代表了神的意志——“天道”，同时又比神离人间更近，从而有更直接与更实际的意义。不论在哪里的中国人，都喜欢看武侠小说，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侠的本质就是“替天行道”，亦就是“义”，是豪气干云、义薄云天，是千金一诺、视死如归，大到保家卫国，小到锄强扶弱、济困扶危。在某种意义上，侠也就是英雄。那么，金庸小说中的侠是什么样的？而我们现代意义的侠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侠骨柔肠、文武双全、反满复汉；《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夫妇为镇守襄阳呕心沥血，以致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国为民；《神雕侠侣》中的“神雕大侠”杨过率性自由、藐视礼教、对爱情忠贞不渝；《天龙八部》中的萧峰武功高强，为救两国百姓不惜牺牲自己；《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风流倜傥、尤重信义······这些大侠们无不彰显了侠的伟大，但正如韩非看到了侠的负面——“以武犯禁”；而司马迁看到了侠的正面——“义者有取”一样，“侠”又是复杂而矛盾的。

从负面来看，“侠”确实有危害社会的一面。汉代张衡的《西京赋》的开头写道：“都邑游侠，张赵之伦。齐志无忌，拟迹田文。轻死重义，结党连群。宴番有徒，其从如云。茂陵之原，阳陵之朱；趫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眦虿芥，尸僵路隅。”这或许更切合实际，即侠士乃是一些立齐气、作威福、结私交、相与信、同是非的“结党连群”之徒，且他们以强立于世，能“权行州里，力折公侯”又“趫悍虓豁，如虎如貙”。与其说他们可敬，更不如说他们可怕！像这样的描写，在金庸的小说中就有很多，如《笑傲江湖》第十六章中有这样一个例子：江湖群豪为讨好任盈盈而在五霸岗上宴请令狐冲，而其中有很多说不上多么正派之人，在介绍到天河帮帮主黄伯流时书中写道：“岳不群心头一震：‘莫非是他？’他早知黄河下游有个天河帮，帮主黄伯流是中原武林中的一位前辈耆宿，只是他帮规松懈，帮众良莠不齐，作奸犯科之事所在难免，这天河帮的声名就不见得怎么高明。但天河帮人多势众，帮中好手也着实不少，是齐鲁豫鄂之间的一大帮会。”这样的武林帮派其实就是地方豪强，太平之时结交官府、恃强凌弱、为非作歹；乱世之时要么就是落草为寇，要么就割据一方。又如《射雕英雄传》的第十一回中，写黄蓉与郭靖两人同行，碰到一对胖夫妇，一人骑瘦驴，一人坐轿由瘦人抬，黄蓉感到不公不平，便冲倒轿子，使胖夫人摔在大路正中，再也爬不起来。这还不算，黄蓉“一不做，二不休，拔出峨眉钢刺，弯下腰去，哧的一声，便将她左耳割了下来”。这一对夫妇何罪之有？无非是个土财主，又长得胖了点，就惹得黄蓉这位“姑娘大王”不高兴，以至于有此无妄之灾。郭靖倒没有动手，却只在边上瞧着。更不必说《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教恒山派的女尼们到一个叫“白剥皮”的豪绅家去“化缘”，而且一化就是二千两，这说白了就是抢劫，就是强盗行径。只不过他们抢的是“白剥皮”，似乎就有了正当的理由，而他们又说要分一千两给穷人，那又成了劫富济贫的大侠了。但这样的行为真是侠义之举吗？试想如果我们在生活中遇到这样恃强凌弱的侠，会不会毛骨悚然呢？还有一种“侠”平时倒也嫉恶如仇，可是一旦发现那个作恶之人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有自己人来求情就把大义抛到了一边，为自己找着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就心安理得了，这种只认人情的侠和上面那种只看自己心情的侠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只认情理不认法理的，说白了就是古代的“人治”，这和现代的“法治”意识——依法办事——是恰恰相悖的。这些尚可称之为侠的人尚且如此，那些以武作恶的普通习武之人就更不必说了。金庸的小说从《书剑恩仇录》写到“射雕三部曲”，是大侠时代；当写到《连城诀》、《侠客行》、《笑傲江湖》时，已进入了无侠时代；最后的《鹿鼎记》更是反侠的惊人之作，这标志着作者对“侠”以及“侠”文化的反思取代了纯粹的幻想。韦小宝的出现，预示了武侠在现代社会中是没有实际的功用的，它变成了一种精神的存在。所以我们说今天的社会“侠客”越来越少了，也不再需要了，但武侠的精神却是永远需要的。金庸就在《碧血剑·后记》中说：“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从金庸这里我们可以去思考，现代意义的“侠”到底是什么。

其次我们再从正面来看侠。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成吉思汗的一段对话颇叫人深思，成吉思汗问郭靖道：“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郭靖答道：“大汉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汉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虽然当时斥之为“孩子话”，但却在临终时念念不忘，可见他对此还是承认了一些的。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要写的“射雕”英雄是郭靖而不是成吉思汗，可见，真正的英雄（即“侠”），不是去“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是“为国为民”，方能称得上“侠之大者”。不过“为国为民”这句口号有些太大，也有一些空泛，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我们知道《飞狐外传》中的胡斐一直要找一个叫凤南天的人报仇，可是他和凤南天其实是无仇无怨的，他只不过是为了给素不相识的普通穷人钟阿四一家打抱不平，他完全是一个局外人，但他不但要为这个穷人报仇伸冤，还拒绝了江湖上很多好汉低声下气的求情，孰不容易；甚至自己所倾心的女孩袁紫衣，在两情相洽之际而软语央求，他仍然拒绝了，这个侠的形象就非常高大，是真正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同时也是真正的锄强扶弱、为民做主。所以说能为普通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就是侠义之举，这样的人就是侠，这也正是现代所推崇的侠的意义。再比如说胡一刀救平阿四一家，纯粹是出于善心和打抱不平，而且没有高高在上，没有一丝的歧视。相反那些也可称得上大侠的武林中人，却几乎一辈子的活动范围都在他们那个江湖的小圈子里，他们的一些侠义之举也仅仅是针对那些江湖人士而言，他们不害百姓，可也对百姓无益，甚至有时还会让老百姓提心吊胆，这样一种大侠于国于民没有任何的意义，要他何用？金庸就在《飞狐外传·后记》中说：“我企图在本书中写一个急人之难、行侠仗义的侠士。武侠小说中真正写侠士的其实并不很多，大多数主角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武而不是侠。”这恐怕才是最真实的情况。《飞狐外传》第四章中赵半山斗陈禹时曾说：“一个人所以学武，若不能御侮，也当行侠仗义，济危扶困。若是以武济恶，那是远不如作个寻常农夫，种田过活了。”这可真是“学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金庸在《神雕侠侣·后记》中也写道：“郭靖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句话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我深信将来国家的界限一定会消灭，那时候“爱国”、“抗敌”等等观念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间的亲情、纯真的友谊、爱情、正义感、仁善、勇于助人、为社会献身等等感情与品德，相信今后还是长期的为人们所赞美，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论、经济制度、社会改革、宗教信仰等所能代替的。”所以现代的“侠”并不一定非要去为国家、为民族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这也不太符合实际，以自己力所能及的能力去帮助一下老百姓这就是现代意义的侠，雷锋同志就没有干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这也并不妨碍他成为英雄。所以在现代和平时期，我们需要的是能为百姓办实事的人，而不需要那些好勇斗狠、结党连群、无视法纪的作威作福于民无益之“侠”。

四、书山有路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固然重视“侠”的形象的塑造，可也决不轻视“武”的描写。相比起与他齐名的另两名新派武侠小说大师梁羽生、古龙，前者“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后者“武不是给人看的”的态度来说，金庸并没有把武功、技击的描写当成小说的佐料，而是不仅写得气度恢弘、境界深远，而且对细节的描写亦是一丝不苟。但武功又是让人来学的，有的人聪明，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甚至还能举一反三；而有的人笨，别人学一遍，他学十遍还不会。这就涉及到方法的问题。若方法得当，往往事半功倍；若方法不当，不但事倍功半，而且误人子弟，甚至误人性命。所以“武”在武侠世界中是事关生命、名气、地位的大事，那么学习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写出的学武方法主要有三种：一为“勤”，二为抓住“神髓”，三为跳出“框框”的束缚。

先说“勤”，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郭靖学武。郭靖可以说是古往今来天下笨人们的榜样、希望和救星，笨人们给他立碑、塑像也不为过。他天资愚钝，却终成大器，习得一身绝世武功，保国卫民，成为一代“北侠”。他靠的是什么，正是勤以补拙。在有的武侠小说中，那些人物并不需要去一千次一万次地重复一个乏味的动作，而只需要一次奇遇或一本秘笈就可以直接成为有绝世武功的大侠，这怎么可能呢？功夫是苦练出来的，君不见少林寺练功房里地面上一个个深深的脚印吗。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就是这个意思。而对笨人来讲，“勤”就更不可或缺了。《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刚开始学艺时，“教得十招，往往学不到一招”，但他性格坚忍，常常是“咬紧牙关，埋头苦练”；后来在学降龙十八掌时，是“人家练一朝，我就练十天”；最终做到“志坚韧身勤奋，十数年如一日”，终成不世奇功。试想有几人能做到“十数年如一日”地勤奋苦练，可郭靖却做到了，这正是他比黄蓉、杨过等“聪明人”更高明的地方——聪明而不刻苦便不可能成功。

其次，学习要抓住“神髓”，方能得其中真味。学习要善于总结、分析，找出其中的“道”，也即规律，方能举一反三，一通百通。《飞狐外传》第十一章中胡斐救了苗人凤后，苗人凤教胡斐胡家刀的要诀时，胡斐开始并不明白，直到两人以“筷”演武时，才突然领悟了胡家刀的诀窍在于一个“后发制人”之术，自此方“真正踏入了第一流高手的境界”。又如《碧血剑》第七回中金蛇郎君也从小青蛇身上悟得了“后发制人”四字。而《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同样从《庄子》“庖丁解牛”一段中悟得了“法乎自然”的道理，从而创出了“庖丁解牛拳”，打败了张召重。学习还需抓住“神髓”，而不必拘泥于一招一式。就像我们解数学题一样，只要掌握了定理、公式，再学会解题思路，做上几题后，就能触类旁通，游刃有余，而不必去死记硬背某几道题的解法，总之，做到“心中无招”就可以“胜有招”了。如《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传授张无忌太极剑法，张三丰竟让张无忌全数忘掉刚学的剑法，不但如此，在演第二遍时竟然与第一遍全不一样，这叫人如何去学，可张无忌竟然又用这刚刚当众学来的剑法打败了敌人，这一下不光是读者摸不着头脑，连周颠等人也糊涂了。其实这一切不过是因为张宗师传授的是“剑意”而非“剑招”，倘若定要去记那一二式剑招，“心有拘囿，剑法便不能纯”了。八股文倒是最讲究章法、规范，结果只能是使文章有形无神，陈腐不堪，遗祸千年。像这样的例子在《笑傲江湖》里风清扬传令狐冲“独孤九剑”中也可以找到，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都是一样的。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如何跳出“框框”的束缚。首先，我们要知道“框框”指的其实就是成见，是人们对人或事物所抱的固定不变的看法。这是因为认识的僵化所造成的。人一旦心中有了成见，哪怕这个成见是因为自己的学识和经验的积累所形成的，它也会对人的思维造成很大的误导，将人的思维引入歧途，或使人的思维陷入定式，从而对一些旁人看来是很明显的现象却视而不见，而这些现象对那些胸无成见的人来说却是指路的明灯。这正是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侠客行》中在李白长诗“侠客行”里藏有一套绝世武功，引得天下的英雄俱来“乐不思蜀”，数十年沉浸在其中而不得解。没成想最后却被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石破天给破解了，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让一众高手们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个原因说出来一点都不稀奇，那些“文武双全、多才多艺”的人之所以解不开这个谜，正是因为他们的多才多艺造成了自身的“固执己见”，从而成为“知”的最大障碍。而石破天正因为他的质朴无文，才胸无成见，乃至“无欲无想”，却恰恰符合了探索真理的必要条件，最终以常人所不能想的方式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这种现象所揭示出的正是人类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和态度。而这种方法、态度使阿基米德受到浴缸溢出的水的启示从而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事情中发现了隐藏的真理——浮力定律；使牛顿从苹果落下中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使拿破仑砸碎鸡蛋后立起了鸡蛋，这才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有时真理竟是这么简单；使中国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四渡赤水，重创国民党军，将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从而创造了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正是这种跳出“框框”束缚的方法、态度才使我们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不断创新，从而揭示了一个个埋藏于日常现象中的真理。我们若将之借鉴过来用于学习之中，相信会对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自从金庸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他用每篇小说名的第一个字组成一幅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中流行而长盛不衰，一版再版；每一部作品都被搬上了银幕和荧屏，一拍再拍，俘获了亿万中国人的心。总之，金庸作品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并引起轰动效应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它作为通俗文学能够满足一般读者的浅层阅读快感，让读者在一个充满侠骨柔情的江湖世界中暂时得以精神缓解和感官享受；另一方面则在于金庸作品在超历史的叙述背景中，注入现代哲学意识和理性思索，用一个神秘瑰丽、豪气冲天的武侠世界来构成与现实世界的象征关系，借以抒发对现实人生、理想人性、生命本质等的思考和感慨，这就使得金庸小说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蕴和强烈的现代意识，而这些无疑又契合着现代读者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要求。

金庸的小说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倒不是说他的作品拥有众多读者，而是指他的作品博大精深，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或者说，将中国传统诗意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生活于现代的中国人，通过他的作品，得以与传统相连接，寻找到一丝苍凉而温馨的归宿之感。所以我们读金庸的小说，大可以“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大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可以“公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而在今天，武侠小说的未来该何去何从，也许，金庸武侠小说中反映出来的现实意义对武侠作品的存在所起的反作用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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