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的女性形象

四川大学

中文系本科99级学年论文

题目：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的女性形象

科目：现当代文学

院系：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

年级：99级本科2班

姓名：徐 静

学号：9941041070

指导老师：姜 飞

关键词：张爱玲 悲剧 女性形象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的女性形象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多是激进而亢奋的，塑造的多是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的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然而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孤岛，张爱玲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抑郁的女性世界。与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相比，它显得阴暗和晦涩。

在中国，时至20世纪，虽然几经文化的或政治的运动，“女性解放”仍然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因为女性事实上仍然处在或基本处在男权中心社会之中。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她们历经多少世代，却一任时代之光在她们身上掠过，除却攀援住个别短暂的光亮，看清她们的目标，以继续苟延她们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外，她们一如既往地生活在她们几千年已经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牢里。她们全然没有为时代气息所掀起的骚动和憧憬；但她们对人们来说却是熟悉的，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所造成的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女性世相被作者展示得淋漓尽致。这截然相对的两种意象，是张爱玲所谓人生“飞扬的一面”和“安稳的一面”在女性生活中投射的具像.但是,张爱玲并非用后者去否定前者.在她那里,人生“安稳的一面”是作为“飞扬的一面”的底子而存在的，而人也正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而斗争的。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苍凉而复苍白，安命而又怨命的女性悲运，在张爱玲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艺术呈示，并且总以纤毫必露的显微效果，把女性异化的真相展示了出来，给人以“凉入骨髓”般的审美感受。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外表上，她们各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女性。但骨子里，却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颗女奴的灵魂。这些女性，大都是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但在她们身上，总一样弥漫着一种阴暗的气息，整个心态和生存状态都充满了鬼魅之气，她们仍是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 。依赖男人成为她们表达自立的方式，自尊成为自卑外化的表征。刚刚过去不久的火热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仍旧只属于生活在阴暗中的女奴。她们全被一只巨手遏制着，这只巨手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来自女性世代因袭的女性生来是男性附庸的意识，她们演绎的正是个体生命在时代的变化中为追求自身的存在价值时由于传统重负的因袭及对世界的茫然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时的悲剧。这些人生所演绎的，也只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一

张爱玲在《说女人》中指出：“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人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在涉论历史或性文化史这类命题方面，张爱玲擅长以生命的直觉，艺术的笔触头透入人生与历史的底蕴，以自己的方式展示出“人的自我异化”的世俗真相。其中对女性的“被奴化”与“自奴化”的“妾妇之道”，有着极为细腻而真实的描绘。早在张爱玲未上大学而尚为女校学生的时候，她就写有《牛》（1936年）。《霸王别姬》（1937年）等短篇小说，以现代女性为根基，着重传达出女性对生活的痛苦而趋于绝望的真实感受。《牛》中禄兴娘子，是位“吃辛吃苦为人家把握家产”却终至失去一切的农妇，她在空无所恃的恐惧中，感到自己“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这篇小说体现对女性的“失去”（自我）与女性的“长夜”的审美注意，并流露出悲凉凄丽的审美情调。

从张爱玲正式投发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年），一直到她写于1957年的《五四遗事》，都没有放弃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注。张爱玲通过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对现实的错觉而导致的悲剧：这是来自一种看事不明的人类弱点。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好人”佟振保，作为典型的男人，他将事业，家庭和情人均纳入一个有序的结构中。女人（娇蕊，烟鹂）被赋予了两种基本角色：妻子与情人。但都隶属于男人，是男人采颉，把玩和利用的对象。在漫长的男权时代中积淀着关于女性原型的无意识及相应的符码，其中以“白玫瑰”象征圣洁的妻，以“红玫瑰”象征热烈的情妇，表明着女性在男性眼里，不过是美丽的奴隶而已。《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阿小，作为耽于渔猎女性的男主人的“好的”女仆，但总觉得“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使她感到莫名的悲苦；《等》中的诸位等候诊治的太太们，大抵是“猫”一般的女人，莫不依附男人，忍耐着太多的失意；……女性在张爱玲的笔下，似乎总是身陷性压迫的窘境之中，在无论是姓“封”还是姓“资”抑或二者混合的男权文化氛围中，苟延残喘，咀嚼着人生的苦涩，体味着生命的苍凉。

总之，诚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张爱玲成功地“在现代的屏幕上活现了一群女奴的群像”，她们限于主客观的条件，即或有所挣扎与反抗，但大抵也要陷入变态的迷狂中，很难找到真正的出路。

二

当男权社会确立的时候，男权变牢牢地攫住了经济大权，并逐渐制造出一个新的“图腾”，即是“金钱”，以与其“利剑”紧密配合。于是在英雄或权利崇拜与金钱崇拜的双重魔圈中，女性失去了独立为“人的”价值。为了起码的生存，便很容易地被“金钱”锁住，从而导致了女性自我的严重异化。

金钱对女性的作用，最常见于“金钱婚姻”。这可以使女性彻底地物化，俗化和非人化。在张爱玲最享盛誉的中篇小说《金锁记》中，对此便有极为深刻而细致的描绘。正是由于金钱的魔力，使姜公馆的残废二爷“化丑为美”，可以轻而易举地将麻油店的曹大姑娘娶过门来，给她戴上坚硬的婚姻之枷，再锁上永固牌的“金锁”。于是，她那姣好而火热的青春被金钱的魔杖击成了碎片，她的天真，温情与梦想也都荡然无存，她慢慢地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能够得到的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变得悭吝远胜葛朗台，阴毒更逾蛇蝎精。由原先被金钱异化的不幸者蜕变为害人也更害己的残忍者，由被“锁”变成了“锁”人，“曹七巧”变成了“曹七毒”。其心理变态已趋于极端，于是，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儿子女儿恨毒了她”，连曾与她言过情，道过爱的小叔子，也跟她“仇人似的”。 但是她无法控制她自己，只能让疯狂拖着她往绝路上走。“疯狂来自黄金欲，而黄金欲变成盲目的破坏力量，又是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直接结果”。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情欲就是这样盲目地支配着人。七巧的悲剧是无可奈何的，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她摆脱不了。亲情在沦丧，爱情也在沦丧，女性被异变为“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这就是张爱玲揭示的“金锁”效应。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同样写出了金钱对女性生命存在的巨大侵蚀和危害。那位离婚后呆在娘家的穷遗老的女儿白流苏，因受不了娘家人对她的刻薄，急于再嫁。于是，对金钱的渴望使她在初识华侨富商之子范柳原是，几乎就下了再嫁的决心。但这并非是一见钟情，而是一见钟“钱”。所以在白，范的“倾城之恋”中，很难谈得上“爱情”与“幸福”，却不乏相互精明的“算计”与“引诱”。在白流苏将残剩的青春当作人生的最后赌注时，她也感到了沦为阔少玩物的危险与悲哀，但她却无力挣扎。后来，侵略战争给她提供了“成全”的机缘，使她获得了婚姻的“保障”。但是她所陷入的这种“生意经”式的婚姻，最后只能是她的坟墓。挣扎的结果是苍白的，流苏换来了婚姻的躯壳。这些用年华换来的“另一番风景”，满足了人性的虚荣，给了她们一线维系命运的牢靠，却也成为无法逆转的宿命的一点慰藉，聊以苟延残喘。《倾城之恋》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柳原叹道：“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流苏也怆然，半晌方道：“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呢！”

张爱玲对这种婚姻看得很透。她在《心经》中，就曾借了绫卿的口说：“女孩子们急于结婚，大半是因为家庭环境不好，愿意远走高飞。”但在急切之中，惟利是图，人（有钱者）皆可夫，又怎能谈得上真正的爱情和幸福呢？然而没有爱的婚姻，对于女性则无异于一种慢性自杀。《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就是一未在无爱婚姻中压抑而亡的女性。虽然她的去世也许是对尴尬婚姻的解脱，但却给孩子留下了恒久的痛苦，使儿子成了“跑不了”的“精神残废者”。

金钱崇拜对女性生命的影响，使她们变为商品，成了男性最乐于利用和消费的东西。她写那种纯粹的妓女（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也涉写那种出身于堂子的姨太太（如《小艾》中的三姨太太），但她写的最多的，则是那种“准型娼妓”，即披有婚姻外衣的而实为交易以出卖色相的女性。梁太太（《第一炉香》），敦凤（《留情》），霓喜（《连环套》）等，都是如此。敦凤嫁给老迈的米先生，其心理逻辑是：“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带着这种清晰的“谋钱”或“谋生”动机的女性其感情世界怎能不“千疮百孔”呢？又怎能充分领略爱情的真味呢？在张爱玲看来，不少女人已从“不情愿”进到了“情愿”忍受无爱的性关系，浑然不觉有什么可耻或悲哀了。她曾带着无奈，调侃而又悲怆的语调说：“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张爱玲笔下那些归根结底为了“谋钱”或“谋生”而嫁的女人，在怨怼，愁苦，无奈或变态发泄中打熬着岁月。无论她们是处在怎样的关系中,也无论是身为妙龄少女还是半老徐娘,身处深闺还是浅闺,大抵都挡不住“物化”的诱惑和胁迫。这种情形显然不限于中国人，洋人或洋气十足者也不免如此。尽管如此，张爱玲从女性视角所揭示的女性，存在于整个男权世界之中的。

三

放纵恣肆，损人利自的生存状态，在男权社会里自然是以男性为代表的——这似乎也是一种权力。可悲的是，饱受种种欺凌侮辱玩弄的女性，却也习得或攫取了这种权力，也以类似男性的放纵与凶暴来对待情欲和弱者。张爱玲对此没有回避。她在《谈女人》坦然直陈：“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底”，“一个女人的恶毒就恶得无孔不入”。在她的小说中，对此便有很为“彻底”的描绘。譬如《金锁记》所写的七巧变态后的阴毒与泼悍，《十八春》所写的曼璐对亲妹妹的陷害与虚伪，《第一炉香》所写的林太太为满足私欲而牺牲青年女子的狡诈与卑鄙等等。真是用实际行为印证了“母老虎”，“蛇蝎精”，“狐媚子”这类传统语词并非毫无所据。《金锁记》中的七巧对儿媳，女儿的损害，《第一炉香》中林太太对侄女薇龙的毒化，都为人熟知。这里且以《十八春》中的曼璐之于妹妹曼桢为例，这部长篇小说最揪人心的部分，是写曼璐这位妓女的变态心理及性残害行为所造成的恶果——对妹妹曼桢的严重损害。是她亲自设定计谋，使自己依赖的男人祝鸿才强奸了自己的妹妹，并将妹妹残酷地关押着，以此栓住祝鸿才的兽心，保住自己的“姘位”。这对曼桢的心灵无疑产生了巨大的摧残，爱情也被断送，后来甚至违心地嫁给了那位人面兽心的“姐夫”。小说不仅写出了曼桢被损害的心灵痛苦，也很真实地写出了曼璐心灵“兽化”过程中的痛苦与异变。当她得知自己依附的祝鸿才对曼桢居心不良时，也曾心含恨怨。于是，长期以来的屈辱生活已剥蚀了她的正常人性，加之她对妹妹的变态嫉恨心理，遂使她难以驱逐心中出现的兽性魔影。显然，“野兽的黑影”一旦吞噬了曼璐的心灵，那么她就由娼妓之道踏上了害人之道，从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甚至陷入了性残害的泥淖中而无法自拔。

张爱玲在《心经》中还描写了另一种残害的现象。作为女儿的杜小寒居然与父亲发生了“父女恋”，甚至持续了好些年。自然这种恶果的酿成也与其父母自身的异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她那种变态的恋父情结，对母亲的嫉妒、排斥，对女孩儿时代的留恋等等。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但当她父亲找了貌似她的绫青以为外室的时候，小寒发疯似的要施加破坏，并当面哭着斥责父亲道：“你看不起我，因为我爱你！你哪里还有点人心哪——你是个禽兽！”正是她离间了父母的情爱，使表面安稳的家中隐伏着危机，出现了乱伦之恋。

张爱玲 “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但却着意从中开掘出具有深长的“苍凉”意味的生命悲剧内容。在种种畸形的关系中，有那样“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在《连环套》这部实可视为较好的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霓喜的悲剧命运已得到了较完整地刻画。从她被男人所买到被男人抛弃，连再次受“姘”的希望也已失去。她的生命就在男人与时间的播弄中消逝了。即使在“受姘”期间，“不过只是捡食人家的残羹冷炙。”在爱玲的笔下，也写出了生命的微温，但它却终必消逝，弥散于寒冷的冬夜中。《怨女》中的银娣，承受着类似《金锁记》那样的环境压迫，从“麻油西施”异变成了厉鬼般的“烟婆”，只能在烟灯前的幻觉中，忆着青春时节那火热的异性的调情。但幻觉一消失，“她引以自慰的一切突然都没有了，跟本没有这些事，她这辈子还没经过什么事。”在银娣的人生经历中，爱的萌芽被扼杀了，于是剩下了怨恨，放恣了恶毒。也像曹七巧一样由被异化者变成了异化者。由此很容易使人想到，张爱玲在小说中写了一个又一个“消解爱情”的故事，严酷的人文生态环境，将爱情化成了俗世的微尘，使人倍觉“此在”的“荒凉”。爱玲显然在破除爱情神话。不愿她不愿信仰，而是吃人的现实使她难以信仰。真正消魂而又永恒的爱情何处寻觅？《等》中那些在诊所中等候诊治的太太们的描写，实际构成了对女人“等待男人”的被动命运的象征，这是因为这些将生命“消磨在等待中”的女性，早被禁闭在“内囿”与“无常”的囚牢里，其生命意义永远操纵在他人手中；《第二炉香》与《第一炉香》一样，都写出了女性的异化及其对生命意义的消解，性放纵与性蒙昧都可以造成对人的深度伤害。“薇龙”型女性的堕落与“愫细”型女性的幼稚，对自对人往往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在这些作品中尽管悲剧的形态各异，但是都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爱情”，都是瞬间性的，短命的，甚至是危险的；……

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的处世态度是绝望和苍凉的。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见不到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也没有曹禺、巴金“吾与汝偕亡”式的愤怒，没有改造国民性的抱负，有的只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有的只是复杂的爱恨情结，剪不断、理还乱的难以明言的依恋。她提示了女性几千年生活在男性精神控制下的阴影，在男权为主的社会，女性只是一个被男性社会役用的什物，她们的生涯是无望的，她们的世界是没有出路的。这种悲凉和绝望，注定了张爱玲无法为女性提供一条走出宿命迷宫的道路。

参考书目及文献：

1 《论张爱玲的小说》 傅雷

2 《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 宋明炜著 业强出版社1996年版

3 《张爱玲》 余斌 中国华侨出版社

4 《张爱玲评说六十年》 子通、亦清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

5 《张爱玲小说人物形象的悲剧美学体现》马建高

6《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 宋家宏著 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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