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国吾民

《吾国吾民》与中国人的德性

《吾国吾民》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林语堂先生希望超越国家、民族与语言的隔阂，让更多的西方人对中国人及其文化有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同时，也希望通过客观的眼光让中国人了解自己的虐根性，可以说这部书就是外销版的《阿Q正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在序中说此书“是有关中国的杰作，全书渗透着中国人的基本精神”。而林语堂自己亦在自序中声称：“本书不是为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西方的‘爱国者’而作，只是为那些‘没有失去自己最高人类价值’的人而写。”

可以说林语堂先生就是凭借《吾国与吾民》这部英文著作一夜成名的。他在该书中用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在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在此书中他发挥自己“东西兼容”的优势，常用中西比较的眼光看问题。赛珍珠这样评价道这本书：“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外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而面对这部深刻剖析古老中国的专著，一向持重的美国《星期六文学评论周刊》也认为"该书是以英文写作、以中国为题材的最佳力作。"扑面而来的盛誉，使《吾国吾民》在欧美作家占据的世袭领地上，一举荣登畅销书排行榜，仅1935年发行后短短的4个月内就创造了印刷发行7版的奇迹。

《吾国与吾民》全书共分十章，分别为中国人民、中国人之德性、中国人之心灵、人生之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中日战争之我见。林语堂先生以一种整体式的笔触向人们展示了一位文化学者眼中的中国，其方方面面的精细描写让人重新认识一个伟大的国家。

林语堂先生首先探讨了中国的人民及其德性（character）。中国南方人与北方人有所区别，这表现在语言习惯以及气质等多个方面，北方人刚、南方人柔是一般国人对南北方的基本印象，林语堂先生用大量的事例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于中国人的德行问题，林语堂先生这样写道：“吾们倘把中华民族加以检讨,而描绘出他们的民族德性,则可以举出下列种种特征:(一)为稳健;(二)为淳朴;(三)为爱好自然;(四)为忍耐;(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猾俏皮;(七)为生殖力高;(八)为勤勉;(九)为俭约;(十)为爱好家庭生活;(十一)为和平;(十二)为知足;(十三)为幽默;(十四)为保守;(十五)为好色。”上述所谓德性中的几项,实际乃是一种恶行,而非美德,另几项则为中性品质,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弱点,同时亦是生存的力量。其中尤为根深蒂固的三大恶劣德性，包括此三者再进行概括，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即为圆熟。

“忍耐为中国人民之一大美德,无人能猜想及有受批驳之虞。实际上它所应受批驳的方面,直可视为恶行。”忍耐本是一种美德，为何却成了中国人民一种恶劣德性？此处不得不说说中国人民对恶的忍耐。自上古直至今日，中国人民曾忍受之暴君、虐政、无政府之种种惨痛，恐无他国能出其右，然此等种种引发的反抗却寥寥无几。所为者何？盖因潜藏于中国人民之心的忍耐。大多数国人都是逆来顺受的，对于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和枷锁不愿反抗，用鲁迅先生的话说“生来就是顺民。”

在第二章的导语部分林语堂先生这样说到：“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虽已时隔近80年，仍发人深省！然则“无可无不可”实为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我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熟筹深虑所磨练出来的。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德性？林语堂先生做了最精妙的解释：“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那些个人的一些权利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中国社会是向来不施行法治的，即使有法也是用以约束庶民的。孔教亦公开宣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想来庶人在面对大夫时唯有无可无不可。“无可无不可”在现在生活中的同义词就是“随便”。“随便”这个词在中国人的话语中出现的太多了！无论别人问什么，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随便”。问今天中午吃什么，随便；下午去骑车吗？随便；去哪儿坐坐？随便......无可无不可本非高尚之德性而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因此无可无不可实非中国人民的意愿也，其亦是中国社会之德性。

另外，中国人的老滑俏皮是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况味，变为实利的、冷淡的、腐败的行为。其最大的不利是限遏了思想和行动的活跃性,捶碎了一切革新的愿望,讥诮人类的一切努力,认为是枉费心机,使中国人失却思维与行动的能力。老猾俏皮的德性使得中国人奉行中庸之道，信奉祸从口出，于是三缄其口，所以在中国儒家文化是主流。但儒家又不是完全控制国人的思想，他们还需要其他思想的调剂，道教和佛教就充当了这个调剂的角色。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是国人进取心的表现，但当他们面对失败的时候，他们又会消极避世，转归道家的虚无与无争来企求心理安慰。

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这三大恶劣德性再概括即为圆熟。此等圆熟品性是消极的品性,它们显露出一种静止而消极的力量,非是年轻的活跃与罗曼斯的力量。它们所显露的文化品性好像是含有以支持力和容忍力为基础之特质,而没有进取和争胜精神的特质。换句话说便是圆熟使人集中于人情世故，而失去了一个自由的人所应有的自由、竞争之精神。它可使青年散发出垂垂暮气而讷言讷行，亦可使一国华而不实、满布虚伪之气。林语堂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出自社会环境，这个社会见了少年人的盛气热情，会笑出鼻涕。中国人有一种轻视少年热情的劣根性，也轻视改革社会的新企图。他们讥笑少年的躁进，讥笑“天下无难事”之自信，所以中国青年老是就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中国青年很快的理会这个道理，因此他们不肯憨头憨脑，硬撑革新社会的计划，反而附从讥评，指出种种可能的困难，不利于任何新的尝试。 辟如清末之社会，国家重器掌握与一群耆老、耄耋手中，处处恪守“祖宗法制”，岂有不被西方工业文明碾碎之理？犹如今日某国，选取领导人须德高望重、资历够长，使得多少年富力强者被拒之门外，且恍惚让人看到的是了魏晋时代九品中正制之新生。

诚如林语堂先生所言，中国人之德性中既有恶行亦有中性。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过犹不及在中国人的德性中展现的淋漓尽致。单就多产而言，在一两代人中把四万万人变成十三亿人，这一不可思议之“壮举”确由中国人完成了，然人口突增之苦果却要后辈来品尝一二。中国人之德性源于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之德性须从改变中国社会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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