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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9-21 13:24:03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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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长篇小说《兄弟》的悲剧结局
作者：侯双双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20年第09期
余华长篇小说《兄弟》，获得第一届法国《国际信使》外国小说奖。以兄弟俩李光头和宋钢的成长过程串联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小镇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作品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悲剧式人物，从精神分析学角度分析小镇群众的暴力、潜意识与集体无意识，李光头的力比多与处女情结、林红“本我”的试探与难以超越以及欲望与伦理四个维度剖析悲剧产生的心理原因。
一、小镇群众的暴力、潜意识与集体无意识
“在弗洛伊德看来，无意识或潜意识，并不是被动的收容所，而是如同蓄电池储存的电能一样，随时可以冲出意识的围墙，主动地挑起冲突。”[1]而暴力即潜意识变为前意识进而沖破桎梏变为意识的动作形式。人们通常通过暴力来表现自己内在的潜意识，从而实现对原始兽性的宣泄。少时，孙伟联合赵诗人、刘作家，对宋钢、李光头进行频繁的扫堂腿。“弱者挥刀向更弱者”，孙伟心中认定兄弟俩懦弱无能，不敢还手，于是潜意识中的暴力行为便逐步付诸行动。即使兄弟俩求饶，他们也丝毫不让步。即使进入青春期，他们仍然会对兄弟俩进行武力镇压。而当孙伟的父亲被打压时，孙伟立马跟李光头称兄道弟。最终他被带着红袖章的所谓革命分子用理发推子割入动脉误杀。孙伟的父亲曾是风光的“红袖章”，以骄傲自大的心态对待仓库中所谓的反革命分子，甚至抢夺兄弟俩给宋凡平送的煎虾与黄酒。当他的红袖章变成枷锁事，遭受了非人的刑罚与精神折磨，最终以将铁钉贯穿脑部的绝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父子俩的悲惨命运正是比弱者更强的弱者挥刀向弱者的体现。
“荣格将无意识分为由被压抑、被忘却的个人史的事件形成的个人无疑是和超出个人的体验、记忆的集体无意识。”[2]荣格认为在人的无意识心理中不仅有个人自童年起的经验，而且积存着许多原始的祖先的经验，有着先天遗传着一种“种族的记忆”。[3]人类的祖先为猿，其茹毛饮血的原始行为给人类烙上原始兽欲的印记。相当于鲁迅笔下的”看客”，李光头镇也有着相当多的旁观者。他们看不到自身的劣根性，当别人产生危难而不涉及自己的利益时常常对他人施以肉体上的践踏以及精神上的极其辛辣的嘲讽。一旦他们自身因某种难以启齿的事情遭人唾骂时，马上会变成缩头乌龟，将自己蜷缩在小小的空间里，痛恨他人的霸凌，却从未想到自己也曾是霸凌者。小说中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集体旁观者的言论和行为。“他们的嘴里吐出来的都是些难听的话，他们说李光头就是那个偷看女人屁股掉进粪池淹死的……”“两个都是拖油瓶”“他们还真是般配”“母鸡再嫁鸡”小说中对于旁观者的描写很多，他们或是对他们进行言语上的唾骂讽刺，或是进行肉体上的打压与暴力。在枯燥无聊的生活中，他们以此为乐趣来满足内心的空虚与寂寞，将个人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他们认识不到这是一种霸凌或暴力行为，并将此仅仅认为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是对生活的丰富。他们是宋凡平、李兰等人死去的
间接杀害者，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劣根性的集中表达。而当他们的真正利益受到侵害时，才会露出怯懦的深色，变为被嘲笑的对象，卑微苟活于世上。集体无意识使得人们的内心麻木不仁，它使得人们丧失了人类应有的温暖与同情心。体现出了理性的丧失、人性的堕落与现实的荒诞不经。作家以麻木不仁的集体无意识的看客形象背后人性的黑暗呼唤人性与理性的回归，以期实现人性更加温暖，社会更加文明的愿景。二、李光头的力比多与处女情结孩子们的“性冲动”
弗洛伊德指出，“成人之间算是家常便饭的性交，如果被儿童看见，就会使他们感到奇怪或导致焦虑的情绪。”证据表明，一个人的童年存在着大量异常、例外的性冲动。幼儿能够通过吮吸让其坠入梦乡或是出现类似性高潮的和谐反应。喜欢吮吸的孩子如果找到了某个天生的快感区，那这些地方自然就会成为他长期钟爱的对象。宋凡平与李兰在里屋中的性生活使得李光头和宋钢兄弟俩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理，李光头通过模仿发现了自己的快感区并将其付诸实施。“他迎面宝珠一根木头电线杆，听着里面嗡嗡的电流声，身体一上一下地擦了起来，每次都把自己擦个红光满面，擦了个呼哧呼哧直喘气。”此时的李光头不到八岁，尚处于儿童期。此后李光头多次在电线杆前摩擦，以促使其快感区达到高潮。儿童时期的性欲泛滥为青春期乃至青年期的性行为产生了一定影响。弗洛伊德指出，如果儿童真正目睹了成年人的性交行为，会将其看作是带有某种虐待或征服性质的行为，对其中的暴力倾向记忆犹新从而产生虐待倾向。李光头幼年时期目睹的母亲和继父的性交使得其成为巨富之后对女性疯狂的征服欲。青春期与“性成熟”
在青春期，男性原欲更为膨胀。性目标也由快感区逐步转向具体性对象。青春期性对象的跨越，将决定一个人今后的性生活走向。李光头在青春期的性启蒙对象即小镇公认最美的女孩林红，青春期对其可望不可及的依恋使其在后期产生一种非她不可的征服欲。而在其兄弟宋钢与林红的结合之后，李光头选择了结扎来向自己爱情的结束做祭奠。成为巨富之后，开始了荒淫无度的性生活，“像我李光头这样的单身男子，哪怕睡遍古今中外的女子，也睡不出个绯闻来。”幼年性欲的解放极大的促使其青春期的性解放。或许是因为没有得到林红，李光头由此产生了一种无法磨灭的处女情结的性变态心理，并且为着寻找美丽的处女广泛征集全国各地的处女来信、举办荒唐至极的全国处美人大赛。李光头甚至拿着煤矿工人探照灯以及放大镜研究女性处女膜，这是一种对处女情结的深度依恋。而当宋钢在巨骗周游的诱导下南下谋生时，在金钱以及性欲的诱惑下，林红抛却了性压抑，做了处女膜修复术，而此时的李光头显现出了一种巨大的等待已久的兴奋。此次的结合实现了李光头少年时期的梦想，也一定程度上为其处女情结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青春期，男性的原欲进一步膨胀，而女性的性冲动却进一步受到压制和排挤。”[4]这次结合对于林红来说，也是一次背叛伦理道德的性解放。性欲或说力比多的驱使使得两人背叛了他们的兄弟或是丈夫，实现了结合。一生善良淳朴的宋钢却认为自己耽误了林红和李光头，最终成为了他们性宣泄的代价而卧轨自杀，巨大的变故造成了林红深埋
心底的悲痛以及后来的堕落沉沦，强烈的精神刺激直接造成了李光头的阳痿。此后的李光头一蹶不振，将公司交予旁人打理，自己则居于福利厂，最终希望带着兄弟宋钢的骨灰盒进入太空，使其成为永恒，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作者人性的反思与升华。三、李兰“本我”的试探与难以超越
“本我”，是指人的各种本能的冲动，它不问时机、不看条件、不顾后果地追求欲望的实现。“本我”的一部分由于在人的整个成长过程中不断被抑制，就形成了自我检查的机制。得到控制的“本我”就成为“自我”。[5]旧时农村中，由于父权社会的影响，女性贞德意识强化，妇女难以表达自己的性需求。谈到自己的归宿时，时常将个人的命运依附于自己的丈夫或者直接归结于天命。当丈夫不幸死亡时，时常因社会对女性贞德的规范守寡而拒绝改嫁。当遭逢不幸时，时常发出“这就是命”的主观论断。因此，當出现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时，妇女容易因所谓“命运”的摧残而走向死亡的结局。
余华长篇小说《兄弟》中刻画了一系列具有典型形象的人物，李兰是其中之一。身为妻子，新婚不久的丈夫因偷看女人屁股跌入粪池窒息而死。身为母亲，李光头继父亲再次偷看女人屁股被游街示众。丈夫和儿子的卑劣行为致使李兰产生深深的自卑情结，“有其父必有其子”仿佛是一个解不开的魔咒，深深缠绕在李兰脑海深处，以致产生不可逆转的偏头痛。善良勤劳的李兰因家庭中的男性深受社会的嘲讽而无法在社会上占有话语权。在是否应超越“本我”实现“自我”的途中，李兰进行了尝试。当与自己死去的丈夫完全不同的宋凡平出现时，李兰遵循内心的欲望，选择了改嫁。不同于李兰的自卑懦弱，宋凡平仿佛在所有的苦难面前都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他力气大，会扣篮，永远对生活持着热爱，“大海”是孕育他的摇篮。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因地主身份被打倒，在妻儿面前仍是一个伟岸的英雄，胳膊被革命分子毒打致脱臼却说成让胳膊短暂地休息一下。李兰对超越“本我”的试探似乎有了很好的开始，李兰得到了短暂的幸福时光。但生活再次给李兰沉重一击。打算去上海接李兰回家的宋凡平在城东汽车站被活活打死而暴尸，儿子李光头的种种恶劣行为更加深了李兰内心的悲痛。精神的折磨、自卑的情绪使得李兰渐渐丧失生活的勇气，最终病逝。直至生命终点，她仿佛一直在依附于别人而活。第一任丈夫死后，将希望寄托于儿子，改嫁后将希望寄托于丈夫，而当一切都失去时，她便成为了孤魂野鬼。尽管她试图跳出“本我”，遵从内心的欲望改嫁、出殡时不让人看见她流眼泪，但最终她还是因为男性的生存、死亡、变化而变化着。她对“本我”的突破做了一次勇敢的尝试，却又未跳脱出“本我”以及父权制度的桎梏而走向死亡的结局。四、欲望与伦理
每一件被遗忘的事情，都有其可能受到压抑的因素。如果以人所接受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这些事情就包含着他的道德观和理智所不能接受的欲望。当人们失去理性而以欲望的形式存在时，就犹如行尸走肉。原始欲望如原始性欲，原始权利欲望等完全充斥人的思想时，人就会变成欲望的工具。人会为了性、为了权利与金钱丧失自己的思想，甚至超越伦理道德的规范，变成堕落的魔鬼。
《兄弟》中李光头是一个丰满的圆形人物。不可否认，从一方面来说，他是一个所谓的“好人”，当自己的母亲患病时，四处奔波为母亲打造一个舒适的旅途环境;带领福利厂瘸傻聋瞎之人走上温饱，当自己成为巨富时，仍然不忘旧时的伙伴;当兄弟宋钢得肺病时，默默出钱为其治病，为其提供工作;带领小镇张裁缝、小关剪刀、余拔牙、王冰棍走上致富之路。而在另一方面，在他成为巨富之后，他对性的欲望、对金钱名利的欲望仿佛占据了生命的全部。第一，对权利的欲望。当记者频繁地来采访他时，虽然忙碌但充实着，满足着他对于权利与地位的需求，而当热度散去，记者逐渐匿迹时，马上希望采取比赛的方法再次聚拢人气，从中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