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笔下的自杀式死亡探析

老舍笔下的自杀式死亡探析

【摘 要】老舍创作中不乏死亡文本叙写，本文选取其笔下的自杀式死亡叙述，探究老舍对于其笔下自杀人物的态度，从而引出对老舍死亡观的讨论，结合他的生平，讨论老舍的生命观念和人格理想，并对其最终选择自杀死亡进行哀悼。

【关键词】自杀；救世情结；文人节气；文化殉道

死亡向来都是众多作家笔下不可避免会提及的素材之一，探究其文本，能够发现作家自身的性情及人生观投射，老舍笔下的死亡言说众多，十六部长篇小说言及死的占到十二部，其中更不难发现一种经常出现的死亡模式——自杀。自杀作为一种特殊的死亡方式，往往带有许多客观因素影响，仔细探究老舍笔下的自杀式死亡，能够感觉到其中充斥着不易察觉的苦涩艰辛，许多生活中的善者最终却没有好的结局，冰心也曾不加思索地说过:“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 [1]研究他笔下的自杀死亡言说，借此反观他的生命观念和人格理想，也是对他最终选择自杀进行反思和哀悼。

一、老舍笔下的自杀死亡类型

纵观老舍的作品，他笔下的自杀者约有十余人之多：祁天佑 ，钱太太 (《四世同堂》)，小福子(《骆驼祥子》)，“她”(《微神》)，小蝎、大鹰《猫城记》)，王利发(《茶馆》)，石队长(《火葬》)……一般来讲，自杀行为通常分为勇敢性自杀及怯懦性自杀。而老舍笔下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善良、厚道、严肃地对待生命，努力追求理想的生活，但为现实所迫，赴死姿态表现出忠烈、断然、勇敢的特征，基本上同属勇敢性自杀。祈天佑，钱太太以自杀抗议日本侵略者的侮辱和暴行；勤勤恳恳小心经营的王利发最终因国家无望前途渺茫在无限忧愤中自杀；小蝎、大鹰以自我牺牲警示国人抵抗侵略，拯救国家命运；“她”、小福子尽管已沦为暗娼，但她们也绝非道德卑下者，最终以死维护了自己的清白。这些自杀者，他们选择死亡是维护人生尊严的一种残酷无奈的手段，也是主题勇气的强烈释放，很少是为一己之怨或儿女私情而死的，更多的是与民族荣辱、国家兴亡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成为他们选择死亡的精神动力，他们的行为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精神现象，蕴含着作者对死亡主体的肯定意义。

另外老舍笔下还有一类人物，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自杀”者，却也是主动选择放弃生命，如钱默吟(《四世同堂》)、李景纯(《赵子日)，他们或于被捕后坚守民族骨气与操守，或铤而走险刺杀军阀而被捕献身。他们完全有可能避免一死，却仍然选择了死亡，这是一种以“他杀”形式完成的自杀,仍旧具有正面意义。

二、作家在死亡叙写中投射的态度

对于自杀者的死亡叙写，老舍用笔显得平淡柔和很多，多避开对死亡场景的正面铺写，情感带有克制，态度多为同情或者赞扬。

在祈天佑死时，老舍用安详的自由间接引语处理语境（“很快的,他想起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这样的死亡场景没有血腥恐怖的感觉，而是细致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刻画，读者也会感受到作者言语背后对于生命意义的阐释，接受中完成了崇高主题的升华。

另外，在叙写自杀时，通常展示死亡场景的叙述视角会转为文本角色的有限视角。如小福子的死就是通过“白面口袋”一个白房子的妓女之口展示出来的:“摘下来，她已断了气，可是舌头并没吐出多少，脸上也不难看，到死的时候她还讨人喜欢呢！这么几个月了，树林里到晚上一点事儿也没有，她不出来唬吓人，多么仁义……”如此的叙述不难看出老舍对于笔下人物的用心。文字中隐忍、不忍逼视的同情及暗含的悲悯愤慨都在其中。

老舍对于笔下自杀者的态度我们也能大致总结一下：有对小人物的嗟叹，也有对投身正义事业的人物的赞美，表现更多的是，这种被环境扼杀的精神和灵魂没有丧失其崇高性，老舍对其寄予的理解和赞赏超过了同情和悲鸣。如大鹰、小蝎、钱仲石、小文夫妇，都是怀着救国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人，作者对他们的赞美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对他们的死更不会浓墨重彩的渲染悲观意境，联系到老舍个人经历及性情志气，我们就能更明白此中的缘由。

三、老舍的死亡观及其投射的理想

老舍在处理自杀死亡叙述选择泰然处之甚至赞扬的态度，是与老舍自身死亡观密不可分的。在老舍最终毫无征兆地选择跳湖自杀，结合他笔下的自杀文本，也能对其死亡观窥视一二。

首先，旗人的身份构成并影响其死亡观的基础。老舍父亲永寿在八旗军队中做护军，在八旗下层官兵的心里，旗人存在的使命就是为爱国护民不惜奉献一切的精神，“不得捐躯国事死于窗下为耻”的观念是相当牢固的。老舍幼年丧父，母亲常常会给他讲父亲护军的身份和他战死沙场的故事，这样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节气就从他的童年一直延伸到了生命终结。八旗先人们慷慨赴死，老舍内心也将这种高尚的观念树立为自己的榜样。

其次，老舍生活在20世纪中国走上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新时代，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文人节气，另一方面由于接受西方教育，信仰基督，救世情怀颇深。老舍的生存价值观的“核心”是“两个十字架”的理念和实践。早在1922年，他就在南开中学双十节纪念会上宣言：“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耶稣只负起一个：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弊，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必须准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必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 [2]这种生存观念的对立面就构成了老舍的死亡观，那就是随时承担生之重压与死之觉悟，为正义献身。

在此引出老舍一生四次直言“死”：第一次是日寇逼近济南的1937后8月，他准备以身报国。第二次在1944年日本进军贵州独山之时，老舍向友人说到：“我早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的滔滔江水，便是我的归宿。” [3]第三次在1945年致友人信中：“谁知道这点气节有多大用处呢？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昏、或被杀，也不能轻易地失了它”。[4] 第四次是文革刚开始，他就对舒乙说：“又要死人啦，特别是烈性的人和清白的人”，并举了在“史无前例”的暴力中不堪受辱而投什刹海的例子。[5] 这四次言及死亡，明显都带有为国捐躯，以身殉道的精神指向。可以说，在当时特定社会环境中，老舍仍时刻充满社会危机感和民族危机感，与耶稣所背负的十字架一样，承担着奉献与牺牲。

这种死亡观不仅贯穿于他的人生，还在他笔下人物身上得到体现。老舍笔下的自杀者一个个死得清白高洁刚烈、毅然决绝，钱仲石(《四世同堂》)与一卡车日寇同归于尽，石队长(《火葬》)宁死不当俘虏而为自己“火葬”，众多的自杀言说中洋溢着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缺少的撼人心魄的悲剧美，同时也可以看到，以死相拼的心理定势在老舍的死亡观中早已成为他的生命之根和人格之根。

作为一个社会取向远大于个人取向的文人，早年的民族身份使老舍对于“国灭于旗人之手”充满自责，在有了救世之精神支柱后，转而以对党、对领袖、对新社会和人民的热爱忠诚，对事业的虔敬、以及对人的宽厚自救，老舍胸中“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谏诤早已深压在心底，不可讳言，老舍极重视的气节是有沉重的封建文化色彩的，他的忧患意识既与现代意识相通，又与屈原的忠君传统一脉相承，一旦触及现实政治的巨大冲击，个人的抗争就不能不让位于忍从。这样的深层文化原因也可以从他笔下许多人物中窥见，从《二马》、《小坡的生日》，特别是《猫城记》中，都深藏着别“哑”了一个国家的文化的忧思。在老舍看来，一个民族丧失了对真理的追寻与违背自身立世之道的文化空缺，终将陷入危亡，所以他才会那样决绝地将自己抛向了绝望的深渊。

究老舍一生，他行文勤勉，死时却没有遗书，没有绝笔之作，只有用自己一生在“明志”。凝结于他笔下的自杀人物身上，正是激荡的文人节气与救世情怀，他们以自杀殉道，失掉的是生命，得到的确是精神的永存。作品中的自杀是为了启迪民众、警示现世，而老舍最终选择自杀死亡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无论历史对其评价如何，老舍对于信念的坚守、对于国家民族的一腔热忱不负于己，值得后人尊重。

注释：

[1]老舍：《老舍自传》，《冰心先生如是说——特质》，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2]老舍：《双十》，最早载于《时事新报》，1994年10月10日。

[3]曾光灿、吴怀斌：《老舍年谱》，《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4]老舍：《痴人》，《文汇报》，1945年12月23日。

[5]舒乙：《父亲最后的两天》，《收获》，1985年4期。

【参考文献】

1.金艳.老舍作品中“自杀情结”透视[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23(4).

2.苏华.论老舍小说的死亡叙事[j].当代文坛,2010(01).

3.老舍.老舍文集[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4.颜翔林.死亡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f412bee5d5bbfd0a795673f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