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土语
在中国,有一个与官话相对的概念-方言土语。
方言土语其实就是方言,但方言土语比方言的范围小,也比方言层次低。因为方言由于某种政治因素完全可能上升为官话,方言也完全可能上升成为普通话,而方言土语则没有这种幸运。方言土语,是每一个人最先学会的话,也是每一个步入官场的人最先需要忘记的话,同时也是每一个人一生中最后最爱说的话。唐代大诗人贺知章有这么一首炙人口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首诗很直白,可以说是以白话入诗了,却广为流传,老幼皆知,可能就是由于诗人少小离家、老大方回、乡音未改的情怀触到了人们心灵中最柔软的地方,因而也成为干古传诵的名篇佳作。
有多少地域文化的传承者融入了泥土,有多少承载着地域文化的珍贵文物湮没不存,有多少显示着地域文化特征的建筑破损坍塌了,但如果有方言土语在,这种地域文化就不会灭绝,这种地域文化的根就深深地扎在那乡情浓郁的方言土语中。无论浪迹天涯海角,还是与为游子迁客,只要操起一口方言土语,就会有人凭着乡音来认乡亲,把酒言欢,用方言土语着着实实地谝一会闲传,叙叙乡情,那也是人生不可多得的享受。不然,有人怎么会把“他乡遇故知”也列人人生大乐事呢?有些世纪伟人,功业盖世,世人敬若神明,但使人真正感受到他们人格魅力和亲切的地方,往往不是他们那些所谓的丰功伟绩,而是那一口浓浓的方言土语,也正是那浓浓的乡音,使他们成为一个个血肉丰满、充满泥土气息的真人。
中国革命如某位伟人所说,是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所以在革命队伍里便集中了许多操一口浓浓方言土语的人。中国事命便在这些来自五潮四海,操着南腔北词的各种会议中争论,当形形色色的方言土语合成一个统一的意志时,中国革命便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也最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方言土语是每个人最初的真正的母语,普通话和官话只能是方言土语的后代。人们之间的隔膜,常常不是由于地位、贫富而形成的、而是语言沟通上的障碍造成的,人们可以翻山越岭突破许多天然屏障,但语言的隔膜常常令我们望而兴叹。地道的上海方言土语、虽然也属于汉语,但对于一个不懂上海话的人而言可能比英语还要难懂。同是一个语系的人,有两个人用土语交谈，其他听的人可能一点都听不明白他们
在说什么，而他们用方言土语交流达到的那种默契,那种内心的熨帖和舒坦，也可能是其他任何人所难以感受的。前一段王海生用天水土活演绎了一个小品《村长剪彩》,把天水方言土语运用得惟妙惟肖，生动地道,妙趣横生，看得一些当地人前仰后合，捧腹大笑，可一些说普通话的人却看得头雾水，觉得莫名其妙,只有跟者大家傻笑。
一个地方的方言土语中，常常会保留下许多当地文化发展的印记。比如,我们当地一个普通的老大娘，看到天热，便会对孙于说，快到廊檐下去凉快一下！这时候，许多外地人便会不知所云。这“廊檐”一词，对她来说，其实现在指的就是房檐，可你还到小看，这老太太为什么不把“房檐”叫“房檐”，却偏偏要叫什么“廊檐”呢?当然这个乡村老太太一定是不知究竟的，但就从广大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方言土语中，你稍一留心，就会找到我们祖先曾还阔过的眼迹。试想，一个普通的农家就几间茅舍而已，哪还会有什么“廊”、更下会有什么“廊檐”。因为但凡有“廊檐”相连的房屋，必定是高堂大舍，曲檐回廊，而能有这样建筑的人家，如果不是贵族之家,也一定是富豪门第。因而，这“土语”中留下来的蛛丝马迹，不就成了我们祖先“曾经阔过”的有力证据吗?再比如,我们当地人也把吃叫咥(die,普通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上查不到的字，五笔字库里也没有的字,一个乡村老头子却常常脱口而出。后看，《周易·履卦第十》中说:“履虎尾,不咥人,亨。”试想,这老头口头上讲的竟是连孔夫子都认为很艰深的《周易》中才有的字，你说我们当地方言土语蕴涵着多深的文化底蕴?而这些自认为世世代是社会底层的人,究竟又何以口耳习传着如此艰深古老的文字?这里面又有多少文化信息和传奇故事呢?
方言土语不只是比普通话古老,而且曾一度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全国胜利之初,在北京、上海和一些省会级的大城市里,声音高的不是操京腔的京谝子,也不是操普通话的白面书生,而是操着浓浓乡音说方言土语的人。曾几何时,不知不觉间,一些大字不识,能力一般,也没有什么特长的人一个个进入了政治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