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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九回的男风书写及其叙事意义

发布时间：2020-11-06 18:17:47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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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第九回的男风书写及其叙事意义

武迪

【摘要】《红楼梦》第九回是小说男风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用意并非反思家族失教，而是为了凸显宝玉的博爱之情。学堂是古代男风的多发地之一，第九回的学堂为人物的男风之好提供了适宜的空间背景，并成为刻画人物形象的重要表征。第九回男风书写有雅俗之分，俗是对传统的继承，雅是作者的创新。在俗与雅的对比中，博爱之情得到了更好的表现，第九回的叙事意义也得以彰显。

【期刊名称】平顶山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8(033)004

【总页数】6

【关键词】关键词：《红楼梦》；男风；顽童；学堂

男风书写在《红楼梦》中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薛蟠、贾珍、邢大舅、贾宝玉、秦钟、北静王等人物都多少沾染了男风习气，其原因既有明清时期人欲解放、好货好色世风的浸染，又有中国古代世情小说男风书写的影响。《红楼梦》在刻画宝玉、黛玉、宝钗等主要人物的“情”“爱”“欲”时，往往采用婉转、隐晦的笔法，这种曲笔辅以暗示的艺术处理提供给读者多层次、多角度解读文本的空间和可能性，《红楼梦》中的男风书写大多是采用这般手法。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是《红楼梦》中男风书写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回，通过对第九回相关文字的研读，不仅可以直观了解《红楼梦》男风书写的概况和意义，也有助于发掘作者深邃的艺术考量。

一、释“顽童”：从回目异文看作者、改定者的艺术构思

《红楼梦》诸版本在第九回回目上的差异主要有两种表现。第一种题为“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以己卯本、庚辰本、梦稿本、蒙府本、戚序本、列藏本为代表(舒序本与此大致相同，只“家塾”“学堂”前后倒置)。目前学界以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为最接近原始的本子(因为甲戌本没有第九回，己卯本和庚辰本第九回完全相同)，因此将这一系列的本子视为原始文稿。第二种题为“训劣子李贵承申饬嗔顽童茗烟闹书房”，以甲辰本、程甲本、程乙本为代表，与第一种回目明显不同。这一系列的本子为改本。从文字上看，两种回目虽有差别，但均可概括本回的主要情节，都算得上合乎情理的设计。然而，文字上的差异实则反映出作者与改定者之间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思考和创作价值倾向，进而导致研究者们在解读第九回在全书中的叙事意义上出现明显分歧。

两种回目在艺术思考上的差异突出表现在对“顽童”一词的理解和使用上。改写本中“顽童”与“劣子”相对应，“劣子”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贾宝玉，“顽童”则指顽劣打闹、不服管教的孩童们。那么，己卯本、庚辰本中与“情友”相对应的“顽童”一词，又该作何解释呢？若也理解为“顽劣孩童”就明显不妥。“恋风流”与“起嫌疑”均代指故事中的男风情节，“入家塾”与“闹学堂”亦是对仗工整。照此来看，“情友”与“顽童”是同义或同性词语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说“情友”一词暗指宝玉与秦钟之暧昧关系，那么“顽童”一词也必然带有相似的含义。

古人常以“顽童”指男风中处于被动地位、供人玩狎的男子，与之类似的词还包括“娈童”“狡童”。“顽童”一词较早见于《商书·伊训》：“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1]所谓“比顽童”，即亲昵、狎邪娈童的行为。后世文献也多以“比顽童”或“顽童”暗指“男风”蓝鼎元《鹿洲公案》卷下有“船户水手日日轮流置酒，与招宁司高宴妓女、顽童昼夜不绝”的记载；《蓬芦文钞》卷一策考文，沈益交《劝省妾婢绝外宠文》：绝去男宠，《商书》称“比顽童”，《周书》称“美男破老”。中华文化波及所在，亦有以“顽童”代指男风的情况。如朝鲜《高丽史》列传卷三十三记载：顽童群小唯知逢迎上意，承顺颜色，其所事者不过鹰犬、饮食、男女之闲而已。。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详细阐述了男风现象的肇端及其流变，将“比顽童”视为男风之滥觞：“男色之兴，自《伊训》有比顽童之戒，则知上古已然矣。”[2]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之《槐西杂志》中也追溯了男色的来历：“杂说称娈童始黄帝，殆出依托。比顽童始见《商书》，然出梅赜伪古文，亦不足据。《逸周书》称‘美男破老’，殆指是乎？”[3]虽然观点不同，但将娈童、顽童、美男并列，可见顽童即男色之意。

男风问题在明清时期十分突出，“顽童”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男风的标志词，多见于稗官野史、笔记小说。刘达临等在梳理男风历史时指出：“明、清二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世、末世，男风更炽。”[4]明代陈洪谟《治世馀闻》记载：

京师富家揽头诸色之人，亦伺节令习仪于朝天宫、隆福寺诸处，辄设盛馔，托一二知己转邀，席间出教坊子弟歌唱。内不检者，私以比顽童为乐，富豪因以内交。……既而果有郎中黄暐等事发。盖黄与同寅顾谧等俱在西角头张通家饮酒，与顽童相狎，被缉事衙门访出拿问，而西曹为之一玷。然若此类幸而不发者亦多矣。[5]

王临亨在《粤剑编》卷二也记载：“穗城人富而俗侈，设席宴客，日费二三十金，常有荡子以千金买一顽童者。”[6]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第十七卷“同窗友认假作真女秀才移花接木”中写到闻俊卿反驳魏撰之的男风之论：“我辈堂堂男子，谁肯把身子作顽童乎？”[7]晚明西洋传教士利玛窦在《天主实义》中也提到过“乃中国有辞正色而就狎斜者，去女色而取顽童者，此辈之秽污”的看法，晚明男风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由明入清以来，男风之势未见衰歇，反有甚于明代，“顽童”一词伴随男风出现的频率依然很高。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三《黄九郎》中如是说：“闻抚公溺声歌而比顽童，此皆九兄所长也。”[8]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二集卷四“子都条”，记河南某邑宰巡视河堤期间，“日惟学魏公子多饮醇酒，但不近妇人而比顽童”[9]。陈端生《再生缘》第四十六回写道：“咳！谁知道风流王子，竟是个铁石心肠。不耽酒色负春风，只是心存一点忠。就寝竟无偕美女，随身只有用顽童。”[10]除小说外，梁章钜《称谓录》中将“顽童”与“弄儿”“狂童”并列于“娈童”之下的做法，以及俞燮《癸巳类稿》卷十三将“男色”称为“娈童”或“顽童”的情况，充分说明清人将“顽童”一词理解为男风，并非凿空。诸类记载，不一而足清代关于狎比顽童的记载还有不少。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记载：“隣初又言秦赤仙有异相，性奇淫，弃其内而狎比顽童。”《时务通考》卷十八“教务一”记载：“禁女为妓女，男为顽童。”其他涉及“男风”“男色”“娈童”“狡童”等词语的文献数量更为庞大，不再赘列。。由此，不难看出明清两代对“顽童”一词的理解绝非仅限于现今所谓“顽劣孩童”的含义，而是直指男风现象的。

说《红楼梦》第九回所用“顽童”一词暗指男风书写，还可以从第九、十回的文字中追踪蹑迹。当璜大奶奶到宁国府“兴师问罪”时，作者借尤氏之口说出这样一段话：

谁知他们昨儿学房里打架，不知是那里附学来的一个人欺侮了他(秦钟)了。里头还有些不干不净的话，都告诉了他姐姐(秦可卿)。……今儿听见有人欺负了他兄弟，又是恼，又是气。恼的是那群混帐狐朋狗友的扯是搬非、调三惑四的那些人；气的是他兄弟不学好，不上心念书，以致如此学里吵闹。[11]143

秦可卿之所以生气，症结在秦钟“不上心念书”，与腻友密会以致“起嫌疑”被学堂子弟们“扯是搬非、调三惑四”。从此处笔墨亦不难看出，第九回“顽童闹学堂”的关键仍在于男风问题。

通过上文论证可知，作者本意是将“顽童”视为男风代名词而加以使用的，如此，回目的改动势必影响其原意的表达。通过对比《红楼梦》诸版本在第九回回目的异文不难发现：早期己卯本、庚辰本等偏重同性之“情”的张扬，甲辰本、程高本则侧重于对旧家族“失教”的思考。己卯本、庚辰本等“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的回目中，“恋风流”的主人公是宝玉，所“恋”者乃是其“情友”秦钟。作者在本回的设计上力求突出宝玉与秦钟的同性之“情”，围绕这种“情”来铺展情节，以此侧见宝玉基于平等地位上的“博爱”，跨越了性别界限和贵贱之别。宝玉身上的这种“博爱”正通过男风书写极为恰当地得以展现。

第九回前后两段故事都紧密围绕“男风”这一核心开展。“恋风流”“起嫌疑”，一雅一俗；“入家塾”“闹学堂”，一冷一热。这正是作者创作《红楼梦》时常用的艺术手法。众多人物混杂在同一空间中，诸多线索井然有序，情节敷演张弛有度。应该说，作者在设计第九回回目时是经过了深入的艺术考虑的。甲辰本、程高本将回目改为“训劣子李贵承申饬嗔顽童茗烟闹书房”，将贾政严厉训斥宝玉“不喜读书”、李贵代其受饬的情节提高到主要位置上来，淡化了宝玉、秦钟、香怜、玉爱的“恋风流”。如此虽无不合理之处，但从艺术考量上已极大弱化了先前的男风色彩。回目对内容的提点也从表现诸少年同性之“情”转向了旧家族的家庭教育问题，根本上反映出两个回目设计者的艺术思想差异，实为云泥之别。张锦池在《红楼管窥》中说：“从伦理思想上说，曹雪芹诮孔反儒，讥弹封建主义的伦常观念，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谐的、平等的、自由的。”“续作者则尊儒重道，恪守封建主义的伦常观念。”[12]所言极是。如果说己卯本、庚辰本的第九回回目是作者个性光辉的显露，是对人性松绑、思想解放、正视情欲的大声呼唤，那么，甲辰本、程高本的回目改动则是一种朝向传统伦理观念的复归，是一种自觉的“重道”观念的体现，实在算不上一处高明的改写。正是因为作者与改动者在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分歧，两种回目设计在用意、遣词等方面差若天渊。

第九回回目出现的异文可以直接导致感受、解读和体悟文本及其内涵的差异，但学界对其在全书中重要性的认识尚有不足。红学研究者、爱好者多少有如下的看法：

在《红楼梦》丰赡曲折的情节中，“恋风流情友入家塾，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一回是不易被重视的，因为它的主体事件不过是小孩子的打打闹闹，其中涉及的人物不过是些个学童小厮，读者往往一笑而过，不屑深味。[13]

其实，第九回的文字在全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与第六回“初试云雨情”，第七回“宝玉会秦钟”，第八回“比通灵”“微露意”，第十一回“贾瑞起淫心”，第十二回“毒设相思局”，以及第十三回芟去的“淫丧天香楼”等情节形成了连锁的叙事关系。不仅有序地将世间种种之“情”加以剖露，表达了作者对“情”或喜、或叹、或悯、或恶的基本态度，而且为木石前盟中宝玉的爱情观“由博转一”的发展历程铺垫了前期基础。因此，清人黄小田在第九回中有“此回绝不关系全书。何必如此描写？乃《红楼梦》之累笔”的批语，现在看来显然是未识作者之孤诣了。

虽说甲辰本、程高本在第九回回目上的改动并非毫无道理，“顽童”一词在清代也确有“顽劣孩童”的含义*《甕牖余谈》卷四记载：“设学堂招集顽童，教以文字使知真理并教以技艺，后顽童气质渐化，知识渐开。”《松龕先生诗文集》记载：“”上学延师专教之本族顽童，一概不令附学，亦不许无故出大门，故一切败坏习气尚无沾染。”，然而参看原文，作者在描写顽童搅攘学堂时，无论是己卯本、庚辰本，还是甲辰本、程高本都提到“满屋子子弟都怔怔的痴望”这类的细节[14]，很难理解作者为何会用“痴望”“痴看”来描写一帮顽劣孩童。可见，作者第九回的创作意图绝不仅为了描绘一幅孩童打闹、搅扰学堂的生活图卷，而是将“顽童”与“情友”前后对应，目的仍在于书写男风。换言之，作者着力刻画宝玉、秦钟诸人物之间微妙而暧昧的关系，这既是为了从男风角度去丰满人物形象，同时也是一种对贾宝玉不分性别、不论出身的平等、博爱精神的别样赞颂。

二、义学：男风空间背景的选择及其叙事意义

《红楼梦》第九回的空间背景是贾家义学。书中写道：“原来这贾家之义学，离此也不远，不过一里之遥，原系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请师者，即入此中肄业。”[11]132中国古代世情小说男风的发生地多集中在寺庙、书房、学堂等场所，《红楼梦》此回所以择取义学(即学堂，文中或写作书房)作为男风事件的发生地，明显受到了古代小说男风书写传统的浸润。《金瓶梅》是现存较早描写书房男风的世情小说，西门庆与书童、王经之间的暧昧关系及性活动都发生在府内的书房中。如第三十四回写西门庆与书童：“西门庆脱了衣服，摘去冠帽，带上巾帻，走到书房内坐下。”“书童一面接了(柬帖)放在书箧内，又走到旁边侍立。”“西门庆用手撩起他衣服，褪了花裤儿，摸弄他屁股。”“两个在屋里正做一处。”[15]517-518第七十一回写西门庆与王经的性活动，也是发生在书房中：“西门庆因昨日梦遗之事，晚夕令王经拿铺盖来书房地平上睡。半夜叫上床，搂在被窝内。两个口吐丁香，舌融甜唾。正是：不能得与莺莺会，且把红娘去解馋。”[15]1094其他如《宜春香质》风集第一回“书房内明修栈道卧榻上暗度陈仓”中的孙三与书童、孙宜之，《弁而钗》中的文韵和云天章，《姑妄言》中的江宁知县喜老爷与门子董混，《快心编》中的李再思与喜儿，等等，男风书写无一例外都发生在书房、书斋之中。《闽都别记》第二百八十四至第二百八十八回中，更写到郑唐与学堂子弟李金蛟、顾里兴、宋万里、高冠里等人的暧昧关系，与《红楼梦》第九回中写薛蟠入学堂寻契弟的情节如出一辙。

学堂、书房一类的场所之所以作为男风频发地被写入小说，并加以艺术处理，原因在于此类空间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第一，古时的书房、书斋、学堂虽是附于家宅的，却是专供男子们读书、论事的场所，相比卧室、庭院而言，女子则绝少进出，为男风提供了相当的便利。因此，当家主与门客、侍童、教书先生与学生、学兄弟之间有男风癖好时，书房等便成为他们狎玩、谑浪的主要场所。第二，书房、书斋、学堂虽非绝密场合，但也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私密性，为男风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以便避人耳目、少却闲言，这一点对于双方是至关紧要的。虽然晚明以来受王学左派思想的影响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世人的思想已从严苛禁锢中得到一些松绑，社会中弥漫着淫逸浇薄之风，但仍少有如张岱一般将“好美妾”“好娈童”行为放入《自为墓志铭》中的勇气。《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曾有“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姮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15]843的财色宣言，但他在男风问题上的反应却是“敢做而不敢当”。当被问及与书童、王经的关系时，他便勃然有怒、极力掩饰，完全失去了平日的骄横跋扈。应该说，造成这一尴尬的深层原因，正是世俗眼光与异于主流文化认知造成的心理压力。对此可以参照李银河对同性恋者感到压力的分析：

这种压力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社会行为规范的压力……其次来自周围人群的误解、偏见、厌恶和仇视；最后来自自己无法表现真实的自我，只能作两面人所造成的不适感。[16]

在男风问题上，社会规范对哪怕是西门庆这样的人都是会构成压力的，这种实际存在的心理危机迫使许多人在好娈童、狎小旦的同时出于维护自身的考虑而自觉地采用规避、审慎、忌讳的态度。正如霭理士所说：“一般的态度，总以为性爱至多是一种人生的责任，一种无可奈何的责任，因此，把它在众人面前提出来讨论，或在文艺里加以描绘，是不正当的、不冠冕的以至于不道德的。”[17]《红楼梦》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遵从了男风的书写传统，将男风置于了学堂之中。

从文理上看，作者对义学这个学堂空间加以敷演，乃是为宝玉、秦钟等人物的男风倾向作一表征。人物形象固然是小说至关重要的一环，但空间却是人物活动必备的因素，如龙迪勇所说：“空间与人物性格及其所导致的行动之间确实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如果作家们不是有意识地利用‘地点’、‘场所’或‘环境’这样的空间性元素,而仅仅单纯或机械地用前面所概括的那几种方法来塑造人物的话,那么他们所创造的人物形象难免会因抽象和朦胧而不易为读者所把握。”[18]《红楼梦》中的学堂空间恰好成为刻画同性恋人物性格特征的表征。

学堂空间下的人物有其特殊性。作者写学堂中的宝玉和秦钟“都生的花朵儿一般的模样，又见秦钟腼腆温柔，未语面先红，怯怯羞羞，有女儿之风；宝玉又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情性体贴，话语绵缠”[11]133。这段描写与其日常生活中形象特征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这是在学堂里专为表现男风而特别点写的笔墨，将两人暧昧、亲昵的关系刻画得如在目前。学堂中还出现了两位扁平人物——香怜、玉爱，这两位人物的出场作用仅限于第九回中渲染学堂内男风之盛的艺术需要，围绕两位人物的笔墨亦仅限于男风书写，而无须作者过多考量其他方面。诚如福斯特所说：“如果一个作家想要将他的力量集中使用一击中的，扁平人物即可派上用场。因为对这类人物不必多费笔墨，不怕他们溢出笔端，难以控制。”[19]香怜与秦钟的私下相会为金荣造谣提供了口实，造成了学堂中的一段风波，当风波落停时，香怜、玉爱完成其艺术使命后旋即退场，此后更了然无踪了。另外，学堂空间下其他人物的形象也得以充分的铺写和皴染，金荣之可恶，贾瑞之心偏，贾蔷之城府，茗烟之顽劣，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学堂空间下的男风更深层地透露出作者的艺术思考。学堂男风明显有雅俗之分：以薛蟠、金荣为代表的俗恶一派，只知银钱吃穿，寻些个契兄、契弟玩乐、狎邪，代表了最赤裸的欲望追求和放纵、颓废的人生态度；以宝玉、秦钟为代表的雅致一派，虽多少沾染了男风，但更侧重情感和心灵层面的交流。宝玉与秦钟之间或许是有性活动的，但他们的交往是立足于更高层次的心灵交际而非赤裸的肉欲放纵。作者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摆在一起加以直观的揭露，本意并非为批判男风，而是将因心灵交际而催生的同性之情抬升到了与男女之情相同的高度来加以审视，并从同性之恋的角度刻画宝玉形象，客观上将“情不情”这一带有普适性的博爱观推向了读者。

学堂空间本身也存在区域划分，整体空间的具体区分有其独特的作用。相对来说，对学堂这种特殊的空间而言，学堂内部为公开性空间，学堂外部反而较为私密。在学堂内部空间里可以看到宝玉、秦钟、香怜、玉爱四人：“虽有情意，只未发迹。每日一入学中，四处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设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遥以心照，却外面自为避人眼目。”[11]134公开性空间下当事人不能不顾忌周遭人的口舌和猜疑，因此在行动上不可避免地出现畏缩不前、进退维谷的尴尬。作者选取“不敢”“未敢”“只未”等词语映衬了学堂子弟间蠢动而不得发的被世俗压抑的同性之情。当人物走出学堂，来到后院，其行动则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并给旁观者以猜疑、遐想的可能性：

秦钟趁此和香怜挤眉弄眼，递暗号儿，二人假装出小恭，走至后院说梯己话。秦钟先问他：“家里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语未了，只听背后咳嗽了一声。二人唬的忙回头看时，原来是窗友名金荣者。香怜有些性急，羞怒相激。[11]134

在较为私密的空间内，人物的言谈举止较之更具既视感和随意性。秦钟与香怜“交朋友”*交朋友，特指男风一事。《龙阳逸史》：“单说近来小官，都便宜了这件生意。到了十二三岁就晓得要相处朋友。”之事恰被金荣尾随发现，于是有了“起嫌疑”。这种“嫌疑”并非仅是猜疑，实是一种可预见、且已被预见而顺势发作出来的“嫌疑”，于是有了其后的“顽童闹学堂”一段波折。正如上文所说，“顽童闹学堂”一事是与“情友入家塾”相对应的，其最初艺术考虑绝不是几个顽劣孩童打闹学堂，用以突出旧家族的“失教”问题，而是借男风书写，刻画有同性之情的学堂子弟间复杂而暧昧的关系。

《红楼梦》第九回的学堂男风是小说男风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男风还零星散见于宝玉与蒋玉菡、柳湘莲，薛蟠与蒋玉菡，贾珍、贾蓉与贾蔷等人物身上。总体看，《红楼梦》的男风书写既有对前代的继承，也有自己的创新，这一特点在第九回中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在继承方面，《红楼梦》采用以往情色小说的写法，以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和(或)文化程度之高下、强弱、高低作为判定男风双方主从关系的标准。比如《金瓶梅》中西门庆与书童、王经是主仆关系；乞丐头子、道士金宗明与陈敬济、温必古与画童则是变相的主仆关系。这种不平等的主从关系的存在，势必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更加物质化、利益化，一旦各自的需求无法满足，这种男子同性关系便会崩溃，比如书童的逃走、温必古被画童告发等。《红楼梦》中的薛蟠是这种关系的典型代表。第九回薛蟠与学堂子弟的关系是建立在银钱米粮之上的，对薛蟠来说，这里的子弟与第七十五回他所搂着喝酒的娈童没有本质区别，薛蟠一旦离去不再提供这些东西，子弟们便蠢蠢欲动，另寻新欢了。第四十七回则是反笔的手法，薛蟠试图与柳湘莲也建立这种关系，结果“呆霸王调情遭苦打”，这可视为作者对这种男风主从关系的戏谑。与传统男风书写相对，《红楼梦》还写了一种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灵与肉双重契合的同性之情，宝玉与秦钟便是这种关系的代表。虽说打破同性恋双方主从关系的做法并非从《红楼梦》开始*古代小说中，打破同性恋中主从关系的写法早在《红楼梦》之前便已存在。以《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九“塚墓志”中的“潘章篇”为本事的《潘子文契合鸳鸯塚》中的潘子文和王仲先便是这种平等关系上的同性恋。，但不可否认《红楼梦》成功地处理了这种复杂、微妙的情感关系，围绕着第九回，第七、十五回都突出表现宝玉与秦钟的互爱互慕之情，这种情感是建立在不分贫富、不论出身，只辨清浊的平等关系上的。与此类似的还包括宝玉与蒋玉菡。作者抛弃了旧有常见的欲合模式，将男风书写适度雅化，突出人物在性灵上的交接而模糊其肉体接触，使之成为一种类似柏拉图式的恋爱关系。

总之，第九回以传统写法展现了以薛蟠为代表的以淫欲为核心的男风，同时也创新性地描写了以情为核心的男风。前者较俗，后者较雅，俗与雅形成对比，更凸显出宝玉的博爱之情。更进一步来说，作者在第五、六、七、八、九回中分别从多组人物关系出发，描述了贾宝玉的博爱情史，将宝玉的这种博爱、泛爱加以多层面、多角度的铺写，进一步刻画其感情如何一步步从博爱群芳走向独与黛玉的心灵共鸣。当第九回的男风书写不再被视为孤零地游离在全书叙事框架之外时，不难看出这一回的“顽童闹学堂”在全书艺术构思中起到的承上启下、贯通全局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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