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明朝的一位传奇人物，曾有人说清朝的曾国藩是中国儒家文化发展到烂熟时期的产物，而李鸿章则是封闭的旧中国在面临欧风美雨的冲刷时中国文化变异的典型代表，那么张居正呢？他在明朝万历年间曾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他在不择手段地利用各种权谋机智终于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饬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济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拯朱明王朝将倾之厦，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他在世时声势显赫，炙手可热，圣眷优渥，无与伦比，但隆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三世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在一般的历史人物中也是罕见地。我们后人在读到这段历史时，怕也不能简单地以政治险恶、世态炎凉来概括总结。张作为一位政府的顶级官员，身上有着太多的个人色彩，因为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他在施政时颇有一番舍我其谁宁折不屈的大无畏气概。我个人以为，他身上的英雄色彩并不比刺秦的荆轲或是拔山的项羽淡薄。因为对他抱有极大的兴趣，我在第一时间里阅读了熊召正先生的《张居正》。
《张居正》是一部享誉良多的历史题材小说。而广大读者对该书的热烈追捧也绝不仅仅是我国历史题材小说热潮的余波所致。历史小说当然不能脱离历史----不但物质生活不能违反历史规限，精神上与观念上也不能违反。但它的本质应该是小说，是文学形式，而不是死板的历史。既然是小说，就应当有生动而紧张的故事情节，有丰富的人物，既有性格，又有内心生活，有他个性中情感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有他的困难，他的坚强与软弱，他的迫不得已。而这些，在熊召正的笔下体现得淋漓尽致。
《张》共分为四部：
《木兰歌》：这是全书的第一部。也是描写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一部。所有的情节都围绕着权力斗争这条主线展开。其中最主要的是宦官孟冲与冯保，内阁高拱与张居正的斗争，再辅以外官与内宫的参与，各种势力相互勾结利用与争斗，而最终以冯保和张居正的胜出而暂告结束。为
《水龙吟》：张居正登上首辅之位扣，踌躇满志，意欲重振朝纲，力挽颓政，但国库空虚，只好以胡椒苏木折官员薪俸，岂料此举在京城引起轩然大波，朝臣百议汹汹。为折俸事，储济仓大臣以身殉职，宫中徇私舍宝救杀人元凶；六品主事穷悉自尽，高拱余党借机滋事。张居正出于无奈，借助后宫与太监的力量，实行京察，整顿吏治，揭开了万历新政的第一页。、
《金缕曲》：本卷着重描写张居正厉行改革所引发的朝野上下激烈冲突与复杂的宫廷政治斗争，既展示了政治经济改革之艰难，也刻划了张居正驾驭复杂局面的才能与他在权力缺少制衡时那种独裁专断。同时，通过他与玉娘的似水柔情，还表现了这位铁血宰辅的儿女情怀。作品围绕龙袍织造、征税风波、将士棉衣购置、夺情事件而铺排开来。皇亲国威之骄横颟预，污吏贪官之淫奢无度，清流词客之短视迂腐，国之干城之改革决心，均在情节的流动中得到生动地表现。小说仍保持了上二卷的艺术风格，情节跌宕起伏，气韵生动，人物性格丰满，呼之欲出。张居正之老成谋国，李太后之温婉严谨，冯保之狡黠圆滑，朱衡之梗直无辜，邵大侠之慷慨赴死，玉娘之知恩图报，均如跃纸上，给人留下无尽的回味。
《火凤凰》：一番“夺情”之争，沸沸扬扬，撼动朝野，但首辅张居正最终还是回荆州老家奔丧了。恩宠加身，权倾天下，首辅奔丧声势果不一般：衮衮诸公，如丧考妣；争宠献媚，
花样翻新。张居正虽并不苟同，但心领身受，备极哀荣。小皇帝朱诩钧亲政后，在小太监的唆使下，色心陡增，秽乱宫闱，太后闻讯意欲废之，张居正代拟“罪已诏”，诏告天下，小皇帝从此心生怨隙。张居正改革初见规模，但晚节不保，缠绵于爱将戚继光所赠胡姬，元气大伤，终以58岁死于首辅任上。而在他去世仅三个多月时，骸骨未寒，政争纷起，万历裁撤其生前干臣，赶走冯保，尽否其生前一应改革措施，历时数年的万历新政从此天折。一代名臣张居正濒于掘墓鞭尸之际，赫赫张府，几近灭门。至此数十年间，无人敢言张江陵。
洋洋数十万言，中间不仅有复杂险恶的政治斗争，也有温婉甜蜜的儿女长情，不仅有权相铁腕治国的赫赫丰采，也有大明王朝富于生动气息的风俗画。金庸曾这样评价张居正：“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那时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时候无不钦慕向往„„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写《万历十五年》，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后于欧洲，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字来管理国家。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还远远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干净和先进。”
但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张居正》一书在历史史实上也有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人们常说盖棺论定，历史人物的形象在不同人的主观心目中虽然会有所不同甚至会是完全相反，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对其进行粉饰或是丑化。作者在创作《张》时，显然是要极力把张居正塑造成一个改革者的形象，甚至因此不惜篡改历史史实，窃以为这正是《张》一书最大的败笔。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作者对张居正腐败问题的粉饰上。
明史学者王春瑜先生认为,“张居正最大的弱点”是“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主要是行贿、受贿、滥用春药等”。这样的看法未免太过偏颇,“滥用春药”属个人私生活范围,怎可纳入腐败呢？令人费解。所谓“行贿”,系指王先生在《明代宦官》和《中国反贪史》序言中说的以三万两黄金及大批珍宝贿赂冯保,而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一所记,那是万历十年十二月直隶巡抚王国参劾冯保奏疏中的话,说“辅臣张居正病故,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天水冰山录》附录所记也当本此。既然所载有根本性的出入，那么恐怕这也不被当作攻击张行贿的证据。进一步说，如果事实如《明神宗实录》中所述，那么这样的行贿更是在张居正“病故”之后,不管有无其事,都不能关乎到他了,所以这项腐败也应予否定。这样,张居正“最大弱点”的“腐败”就只有“受贿”一项。
历史上真实的张居正，在辽王被废之后,曾将其府第占为己有。先后任湖广巡抚的汪道昆、赵贤等用公款为之营建私第,张居正也欣然接受。《明史》说张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而在书中，
