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在秦国“远交近攻”分化瓦解的战略攻势下，在五国相继被秦灭亡之后，初为春秋五霸之首，继为战国七雄之冠，立国长达845年的东方大国--齐国灭亡了。齐国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是惨痛的。虽然以我们今天的历史观点事看，统一是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齐国曾一度称“东帝”，与秦分庭抗礼，政治经济文化在列国中均占优势，是有条件统一全国的。苏轼在《六国论》中分析六国灭亡的原因时说：“六国破灭，弊在赂秦”, “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但他也看到齐国不是因赂秦而亡，他的分析是：“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五国既灭，齐亦不免矣。”事灾上也确实如他所说。
一、齐国衰亡的过程
齐国自太公封齐立国以来，尊贤上功发展经济，便利农桑渔盐，建立国本，后经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春秋五霸之首；到了田氏代姜之后，威王、宣王励精图治，再振大国雄风，在战国之七雄之中，首屈一指，居七雄之冠，孟子说齐宣王“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为了完成这一历史重任，齐宣王进一步扩大了稷下学宫，经常躬听有识之士的意见，尊重他们的人格，广泛招贤纳士，选贤任能，他以卓越的智慧和惊人的胆略伐魏，破燕，合纵抗秦，联合韩、魏以攻楚，齐国的王业得到快速发展。
公元前301年，齐宣王死，子田地即位，是为齐国闵王。闵王即位之初，尚能承祖先余烈，以兼并诸侯，统一天下为追求，以兼听广纳，励精图治为要务，故齐国保持了强于天下的地位。他扶韩制楚，攻燕灭宋，合纵抗秦，使当时通过商鞅变法而崛起的强秦闭关多年“不敢窥兵于山东”。《史记·田完敬仲世家》记载：齐闵王三十六年，秦国派使者魏冉到齐国，传秦王旨意，尊齐闵王为“东帝”，秦昭王称“西帝”。当时的齐国地域广阔，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实力强大，齐闵王正犹豫不决，恰好这时苏代从燕国来到齐国，在章华东门见到齐闵王。齐闵王就问他：“好啊，先生来了，我正有一个问题问您呢?秦国派魏冉让我称帝，您以为这事如何?”苏代回答说：“这个问题问得太突然，希望大王接受秦使的请求，但不要准备真的称帝。为什么呢?秦国称帝，天下会很安在地接受，大王如果称帝，就会带来很多麻烦。况且让出帝号，以博取好的名声，有好处没有坏处。秦昭王称帝，天下人厌恶他，大王您不称帝，会受到天下人的拥戴，这是大的好处。试想天下两帝，大王以为各国尊齐呢还是尊秦呢?闵王说：“尊秦”。苏代又说：“如果大王放弃帝号，天下人爱齐呢，还是爱秦呢?”“闵王说：“当然是爱齐而憎秦了。”苏代又说：“两帝立约伐赵与伐桀宋，哪一个更有利?”闵王回答：“自然是伐桀宋。”苏代又说：“与秦共为帝而天下独尊秦而轻齐，放弃帝号则天下爱齐而憎秦，伐赵不如伐桀宋有好处，所以我劝大王放弃帝号来收取天下的信任。愿大王仔细考虑一下。”在苏代的分析劝说下，齐闵王放弃了“东帝”称号。当时如果闵王能够沿此思路继续发扬威王、宣王遗风，积极进取，兼听广纳，励精图治，保持好与五国的关系，一统天下的丰功伟业是有望得以实现的。
然而晚年的齐闵王，骄暴、好色、好乐、穷兵黩武，不听谏言。《盐铁论·论儒》说他：“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 《战国策·齐策六》则记载了齐闵王不听谏言而杀死谏臣的事情：“齐负郭之民有孤?者，正议闵王，斩之檀衢，百姓不附。齐孙室子陈举直言，杀之东闾，宗族离心。司马穰苴为政者也，杀之，大臣不亲。”可见，威、宣时代所形成的悬赏纳谏、尊士贵士的良好政风，被闵王破坏殆尽。
晚年的齐闵王还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致使国家破败而百姓不堪。《大事记》云：“齐之伐宋也，苏代实启之。秦 之救宋也，苏代复止之。代为燕反间，骄其君，劳其民，而速其亡也。其说燕曰：‘齐王长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悴，士疲弊；又以余兵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从这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齐闵王因诛士拒谏，而又好大喜功，在秦国说客苏代的阴谋离间之下，中计败国，使齐国国弊民竭，而这一切的结果，也导致了齐闵王自己的鼓里杀身之祸，拉开齐国衰亡史的序幕。
齐闵王十七年(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燕、赵、秦、魏、韩五国联军攻齐，败齐师于济西。闵王逃到卫国，卫国国君很客气地收留他，但闵王仍然以“东帝”自居，摆架子。卫国人也就不再优待闵王，于是他再逃邹国、鲁国，两国都不收留他；最后逃到莒，终于被楚将淖齿杀死于鼓里。乐毅大军长驱直入临淄，将泱泱大国之都六七百年来所积蓄的财宝珠玉劫掠一空，攻占齐国七十余城。战乱之中，闵王的儿子法章化装成仆人躲进莒太史敫家中，与太史敫的女儿私订终身。战乱过去，莒地和齐国逃亡的大臣们商议立新君，到处寻找闵王的儿子，法章于是自己承认了是闵王之子，众臣于是共立法章为齐襄王。襄王即位后，即封太史敫女为王后，王后生建。
襄王于公元前265年卒，其子建立为最后一代齐王，史称齐王建。齐王建懦弱无能，胸无大志，一切国家大事悉决于君王后，君王后听政掌权，慎微谨小，勉强维持局面，《战国策·齐策》：“君王后事秦谨，与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余年不受兵。”鲍彪在注释中说：“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策略，而齐国也乐得暂时安宁，因此齐国事秦谨慎，这只是没有明白秦国的计策而矣。”至于说齐“与诸侯信”恐怕未必然是这样。《史记》说秦国当时日夜攻打三晋，燕、楚、五国各自相救，因此齐国四十余年不受兵燹之灾，这倒是实情。如果齐国真与诸侯信，怎么能不助五国呢?
秦国采取远交近攻政策，先攻韩魏。秦相范睢对秦王说：“我们说齐国的君王后素称贤能，我要试探她一下。”于是命令使臣带了玉连环给齐国，并且说如果有人能解开此至连环，秦王愿意甘拜下风。君王后知道秦王是在试探她，使拿了金锤在手，照玉连环一锤打去，玉连环顿时断碎。君王后对秦使者说：“回去告诉秦王，老妇已把玉连环解开了。”范睢知齐君王后也是女中豪杰，于是与齐国结盟。
齐君王后死，王建更是没了主心骨，听任贪财好色，昏庸糊涂的相国后胜摆布。后胜是君王后的弟弟，由于君王后的威望和影响，齐王建对后胜过分地依赖，可谓言听计从。秦国看到了齐国的这种局面，派人行反间之计，用大量金帛贿赂后胜，后胜接受贿赂，秘密与秦国往，派使者入秦，后来再让这使者夸说秦国如何强大，多么愿意接待齐王去访问。后胜常常为秦国侵灭各国开脱，当时秦大将王贲攻魏，魏王假派人与齐结好，共抗强秦。但后胜由于受了秦国贿赂，于是劝齐王建：不要答应与魏的联合，不要惹恼了秦国，以免引火烧身。胆小怕事的齐王建听信后胜的话，果然没有答应魏国的请求。王贲很快消灭了魏国，立为三川郡。
齐王建六年(公元前259年)，秦攻赵、齐与楚出兵相救，但赵国无粮可继，向齐国借粮，齐国没有答应借给他，可见这次与楚救赵也是做做样子而已，结果长平一役，赵军大败，秦将王翦坑杀赵国降率40万人。秦国不断进攻韩、魏、赵、燕、楚等五国，齐国不但不救助五国，秦每灭一国，齐还派人到秦国表示祝贺。王建十六年，秦国灭掉了天下共主的周王室，齐国在昏君王建、奸臣后胜统治下，也没有任何的表示，这与当年齐国先君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时代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差！秦国为了瓦解齐国，派人给后胜送了大批金银财物，后胜就派了很多人到秦国的客卿，这些人接受了秦国的贿赂，都为秦国的利益说话。
齐王建二十八年，齐王建要入秦国朝拜、雍门司马问道：“扶立君主，为了国家还是为了君主本人?”王建说：“为国家”。雍门司马说：“为国家而立君主，君主为什么抛开国家而去朝拜秦王呢?”王建只好还车返回齐宫。即墨大夫听说雍门司马劝止住了王建去秦，于是进谏说：“齐国地方数千里，战士数百万。韩、赵、魏的官员多不愿降秦，他们聚集在阿、鄄之间，大王可以招收他们并给他们配百万之众，使之收复三晋故地。这样，临晋这个关就可以收入。鄢郢的官吏不肯降秦，他们聚集在城南之下。大王可以招收他们，并给他们配以百万之众，使之收复楚国故地。这样武关可以收入。这样，齐国的威强可以再立，而虎狼之秦可以消灭。抛弃南面称王的尊严而甘心西面事秦，我想大王是不会这样做的。”但是齐王建不听，终于入秦，秦王在咸阳置酒招待齐王建。
齐王建三十五年，即公元前230年秦国灭韩国。齐王建三十八年(公元前228年)，秦灭了赵国。齐王建三十九年，秦国破燕，燕王逃亡到陈。四十一年秦灭楚。四十三年，秦王拜王翦的儿子王贲为大将，兵渡鸭绿江，围平壤城，虏燕王喜，灭燕国。接着移师西进攻代国，代王嘉自杀。代王是承赵氏统绪和守赵氏宗祀的唯一宗嗣，代王嘉自杀国除。
王贲灭赵之后，飞书报捷至咸阳，秦王赐王贲手令说：将军一出兵，就荡平了燕、代两国、横扫两千余里，与你父亲王翦将军的功劳，不相上下。但是从燕到齐，是回师的顺路，齐在、秦国的一统江山就象人缺一条臂膀。愿将军奋其余威，一鼓灭齐。王贲于是挥师南下，取燕山，望河间一路南下。
公元前221年，王贲率军击齐，齐王建由于听相国后胜之言，相信齐秦交好，秦国不会灭齐，等到听说五国全部被消灭时，心中恐慌，才开始发兵守西界，防止秦兵侵袭。但是想不到王贲大军从北方顺势南下，兵过吴桥，直犯济南。齐国自王建即位，四十多年，不受兵戈，军事战略全无，士兵久不操练，全无战斗防守能力。王贲虎狼之师由历下取淄川，直达齐都临淄。所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齐王建听后胜之言，只得束手投降，全城百姓虽怒，但也无人敢出来争斗。王贲兵不血刃，两个月之间，全部占领了齐国领士，秦王闻捷大喜，传令说：齐王建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现在将士拼命征战。齐国被我消灭，本应把齐国君王全部折首，姑念王建四十年来对秦的恭顺，免王建死罪，可与妻子迁往共城，每天供应一斗粟，让他活命。后胜误国，就地处斩。”王贲接命令斩了后胜，这个贪贿误国的奸臣，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战国策·齐策》中《齐王建入朝于秦》记载：秦使陈驰，引诱齐王建到秦国去，并答应给他五百里的封地。齐王建不听即墨大夫兴兵抗秦的劝告，而听信陈驰的话，于是西入秦，被囚在共城松柏之间，饥饿而死。
被迁共城的齐王建，住处偏僻，只有茅屋数间，四围松树森森、无人居住，王建上下也带了几十口人，只靠斗粟不能吃饱，于夜间又饥又冷，听四周松涛阵阵，更感凄凉。想当初为齐王可等富贵，悔不该听信后胜之言，成了亡国贱俘，受此饥寒，生死难料。不数日郁郁而死，从人俱逃。齐地人听说王建被俘寒饿而死，编了一首歌唱道：
松树啊，相树啊!
饥饿时不能当饭!
谁使齐王建到了这种地步啊!
可叹的是他自己用的人不贤!
二、齐国衰亡的原因探析
本来有条件统一六国，建立一统帝国的齐国，在最后一代国君齐王建的昏庸和奸臣后胜的贪贿谄媚之中灭亡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谁来统一中国，齐国为什么从春秋五霸之首，战功七雄之冠的泱泱大国被强秦所灭，是应该从各方面探讨其历史原因和教训的。
《淮南子·泰族训》云：“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于秦者，不知贤也。”这说明前人早已从政治上探讨齐国灭亡的原因了：较为直接的近因就是齐王建不任用贤人，又昏庸无能，一味听从奸臣宾客的诡言诈计，所以造成了齐国政治上两方面的失败：一是对外迎合了秦国：“远交近攻”的策略，破坏了合从亡盟，失去了其他诸侯国的支持，给了秦国各个击破的机会；二是离间了君臣关系，涣散了内部的战斗力，使堡垒从内部不攻自破。更为间接的远因则是齐国自闵王晚年，自己破坏了历代先君的尊贤尚功、兼听广纳的优良传统，骄暴好色好乐，穷兵黩武，致使国贫民弊，贤士外流，使国家从政治、经济上强大而迅速跌入谷低。襄王嫉贤妒能，使破燕复齐，功盖千古且忠勇刚直的安平君田单无法安于齐国，不得不避祸赵国。西襄王死，王建立、君王后掌国事，也缺乏远见卓识和振兴齐国的胆略，所谓“事秦谨，与诸侯信”实际上是一种苟求自保的错误政策，为王建的先降后亡埋下了祸根。
其次，前人还从军事上探索了齐国灭亡的原因：“后胜相齐……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在列国纷争的时代，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国家安全的保障，不修守战之备，不助五国抗秦，无疑是齐国最终灭亡的军事方面的原因。
再作进一步的探讨，我们还会发现，决定政治、军事因素的根本在于文化观念的差异。
(一)齐俗尚侈西秦作尚朴。
《汉书·地理志》记载：“太公以齐地负海澙卤，少五谷向人民寡，乃劝其女工之业，通渔盐之剩面人物辐辏。后四十年，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归。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齐国在创业之初，由于自然条件限制、生产不发达、民风尚为俭朴，后来随着生产力日益发展，齐国成为“泱泱大国”，奢侈浮靡之风，渐及全国，这个奢侈之风的源头，可能就是“身在陪臣而取三归”的管仲。《列子·杨朱》篇中说：“管仲之相齐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在管仲的推波助澜下，齐国的奢侈之风一步步升级，到战国时期，奢侈之风，愈演愈烈，在民间也有了广泛的市场。张仪说齐王时说：“天下强国无过齐者，大臣父兄殷众富乐无过齐者。”而《战国策·齐策》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六博、踏鞠者。”由此可见当时的齐国到处弥漫着一派玩物丧志，不思征战的风习了，这种民风直接影响到国防的安全，直接影响到军队的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齐国国君“不修守战之备”、老百姓则完全丧失战斗性，当秦国大军压境时，就出现了“民莫敢格者”的结果。
而秦国的情况与之相反。据《苟子·强国》载：“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孙卿子曰：‘其因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力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孙卿子所见到的秦风民俗，质朴清雅，穿着从容有常无奇装异服。这样的民风就会使“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就会使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 (同上)。这样，也就会使老百姓形成“修习备战，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出·地理志》)的风习。朱熹说“秦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 (《诗集传·秦风》注)这就无疑会大大增强秦国的兵员素质和在战场上的战斗力。齐、秦风俗民习对其在统一中战斗力的不同影响于此可略见。
(二)齐人贪利与秦人好功。
齐人立国之初，太公首封，治齐以尊贤上功为尚，对齐国的立国施治起了重大的作用，也形成了尊贤上功的优良传统。但到中后期，由于经济发达，奢侈之风的影响，又加上地处中原东陲，不诸侯各国互相攻伐的形势下。“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齐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齐人的重功传统逐渐被趋利所代替，并向私利和唯利发展。其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胜过了对军功的向往。朝野上大形成一种追名逐利之风。“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荀子·强国》)，而卖国求利之徒直接断送齐国的命运。后胜受金误齐，齐不贷粟于赵使赵败亡都说明了这一点。
而秦人重军功，上耕战，立法度，修战备已成共识，本来秦地处西陲其风俗就有浓厚的戎狄特点，“其人不让，皆有斗心。” “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思。” (《吕氏春秋·高义篇》)是其特点。特别是自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之后，更是“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修守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秦国统治者用军功，物利鼓励人民作战生产的办法，激励了秦人勇敢杀敌的热情，使秦军成为当时作战最勇敢，战斗力最强的军队，使秦国在战国末期那样列国纷争的局面中，具有了取胜的优势。
(三)齐贵黄老、阴阳之学与秦重法制。
黄老之学崛起于齐威王、宣王时期的稷下。最初它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宣称田齐是黄帝的胤胃，为正名分作为维护田齐统治的思想武器，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提出“因道全法”的思想，指出“道”是“无根无基、无叶无荣，万物以生，万物以成”的静因之道，宣扬效法天地，因任自然作为至高准则。这种学说对战国后期当时处于列国纷争。一切效胜于战场的社会环境中的齐国，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是涣散民心，衰败士气的毒剂，直接影响到齐国地综合国力维护。
在战国后期齐国还有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说。它讲求“五法始终”、“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兹。”(《史记·封禅书》)邹衍之语，多为“怪迂之变，”是些“闳大不径”的话，距现实较远，使人们往往难于推诚置信。同时，他的“五德始终”之说，把朝代交替，统一的成功，看成上天的安排。这在当时，群雄竞战、列国纷争的形势下，实际上是涣散了齐国的军心和民心，对齐国的统一事业是大有其害的。黄老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更直接的是大量神仙方士的产生给齐国社会造成的影响，“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 (《盐铁论·散不足》)，大量迂怪、阿谀之徒的产生和国人都放下锄头，不事农桑，专务空谈神仙之风，使齐国在群雄争霸中，从思想上自我解除了武装。
而秦国的社会思想却呈现另一种景象：他们君王专制、中央集权、重势尚刑。在思想上主张排斥百家，实行文化专制，崇尚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表现出强烈的轮伦理，重实利的倾向。这种倡专制，重法术、尚功利、提倡严刑峻法的思想，在以武力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在那种军事胜负压倒一切的情势下，无疑是一种极合时宜的思想利器。大大地加强了思想的统一，步调的一致，大大提高了秦国的战斗力。
基于上述分析，在公元前221年秦国先灭掉韩魏燕赵等五国之后，再来攻打孤立无援的齐国，齐国又是朝无贤臣，野无精兵，人心涣散，就只有先降后已的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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