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日记手稿透露下野的真正原因作者：来源：《新农村》2013年第03期
自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经蒋家授权，向公众开放蒋介石日记手稿后，已有众多学者和记者查阅并利用日记的内容，撰写出了相当多的文章，对若干过去存有争议的史实，依据新刊布的蒋日记手稿，提出了新的论据。这些均说明了蒋日记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伴随着蒋日记手稿史料价值的浮现，社会上，包括研究者当中，也不免会有不同的声音，如怀疑蒋在日记中记录历史的真实性。特别是鉴于以往曾被学者广泛引用，经过蒋及其身边工作人员事后加工修订和节录选编而成的日记类编及各种记等，已经证实其不尽可靠，因此，蒋日记手稿是否就能如实反映历史真相，因牵涉蒋记日记的动机，同样会受人质疑，亦属必然。
蒋介石日记手稿自1918年至1972年，除缺1924年外，基本完整。有关蒋日记各种版本的情况，可参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第1～7页。全面分析考证如此大数量的日记，自然没有可能。但集中比照分析蒋日记某一时段之内容，与各种版本所录之蒋日记，及同一时段相关史料反映之史实，则并非没有可能。同时，不管历史人物当年记录历史的动机如何，作为历史文献留存下来的记录本身的史料价值，断不能与其动机简单地画上等号。蒋日记手稿的史料价值如何，亦是如此。
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关于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问题为了说明蒋介石日记手稿的史料价值，本文通过对比现有文献及回忆史料与蒋日记手稿所记内容的方法，对1949年1-4月，即从蒋介石下野前后到北平和谈破裂这一段时间蒋介石与各方关系及其态度、活动与作用的史实，作一具体的考察。
蒋介石1949年头几个月的日记，在日人古屋奎二1974年8月14日起开始在《产经新闻》连载的《蒋总统秘录》一书中，即曾有所引用。以后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内部出版第七卷下也有摘录。台湾解严后，1990年代后期蒋介石个人档案陆续开放，人们又可以从蒋档所存《事略稿本》中看到这个时期蒋日记的片断。但因为只是些片断，且这些被整理过的日记片断，还时有文字改动的情况，故以往对蒋在这一关键时期的所作所为及其幕后原因的分析说明，都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本文即试图参照以往资料的利用情况，比较这一段时间蒋介石的日记手稿内容，据以说明蒋日记手稿到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些什么，以及我们在利用蒋日记手稿时，应该注意些什么。
1948年底，共产党在军事上已成破竹之势，国民党内部开始分崩离析，以桂系首领之一、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为代表，包括湖南省主席程潜及河南省主席张轸等，众多国民党党政军高级干部纷纷把矛头指向蒋介石，认为蒋领导无方，一味诉诸武力，应为失败负责，因而先后上书甚或通电，直接或间接地要求蒋介石下野，并推动国共和平谈判。
迫于形势，蒋介石开始考虑下野问题。1948年12月29日，蒋已要张群、张治中、吴忠信去见李宗仁，以探桂系底牌。得知李确有意要自己下野，代理总统一职，以推动和平，蒋不得不在1949年1月1日新年文告中，直言表示愿意有条件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且在文字中透露了可以下野的意思，即所谓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缅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1949年1月1日《中央日报》。
从此前公开看到的档案文献中，可以了解到的蒋介石的态度大致如下：
第一，对主和派表示已迁就民意、委曲求全。如蒋1月2日即曾有三电，分别给主和的白崇禧、程潜和张轸，说明：中正元旦文告亦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一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泽之公意是从。见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革命文献》以下简称《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14～16号。
第二，向前线将领解释文告产生原委及作用。如2日有数电由总统府参军处给傅作义、陈长捷、杜聿明等，称：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在所遗憾的是，我们政府里面一部人员受了共党恶宣传，因之心理动摇，几乎失了自信。因此才有总统元旦文告，但我们今天倡导和平，并非避战求和，乃是可战可和任由共党选择。因此，各位仍须全力作战，因能战才能和。《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19号。
第三，向国民党发出通告，说明文告的根本意义所在。如国民党中央临时常会6日发出秘密通告称：一、必须注意文告之整个性，不容曲解，不可断章取义二、举国人民应于此时向破坏和平之共党索取和平，盖此后和平如不能实现，责任仍在共党。三、能战而后能和，为千古不易之论。故为达成和平之目的，必须加强军事力量四、精诚团结，服从总裁领导，坚定革命信念，庶不致自乱步骤而为共党所乘。《革命文献》第28卷上一，第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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